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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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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4）
叶剑英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确立这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抓好经济建设，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叶剑英在讲话中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新形势，指出：“现在，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防止苏修发动侵略战争，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有利于我们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从国内来讲，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万众一心，迫切希望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的事业将能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充分地利用这种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形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地搞上去。”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叶剑英在讲话中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群众，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
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法制造成的恶果，强调说，林彪、“四人帮”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的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我们一定要动员全党全军全民的力量，向任何个人特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全会还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指“###”平反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遭到很大阻力。从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一直为其平反做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6年12月，他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肯定“###”完全是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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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5）
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叶剑英等积极支持下，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叶剑英在西山住地亲切接见了被诬为叛徒集团的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见面后说：“你们辛苦了！”呜咽不止。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整个会议期间，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强调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完全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事件下加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不遗余力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
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初步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但是一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大力宣传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大意义。1979年1月至4月，他倡议，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消除思想分歧，统一认识。会上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观点，如废除领袖职务终身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等等，有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会议后期，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纠正了一些错误倾向。为了深入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回顾和初步总结，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时间很长，流毒很广，党内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认识不清楚，需要继续深入批判这条极左路线。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的方针重新恢复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强调说：“解放思想，归根到底，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决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蛮干。决不要浮夸，决不要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解放思想，要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照客观规律办事。不但要研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还要研究各个方面建设工作的特殊规律；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要深入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探索最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利于提高人民劳动积极性和生活水平的措施，调整和改革我们的经济结构、管理体制和方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坚持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等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力求今后少走弯路，不走大的弯路，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这段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加强党的建设，坚决支持和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逐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叶剑英以身作则，坚决支持和维护中央新的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这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集体经过组织调整，尽管华国锋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为副主席，但实际上确定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经过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这是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
粉碎“四人帮”后（6）
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当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颇有自知之明，衷心维护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中央各种会议上继续极力推举邓小平，宣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1980年11月29日，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叶剑英向中央多次提出将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他之前。
薄一波就叶剑英在历史重大转折时刻主动让位，敬佩地说：“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让位，再三请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他总是大事不糊涂，这一点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全力支持邓小平，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中央和国家领导职务，实现新老交替，作了很大努力，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和扩大会议，讨论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变动方案。关于中央领导的组织和人事问题，早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就明确表态拥护重新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以利于培养和造就中央的接班人，他在那一次会上发言，对书记处的同志提出要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善于学习、勤奋学习的三点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不少同志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在这以后，至1980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主要是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在1977、1978两年中，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同时，他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个人迷信，摆错了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位置。
与会同志认为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有鉴于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会议期间，叶剑英作了发言，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主动作了自我批评，真诚地袒露了粉碎“四人帮”后，执行毛泽东遗愿，维护中央团结的处境和心情。他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粉碎“四人帮”后（7）
从这里看出，叶剑英确实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生前送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当之无愧的。
叶剑英确是一位为人宽厚、胸怀坦荡的政治家，更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没有野心。他生前多次谈过，他没有“山头”，没有“嫡系”，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跟着毛主席走，所以尽管常常受到排挤，也曾“三起三落”，有时被委以“收拾残局”，但他总能捐弃前嫌，不计得失，泰然处之，这正是他伟大之所在。
在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提出要求辞去现任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作出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为召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调整中央上层领导班子，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尽心尽力。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获得成功，会议还选举胡耀邦、邓小平分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仍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他给中央写信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的排列，将他名字放在邓小平之后，但中央没有同意。
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为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尽心尽力
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和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保证经济建设重新高速、稳定地向前发展，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就为落实这个中心任务，竭尽心力，日夜操劳。1979年6月，在他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明确地宣告：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9年9月29日，他在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重要地位“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内容和目标等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他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民族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工作的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所作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要全力以赴、聚精会神、专心致志、争分夺秒地投身到这个伟大的建设事业中来。一定要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扫除浪费，提高效率，革新技术，不断挖掘新的生产潜力，开辟新的生产门路，增加新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为了使生产的发展能够比较快地发挥效益和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继续加强计划生育的工作，大力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之，我们要千方百计力争国民经济持续地均衡地高速地发展。”
为了把国民经济尽快发展上去，叶剑英不仅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发号召，提要求，自己更是以80多岁的高龄，亲自实践，辛勤操劳。他领导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把振兴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他主持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总要把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对于国务院的工作，则进行认真的监督。他还领导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保证经济建设中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他注重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地考察和指导各地的经济建设项目，力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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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8）
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
小憩羊城何所遇，英雄花照一劳人。
年过八旬的叶剑英，正像他诗中写的这样，发扬“老骥伏枥”的精神，以一个普通“劳人”的姿态，不辞辛苦，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祖国各地考察，促进四化建设。他重返西北，视察大寨，与干部群众座谈，肯定成绩，指出问题；他参观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听取博物馆人员汇报，并作指示；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怀念故人，当场应邀赋诗一首：“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1979年4月，叶剑英在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武汉军区领导人王必成和李成芳等同志陪同下，到湖北地区部队、工厂、学校、街道，与解放军官兵、工人、演员、学生等亲切谈话，访问军训、生产、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
从武汉沿江而下，叶剑英特意到宜昌视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听取工程领导人讲解并观看了葛洲坝示意图。面对巨大的建设工程，高兴地向在场的干部、工人赞美说：“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工程，伟大的胜利！”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叶剑英离开葛洲坝到重庆视察，在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陪同下，乘东方红巨轮饱览三峡沿岸风光，指点江山，远景未来。
告别湖北、四川，叶剑英转到广东地区视察。在广州，他在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陪同下来到深圳考察，后来又在广东听取习仲勋有关深圳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的汇报。他当即肯定，高兴地说，你们赶快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领导人汇报，极感兴趣。他听说，划一块地方搞开放，老定不下个名来，当即表态：“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以后又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一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设立“特区”后，6月1日下午，叶剑英接见正在广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讲话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同志们要努力，你们要带好头。并要求他们尽快草拟一个经济特区条例，再上报中央。
这一年，叶剑英离开广东，步入山东。9月8日，出海视察内长山列岛，向海岛驻军、民兵、渔家儿女询问海防建设和农渔业生产问题，对渔家妇女采集石球生产出口，磨破手指，血染白石，甚为赞叹，以诗纪之：“内长山岛月牙湾，勤事渔农并石田。昂价石球生异彩，妇孺岂惜指头艰。”他到烟台、青岛，于9月19日参观青岛啤酒厂，为之题写了“天下论英雄，啤酒无须煮”的古典新句。
叶剑英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都与中央和各地领导和群众一起，不断地商讨和解决振兴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1980年初，在即将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叶剑英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依然精神抖擞，再度到广东、湖北等地视察。从4月27日开始，他和吴南生等广东省委的同志一道到深圳、蛇口、珠海，参观市容和工商业，听取该地区领导汇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与干部、工人、市民座谈，征求意见，研究政策措施，进一步解决开发经济特区的问题。当时对创办特区有人赞成、有人怀疑、有人反对，叶剑英经过又一次实地调查，坚定了信心，对深圳、珠海市的领导同志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勇于创新，大胆引进外资，把特区建设好。5月4日，叶剑英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陪同下，飞往海南岛三亚镇。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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