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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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缓慢的弱点。其具体运行轨迹与同期的日本相反，是沿着“器物”、“制度”、“精神”这一“先易后难”的路径前行的。60年代，洋务派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首先意识到从技术上模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但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开始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掀起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谋求制度变革；在政治革命屡遭顿挫之后，五四文化精英才在苦闷困顿中萌生文化启蒙的念头，掀起思想革命的狂飙，企图从思想文化角度入手，推进现代化。从中日现代化的早期推进历程可以看出，早在现代化发轫之初，两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层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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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2）
与日本相比，中国早期现代化缺乏一种“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在非西方后发现代化的行程中，由于其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因而，其现代化只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这就使其社会精英人物的主导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运动的进程，往往起着推进或迟缓的作用。但事实上，中日现代化不仅在政治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现代化“发动力”层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自下而上”的现代化的“承载者”和呼应力量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从总体上看，这一“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日本除了“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推进力量之外，还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承载力量”，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力量格局。在日本，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而自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时起，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为日本现代化营造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底座”；其二是日本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这些实业家具有一定资本、一定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强有力的承担者，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相互呼应，才使得日本的现代化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前推进。而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上下呼应”的格局，19世纪下半叶，虽然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士大夫仍醉心科举八股，鄙视西学，教育空疏，学风腐败，已达病入膏肓的程度。虽然洋务派也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顽固派激烈的反对下，应者寥寥，社会影响甚微。直到20世纪初以癸卯学制的颁布为标志，才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学制，这比日本晚了30多年，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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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1）
　　年之前
　　在距离1887年那次著名的行动之前，一个王朝的视野，是怎么渐渐打开的呢？
　　1866年2月20日，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懋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1884年，御史谢祖源上了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等在议复谢祖源奏疏中，也指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针对谢祖源的奏议，总理衙门认为“查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之员”，可以“随时分饬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同时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1887年5月18日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14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以二年为限，往来路程均在限内。”逾期停发薪水，改作自费游历。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每月银200两，伙食仆役一概在内。”另外，“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50两。”可在同文馆等处选择。第五条规定往返船票及在各国游历火车票，准其开支公项报销，但是只能坐二等舱。第六条规定各游历使可以预支6个月薪水和公费银1000两，以备应用。如果途中不够，“准在各使署暂行借支”。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均须逐日细载，无许含混以杜浮冒。”第八条建议游历使在确定各国“可游之处”时，预先询问驻外使领馆，“以免虚糜”。第九条规定调查考察的任务。“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西学，对“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如果曾经留意或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第十二条规定出洋游历人员由总理衙门发给文牍护照，“写明由驻扎各国出使大臣领事馆随时照料”。第十三条规定各游历使领到文牍护照后，“即行出洋，不必齐帮同行”，以免耽误公事。第十四条规定了请假制度。如有保送后因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仍准呈明，“免其成行”。这份规定相当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光绪皇帝朱批“依议”之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正式进入考试与派遣的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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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2）
　　２。　发力
　　1887年6月，北京同文馆内，一次不同寻常的考试，中央六部保举的54名官员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以往的科举考试不同，这次不考四书五经，而只试海防、通商、铁道、交涉等洋务的内容。
　　北京不愧为国都，学者云集，不少人志在必得，欲争第一。但是，这次试题出人意外，为《铁道论》、《海军论》等新学内容，不考儒学。因此，不少人反而纷纷落第，被开明派夺得第一。
　　由于这次考试非同寻常，因此，国内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引起了社会上较大的反响。《申报》除了全文刊登考试成绩名列第一的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1887年11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
　　不仅如此，这次考试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波多野承五郎于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日向外务大臣伊藤博文作了详细的汇报。
　　考试录取的28名六部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以“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与南北美洲各国。当时中国虽然从70年代起已经派出使臣长驻日本与欧美重要国家，但一下子派遣这么多官员分赴这么多国家游历考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公布的名单，这12名游历使的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和年龄状况如下：
　　傅云龙，浙江监生，兵部候补郎中，46岁。
　　缪孙，江苏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
　　顾厚，江苏进士，刑部学习主事，44岁。
　　刘启彤，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33岁。
　　程绍祖，江西监生，兵部候补主事，38岁。
　　李秉瑞，广西进士，礼部学习主事，32岁。
　　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
　　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
　　陈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
　　洪　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
　　金　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如果对以上名单作一个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游历使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中正途出身者却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有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郎中、候补员外郎、候补主事和学习主事。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分布省份为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江浙籍官员占比例大的原因与江浙文化较为发达思想较为开放有关。第四，这批游历使的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1887年游历使选拔录取原则基本上是选择文化素养较高、有进取心又年富力强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官员。
　　1887年7月24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四），光绪皇帝钦定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共分5组派出，其中傅云龙、顾厚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瀛瑞、孔昭乾、陈唐4人派往英国、法国及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游历。李秉瑞、程绍祖2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游历。缪孙、金鹏2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2人派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游历。以上已经指明游历任务国的已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1个国家。而实际上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比如傅云龙、顾厚一组。他们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游历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这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至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总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华里，其中海路81549里，陆路3826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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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的视野（3）
游历使节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国王及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如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当然，游历使节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等。游历使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傅云龙：“夫游历，官事也，懋元不肯视为官事，直以千秋著书为业，寓乎其间。”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等，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里曾概括介绍欧洲国家的三种政体，“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并解释道：“君主者，君有权，位传子，事无巨细君得而主之。”“民主者，位传贤，由国人公举于议院。”“而君民共主者政事由上下议院政府拟定，国君画诺如守府焉。”刘启彤则在《英政略》和《法政略》中进一步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作具体的介绍分析。傅云龙在《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中则论述美国是“民主之国，与君主之国之制异，厥制以公议为法，以齐民为政，以上下无隔阂为权利”。并指出其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一曰立法之权，国会是也；一曰行法之权（即行政权），伯理玺天德（即总统）是也；一曰定法之权亦曰执法（即司法权），律政官（即法官）是也。”
　　游历使们对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和介绍。比如顾厚的《日本新政考》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和改革措施，下分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等部分。这些调查考察报告对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建设都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游历使回国后，各有调查考察报告与“记及翻译编选之册”上交，总理衙门大臣审阅后，于1890年7月26日向皇帝上奏拟请对游历使分别给奖，其中特别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等国图经86卷，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辑，坚忍耐劳。缪孙、刘启彤亦能探访精详，有裨时务。”一些大臣与士大夫们也对傅云龙等的著述加以赞赏。如翁同在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历归，所著书甚多”，又称赞“此人笔下极好”。
　　　　３。　一次华丽的走秀
　　到今天依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其中仅傅龙云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历图经》）、游记（《游历图经余记》）和记游诗共110卷之多。因此，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但是由于动机和目标立意不高，清政府对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举动最后成了一次华丽的走秀——仅以考察外情为主，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改革与近代化的明确意图，也没有以此培养锻炼外交人才的长远目标。因此，此举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从事外交工作，发挥作用。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知府、同知等职。以致1887年游历使节们的这次走向世界的事迹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竟然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一个王朝的视野（4）
　　４。　日本人学到了什么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成员几乎囊括明治政府各部要员，倾巢出动。其目标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明确分工。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此行极为重视和支持。例如，太政大臣在给使团送行时甚至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岩仓使节团的海外游历取得巨大成效，推动了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当时的制度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造成了人才的浪费，致使中国这样一场有声有色的革新活动在各种因素的缠绕中销声匿迹了。几年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海外游历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又过了几年，20世纪初清末“新政”时期，才迎来了海外游历的高潮。从1867年斌椿使团至1902年中国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的高潮，整整经过了35年的时间；游历高潮的到来距鸦片战争结束、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被打开，则已经过去了60多年。而60多年艰辛、坎坷的旅途让中日两国的国力成了冰火两重天。
　　　　清政府1887年海外游历使与日本岩仓使节团考察之比较
　　时　　间：清政府所派游历使于1887年出发，游历两年；明治政府派出的岩仓
　　使节团于1871年出发，1873年回国。
　　人　　员：清政府此次派出傅云龙等12人；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　　 首，包括当时各部要员的庞大使节团。
　　考察国家：清政府的游历使出游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20多个国家；日本岩仓 使节团考察了美、英、法等十余国。
　　考察目的：清政府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仅要求游历使着眼于调查考察外国 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详细记载，以备查考”；明治
　　政府目的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地学习借鉴欧美各
　　国的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各种制度并拟订详细考察大纲。
　　影　　响：清政府此次游历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岩仓使节团取得巨大成效，
　　推动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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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世界观（1）
视野的背后拖着世界观的影子。它们如影随形，不分彼此。
　　十五六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西欧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农业社会人类文明区域分割、孤立发展的状态，使世界各区域文明间的交往联系成为可能，揭开了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的序幕。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要想避免民族危亡的厄运，必须迅速摒弃闭关锁国政策，学习西方，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近代化。而欲实现上述目标，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决条件是：抛弃农业时代传统的世界观，树立全新的近代世界观，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在16世纪西人东来之前，中日两国的世界观都非常狭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民们便认为世界大地是方盘形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中心，就会有四缘，是方形的，即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子”。“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而日本则因远离东西大陆，偏居一隅，大海的阻隔和航海技术的低下，使其视野更加狭隘。1565年，登上日本列岛传教的耶稣会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曾惊讶地发现，“由于日本人古来很少与外国交通，根据其地理学和数学将世界分成三部分，即日本、###以及印度。”信奉“三国世界观”，对于此外的世界则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
　　16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士和贸易商人的东来，近代世界观念开始输入中日两国，对两国传统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西学东渐的客观形势，为中日两国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新的近代世界观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以耶稣会士来华为标志，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其代表著作利玛窦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利类思的《西方要纪》、南怀仁的《南舆全图》等，对五大洲、地圆说以及西方的国土、路程、海舶、制造、西学、婚姻、服饰、饮食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来华的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其已知的地理知识，加之来华沿途观察，在广东肇庆首次绘制了世界地理图，名之曰《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介绍了许多崭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这主要表现在：（一）介绍了五大洲概念，指出世界由欧罗巴、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及墨瓦腊泥加五部分构成；（二）五带的划分；（三）地圆说；（四）测量经纬度。这些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中国士大夫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足以开智化愚，形成全新的近代世界观。
　　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封建士大夫，对西方地理知识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为自己和国人不知海外尚有如此新奇广阔的天地而感到惭愧，惊呼：“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锢，而孰知耳目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异俗，地灵物产，真实不虚者？”慨叹：“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乡又一粟之中毫末，吾更藐焉中处。”对于中国开明士大夫面对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利玛窦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称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末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这说明一部分开明士大夫已经率先打破“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开始接受近代世界地理知识。
　　但绝大多数国人对近代世界地理知识，则采取了半信半疑，甚至抵制的态度。1584年，当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山海舆地图》时，因将中国置于“稍偏”的位置之上，而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迫使利玛窦重新把中国画在地图正中。纵观明清时期的典籍，怀疑、排斥西方崭新的世界地理斥之为“邪说惑众”“直欺人以目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并视之为“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根本不予接受。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之《刊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等闲视之，不精求也。”由于此时期绝大多数士大夫对此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因此，世界地理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未扎根，当利玛窦、李之藻、徐光启一代灌输西学的伟人辞世后，世界地理知识很快为人忘记、失传，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朝野人士的世界地理知识水平反而不如明朝末年。可见，从16世纪上半叶西人东来，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夕300余年间，中国朝野人士没有摒弃传统的古代世界观，形成近代世界观。
　　

危险的世界观（2）
日本则与中国不同，在日本，世界地理知识没有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而是渗透到统治阶级的最高层并为其所掌握。据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研究：无论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图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毫无疑问都应是新世界地理知识的拥有者。据幕府记录记载，家康在庆长十六年（1611年），曾看着地图屏风，与近臣畅谈世界大势，表现出极高的认识世界的热情。日本统治阶级热衷世界地理知识，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将此近代观念直接影响作用于政治中枢并进而影响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它敢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根据世界地理知识，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分别制定了“海外扩张”的经略计划，发生了秀吉出兵朝鲜，征服吕宋计划，御朱印船的南洋贸易和日本人进入南洋等事件，“使这一世纪的日本，在国际方面弥漫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气氛。”而反观此时期的中国。1601年，利玛窦入北京“朝贡”时，虽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