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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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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
为了重振军威，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叶剑英一方面着手筹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方面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放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经过一系列工作，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12年来把持军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流毒，恢复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军队各条战线工作，都有新的起色，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叶剑英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同志说：“你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日16时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作传达。他泪流语塞，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坐在床头的陈毅女儿珊珊，让她再念给陈毅听。珊珊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又一次陷入昏迷。当日深夜11时55分，陈毅与世长辞。陈珊珊回忆这段往事，流着热泪说：“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能够听到由叶帅亲自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为‘二月逆流’、为这些老同志平反，为他洗刷在‘文革’当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觉得，我父亲可以瞑目了。”
排除“四人帮”干扰，力请邓小平复出
然而，叶剑英仍然处在新的斗争的漩涡之中。
这个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是“文革”孕育出来的一个畸形儿。早在“文革”发动阶段，它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集团借“文革”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革”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分别加强各自的势力。自从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集团加紧策划，制造混乱，同林彪集团貌似“团结合作”实则分庭抗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借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江青一伙无法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使得他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的批判，必然造成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这种揭发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他们也必然耍两面手法掩盖自己的罪责，挑起新的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艰难。这场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江青一伙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为己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封锁和控制了毛泽东。第二，“四人帮”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群众的思想，而许多人受他们的欺骗和利用而不自觉。第三，“四人帮”垄断了党内信息，控制了舆论工具，要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世和罪行相当困难。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窃取的特殊地位，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摆出“女皇”的架势，飞扬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泽东“点名”的接班人、上海滩的“帮头”、“花花太岁”；张春桥、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代“文霸”、“学阀”和“理论家”，不可一世。这四个人结成“黑帮”，互相利用，互相依赖，互相吹捧，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跟着跑。他们出席中央会议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横起哄，争取同情，制造压力，迫使众人就范。对于这种状况，叶剑英作过精辟的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这种状况，使斗争更加艰巨复杂起来。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四人帮”斗争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讲究策略，注意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十年浩劫（21）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毛泽东从林彪叛逃中得到了教训，神情沮丧，开始承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些弊端，但尚不承认“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失败，尚未认识“四人帮”的本质，也无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挽救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改变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周恩来自1972年确诊患膀胱癌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治病期间还是离京外出，都书面报告毛泽东，由叶剑英代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进一步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遇到了“四人帮”的巨大阻力，他们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不停地刮阴风，放冷箭，大造反革命舆论，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反党乱军逆流的旋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但是，叶剑英在前进中遇到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
在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位老革命家，那就是邓小平。当务之急，要想办法请邓小平迅速复出。
他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他的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便登门看望，问寒问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他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主持军委工作。”然后又写信再提要求。
毛泽东接纳了叶剑英建议，同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大单位领导班子建设，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问题。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然后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最后，他让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会议，叶剑英负责具体主持这项工作。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指着邓小平介绍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并亲自指挥司令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叶剑英和在座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很高兴。一个国家，“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在张春桥等人觊觎中央、军委领导要职已久、迫不及待的关键时刻，这个任命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叶剑英立即表态，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支持邓小平，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调到职上任。各军区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很快都按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邓小平的复出并重任要职，逐步接管了党、政、军的实际一线指挥权力，这对“四人帮”来说是个晴天霹雳，他们又怕又恨，阴谋再次打倒他。
叶剑英不顾“四人帮”的反对，主动同邓小平商议军机大事，并一如既往要求军委各总部领导和机关人员向他汇报军委工作和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征求他的意见。同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决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取得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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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2）
但是，不论为“二月逆流”平反，还是请邓小平复出，在解放干部、落实政策过程中继续遇到“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这期间，中央组织部曾提出一份300人的名单（将军175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逐一解放干部。在讨论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制造种种理由，极力阻挠，不予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叶剑英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周恩来进行外事等方面的工作。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72年又协助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德（西德）建交程序、越美巴黎谈判等。这位当年的“外交骑士”，再一次发挥了他外交家的才能。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我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当年协助周恩来总理参加中美会谈的熊向晖回忆说：
“7月9日中午，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坐飞机到南苑机场，在北京由叶帅、黄华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去接。叶帅陪基辛格到钓鱼台。尼克松1972年2月21号到北京，28号从上海回国。参加会谈的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中央的就是叶帅同李先念。叶帅曾经陪尼克松参观故宫。这里我顺便念一念尼克松对叶帅的评价：‘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4岁高龄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
但是，就是这样一件举世瞩目的政治大事，江青一伙也激烈反对。
1973年11月，江青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发难。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谈话，“有错误，应该批评”。这期间，毛泽东也听有关人员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施加压力，要求周恩来做“检查”。会后，江青提出一个“帮助总理”的小组名单，其成员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这个小组前后开了20多次会，对周恩来进行围攻，诬蔑周恩来、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如此颠倒历史，变功为罪，栽赃陷害，是历史上罕见的！
“四人帮”围攻周恩来，却有意不让叶剑英参加会议。其恶毒用心是：不给叶剑英辩解的机会。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叶剑英十分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不作违心检查，冷眼观察，随时准备参加反击。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无限“上纲上线”，说成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并借机提出要将她自己、姚文元等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将此事上报毛泽东。岂知毛泽东了解了会议情况，批示“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并说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迫不及待。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活动，只好收场。
抵制“批林批孔”，挫败“四人帮”组阁篡权阴谋
1973年，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和要批判孔子的意见。7月，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不赞成骂秦始皇，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情况，还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江青传出毛泽东写的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表达评法批儒的观点。次日，她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及这首七律诗，并要将此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周恩来当场拒绝了江青的主张。中共十大以后，江青操纵写作班子在一些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儒，批“宰相”，论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影射攻击周恩来，敲响了新的斗争锣鼓。
十年浩劫（23）
1974年，新年伊始，“四人帮”推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1974年一二月间，为发动“批林批孔”，江青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
正当江青的“炮队”发起攻击、“批林批孔”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从祖国南部前线陆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南越反动当局蠢蠢欲动，派兵侵占我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真个是“内乱必然引来外患”。
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我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对南越反动当局侵占我国西沙、南沙群岛中一些岛屿的非法行径提出严重警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坚定地认为，如果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警告，继续入侵中国的领海和岛屿，并发动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当时国内正面临着江青一伙掀起的以“批林批孔”为名、实则批判周恩来等的政治运动，严重干扰着国家和军队的正常工作。叶剑英忍辱负重，一面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一面密切注视万里之外南国海疆的安全。他多方搜集情报，认真分析、判断，及时向周恩来报告，并陈述自己的意见，供党中央、毛泽东下决心。他鉴于南越当局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挑衅活动越来越频繁，于1月17日即向总参谋部发出指示：要立即组织班子，加强值班，注意掌握情况，准备打仗。同时，他根据南越当局已派出舰艇，侵入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中国渔轮挑衅，并派兵侵占了甘泉、金银两岛的情况，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进至永乐海区，监视敌人，保护渔民生产，并派武装民兵进驻琛航、广金、晋卿三岛。
为了加强战备，保卫祖国边疆海域，周恩来于1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毛泽东阅报告后表示同意。这时，南越西贡当局接连出动海空军入侵中国南海西沙群岛领海、领空，撞坏中国渔轮，强占中国岛屿。1月19日，又向中国驻岛部队武装进攻，西贡海军亦向中国舰艇首先开火。在危难之际，叶剑英受命于毛泽东、周恩来，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卫还击，同南越军队在西沙海域激战。叶剑英立即给广州军区指挥员打电话，了解详情，然后，向周恩来作报告。根据周恩来指示，叶剑英到达作战部指挥室，指挥作战，不一会儿，邓小平等同志陆续到达。叶剑英非常敬重邓小平，凡事都同他商量。他俩同大家一起听取汇报，研究敌情，制定作战方案，调配兵力，向前线发出一道道命令。我守岛的民兵在自卫还击中，打得十分英勇，迫使上岛的敌人狼狈逃回。到了上午10点多钟，敌舰突然向我军舰艇开火。叶剑英命令我舰艇立即坚决还击，并将战情随时向周恩来报告。当天下午和晚上，叶剑英一直守候在指挥室。前线虽然未再发生战斗，但情况仍很紧张。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当时支持南越反动当局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从菲律宾附近海域向我南海方向驶来。叶剑英经请示周恩来同意，立即派出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随着我舰队的胜利前进。叶剑英同邓小平等商量，决心乘胜收复被南越反动当局侵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经报告周恩来、毛泽东批准，1月20日，叶剑英签署并向前线部队发出了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命令。前线部队立即出动，向岛上的敌人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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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4）
然而，西沙之战并未摆脱“四人帮”的干扰，更未阻止住“批林批孔”运动。叶剑英一边指挥作战，一边抵御“四人帮”射来的“批林批孔”冷箭。他和邓小平排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干扰，共商对策，共同指挥，迅速击退了南越入侵军队，全部收回了敌占岛屿，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月下旬，叶剑英刚刚指挥打完西沙之战，正在组织总参谋部、海军机关和广州军区总结经验，突然接到通知，要参加政治局会议。到会上一看，内容不是别的，原来是江青要大家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江青俨然以会议主持人自居，要求与会的老同志们对照《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联系实际”发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名义上是批判“林彪与孔孟之道”，真实用心却在“联系实际”上，会上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弟当兵问题大做文章，影射叶剑英。
过了几天，江青居然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她还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江青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写的信中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张春桥也批示说：“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在军队没有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画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于是，军委只好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会。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陈锡联，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万人。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接着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叶剑英的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同志根本听不下去。
1月25日，江青又以突然袭击的方法，迫使周恩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余人的动员大会。在江青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猛批“走后门”，“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他们始终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以沉默对抗，一言不发。这还不够，1月28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公开指责《解放军报》根据周恩来、叶剑英讲话精神而写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是一篇“很坏”的文章，并布置予以反驳批判。在他们授意下，发表的批判文章说《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来讲团结问题”，“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
更为恶毒的是，江青在1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口“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竟公开点名批评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指责叶剑英“走后门”送子女当兵……。叶剑英不予理睬。为了稳住军队，他仍然不具体布置全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江青一伙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要整整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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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25）
为了大搞“批林批孔”夹着“走后门”，批评叶剑英等老同志，迟群于2月2日主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在《教育革命简报》上登载一批教育系统批“走后门”材料，并加编者按语：“在批林批孔中，要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严肃检查、批判和纠正‘走后门’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不正之风。”之后，一些高等院校开始揭发、追查“走后门”上大学的问题。
“四人帮”玩弄“批林批孔”夹着“走后门”，“三箭齐发”，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动逆流。局势险恶，派性再起，人心动荡，生产严重下降。叶剑英决定顶住逆流，采取迂回的方式予以反击。他配合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批“走后门”问题，2月15日致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次日，毛泽东在叶剑英信上批示：“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并指出，迟群、谢静宜在“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次日下午，周恩来约迟、谢谈话，明确提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指示。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人的要害。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打击周恩来连同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四人帮”对筹备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工作继续干扰和破坏，进行政府组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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