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著名将帅(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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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小传（4）
从1945年9月开始，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为新疆和谈问题，多次往返于重庆和新疆迪化之间。他站在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上，本着维护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前提，经过两次艰难、漫长的谈判，终于与三区代表达成全部协议。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行营主任兼联合政府主席。此后，他全身心致力于新疆的和平建设，制定并实施多项强有力的措施，为促进新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早在进行新疆和谈期间，在国共两党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受周恩来所托，历尽艰难，从盛世才设置的狱中解救出131名中共人员并将他们安全送达延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疆的分裂局势再度恶化，张治中才于1947年8月因故返回兰州。　　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之后，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张治中始终坚持和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发展及联苏和共的正确主张，力劝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谋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但蒋介石一再出尔反尔，使张治中难免心灰意冷。解放战争进行两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加紧推行亲美政策，一边疯狂推动内战，叫嚣：三个月内击破###主力。1947年底，张治中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经过深思熟虑，他写出一份《机密建议》，上交蒋介石。《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一贯采取亲美、排苏、###政策的严重后果，建议国民政府真诚地走联苏和共的道路，才是谋求国内和平、挽救和巩固国民政府政权的正确途径。1948年3月，张治中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纪念会上痛陈：“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自然，张治中的逆耳之言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群起而攻之，但张治中不为恐吓所吓倒，于5月又上书蒋介石并亲自找蒋介石谈话，劝蒋停止内战，真心实行联苏和共的政策。当时，新闻界称力主和谈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分别为：“和平将军”和“和平老人”。　　1949年初，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眼看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赢得苟延残喘之机，又玩起和谈的伎俩。此时，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假惺惺地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为了揭露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和《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表示，国民党必须在无条件同意8项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和谈。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最后一次代表国民政府，以首席和谈代表身份，率领着一行29人飞抵时已解放的北平，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在谈判期间，出于维护国民党利益的出发点，言词有时虽不乏过激或堂皇的意味，但整个的基调是坦诚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次和谈历时半月，国共两党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一致意见，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深感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原本打算无论南京政府等待他的是什么后果，也要回到蒋介石身边。后来，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恳切挽留下，张治中留在北平。不久，其家属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也安全抵达北平。随着同中共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所见所闻，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了解，更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希望，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6月27日，张治中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推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解放了的北平夏天，是这样凉爽宜人，大街小巷，到处充满人民群众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恢复战后建设的信心。张治中由衷感到：“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区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固然，新疆能顺利回到人民手中，与我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的绝对性胜利因素分不开，更与党中央始终坚持执行正确政策和做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而张治中在主持西北和新疆政务期间，所作的大量有益于民族团结的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临起义前夕，张治中受毛泽东委托，几次致电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再三嘱咐有关事宜，以确保起义万无一失。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闻讯欣慰地说：“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积极投入到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十几年来，他满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他把自己的见闻和亲身体会都附诸笔端，写成广播稿发给台湾的故旧，让他们感到祖国大陆的蓬勃生机和希望，并撰写《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一文，热切呼唤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领土的完整为重，不要再与美帝勾结，回到祖国的怀抱。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念念不忘台湾回归问题。建国后，张治中先后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祖国的安定团结与和平统一伟业不遗余力，贡献卓著。  

张治中小传（5）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合上了他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终年79岁。他逝世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4月9日隆重举行了向张治中副委员长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郭沫若等参加了告别仪式。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作者点评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山河破碎，危机四伏，战火连年。中国人民不但饱受着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蹂躏，更要承受封建地主阶级、军阀、土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残害。自大革命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勾结帝国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内战，破坏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的统一大业，但国民党中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满怀高度的爱国热情，为谋求国共两党和平共处的途径而奔走呼号，力主合作。其中有一位主和派代表，他曾三赴延安、两次担任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手握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直接对阵过；他，就是被毛泽东赞为“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的“和平将军”张治中。　　　　　几十年来，张治中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在政治上坦诚相见，生活上互相关心，使张治中深切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晚年生活，是自己一生中最为心情舒畅的一段。对新疆的和平解放，毛泽东极为重视，也满意张治中的所作所为。后来，毛泽东委派张治中协助彭德怀管理西北数省。1955年国庆节，为了表彰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解放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毛泽东为此授予张治中一枚一级解放勋章。1985年10月28日，是张治中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日，在全国政协为他举行的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文白先生一生主和，为国内和平而奔走，心诚志坚，不遗余力……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对促进国共合作，对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诚哉斯言！  

卫立煌小传（1）
卫立煌，字俊如，生于1897年2月16日，安徽省合肥市城东郊卫杨村人。1905年，合肥地方瘟疫流行，卫立煌的父亲和二哥二嫂相继病故，家中一贫如洗。尽管家境衰败，卫立煌的母亲还是求人说情，让卫立煌上了几年私塾。1912年初，卫立煌的大哥立炯，被柏文蔚任命为和县军事学习班主任。15岁的卫立煌得知后，剪掉辫子，跑到和县，恳求参加军事训练。因他年少且营养不良，又有皮肤病，大哥便先给他增加营养，使他健壮起来，并教他新文化知识和基本军事知识。“二次革命”时，卫立煌随大哥参加坚守和州的战斗。和州失守后，他回到家乡合肥。当地有一个“地头蛇”，自恃学得了一些武术，横行乡里要吃要喝。一日，卫立煌从外面回来，一见“地头蛇”这种作威作福的样子，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拳击在“地头蛇”的后脑勺上，“地头蛇”见是卫立煌，哪肯罢休，左手一把揪住卫立煌的衣领，右手向卫立煌猛击，两人一来一往打了起来，少时，卫立煌用从军事学习班学来的擒拿术，将“地头蛇”制服。　　1914秋，卫立煌只身来到武汉，适逢湖南的军队在武汉招兵，便报名进了学兵营。在学兵营里，卫立煌受到极严格的军事训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基本知识，为他日后军事上的建树奠定了基础。1916年，卫立煌来到广州，投入粤军，被人推荐到孙中山卫队当兵。一次，他跟随孙中山先生公干回府，坐骑脱缰狂奔，他被摔下马来，口吐鲜血，身负重伤。孙中山先生劝他回乡养病，并厚赠其川资。卫立煌回到家，卫家人寻单方给卫治病，病未痊愈，卫立煌便急忙赶赴广州。孙中山召见卫立煌很是高兴，升他为警卫团排长。这一时期，他跟随孙中山左右，自称这段时间为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1918年，卫立煌在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在参加闽西的一次夜战中，他收拢百人，乘乱直捣敌指挥部，反败为胜。战后，他被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因战功，他被上级赏识，提升为营长。此时，他年仅22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他为装老成，特意蓄起一撮小胡须，历时三十载。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困守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不摸底细，惟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他因此被升为团长。　　1926年7月，卫立煌率军参加北伐，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北伐途中，东路军14师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主力不断发生战斗。当部队行至粤闽交界之松口时，他指挥所部与孙传芳部激战六昼夜，终获胜利。此役获胜后，卫立煌升为第14师师长。次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大败敌军。龙潭战役奏捷，使南京转危为安，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5军军长。卫立煌只弄了个五军军长，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去了。　　不久，阎、冯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中原大战前夕，蒋之精锐部队相继北上，变化无常的石友三突然在浦口倒戈，顿时南京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得命人让卫立煌速返安徽，组织军队保卫南京。此时，卫立煌之妻打算陪他到日本学习一段时间，以避免参与当时的军阀混战。但卫立煌以南京有孙中山先生的陵园应该去保卫为由，说服了妻子，其妻只好抱着婴儿为他送行。卫立煌到安徽后，组建了第45师。该师多是其合肥子弟兵，当时有人形容卫部是“夜晚出门不用问，合肥土话当口令”。卫立煌亲率第45师合肥子弟兵赶到南京，与石友三部激战，石友三部败退，南京之围遂解。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国民党军自黄安、新集、七里坪战役失利后，各纵队皆怯于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9月上旬，卫立煌亲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攀藤而行，前锋到达汤家汇附近，遭红军防守部队的英勇抵抗，卫部感到处境危险。不久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率军乘虚占领了金寨。当日，蒋介石接到卫立煌的告捷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蒋介石除给卫立煌巨额金钱的奖励之外，还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　　不久，“福建事变”爆发，蒋介石需要卫立煌这样的人替他打仗，便任命卫立煌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第14军抵达福州外围。此时，以李济深、蔡廷锴为首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宣布解散。卫立煌即在仙游以南、福泉公路以北的有利地形设伏截击。次年2月底，双方达成了19路军接受改编的协议。此结果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欣喜异常，立即表扬了卫立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发生事变。在“西安事变”中，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把卫立煌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卫立煌深感周恩来对国民党将领心理状态的理解，开始意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卫部奉命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与日军第45联队遭遇。另一个师在离丰台38公里处与日军遭遇。从8月9日到9月10日，卫立煌所率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战，卫立煌早有“###虎将”之名，至此日军算尝到了他的厉害。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卫立煌小传（2）
不久，进攻山西的日军遇到晋军的抵抗并在平型关遭到八路军的惨重打击，恼羞成怒，集结了约14万兵力，企图突破晋西北防线，猛攻忻口。阎锡山见日军逼近，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率部到太原。于是，蒋介石便命卫立煌率军火速驰援太原。阎锡山在太原见到卫立煌时，如遇救星。卫立煌在太原还见到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当周恩来向他介绍第115师在平型关伏击坂垣师团之事后，卫立煌立即通知西安办事处，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卫立煌至晋统辖晋北中央军和晋绥军，任务是指挥所部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卫立煌指挥的总兵力达10余万人。卫立煌与阎锡山、朱德司令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以第14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第14军、第9军和第15军为基干，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分别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庙、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日军，进行忻口战役。　　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敌攻占，整个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卫立煌闻讯，立即前往察看，严令李仙洲师实施反击，收复失地。但李仙洲部反击失利，李仙洲重伤而归。此时，卫立煌计算自己的兵力，还有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旅可以机动，决定用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进行一次决定性的反击，歼灭坂垣师团，夺回南怀化阵地。但是这次反击遭到敌人的逆袭，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灵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在这场激烈的混战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蹦同时殉国，官兵伤亡达数千人。卫立煌闻报非常痛心，决定对敌暂取守势，至此，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但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坂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长驱直入，奔向太原。阎锡山在电话里向卫立煌求援说：“东面守不住啦！咱们的兵力都用上了，你看咋办？”卫立煌告诉他：“守不住东面，一定要守住忻口与太原之间的通道，两片联系起来，棋才能活。”同时卫立煌又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于是11月1日，他命令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　　9日，太原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孝义一带筑工事坚守，与敌对峙。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农历正月初一，风和日丽，卫立煌带着他第14集团军的两个军长——第14军军长李默庵和第9军军长郭寄娇，从临汾总部来到第18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第18集团军总部为卫立煌的到来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1938年2月中旬，卫立煌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境内的全部中央军。16日，卫立煌将总部移驻霍县准备对付敌人新的行动。卫立煌认为，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国军队采用持久战，则是对日军的有效打击手段。中国军队应主动阻击其由北南下的师团，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脉和敌后。于是，他与阎锡山、朱总司令研究，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2月17日，卫立煌指挥所部在太行山区的韩信岭一带展开，构筑工事，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卫立煌率部在韩信岭与日军恶战至26日，寸土不让，在韩信岭坚守了10天，卫立煌见战略目的已达到，遂令其主力部队向中条山转移。　　不久，卫立煌以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指挥身份，批准拨给18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0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并多次去延安造访。在延安期间，卫立煌还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以团结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当即表示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团体。不久，卫立煌参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样子，集中了几十名北平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组成了“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并从八路军中引了一批人才。他还亲自为“战地工作团”规定任务，主要是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搞好与民众关系，用新思想、新办法代替旧思想、旧办法，鼓舞部队士气，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使部队不被日军消灭。他命令司令部人员，每天下午五点都要到工作团学唱歌，凡不去的，必须到他本人那里去请假。这样，每当夕阳西下之际，工作团门口便聚集了一群挺胸凸肚的官儿们，摇头晃脑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商、学、兵，大家来救亡”的歌曲。在工作团的协助下，卫立煌还自己填词，写了《第14集团军军歌》，歌词如下：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14集团军，　　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人民，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此时，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内有个秘密的共产党支部。被蒋介石视为高级将领的卫立煌，居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事情是这样的：  

卫立煌小传（3）
1939年的一天晚上，平常没有吸烟习惯的卫立煌突然吸起烟来，经过良久的思索，他突然向来自八路军的工作团团员、秘书赵荣声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见赵秘书无法答复，他就催促赵秘书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当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皮箱，取出100元给赵，说：“不要到军需处领旅差费了，也不要跟任何人说，不要耽搁，天亮就走。”林伯渠的答复，对卫立煌起了很大影响。卫立煌特别对信中“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的话颇为感动。　　抗战初期，按国民政府的先例，凡司令长官都兼任该战区最大一个省的省主席，可卫立煌自从任司令长官以来，不兼省主席，显得难堪，于是他一面直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一面托好友为其说项。9月，行政院终于发表了他兼任河南省主席之职的任命状。　　卫立煌自从兼任省府主席后，感到最麻烦的事就是怎样对付地方势力。卫立煌新官上任，很想在地方上做一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他看到河南大学办得乌烟瘴气，于是就拟了个改造方案，决定保住原有的范文澜、稽文甫等知名教授，换校长、教务长、秘书长，由新领导倡导移风易俗，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可是此事尚未办好，国民党顽固派枪杀确山县的新四军负伤人员和家属二百余人的消息传来，全国为之震惊。卫立煌得知后，立即撤了该地区专员的职，把联防主任传到洛阳关禁起来，并收回其工厂，取消其民团预备队，使他的名声一落千丈，气得吐血，不久死去。　　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大将。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河进犯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卫立煌来不及调派兵力，10月4日，郑州即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命令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此次战役，卫立煌亲自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　　1942年1月中旬，洛阳形势暂时稳定，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与蒋鼎文对调。一个月之后，卫立煌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他一进站，便军乐齐鸣，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走上前来，与他握手言别。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此时，卫立煌被再度起用，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当时，在缅甸的日军有第23军、第38军、第15军和“印度国民”师团，共计九个师团的兵力。日军在滇缅路线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更、芒市、吨町等地，利用地形，筑工事扼守。卫立煌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反攻作战方案：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11集团军担任防守，并决定以第20集团军负责攻击，由粟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向窄路实施轰炸，阻滞缅北的日第33军和第15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的命令。战至次日，由新编第33师、第88师、第76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兵团和第54军各师分别从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花、粟柴坝、双虹桥等地渡过怒江，分路向日军进攻。当接到第54军军长报告，该部与日军争夺据点，他立即命第53军全部渡江，支援54军再次夺占了据点。13日，卫部攻占平夏，日军狼狈地向芒市溃逃。14日，中国军队攻占大塘子，卫立煌当即命第53军某师强渡蛮里河，直接威胁敌之战略要地，进攻高黎贡山，一举击溃日军第56师团。21日，中国军队53军进驻腾冲。至此，卫立煌的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做了专题评论，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卫部渡过怒江后，卫立煌仔细分析了情况，采取新制定的作战计划。6月1日，左、右集团军按照卫立煌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全部转入反攻。1至9日，右集团军击溃日军第56师团，战至20日，右集团军率先再次夺占桥头和马面关阵地，乘胜前进，同日，右集团军攻占北斋公房、瓦甸、明芝和东固衔，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于此同时，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击腊孟街和领安街，分别围攻敌固守的据点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