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本，在国际方面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而反观此时期的中国。1601年，利玛窦入北京“朝贡”时，虽然已经将万国图交奉明神宗，但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将其视为“神器”而已。到清康熙年间，耶稣会士以亚洲地图进奉皇帝，康熙帝颇感兴趣，正式谕令白晋等耶稣会士，历时10年，绘成《皇舆全览图》一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西法绘成的全国地图。图成后，康熙帝感慨万分。的确，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看，此图绘成确为一件大事。但康熙帝没有根据耶稣会士的建成，绘成一幅新的世界地图，借以望世界，确是一桩历史憾事。
　　同时，世界地理知识传入，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好奇心，激发了日本人主动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勇气。1582年，日本的大友、有马、大村三侯派遣了少年遣欧使节，对欧洲文明进行了实地考察，视野大开，获取了大量的感性认识。而在中国，类似的出洋考察在250年后方才出现。少年遣欧使团在欧洲逗留8年之久，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文明的存在，1590年少年使团归国时，向丰臣秀吉进献了由53页分图组成的奥尔特里乌斯世界地图集，使日本人更为完整地了解认识世界，此图奉交丰臣秀吉，秀吉对此图极为重视，命画师将其中一幅放大绘在屏风上，每日观赏，喜爱至极，甚至在秀吉的扇子上也绘有地图，足见此次出使影响之大。
　　由于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对世界地理知识抱有极大的兴趣，加之日本民族的传统好奇心，使世界地图在日本的传播较为顺利，没有发生像中国那样激烈的争论。到1603年，深田正室绘出了第一幅由日本人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成为日本世界地理学的开端。
　　由此可知，由于日本人与欧洲人的接触，眼界大开，在其以前只有中国和印度的世界观念中又增加了一个西洋的文明世界，已经知道了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初步形成了近代地理世界观。而中国则由于守旧力量的强大和开明力量的弱小，使新世界地理知识得而复失，仍然陶醉于“天朝中心论”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在近代中日博弈中终于铸成了盲人瞎马、落后挨打的局面。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近代地理世界观的确立问题上，日本已大大优于中国。
　　在文化世界观方面，明清时期，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少数开明士大夫开始摒弃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那里也有“声教”、“礼义”，也有自己的文明和风俗。据利玛窦回忆，一位与他有来往的医生，曾向他表达自愧不如之意。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已逐渐对唯华独尊的“中国中心”观念产生了怀疑，文化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但在西力东侵的严酷客观现实面前，绝大多数封建士子的脑海中“华尊夷卑”的幻影并未消失，依旧闭目塞听，坚持“中国中心论”文化世界观，无罪地排斥西方文化。从华夷观念出发，明清士大夫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郎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远方的夷狄前来朝贡，需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在经济上，中国皇帝“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沉溺于天朝意象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有些明儒硕学之士还把西学的起源归于中国，借以排斥西学，认为西学既然源于中国，人们自然不必认真学习西学，只要埋头中学，即可得到西学，这严重地阻碍了西学的输入，障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使得传统的自尊自大的对外心态开始极度膨胀。
　　

危险的世界观（3）
而同时期的日本，伴随着新的世界地理观的确立，传统的“崇夏”文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学者詹生认为，18世纪70年代是日本民族世界观开始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象征这种转变的是1771年杉田玄白等人亲自解剖了被处死的犯人的尸体，他们通过解剖证明了荷兰版解剖书的正确性，纠正了中医传统理论的谬误，1774年编译出版了《解体新书》。1775年，杉田玄白著《狂医之言》，书中不仅对中国医学，而且对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象征中国文明尊崇观的崩溃。书中还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在他们的“文化世界观念”里，中国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天朝，崇拜中国的“中国中心论”已被“西洋文明中心观”所代替，这对日本后来放弃锁国，摄取西方文化，实现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6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中叶300余年间，日本基本上实现了由古代传统世界观向近代世界观的转变，而中国则仍沉醉于传统世界观之内，未能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直到19世纪下半叶，在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直接刺激下，中国才兴起了“世界史地研究”热潮，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认识到“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州者，东南之一州也。”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初步形成了近代世界观念，但与日本相比，已为时过晚。
　　日本学者富永健一在论及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实现近代化的条件时说：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近代化，除了输入有形的物质文明外，还应首先实现世界观的转变。的确，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众多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近代化属于“后生型近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极度发达的形势下，历史已经不允许这些国家自生近代工业文明，而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手段，实现近代化。而在学习、摄取西方文明之前，必须首先摒弃传统世界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形成新的世界观。一切才能顺利地进行。翻开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可以发现许多饶有趣味而又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如中国人反对西洋人进城，在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和福州，都发生了所谓“反进城斗争”，而明治前期的日本人则呼吁允许西方人来日本内地旅行，并允许洋人与日本人杂居，以促进日本民族的文明开化。再如1860年日本在筹组万延遣美使团时，除幕吏外，还有熊本、佐贺、丰后、土佐、仙台等藩的藩士踊跃报名参加，队伍颇为壮观。而稍晚出发的晚清出洋，则应者寥寥，士大夫苦于出洋，耻于出洋，与日本出使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截然相反的历史现象，除了中日两国长期形成的民族性之外，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两国在摆脱传统世界观束缚、确立新的近代世界观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所致。这实际上是决定中日早期近代化成败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日文化的拐点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1）
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
　　日本是一个民族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全国人口大约亿，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约2万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如此单一的民族构成，确实是非常罕见。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在客观上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大家庭的日本集体主义意识。
　　日本不仅没有天然资源的恩赐，而且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强悍的民族意识，在自卑与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挣扎，奋力前行。
　　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频繁的灾害铸就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
　　每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牢牢树立了民族、国家的观念。在日本人看来自己似乎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日本青年，仅仅因为没有获得优胜奖，就遥对富士山，纵身于太平洋的波涛汹涌之中。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识和掠夺性，以走出本土、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
　　　　１。　等级与服从
　　在日本人心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用日语来说，就是“目上”还是“目下”（即应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说话。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概而言之，日本语像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语言一样有“敬语”和“谦语”，这是每一个学习日本语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艺术──因为这种语言的艺术在无形中强化着日本人对等级观念的认同感。
　　除了语言之外，日本人还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对彼此地位高下的认同──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例如，地位较低者面对地位较高者时，除了必须使用“敬语”之外，还必须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而且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对某一个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
　　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己方的事务、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着自己适当的行为。一旦有人逾越被划分得十分周详的等级体系，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级关系中，日本人才会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实。
　　在由日本人组成的所有组织中都极其讲究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简单地还原成“上级”与“下级”这种单一的军阶式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日本人从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皆由上级决定，必须小心谨慎地按上级的旨意行事，必须始终权衡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纪律的允许之内。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2）
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外部输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始终未曾被动摇过。尽管日本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世界观是日本文明的支柱，并被赋予了“神性”，否定这套等级观念意味着对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放弃等级体系的价值观，他们习惯了按照“尊卑、贵贱、上下、长幼”这样的“天道”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组成日本社会。“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恩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恩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
　　　　２。　同质化与集体无意识
　　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
　　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执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它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分析日本国民性形成原因的一个合适方法是从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建立之后，几乎难以找出足以导致改朝换代的争斗，更少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内部不同派别的殊死拼杀。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甚迟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作出献身式的奉献。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3）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30年间跻身成为世界列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日本社会每一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
　　　　３。　神国与神之子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神道教的教义认为：日本的国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创造的，天皇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员被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接受过“世俗化皇帝”的观念，因此，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
　　神道教宣称，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这种“神国”观念使日本人产生一种荒诞的“集体意识”：认为他们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绝对优越地位，他们负有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为“神的子民”的优越感和岛国国民所特有的封闭性，使他们产生了排斥他者的“集体意识”。在这种“集体意识”支配下，日本人会对陌生人做一些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做的事，他们会在外国干一些在日本国内从来不干的事情。
　　从明治时期起，日本政府进一步将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以崇拜天皇为中心、以“尽忠报国”为主要教义。
　　　　４。　“八肱一宇”
　　19世纪中叶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继承了“皇道史观”思想，进而提出“八肱一宇”观点：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用这种架构所延伸出的天下观，便是以天皇为轴心所进行的“八肱一宇”规划过程：越早归服于日本的，权力越大；权力也与文明形成正比，属于轴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这里我们可以嗅出一个相似的元素：中华文化的“华夷秩序”观。
　　这种“八肱一宇”的天下观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的逻辑延伸。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完美的社会就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会，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莫不如此。国际上按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内按人的优劣来排列，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要由他们来负责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进而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由于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须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正是以“将这一等级秩序观念从国内投射到国际”为其源动力。
　　日本人是一个绝对臣服于实力的民族，对内他们臣服于来自上级的一切命令，在外他们臣服于强大的民族或者各种团体。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实力才可以让他们臣服。
　　　　５。　“目的高于道义”
　　日本人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过程：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使本国成为唯一在东方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外来文化，并融合本民族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选择、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强烈的务实精神。
　　　。。

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4）
日本人的务实精神有其历史渊源。在传统社会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异姓的养子、婿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反之，如果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这种所谓“暖帘重于家业”的态度正是日本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然而，日本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也产生了极其明显的负面效应：日本的统治者始终未能学会运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养有道德素质的人民，他们关心的始终是怎样驯服被统治者。即使是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东拼西凑的巫术之外，并无任何规范性的教义或道德信条。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级、统治者的命令这类世俗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结果是：使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罕见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马上会如变色龙般调整自己。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觉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们便付诸行动。无论情况如何，也无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他们来讲，力即正义。
　　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可以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迅速放弃原有主张”，这种在其他民族看来是缺少诚信的行为，被日本人视为“务实”；为什么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于了解的不是对方所遵循的原则，而是对方的实力和利益底线；为什么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现象”，如对方的国籍等来判断对方的价值和决定自己的态度。
　　　　６。　武士道精神
　　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日本有句谚语“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会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至深至远。11世纪前后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阶层崛起于日本社会，成为以后近千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江户时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学的名分观念，倡导与发展了“得主尽忠、交友守信”，“尽忠孝，常住死”的伦理观，形成为武士道。武士道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层，同时具有了独特明确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杀尚武的同时又讲求忠孝信义，举止儒雅，从而在血泊与文墨、刀剑与纸笔之间达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风并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强化了嗜杀之性，变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为试刀、练剑而经常无故砍杀路人。作为四民之首的武士阶层享有许多特权，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成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国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刚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诚，其次是勇敢，这是尚武传统与禅宗结合的产物。“武士道就意味着死”，武士的自尊意识极为强烈，视名誉重于生命，为了荣誉可以不顾一切，以至于切腹自杀。17世纪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说：“对于武士来说，最为要紧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传统武家文化（尚武精神）与儒学的忠孝名分观念，禅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是武家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长期陶冶的结果。禅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顿悟观认为，人通过自我修炼可以大彻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的自我，进入无我境界，完全断绝了生死羁绊，无视生死差别，视死亡如梦幻才能“见佛成性”。这与武士临战时“忘我”、“忘亲”、“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这样，禅宗便被广泛运用于军政领域，对武士、政客进行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人意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