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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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龙与刀　火与冰（1）
这注定也只能是一本描述悲剧的书。
　　因为它事关两个千年以来一直恩怨交错的国家之间一段最激烈的冲突史。
　　龙是中国飞天龙，刀是日本武士刀。
　　但在近代这样一个特定时刻，他们宿命般地遭遇了。
　　结果……结果不言而喻。
　　一切还需从国运谈起。
　　从1644年入关到1861年兴办洋务运动，清政权已维系了漫长的217年。从过往的历史上看，国运长久的朝代中，两汉分别延续了231年和195年，唐持续了289年，两宋合计319年，明延续276年。到19世纪中叶，按照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清王朝的运祚着实可以说已接近尾声了。　　　
　　而就在此时，中国近代命运的拐点终于宿命般地出现。拐点的出现实际上有长达千年的伏笔。那就是岛国日本的“本能冲动”——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和日本除了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外，比起其它国家来，还多了一层心理冲突和情感冲突。这一特殊的矛盾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的因素，狭小的日本列岛内部，始终存有向大陆扩张其生存空间和挑战中国的欲望，并伴随日本岛内的统一和分裂、强盛和衰落，这欲望时起时伏千年不息。
　　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近代中日的搏弈，从时间跨度上讲，大约在半个世纪左右。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这短短50年左右的时间成了中日关系2000年的焦点时段。而拐点的内核或者说起点当在1894年甲午战争，其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在晚清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本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不过，从历史的宿命看，近代日本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的衰落是互为表里和因果的。日本崛起得到了英国的庇护。英国受到俄国在欧洲和中亚扩张的牵制，需要日本作为帮手，以遏止俄国在远东的南下，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对日本提供了支持。这是日本的千年机会；而甲午战败的中国则以工业化的严重挫折为自身无可奈何的衰落买单。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这可以说是一个拐点所导致的一系列灾难性图景。
　　本书其实所要探究的就是拐点的成因及其层层展开的逻辑链条。它与廉价的泪水或愤怒无关，它只关注内核和一些可以重复的历史规律。
　　同时本书认为，近代中日搏弈中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只是其中的表象，更深层面的推手还在于文化、制度、国民性格、视野等等，它们构建了两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并在历史老人诡秘的运行轨迹中，将中日两国的国运推向冰火两重天。
　　所以本书着力阐述的就是那段特殊时期影响中日两国国运的一些关键词：比如海权……比如视野……比如文化……
　　　　关于海权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
　　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让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搏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关于视野
　　在近代中日搏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序言：龙与刀　火与冰（2）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手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搏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搏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搏弈的关键所在。
　　　　关于文化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就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搏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土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老枪
　　2006年6月写于北京青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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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第一编　海权博弈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博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一、千年四战：两个国家的恩怨与宿命/10
　　二、共同的厄运/21
　　三、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25
　　四、一条道路：回到历史的宿命/35
　　五、中国程序：李鸿章布局/45
　　六、第一次悲剧——马尾之败/48
　　七、朝鲜暗涌/51
　　八、关键词：颐和园/53
　　九、章程是要制定的/56
　　十、基地问题/58
　　十一、副种岛臣看到了什么？/61
　　十二、日本狂热/64
　　十三、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67
　　十四、间谍在行动/77
　　十五、多事之秋/83
　　十六、大海战/88
　　十七、屠城/102
　　十八、最后的威海卫/104
　　十九、关于海权的一声叹息/109
　　二十、终成买单者——中国踢了世界上最大的“乌龙球”/111
　　二十一、甲午之战：东亚秩序的拐点/114
　　第二编　　视野PK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进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博弈的关键所在。
　　一、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118
　　二、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25
　　三、1895：中国情绪/130
　　四、中日博弈格局中的国脉悲歌/134
　　五、寂寞如沙——晚清国运与一个公使的最后归宿/138
　　六、20年的真空时间/146
　　七、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155
　　八、乏力的“新政”/163
　　九、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168
　　十、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171
　　十一、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181
　　十二、一个王朝的视野/188
　　十三、危险的世界观/194
　　第三编　文化制衡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　想看书来

目录（2）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一、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200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208
　　三、他们/217
　　四、以敌为师：明治宪政的中国模式/223
　　五、日本取舍：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228
　　六、教育：差距是什么/233
　　七、黄遵宪：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238
　　八、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　/240
　　九、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244
　　　。　想看书来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1）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博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很多年前，西方史学家就把人类文明划分成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并认为海洋文化终究要压倒陆地文化。
　　中国是一个陆地与海洋大国。在世界处于陆地文明的年代，中国的陆权实力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当时也是世界财富中心，世界各国莫不敬仰。
　　在陆权时代，中国的航海技术一直是领先的，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中国海军的战力无人能敌，中国的商船通达四海。在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总共有3800艘舰船，其中1350艘巡逻舰和1350艘战斗舰，400艘大型舰只部署在南京附近，另外有远洋舰船250艘，最大的郑和宝船总长125米，吃水8米，船宽48米，张12帆，载重量1000吨。
　　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所有印度洋盆地与中国海的重要贸易港——从朝鲜和日本，贯穿马来群岛和印度，到东非海岸——至少在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的权威之下，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的宗主权。日本于1404年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由于远洋外交，不以追求财富为目的，七次远洋耗费大量国库银两，缺乏经济支持；加上政治专制的自我伤残，朝廷的内斗，使得中国海权的辉煌在1433年戛然而止！世界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因此平静了66年。
　　如果中国人延续、发展郑和光荣的66年，中国海军将在印度洋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遇……正是这66年世界蕴涵了时空转换，沧海桑田。
　　性喜冒险、扬帆远航的欧洲人发现，陆地是分散的，而海洋是一个整体，是连接世界的纽带。通过海洋可以经济地到达世界各地从事贸易，依靠海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资源。欧洲的航海、造船技术以此为动力，突飞猛进，世界进入海权时代，经济全球化也从此展开。
　　从那以后，陆权国家屡屡败在海权国家手下。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更是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战舰开始使用蒸汽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铁套筒炮为装备，海军技术发生革命。
　　世间一切事至此终于变成冰火两重天，环球不再同此冷暖。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细细追溯，中国的海权历史自有其清晰的脉络。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不是隐修士，他要浮过海去，并非要找一座蓬莱仙山，修身养性，他要到那里贯彻自己的主张（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类社会的，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只不过是被海水隔开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一个大举动就是派徐福率船队走向海洋。此举虽据说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草，但也未尝没有发现新陆地的作用，就如后来哥伦布，本是去寻找黄金的，却发现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
　　但是中国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始于唐代中期。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其后，自汉代开始兴盛了几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受滋扰，时或中断，这样一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只好转移到海上，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民间已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王朝政策没有跟上，所以一直让海权处于自发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至不通。而可巧的是此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上正兴起一个大帝国，史称萨拉森帝国，中国古书上称之为“大食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食国是个商人帝国。那些阿拉伯商人过去是走陆路来到中国的，北方的战争使他们折向东南方向，走出了一条海路，到达福建泉州（旧称刺桐）。当时的泉州已是一个现成的港口，从航线上看，以泉州作为始发港的国际航线就有六条主线：一是往占城（即今越南），二是往三佛齐、婆、渤泥（即今南亚一带），三是往波斯湾，四是往东非沿岸诸国，五是往菲律宾诸岛，六是往高丽、日本。通商国家与地区达90多个。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2）
发达的航线促成了发达的造船业。宋元之时，泉州是世界最大的造船业基地之一，在这些航线上行驶着中国的“高樯大船”，也行使着外国的“岛夷蕃舶”，拥有如此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要控制海权简直易如反掌。但宋代是一个讲究典章礼仪的文明朝代，从没打算通过垄断这些航线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侵略他国。宋以下的中华民族各朝各代，虽对内严，但对外一直实行宽赦政策，即使有霸权的机会与实力，也不去霸权。是文明？是坐失良机？这是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
　　让民间自由地分享海权，政府仅从贸易中取得税收，中国历来所理解的海权，不过这么一点点。唐中叶以后，中国政府的通商政策越来越明确，即保护与鼓励。唐文宗时，政府对外国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并诏令地方官对蕃客要当宾客对待，“常加存问”。由于中国儒学的宽容，对外国商人到中国后所持宗教信仰从不干涉，所以信###教的阿拉伯商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商人，在中国各港口城市，甚至在北宋的京城开封，感到很自由，于是大量地定居下来，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子孙。因为不干涉，他们几代人下来，反而自己忘掉了原来的信仰，甚至放弃相传数代的经商职业，也顺着科举取士的阶梯成了孔孟之徒。明代诸帝以苛酷著称，对外国商人却是宽赦的。明成祖永乐年间，已经实行海禁，但仍有喇泥国朝贡船只夹带胡椒，与民交易。市舶司请征其税，成祖的批复却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第二年，又有琉球国遣使贡物，回去的时候船上夹带瓷器，被查出来，法当逮问。奏折到了成祖那里，成祖批复：“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这是相继两年发生的事，可以推想当时这样的事是很多的。
　　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它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自己仅从海上贸易的繁荣中取得税收而已，而这些税收又大部分转化为市舶管理的费用。元代对外国商人的通商政策是八个字：“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历来政府对海权的理解，没有一点霸权的味道。由于有这样的政策，所以中国做了1000年海上国际贸易的中心，居然没有因之与邻国发生战争。“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这其中渗透着中国人古典海权的智慧。遥想同时期的欧洲，商人们的“汉撒同盟”，居然要组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之，两地文明程度真有云泥之别！
　　明朝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令严禁商民下海通蕃，此为海禁之始，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海权，于此如遭严霜。后来的史实证明，海上民间贸易再也没有达到过宋元时期的高峰。
　　为什么明朝立国初年要实行海禁呢？这要从远因说到近因。
　　从远因上看，朱元璋是一个推崇汉宋儒学的粗人，他把重农思想发挥到极致，流风所及，明清两朝虽有盛大海外贸易的声势，却错过了重商主义的洗礼。儒学有先秦、汉宋的分野，先秦儒学是一些宏放的思想，孔子本人虽出身不高，“多能鄙事”，但他主张思想家的独立性，不必与工农生产相结合，所以他的学生要学习耕稼，他是不赞成的，他自己也不以别人嘲笑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然。在孔子看来，农业并没有高出于别的行业的神圣性，不过是百业之一而已。但到了汉代，要实现稳定，先须人民乐土，儒学中便有了“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由汉至宋的儒学，争端多多，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宋以后的理学家往往就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是以农为神圣的，而以商为奸鄙之事，以工为奇技淫巧。再看明初的形势，鞑虏虽已被驱逐，但人口消耗殆尽，百业凋零。要恢复，必须禁止人民自行流窜，让他们乐土。那时由于山西夹于太行、吕梁两山之间，战事不大，人口损耗较小，而中原等地十室九空，几无人烟，于是才有洪洞大槐树下大举迁民之策。而对沿海，朱元璋也实行了以土安民的政策，要边海住民依靠土地与近海过安宁的渔耕生活，不要去冒险做与蕃国的贸易。可以说，一个“安”字是明初政策的核心。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尊孔的皇帝，但他不了解孔子，以为朱熹解说的那一套就是孔子的真精神，用在政策上，便把汉宋儒学的“收敛性”发展到极端地步。
　　

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3）
可是在同期和稍后的欧洲却是另一种情况，欧洲流行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金银视为唯一的财富，聚敛唯恐不多。英国学者威廉·配第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清朝初年，他总结此前200年流行的重商主义，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在论及国家之富裕时写道：“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各国政府无不鼓励本国商人发展海外贸易，为本国赚回更多的金、银、珠宝。为此必然引起对海上霸权的争夺，以致海战不断。荷兰人开发了近代欧洲的航海业，曾有一时期垄断海上航线，其他国家不能染指。但西班牙人把它打垮了。可西班牙并未永久取得海上霸权，在1588年的加莱海战中，英国海军击垮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英国人攫走了海权，垄断了贸易。重商主义的极端化，导致了法国一些有识之士出来，如魁奈、杜尔阁等人，主张财富皆从土地上来，唯农业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重农学派”。
　　欧洲经历了一番重商主义洗礼，中国则相反，自从先秦“农商并重”迄于汉代“重农抑商”，2000年就是一个“重农主义”大行其道，对内陆商人尚且百般鄙损，对海上贸易的重要性更未能做充分的估价。不仅明太祖朱元璋一人如此，明清两个朝代的执政者们都是这样的。
　　从近因看，忽必烈曾几次征日本，但海潮每次都帮了日本的忙，忽必烈的水军不能上岸，樯倾楫摧，人员葬身鱼腹，岛国日本只是虚惊一场。同期的中国却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战，人民涂炭，军队疲惫。日本原来“跑单帮”的海盗，此时已经形成几个庞大的组织，不断滋扰中国沿海各港口。明初，这种滋扰达于极甚。日本海盗船常结队而来，肆无忌惮。日本海盗个个赤身露体，仅穿犊鼻，把大刀舞得风车一般圆，不惜性命，登岸奔冲而来。沿海之住民，往往数十百中国人也不敢抵抗，望风而逃。日本海盗占领沿海州县，肆行掠夺，烧杀一通而去，亦是常事。州县长官也没有办法，只好携眷弃城而逃；中央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军力保护商民。有鉴于此，朱元璋下令实行海禁，不许商民与蕃人来往，阻断日本人的来路。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从那时就开始了，“倭寇”的称呼也普遍流行起来。明朝政府的对内严对外宽，对于边海的倭患，一直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收敛性措施，不肯秣马厉兵，压灭其气焰，以致在几百年后中日海权对决中，中国处于下风。
　　于此可见，明朝以后，中国的海权不是被什么别的国家强行剥夺的，而是和平地逐渐衰落的。而对中国海权形成核心性威胁的，则是东邻日本。日本人被荷兰人杀怕了，很早就警觉到海权的重要。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原来民间散兵游勇式的海盗组织成了政府效法的榜样。扩张海权成了日本政府与国民强烈的追求，并且付诸实施。日本的海权扩张主要在黄海，其矛头并不指向欺负他们的西洋人，却指向曾给其传播文明的中国。
　　作为太平洋西缘的一个岛国，日本土地狭小，对外经济联系主要依赖海上交通。自从公元三四世纪，日本开始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后，获得陆地资源，并在大陆获得战略纵深，一直以来是日本所渴望的。只是造船技术、航海技术长期落后于中国，无力挑战中国的海权，对中国陆权的挑战也屡屡失败，日本只能依赖朝鲜海峡为屏障，阻挡元朝大军来自亚洲大陆的扩张。明朝前期，其经济强盛，航海技术、造船技术世界领先。日本为了生存，进入中华经济圈，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被纳入中国的册封体制。
　　从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航海家到达日本开始，日本发生了变化。1613年，接受欧洲人“大地圆球说”的日本人，模仿欧洲人敲打出一条小船，竟同样横跨太平洋、大西洋完成了环球旅行。
　　日本海军建军思想应起源于幕末的开放海防论。这一理论的先驱者是林子平（1738—1793）。他在《海国兵谈》一书中说道：“何谓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之国。因此，海国须拥有与其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兵法和日本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思想。不懂得这一点，就难以建立日本的国防。应要知道海国既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也有易御敌于国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