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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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好了。”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八条”命令及时制止了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鼓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有些人竟然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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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9）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叶剑英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这“七条规定”主要条文是：
　　“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联。”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古、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全面夺权”的冲击首先直逼中央，从1月中旬起，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处于“靠边站”的地位。
　　这种非常状态是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为了在非常状态下能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于处理和决定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周恩来提出了“碰头会”的办法。他于2月2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3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这样，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怀仁堂会议室里，长方形会议桌中间坐着周恩来总理，一侧坐着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另一侧坐着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两军对峙，阵垒分明。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指挥军队吗？”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十年浩劫（10）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陈毅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触到了三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他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总理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嘛。”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2月16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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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1）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身处逆境，巧于周旋和斗争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2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抓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此后，他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古、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他考虑，当时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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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2）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以上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解决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
　　军以上干部会虽然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实际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闹京西”与“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安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所谓“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意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调解）。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
　　

十年浩劫（13）
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才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叶剑英亲切接待他。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的错误，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这年3月22日，发生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首都召开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造反派”扬言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聂荣臻。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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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4）
针对林彪、江青等的诬陷，周恩来极力给“二月逆流”平反。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为叶剑英等开脱、平反制造舆论。但叶剑英仍未走出逆境。1968年底，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1969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作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被分配到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做些体力活，同时参加车间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工人们很感动，普遍反映，叶老帅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接近他，同他说心里话。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经常打电话询问，还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一个报告，汇报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心地光明纯洁，这和一些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老在上层建筑中生活的人们比较起来，差距太大”，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这段时间，叶剑英在北京孤苦度日，但仍乐观豁达，不亢不卑，与逆境作斗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