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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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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人帮”对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工作继续干扰和破坏，进行政府组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2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选举筹备小组关于人大组织人事安排的酝酿结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人大主席团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为张春桥。但是，“四人帮”无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私下议论，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
“四人帮”蓄意制造事端。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发难，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当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阴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等飞抵长沙，借向毛泽东汇报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
十年浩劫（26）
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并明确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但是，江青一伙根本听不进，继续耍两面派，捣乱破坏。
这时，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抵长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行前，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这是政治任务。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略事休息，即与王洪文一起前往中共湖南省委宾馆见毛泽东，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并转达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对主席的问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从12月23日—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批评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责成江青等要作自我批评，责成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
26日那天，毛泽东81诞辰，他和老战友周恩来彻夜长谈，表示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周恩来于12月27日晚，乘专机飞回北京。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问题。
一年以后，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四人帮”活动已久的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以失败告终。
严厉指斥江青一伙，极力支持全面整顿
1975年春回大地。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住院，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持正相依，亲密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1月26日，叶剑英致信给毛泽东，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提出了人选名单。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11人参加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
邓小平全面担负党、政、军领导的重任以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实行全面整顿，坚决果断地同“四人帮”展开激烈的斗争。
4月27日，邓小平征得毛泽东同意，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说：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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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7）
江青玩弄故伎，反唇相讥。诬蔑这是搞“围攻”和“突然袭击”。邓小平毫不退让，拍着桌子，据理相争。叶剑英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江青等人进行严厉批评。
6月3日继续开会。叶剑英首先打破僵局，作了长篇发言。
他说，政治局讨论主席的批示和指示，是非常正确的。接着，他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要学马列。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代替“反修”。主席提出批评，不要只提一个（经验主义），放过另一个（教条主义）。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主席批评的很尖锐。这个问题很重要，马列弄通可是难。一定要学习。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
第二点，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能借口所谓“对付林彪”搞小宗派，大搞“四人帮”。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分裂党。
第三点，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你们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搞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严守纪律。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在叶剑英发言之后，王洪文被迫假惺惺地作了检讨。江青在强大的批评压力下，摆出“弱者”的姿态，承认自己“自我批评不够，表示再作进一步检讨。”可是，事后她到处造谣说，邓小平开会斗了她几个月。
不久，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的情况。
毛泽东说：“他们过去有功劳，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他鼓励邓小平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小平感到担子很重，说：“工作开始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泽东再次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事实的确如此。邓小平的复出，以至再度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是同周恩来、叶剑英多次提议，并抓住时机巧于安排分不开的。
挽狂澜于即倒，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实行全面整顿，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做的一件大事，他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安定团结，批判派性，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并狠抓落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停滞下降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全国打破了万马齐喑、严重混乱的局面，开始复苏回升，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气象。
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并同他一起对军队进行切实的整顿。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22天，中心议题是整顿军队的思想作风和解决组织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军队抓编制、抓装备、抓战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克服“肿、散、骄、奢、惰”，在军队领导班子中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自上而下调整好领导班子。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首先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讲话。他强调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作风，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军队要高度集中统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他在发言中非常气愤地揭露江青等人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提醒大家注意，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还十分关切地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少说话，不“授人以柄”。要注意形势，坚定立场，稳住部队，充分发挥骨干作用。这对到会同志是一副“清凉剂”，使大家心里有了底。
十年浩劫（28）
徐向前、聂荣臻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说：“在军委扩大会上，叶剑英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打招呼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邓小平、叶剑英和徐、聂元帅在会上的讲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叶的两个讲话转发全党。
紧接着，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由叶剑英、聂荣臻等组成6人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0几个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调离。这对于抵制“四人帮”插手军队，巩固长城，稳定全国局势，以至后来粉碎“四人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邓小平发起、叶剑英大力支持配合的在全国范围内各条战线进行的全面整顿，从思想上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组织上清理了一大批坏人。“四人帮”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非要把邓小平拉下马不可。
从1975年下半年起，“四人帮”就酝酿继“反经验主义”之后，利用“评《水浒》”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安置亲信到毛泽东那里告“御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时，年老多病的毛泽东被“四人帮”蒙骗，不允许有人否定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纠正其错误。经过毛泽东默许，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评。“四人帮”摇身一变，一跳三丈，成了批邓的急先锋。
这年冬天，寒流袭来，冰封大地。“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全面整顿，半途而废。邓小平和叶剑英再度被夺权和半夺权。但他们依然继续与“四人帮”周旋、抗争。
周恩来、朱德逝世，毛泽东临终召唤，决心挥剑除妖
1976年年初，妖风大作，毒气侵入。
全国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久病不起，生命垂危。
在周恩来病重的那些日子里，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叶剑英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叶剑英从这一嘱告里，吸取了同“四人帮”的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原来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回忆叶剑英和周恩来的交往和友谊说：“当周总理病重垂危的时候，叶帅一再嘱咐警卫人员，把纸笔放在身边，准备随时动用，为的是能够把总理有任何交代都记录下来。这是多么细致，考虑得多么深远啊，可以这样说，叶帅和周总理两个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时期并肩战斗，可以说情谊真挚，肝胆相照。”
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叶剑英同首都百万群众一起为总理送葬，陷入往事回忆和极度悲痛之中。
此时此刻，“四人帮”却幸灾乐祸，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在粗暴地干预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他们把掌握军政大权的邓小平和叶剑英，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中央政治局里兴风作浪，大肆攻击邓小平，首先搬掉这块“绊脚石”。本来，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理应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但“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作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作悼词。”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作，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厌恶“批邓”、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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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9）
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邓小平的厄运还在延续。没过多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于2月2日，发出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邓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此后，“四人帮”在中央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即所谓“批邓打招呼会”，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此同时，“四人帮”出于反党夺权必先反军乱军的需要，把攻击矛头对准了叶剑英和几位元帅。王洪文早就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就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江青一伙趁毛泽东病情恶化之机，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在2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另附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件事非同小可。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老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办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首长身体和往常一样。
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叶剑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空军副司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叶帅，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叶帅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四人帮”造谣叶剑英不能工作，还不过瘾，2月16日，他们又搞了个中央第三号文件，通知全党全军：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同时下令封闭军事博物馆的“历史综合馆”。因为这个馆是叶剑英批准开展的，有人竟诬告它“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树立邓小平”，“不适当地突出了叶剑英”，等等。为了搞乱军队，摧毁“长城”，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插手军队，诋毁几位老帅和高级将领，到处“放火烧荒”。“四人帮”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不只是明目张胆地罢掉叶剑英、邓小平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要一笔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其险恶用心在于搞乱军队，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并没有放弃继续迫害周恩来。他们明白，要篡党夺权，必须清除此人的巨大影响，要深入“批邓”，必须揪出这个老“后台”。于是，他们动用舆论工具和政权力量，极力干扰、破坏人民的悼念活动，同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4月4日，清明这一天，首都人民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了！人们走上街头，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奔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栏杆上面，苍松翠柏枝头，到处是花圈，挂满了悼念的洁白花束。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乱，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互相传抄，卷起了哀歌的浪潮。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意志。
叶剑英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那里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边读边赞：“好诗，好诗，难得的好诗！”他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
当时陪同叶剑英去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总医院周美华对此事记忆犹新，她说：“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作者注：即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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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0）
但是，这件事后来被“四人帮”爪牙知道了，追查他的车号，一直查到西山，折腾了好一阵子。
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叶剑英，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不可欺，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在清明节这一天，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难以数计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长城内外，西子湖畔，西安古城钟楼下，羊城越秀山上，到处人如潮涌，花如云海，泪如雨洒，整个国家沉浸在极度的悲愤之中，各地人民以各种各样巧妙而有力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意志，寄托着自己的哀思，显示着自己的力量，其花圈之多，诗词之烈，声势之壮，是亘古所未有的。
但是，这一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于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成为震惊全国的“###”。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反映出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雄厚的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是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奸佞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以“###”为集中代表的“四五”运动，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底点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四人帮”为之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他们捏造口实，要揪出“天安门反革命的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打击“党内资产阶级”。在他们炮制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中写道：“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结论是“###”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多么离奇的“天方夜谭！”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弥天大谎和“莫须有”的罪名，使重病中的毛泽东、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地撤消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还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在打击邓小平的同时，“四人帮”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各种借口，寻找各种线索，追查叶剑英与“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联系，诬蔑他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从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叶剑英就靠边站，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四人帮”还编造谎言，恶毒攻击其他几位元帅，整中央军委三总部和大军区的领导同志。一时邪气上升，逆流涌动。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革命家，早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最令他们担忧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自从5月中下旬，毛泽东带病相继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之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主席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尽管毛泽东意志坚强，还想撑着病躯尽心竭力为国家操劳，但已是力不从心了。而丧心病狂的江青，明知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却招惹是非，折腾不已。“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神志不清，说话困难，篡改和伪造“最高指示”，制造混乱，加紧篡党夺权。叶剑英看到这种状况，更是忧上加忧。何以解忧？唯有除害。他和一些老同志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除掉“四人帮”这伙害人精了。
王震，这位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老革命家，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就受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委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议论“朝政”。他是叶剑英家的常客。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叶帅习惯地称王震的“雅号”，高兴见到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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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1）
“胡子，最近‘眼镜’写的那篇文章读过吗？”
“他的文章天天读，唱的都是一个调子。”王震明白“眼镜”是张春桥。
“他唱的小曲难听，但是有人欣赏，‘三点水’是同他一个鼻孔出气的！”叶剑英习惯地把江青叫做“三点水’。
“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胡子”将军终于憋不住了，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开始不大理解，愣住了。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这个意思：毛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不宜轻举妄动，等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在与王震接触过程中，随便谈到一些在当前危难形势下比较熟悉、可以信得过的人。王震提到汪东兴。汪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来负责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控制着中央的警卫部队。
叶剑英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这个人你很熟吗？”
“我在延安当警备司令时，和他时常打交道。”
“现在和你怎样？”
“还好。”
“那太好了！你要同他保持密切联系，做到随时可以讲上话！”
王震很爽快地答应了老帅的要求。
叶剑英还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首长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
叶剑英还要王震做做警卫部队的工作，王说：“我找警卫师的领导一个一个谈话。”
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凡是叶帅交代的事，都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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