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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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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了，要赶上去”。
这段时间，叶剑英在北京孤苦度日，但仍乐观豁达，不亢不卑，与逆境作斗争。他的小女儿文珊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这段艰苦的日子：
“在那动荡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岁月里，林彪一伙处心积虑想把爸爸搞垮，诬蔑他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硬说他的孩子们都有问题，横加罪名，把我的哥哥、姐姐、姐夫们一共7个人投进了监狱，甚至连家中的保姆也被抓了进去。我那时只有十七岁，为了保护我，爸爸把我送到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叔叔那里，当了一名通讯兵。谁知这事让江青知道了，她把傅司令叫去大喊大叫说：‘叶剑英的女儿怎么能守总机呢？！在这样的机密部门工作，走漏了消息怎么办？要把她抓起来！’当晚傅司令打电话给爸爸，说我跟班长吵架了，团结不好，让家里速来人把我接回去。我离开的第三天，就发生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傅崇碧叔叔被抓起来了。我当时也不能在北京呆下去了，于是远离爸爸去福建当兵。记得当时爸爸对我说：‘很可能是傅崇碧救了你。’几年以后，当爸爸得知傅司令被放出来了，立即让我去探望他，他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并说：‘你爸爸把你交给了我，我不能让他们把你抓起来，所以制造了一个借口，把你转移出去了。’
“我离开北京以后，就剩爸爸一个人孤寂度日，行动受到限制，连打电话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我们一家被搞得支离破碎的逆境里，爸爸和儿女们剩下的惟一联系就是一封封家书。‘家书抵万金’。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为了慰藉孤寂的爸爸，我经常提笔给他写信。我在家信中流露了我的担忧，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和生活情形，可爸爸乐观、风趣的回信安慰了我，他写到：‘信中问到二号楼（作者注：叶剑英在厢红旗住地），且听吧：二号楼前果木多，一间古庙一头陀（他把自己比作古庙里的和尚）。女儿有假归来看，你的窝儿照样呵！’从这封平常的信里，我看到爸爸临危不惧、善于自处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我受到鼓舞，得到很大的安慰。”
这一时期，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极为关注。每天都坚持看“惟一的文件”《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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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中苏边界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根据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但是，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却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正式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周恩来交待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说，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之后，根据周恩来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从6月7日开始，几位元帅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多次全面深入地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在会上，叶剑英作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现在美国不得不从越南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后来由参加会议做记录的熊向晖等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备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重大战略决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十年浩劫（16）
“流放”长沙岳阳湘潭，
怀屈原吟 《离骚》以自慰
由于四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折腾，不仅国内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而且国际形势也异常紧张。美国在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直逼我国的南大门，前苏联在我国黑龙江制造“珍宝岛”事件后，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我形成南北夹击、四面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中央向全国发布了战备命令。10月17日，林彪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及其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年老多病的叶剑英也不例外。他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下放到长沙。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他的子女那时多数被抓进监狱，有的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远在边疆服役，去湖南只跟两名随行人员，没有一个亲人同往。他在湖南历时十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
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总理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叶剑英同志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伙从军队系统却交待：要对叶剑英保持距离。当时叶剑英还没有摘掉“老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湖南省领导人听说来了“老机”，格外小心谨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但是，有些领导和干部出于对老帅的热爱，硬是不理那一套。他们挺身而出，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元帅一如既往，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当时省军区主要负责人黎原、李振军听说老首长叶剑英来了由衷地高兴，但又为他的处境担忧，他们同省委接待处长肖根生和四十七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决定抽调警卫排的排长胡家虎给叶帅当专职警卫员，并确定由赵福和具体负责叶帅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安排。胡家虎原来是四十七军炮团的排长，这次被抽到叶帅身边工作，十分高兴，但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胡家虎后来多次谈到叶剑英流放在湖南各地的情形，他回忆说：“那时湖南，已是深秋。叶帅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搬走。祸不单行。就在这时，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远在上海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送往大医院抢救。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很难过。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抢救情况，都没有获准。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才知道，当时赶他紧急从长沙到湘潭，是因为毛主席来长沙要住‘蓉园’。叶帅听到这个情况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事实的确是如此，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而且临来之前，周总理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说：‘剑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但是，有人封锁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叶剑英当时在长沙，更不知道因自己来而赶走叶帅。”
谈到叶剑英在湘潭的情形，胡家虎继续说：“湘潭比起长沙，不仅生活条件差得多，而且‘上边’指示，对叶帅这个‘老机’、‘老右’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密’。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这里想给远在上海受伤致残的儿子打个电话，却遭到电话员的粗暴呵斥。他气得手发抖，无奈只好含着热泪给孩子写信，安慰孩子：‘大丈夫一息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健全，只差一只手，决不气馁……’这时正值数九寒天，湘潭地区寒气逼人，冻手冻脚。叶剑英在湘潭下榻的“宾馆”，没有烤暖设备，这对一个年过七旬、身体又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了。后来，还是一位湖南好心的领导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向湘潭地区领导和有关工厂联系，四处奔走，请来工人来检修‘宾馆’的锅炉和暖气管道。技术人员和工人听说为叶帅修暖气设备，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很快解决了烤暖问题。叶帅不仅从身体上，而且从心眼里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众给自己送来的温暖。叶帅在湘潭，不但生活上很少有人关心过问，饭菜也不可口，为了改善他的生活，我和炊事人员只好‘自己采购，自负盈亏’。后来，多亏下放到江西的王震来看他，找到以前的老部下，才有所改善。”
十年浩劫（17）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尽管遭受冷遇与屈辱，而且体弱多病，但依然心系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先后到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岳阳橡胶制品厂、榨糖场、渔场、湘潭钢铁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搞调查很不容易，不仅有时受到冷遇，而且，交通工具也解决不了。他到岳阳橡胶厂，是坐铁路上的一节抢险车（车上没有座位）滑行过去的。下车后，首先要步行走过十多米宽的铺着碎石的多条铁轨的路基，然后还要步行一里多路才能到达工厂。这对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多么艰难啊！可是他到工厂后，没有休息，就一个车间接着一个车间认真参观，对原料来源、价格、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都很详细地了解，还询问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情况。到了中午开饭时间，他执意要到职工食堂看看工人们的伙食情况，边吃边问：工人的粮食定量是多少，菜的价格是多少？……在工厂调查时，他不让暴露身份。经过多次到一些工厂，同工厂的干部、工人座谈，详细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座谈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准备报送中央。
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学习英语，即使在病中也不放下书本，并且读得很认真。除读书外，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和《参考消息》，他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按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备录。他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说是惟一的渠道。因为在那远离首都的偏僻的地方，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也没人来看他，甚至电话都很难打出去，所以消息很闭塞。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国内外的新闻广播。据胡家虎回忆：“叶帅为了收听得及时，他选好几个电台的新闻广播时间，都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波段频率位置，他都亲自一个一个找出来，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画上记号。”该是何等用心和细心啊！
叶剑英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和他身边的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天，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有知识、有头脑、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
他胸怀宽阔，善于关心人、体贴人、谅解人。尽管自己在逆境中、“自身难保”，他还用自己懂得的中医方面的知识，帮助身边人员的亲属开方治病，帮助解决家庭困难。有时厨师做的饭菜不对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时，总是亲自或让服务员转告厨师说，不是菜烧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说胃口不好。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到厨房感谢厨师，亲切交谈。
尽管“流放”期间，遭受冷遇、疾病之苦，生活单调枯燥，但是，叶剑英善于自我调剂生活。除了读书看报背诗外，经常在院子里散步，有时与工作人员打打乒乓球，自得其乐。心有所感，则抄诗吟诗填词以明志。他曾改写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独赏湘潭雪。”这是叶帅当时逆境生活和乐观心态的真实写照。
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汨罗江，凭吊屈原，做诗一首：
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行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剑英平生十分敬佩屈原的诗品和人品。他设身处地，想起屈原当年的放逐生活，以“行廉志洁”来鞭策自己。他默默地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随行人员不能给下边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经常写信教育子女，告诫晚辈：“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接到孩子回信，激动地写道：“千里寄书能慰我，似逃空谷听人声。”
在叶剑英“流放”湖南期间，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件当时人们并未察觉而引发林彪集团覆灭的大事开始发生。
十年浩劫（18）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但是，林彪却蓄谋干预毛泽东的大思路，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唱反调，暴露了他日益膨胀的野心。
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记录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彪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要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成员中多数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政治局报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本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半个月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特地就此事与林彪谈话。
在此期间，中央正在酝酿和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
1970年7月16日，叶剑英突然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住地二号楼，周恩来总理即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
8月20日，叶剑英同其他中央领导人飞上庐山。
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随后，林彪作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他继续大肆鼓吹“天才论”，谁反对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的”，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
8月24日，全会收听林彪23日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讨论。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带头作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强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
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风向突变。8月25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并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
8月29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十年浩劫（19）
毛泽东及时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自始至终同周恩来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与林彪一伙进行斗争。
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会议临结束时，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通知叶剑英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
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于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陈伯达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人厝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作调查，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二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的个人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合的反革命集团，打响了第一炮。
林彪叛逃，危难中受命挑大梁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
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叶剑英写下的这首诗是林彪“九一三”叛逃机毁人亡的真实记录。
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动“批陈整风”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日益暴露。林彪、叶群一伙已感受到末日来临，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毛泽东采取宽大政策，等待他们转变回头，但他们篡党之心不死，又不肯善罢甘休。
1971年3月初，林彪自比李后主，自怨自艾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说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一向视“枪杆子”如命的林彪准备动用武力“决一死战”，夺取中央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
这一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区负责人谈话，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
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决心铤而走险，将毛杀害于途中。9月7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谋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
9月13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不顾周恩来下达命令的警卫部队阻拦，疾驶山海关机场，乘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接报告后即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并采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等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立即通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并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叛逃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叶剑英当晚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去待命，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9月14日，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人亡。
周恩来得知这一确切消息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叶剑英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对黄等四人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随即，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通知：宣布黄、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决定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经毛泽东批准，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3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九一三”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做初步总结。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开展工作。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十年浩劫（20）
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10月4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他在信中最后向毛泽东主席表示：“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泽东主席“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毛泽东收到叶剑英的信，当天即同周恩来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们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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