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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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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2）
重庆“舌战群儒”，“虎穴坚持神圣业”
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6人为常委。当时，叶剑英正在负责筹办南岳游干班。
这一段时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加紧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准备掀起###高潮。局势日益恶化。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早已期盼叶剑英的到来，立即按中央指示，委任他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摩擦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村十二号。办事处还兼管曾家岩周公馆的日常事务工作。根据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叶剑英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问题。但是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阴谋，商谈没有任何结果。两天后，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随后连续致电国民党当局，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选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嘉义调查，将肇事者交法庭审判。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义正辞严地指责国民党顽固派迫害平江烈士的罪恶行径，并写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为了揭露惨案的事实真相，叶剑英还发表《论平江事件》专文，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他们的###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
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着。这些顽固派、投降派，跪伏在日本皇军面前。日本侵略者频频抛出政治投降的诱饵，逐渐减少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集团作为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步骤，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有计划地布置国民党军队多次袭击八路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决定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叶剑英觉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不能不去，而且要准备对付一场恶战。他身着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出席了会议。
在日寇大举侵华（13）
这一天，会场气氛与重庆阴雨连绵的天气一样，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蒋介石事先作了精心准备，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都作了安排，所有的矛头都明确指向八路军，指向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参谋长。
以抗战“最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在会上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造成的。他们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对这种破坏抗战的事，要进行查处，以整肃军纪军令。特别规定：只有集团军参谋长以上军官才有权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他在说这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
叶剑英果然是大将风度，面对恶言攻击，毫无畏惧，仪态从容。他凝神谛听，思考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反击。
按照蒋介石预先安排，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第二战区楚参谋长、冀察战区黄参谋长、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二十四集团军罗参谋长等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摩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势不能完成。
蒋介石听得非常高兴，以为叶剑英在会上遭到围攻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他早已准备好，会后以宴请叶剑英为名，在晚宴上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训示”，宣布第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然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他打错了算盘。会议前两天，叶剑英只带耳朵面对国民党的围攻，不动声色，泰然处之。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诬蔑攻击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完了。随即要求发言，作《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讲话。
大家知道，叶剑英在国民党内是早期追随孙中山的###，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和有威望的教官之一，颇负盛名。他旁若无人，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台上台下翘首相望，都想听听这位足智多谋、名扬四海的中共参谋长如何完成他的演讲。
叶剑英首先讲作战问题。他向与会军官说明，第十八集团军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他列举大量事实，特别引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说明第十八集团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行事的。十八集团军英勇的作战行动、光辉战绩，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极抗战、望风而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揭穿了蒋介石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而加罪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阴谋。
叶剑英次讲摩擦问题。他列举了国民党各战区参谋长关于共产党军队所谓“制造摩擦”事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
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始终器宇轩昂，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地按照预定计划慷慨陈词，不知不觉已超过了规定发言时间。当讲话超过三十分钟时，军委会参谋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报告说发言的时间到了，亦即下了“停讲令”。这时叶剑英故意偏头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蒋介石见叶剑英给他出了个难题，无可奈何，只好破例地说：“请讲下去吧！”于是，他继续讲了下去。当讲到国民党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说：“有这回事吗？”叶剑英说：“有！”马上把缴获的石友三、朱怀水、张荫梧、侯如墉等制造摩擦，国民党与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没有料到叶剑英皮包里藏着那么多法宝，且当面示众，弄得他狼狈不堪，直摸秃脑壳。叶剑英越讲越有劲，许多人越听越同情第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抱怨国民党顽固派竟干出这种丢人事。在场高级军官被叶剑英的发言折服了，从这篇理直气壮、事事有据、句句在理的长篇报告中，他们听到了许多过去不懂的大道理，了解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真实情况。一些进步人士更是笑逐颜开，暗中叫好。叶剑英讲演结束后，全场活跃，纷纷起立，连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了起来。这时一看表，他的精彩讲演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这篇演讲不啻是一发重型炮弹，在会场内外爆炸，使蒋介石围攻叶剑英进而发动###高潮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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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4）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红岩村、曾家岩周公馆一片欢腾。
自以为得计的蒋介石万没有料到叶剑英一篇讲演，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了，使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准备好请叶剑英出席的宴会，取消准备正式宣布的五条“训示”。后来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中披露了这五条“训示”的要点和内幕，传为丑闻。这个抗战“领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精心策划的第二次###高潮，以失败告终。敌后军民无不为之连声叫好。秦邦宪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这可是一个大胜仗。”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叶剑公舌战群儒”。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又一大功劳。“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
作为统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叶剑英主管南方军事组的工作。每逢重要节日和抗战纪念日，他都组织军事组人员开展各种活动。他经常出席各种讲演会、纪念会，发表抗战救国言论，同时为报刊撰写了许多文章，谈形势，论战略，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介绍敌后游击战和全国军民抗战的战绩、经验，驳斥某些诬蔑中华民族抗战的谬论，影响深广。
尽管如此，并未能阻止住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制造屠杀事件，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新的进攻。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之前，叶剑英就协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收到新四军被包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月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当天夜里，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要《新华日报》社将题词手迹制片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由于叶剑英等南方局的同志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叶剑英组织军事组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大量事实从八个方面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皖南事变”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叶剑英不仅为解救新四军之危急，陪同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抗议交涉，还帮助解决贵阳、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交通站等遭到的迫害问题。同时，还与梁漱溟、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伯钧、黄炎培、张君劢等爱国民主人士多次交谈，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真相，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他除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外，还经常会见国际友好人士、各党派代表人物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名流，接见记者和爱国华侨，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政策。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发起人、爱国侨领、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庄西言等经重庆去延安，叶剑英同林伯渠、董必武等与其亲切会晤，热情招待，共商救国大计。叶剑英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才智同国民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与斗争，有效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发展。
在日寇大举侵华（15）
《新华日报》社根据当前斗争需要和广大读者的要求，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论文集》，书中收入了叶剑英自1938年至1940年初公开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报告、文章、信函等三十一篇，共十二万多字，全书分为“论战局”、“论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论战略”、“论敌后抗战”、“八路军抗战的经验”、“纠集和悼文”、“其他”七个部分。该书出版后，广为发行，很受读者欢迎。有一篇评论说：“叶剑英在军事上有极高的素养，文章才华横溢，脍炙一时。”著名记者赵浩生在重庆曾与叶剑英有交往，他回忆这段往事写道：
“当时叶剑英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和周总理、邓大姐同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他们的作风和当时国民党官员不同。多数的国民党官员躲记者，敷衍记者，怕说错了话出纰漏，对一切问题的回答多是‘无可奉告’。中共代表团的人不但在业务上帮助记者，且主动地和记者做朋友。我和叶剑英的第一次友谊接触是在一个舞会上。那天是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举行校会，仪式完毕有跳舞。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包括叶剑英在内都在人群中与众同乐。叶剑英那天穿了一身草黄色呢军服，看上去虽然略显陈旧褪色，但贴身舒适，潇洒利落。他那方正饱满的面孔，一撮浓劲的小胡子，一双深邃典型的广东人的眼睛，闪着机智果敢的光彩，给人的感觉是英俊豪迈，平易近人。一首音乐结束，我和我的舞伴正停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正在和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谈话，也加入进去。当他知道我的舞伴正在念英国大文学家雪莱作品的时候，他兴致勃勃，以铿锵的调子朗诵出一段雪莱的名句，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我的舞伴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他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没想到被认为‘###’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
身居虎穴的叶剑英和南方局的同志们，在重庆经常处在国民党特务、宪兵严密监视包围之中，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不得让他们离开重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戴笠、康泽密商速捕四川省全部共产党员。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叶剑英主动出击，进行了大量公开与隐蔽相结合的活动，顽强地坚持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他布置负责情报工作的曾希圣等同志出面，同国民党政府军统局电讯台报务员张蔚林、冯传庆、张露萍（中共地下党员，外号“干一场”）等7名“军统”成员建立秘密联系，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使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他经常给同志们讲传统，讲气节教育，领大家唱国际歌和革命老歌，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当看到地下党辗转传来的方志敏烈士狱中手稿，他异常激动，立即建议《新华日报》刊登《可爱的中国》，并向在场的同志讲述方志敏烈士的斗争业绩，然后挥笔写下《看方志敏同志手书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后又将这首诗题写在方志敏同志遗照上。周恩来非常喜欢这首诗。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讲了方志敏、陈铁军、周文雍在刑场上的故事，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场的同志深受感动，纷纷向叶剑英索诗，竞相传抄。郭沫若读后，特次叶韵和诗一首：“千秋青史永留住，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
巧布“空城计”，智退敌兵
1941年12月，叶剑英告别周恩来，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国统区斗争生活，从重庆飞回延安。这时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阶段。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逐次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更危险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打着“曲线救国”旗号，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为打破敌顽夹击，中共中央战胜双重困难，坚持进行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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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6）
叶剑英在最高统帅部的重要岗位上，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叶剑英在王家坪、中央军委所在地，肩负重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如何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观察分析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驾驭战争。当时任参谋部参谋的石敬平十分敬佩这位红色“参座”，他回忆说：“在延安期间，叶参谋长工作很忙。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找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二局送来的情报，反摩擦斗争的情况通报，前方来的战况、通报，都经过他阅批，每天整理，综合上报，日常事务十分繁忙。他与朱老总住一个院，叶住前院，朱住后院。起草的电报，叶批给朱老总看，然后送毛主席。主席起草的电报，先送叶，然后给朱老总。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参谋人员：考虑问题要站在参谋长的位置。他对部属要求严格。汇报情况，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追问。他告诉我们，不能用‘可能’、‘大概’、‘差不多’这些词句来回答问题。作为一个军事参谋，掌握情况要准确，不清楚的一定要搞清楚。假如在他面前说一句假话，他一辈子都记住你，他不允许这样做。”
叶剑英在工作中总感到自己不足，总是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带领参谋部的同志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业务知识。在他的窑洞前面摆放着一大块青石板，晚上点一盏油灯，总是学习工作到深夜。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他在总参谋部组成了专门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和资料研究室，对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态势进行深入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敌对各方的情报，叶剑英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由中央军委正式颁布执行。根据这个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叶剑英还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规定设立气象观察所细则、气象观察项目和方法，以及气象报告内容，等等，这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叶剑英利用“情报网”的成果，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国际资料》等刊物。他亲自审阅材料进行批改，供中央和军委领导参阅。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嘱托叶剑英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叶剑英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并亲自起草指示、解决电台、报务人员、通讯技术等一系列问题，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为了做到上通下达，提高统帅部的指挥效能，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听取“各路诸侯”的意见和建议，使军委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更符合实际，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叶剑英善于审时度势，精心运筹。他在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制定战略行动方案过程中，经常提出带有决策性的意见，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重视和采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形势十分严重。对敌军动态应当如何估计？侵华日军主攻方向是北上配合德军进攻苏联，还是南进？对此，延安总部参谋人员和国内外的军事家看法各异。叶剑英组织参谋部进行讨论，并吸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员野坂三一起参加讨论，全面分析研究当时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情，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大，因而我们作战指导思想的侧重点，要放在对付日军南下上，并将这一意见上报给中央，供决策参考。他的意见被党中央接受，后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对中央决策起了极其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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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17）
叶剑英领导的总参谋部，成了中央和军委名副其实的指挥中心，受到中央领导和各战区领导的赞扬。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有一次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灿灿的金条，毛泽东特意指示把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当时延安统帅部在领导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要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叶剑英在协助毛泽东、朱德等制定反摩擦的斗争的方针政策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功。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高潮，集结五十万军队，准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已深入敌后对日作战，陕甘宁边区兵力薄弱。大敌当前，局势险恶，如何应付？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与情报部门研究，提出了一个以智退敌的“政治宣传战”方案。他建议使用中共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阴谋，以为退兵之计。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做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毛泽东亲自动手特为《解放日报》撰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当年负责通风情报工作的戴镜之回忆此事说：“叶参谋长约我到延安去，问我这样做暴露了电台机密，对我们的军事情报工作究竟有多大影响？当时我跟叶参谋长讲，影响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克服这个困难，弥补这个影响，不至于造成大的损失。叶参谋长听了非常高兴。新华社在7月7日就把我们获得的敌人的军事情报在新华社播发了，举出了许多具体的第1军、第90军、第几师、第几师，由什么地方开到什么地方，清清楚楚，一点不差。蒋介石非常恐慌，不知所措。”
就这样，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做好了应战准备，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一方面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另一方面下令清查内部，严惩泄密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人们称赞“叶参座”利用敌军情报唱了一台“空城计”，智退顽军五十万。
自觉参加整风，抵制“抢救”运动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高潮虽然被制止了，但并未放弃###、独裁统治，而且越走越远。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倒退日甚一日。为了对付日寇大举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剿共”的双重压力，中共中央决定从1942年春天开始，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会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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