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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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饨还伲且钥街泄谇槲匾挝瘢�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定日本与英德有所谓“东洋共同利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又凭其20多年的外交经验和谙熟列强对外政策的素养，向本国政府强调指出英国重视日本阻遏俄国势力南下的作用，并在形势微妙的情况下，设法促使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接着非常迅速地向国内当权者转达英国外相金伯利的言论：“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胜于打败中国大军。”从而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当局对英国动向的判断。总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扑朔迷离的状态下准确地判断俄、英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长期以来对欧美列强的深入了解。
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3）
人们认识和判断对外关系的形势，既依赖于对外的了解，又受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影响。中日统治者对国际公法、国际均势的不同观念，也影响了双方对战争前夕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所谓国际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强以实力为后盾处理相互关系的一套规范，当它们的力量对比改变时，相互争夺与扩张毫不受国际公法约束。西方列强还借国际公法欺骗、压迫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巩固以“条约体制”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公法相继传入中国和日本，然而两国当权者在国际法上观念却截然不同。中国当权者奉行“外须和戎”的方针，迷信国际公法，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只要遵守国际公法，恪守条约，就能维持和平局面。日本当权者通过对西方列强的深入了解，并基于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关系，“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中日当权者观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就充分显示出来：李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依然本着上述观念看问题，认为中国在朝鲜的举措“均照公法条约办事，无一错处”，“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他把国际公法当作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认为国际均势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据朝鲜土地”，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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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4）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总理衙门也希望像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地坚决地发动了战争。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国在上述种种“功课”中准备不足，最终导致判断失误，输掉了“甲午战争”这场以两个国家为考生的“大考”。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
1894年，一场战争让中国向左，日本往右。
实际上双方的胜负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明了了。
外交斡旋、外交角力，中日互手。
外交力，近代社会综合国力的第一考察指标。
结果是——日本胜了，中国败了。
战前乃至战中，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洞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决心之有无观察明了，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
因此，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狂胜中国，赢得了两亿两白银的赌注。
当然还有更多。
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报道。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6月5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陆奥宗光以此为名，派军舰送行，各舰海军陆战队达三四百名之多。日本陆军随后又分批出动，到6月底止，日本入朝兵力约达一万人左右。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向政府停战，朝鲜政府便向中日双方提出了撤兵的请求。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建议中日同时撤兵。但是，日本欲发动战争，以乘机排斥中国在朝势力，独霸朝鲜的决心已定，他们是不甘轻易退出朝鲜的。然而，日本又不能不顾及国际舆论。为了不致在外交上陷入“师出无名”的被动局面，日本提出了所谓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企图“以共管朝鲜之难题，以窘中国”。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政治、外交齐头并进的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积极增兵朝鲜；在政治上，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排斥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鲜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如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外交伎俩，“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力图避免欧美列强联合干涉其侵略活动。
当时，在远东有最大利益者，为英俄两国。沙俄自从19世纪中叶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不冻港，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沙俄是有戒心的。故当李鸿章请求沙俄政府出面调停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欣然应诺”，表示了干涉的决心。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慌，陆奥宗光立即与驻日俄使希德洛夫进行了会晤，保证无意占领朝鲜，仅是要朝鲜改革内政以保证朝鲜独立而已。于是，俄国“积极干涉之心顿减”。但俄国政府对日本仍不放心，1894年6月30日，希德洛夫曾交一照会给陆奥宗光，劝告日本政府容纳朝鲜要中日撤兵的请求，并警告日本说：“若……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负重大责任。”日本政府接到照会后，立即进行研究讨论，它还通过驻俄日使了解到，俄国虽然对远东寄予的欲望远大，但它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太平洋舰队也还软弱，没有多大力量来采取武力政策。日本政府认为这时没有应俄国忠告而撤兵的必要。于是，日本就比较委婉地拒绝了俄国撤兵的建议。同时，为使在远东问题上猜忌素深的英俄两国互相牵制，日本政府就将朝鲜问题通告英外务部。英外务部就命其驻俄公使告诉俄外务部说：“英国并无用恐吓手段强日撤兵之意。”俄国当初愿出面干涉，主要是怕不允中国所请，中国会“舍而求英，徒予英人殖势良机”。此时，俄国见日本拒绝了它的要求，英国表明了“中立”态度，若再采取干涉行动，恐会引起列强（特别是英国）的猜忌，且万一日本胜利，俄国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考虑到这些因素，沙俄就不愿卷入漩涡，去冒与英、日对立的危险了。对此种情况，日本亦甚为了解，为拉拢俄国，更加孤立中国，日本还表示若日本一旦占据朝鲜，则将尽力保护俄国在朝鲜的利益。日本的承诺，沙俄感到满意，俄外相立即表示了不干涉的态度，日本终于扫除了发动甲午战争的一大障碍。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2）
为了避免在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的干涉，日本在外交上也颇费心机。英国当时奉行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极不愿打破远东的现状。它是承认中朝藩属关系的，其政策的着眼点是支持中国加强控制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想方设法亲近英国、拉拢英国。当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提议说，中国政府对于从前日本政府所提议之案，有附有某种条件再商议之意时，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却故意在与中国谈判时，提出与中国相反的和使中国无法接受的意见，致使双方谈判无法进行下去，然后再把谈判失败归罪于中国，挑起英国对中国的不满，争取了外交上的主动。
为了使英国保持“中立”地位，日本还满口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运动”的要求。同时，日本政府还了解到，英国的远东政策中还包含有防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一面，英国早就密切注视着俄国势力向远东和中国侵略的动向了，为了不让日俄结好，损害它的远东利益，英国希望日本站到自己身边来，共同对付俄国。于是，日本趁机提出了自明治维新后，一直是头等重大的外交课题——修改日英条约。在日英双方商谈改约之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向英国政府表示：日本与中国打一仗后，即缔结和约，“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日本的这一表态，使英国感到满意。7月16日，日英改订条约终于在日本作了许多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条约改订，初步改善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正如英外务大臣金伯雷在条约签字仪式上所说：“这个条约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了清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以此表明他对日本侵略行动的支持态度。
日本就是这样运用其灵活的外交策略，使英俄互相牵制，从而解除了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7月23日，日本不宣而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开战之后，英、美、德、法等国正式发表其“中立宣言”，要求中日两国尊重他们的“中立”权利，这对日本侵略行动无异火上浇油。然而，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对中日战争的进程极为关注。在战争初期，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胜负没有把握，基本上采取观望政策。平壤及黄海之战，中国大败，使“欧美各国之视听赖变”。英《泰晤士报》公然说：“我们决不会再想到……中国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然而日本的胜利也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当时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65％以上，英国商人已经“享受”到战争的恶果。因为清政府为阻碍日本袭击华南沿海城市，先后封闭了宁波、福州等港口，这就使英国在华南贸易受到打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结果将会更加残酷。并且，英国眼见新兴日本跃登远东舞台，且有要求东亚主动地位之举，实在于心不甘。10月6日，英外相电令其驻俄、法、德、美等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建议以联合方式调停中日战争。10月8日，英驻日公使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向日本政府探问，是否日本愿在（1）各强国担保朝鲜独立；（2）由中国赔偿日本军费这两个条件下停止战争。对于英国的提议，开始时日本政府“颇深筹虑”，以为各强国已经同意了英国的意见。但狡猾的日本并未立刻答复英国，而是与各国驻日使节频频接触，试探各国的态度。驻各国的日使也积极配合，将各国的立场通报国内。当日本政府了解到：俄外务大臣的意见是，“在今日中国尚未直接向日本乞和，日本政府未明言媾和条件，以为干涉之时机尚早”；而“意国虽欲与英国取同一运动，然观曩日英国之失败，诸事更加注意”等等情况后。他们立刻得出结论，欧洲各强国各怀异心，又皆拒绝中国政府之哀诉，不表示同意英国政府的联合仲裁。同时，陆奥宗光观察到英国的调停态度也是不坚决的。10月10日的《泰晤士报》社论中明白表示：对日采取强迫措施，虽有成功的希望，但今天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否则将会陷入困窘的地位，并被东方强国敌视。于是，日本政府照会英国政府表示拒绝“罢战”的强硬态度。果然不出所料，英国政府接到日本的照会后，便丧失了调停的信心。日本就是这样巧妙地利用了列强间的意见分歧，从而瓦解了英国提议的“联合调停”。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3）
英国首倡联合调停失败后，中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为早日息止战争，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在11月3日召请英、美、德、俄、法5国驻北京公使出面联合调停战事，并表示承认10月6日英国所提出的“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及“列强共保朝鲜独立”两项原则作为媾和基础。同时，他又训令驻外使节向各国直接提出请求。但此时，列强各有打算。德国政府表示“现时和议无济于事”；英外务大臣金伯雷也表示“不便与日再言”；美国则断然拒绝参加联合调停，意欲单独操纵和谈，可是力不从心。李鸿章见联合调停难以施行，建议尝试直接派人赴日求和。于是，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以李鸿章特使的身份立即被派往日本。但日本政府却以德璀琳为非正式使臣，拒绝同他谈判。不过，日本这时仍然感触到存在“欧洲列强干涉东方事件之危机”。因此，在加强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政府亦非常注意各国的外交行动。1895年2月，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广岛与日本代表谈判，但日本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开议。
广岛谈判的破裂，张、邵两使臣的归国，使“欧美各国对中日事件之视听，更加敏锐”。英国见日本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且其侵略魔爪伸入到中国本土，战争如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损害英国在中国南部的利益，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这时英国的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警告日本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不可“过奢”。各列强命其驻日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希望对中国的要求，“务期不失之苛大，以中国能应从之程度为止，希望恢复和平之速成”。2月6日，英外务大臣金伯雷还同俄国大使史达尔在伦敦就远东局势进行会谈，同时，他又与法驻英大使交换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看法。日本看此势头于己不利，为“使第三国无干涉余地”，便采取诱导中国政府早派媾和使臣，速息战争，恢复和平的方针，以“息列强之视听”。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被派往日本。20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在马关开始谈判。马关和议期间，日本估计到侵占中国领土，势必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特别是英国，假若其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侵犯，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况且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是日本所远不及的。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对英国采取妥协的外交政策，留心调和英日两国在华利益上的矛盾，甚至不惜以某些条件来换取英国的支持。3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日本“权威人士”的谈话说：“关于对华媾和条件，现在不便全盘托出，但是可以说，在开放全国通商这一点上，日本决不想为自己谋取较其任何其他国家更优惠的条件。”果然，日本对华媾和条件的部分透露，扭转了英国的舆论。3月18日，英国《詹姆士公报》发表评论说：日本的目的是削弱中国，使自己成为太平洋上的头等强国，它对我们英国将不会有什么危害，它可以遏止俄国的扩张，如果它开放中国的巨大领土对外通商，我们将获得最大利益。英国舆论的转向，使日本有理由相信，英国是不会以干涉来剥夺甲午战争果实的。而且，英外务大臣金伯雷又向沙俄驻英大使表示过：“英国在华利益主要是商业方面，从日本对华媾和条款中，英国可以得到好处。”日本对英采取的谄媚姿态，终于赢得英国的中立。
对于俄国，自中日开战，日本就向俄国保证“确立朝鲜独立和平外，决无他意”。到中日媾和时，日本尚未透露其全部媾和条款，俄国也未料到日本会割让辽东半岛。所以，俄国对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是不那么热心的。2月份，俄国还曾与日本政府交换过意见，日本保证依从俄国关于朝鲜完全独立的要求，而俄国则支持日本在和谈中获得军事赔款、领土割让以及中日间贸易关系的重新调整等。但是，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占中国东北，是它的既定政策，对旅大、辽东这块大肥肉，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它满足俄国“朝鲜独立”要求，只不过是为了蒙蔽俄国，预防它联合其他国家过早地进行干涉罢了。而在日本确知英国将不会干涉，英俄“两国相互间极其猜忌彼此的用心”时，日本便放心地在媾和条款中提出割地、赔款等多项。
这些媾和条款，尤其是割让辽东一项，触怒了俄国，因为俄国很久就希望在太平洋岸“得一自由通道”，假若旅顺、大连一旦为日本所有，则“俄国永绝东海之希望”了。于是，俄国向其他列强建议向日本政府提出通知：日本兼并旅顺口“将永久威胁东亚和平”。当时，德国也积极活动，争取英国参加干涉，它曾两次向英国提出干涉建议，但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在东亚的利益，没有因日本之议和条款而损害到足以有理由来实行干涉的程度”，所以拒绝了德俄建议。而法国是俄国的好朋友，为了“向俄国证明俄法同盟的价值”，也参加了干涉同盟。日本得到三国将干涉的消息后，立即减少赔款数目和降低其他要求，逼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3天内回答。中国在短短的3天内，无从请列强干涉，李鸿章只好在4月17日《马关条约》上签字，日本终于如愿以偿了。尽管后来刚吃到口中的辽东半岛被迫吐出来，但日本还是从中国索得了巨额的补偿。
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4）
日本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是相当灵活、狡猾的。战争前，日本违反《天津条约》，寻找借口派遣大量兵力进驻朝鲜。之后，日本又以改革朝鲜内政案为名，制造事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同时，日本又以“利益均沾之说拉拢各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化列强干涉于无形。开战以后，日本又细心观察各国对战争的态度，然后又利用外交手段分别对欧美各国尤其是对英俄两国进行拉拢利用，从而争取列强的同情，曾几度避免列强对其行动的联合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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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中国情绪（1）
1895年的4月6日，关于是否割让台湾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翁同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至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感觉，大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在此前的中国的上层文化人中，很少有人特别地把日本放在眼里，关于岛国虾夷的印象和想象，始终滞留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给他们带来自大、傲慢还加上无端的鄙夷。“东洋”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不可以与“西洋”相提并论的，如果说，这是中国官方对西洋人态度前倨后恭的转折，但是此后好几十年里，中国人对于日本还是没有改变居高临下的观念，光绪初年（1875年），翁同看出日本人“阴而有谋，固属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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