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岁回首看人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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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母亲突然手里拿着鸡毛掸子，一脸怒气地赶过来，见到大妹不由分说，劈头就打，嘴里连骂：“叫你别动我的东西，你不听，昨天才买的镜子又被你打破了。叫你别惹他，你偏要跟他吵，吃了亏还遭人骂，你这没用的东西，早一天死掉，早一天轻松。”大妹一边哭叫，一边争辩。原来早上她到母亲房里梳头照镜，弟弟看见了，不让她拿母亲的镜子。两人抢夺中竟把镜子摔碎了。我觉得这事是弟弟不对。可是母亲心目中总是认定大妹的错，还说是我护着大妹，助长了大妹的不听话。

　　我知道母亲也是“恨铁不成钢”，她为大妹苦恼，忿恨。可她从来不曾具体地耐心地教导过大妹，用打骂来代替帮助，只要不合母亲的意愿，就不假思索地骂，好象大妹一生下来就该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母亲不理解大妹正是被她不分青红皂白地呵叱打骂，才变成这样。

　　我实在看不过，便说了母亲两句：“你别打她了，你越骂她越糊涂。你想想看，有哪一次你把她骂好了？打好了？”母亲不服气，反过来把骂大妹的话也用在我身上。我的心受到猛烈的刺激，竟不客气地数落着；“都是你从小把她教坏了，你从来不曾和气地跟她谈一谈，没有一次亲切地教导她如何做人、做事，只会埋怨、指责、打骂。你对别人和和气气，对自己的子女却蛮不讲理。”　这样说了，我感到又是轻松又是后悔。母亲是火上添油，把一肚子怨气和委屈全撒在我身上，骂我不知家事轻重，说大妹做了偷窃的事，还叫她怎样能客客气气。

　　争吵声惊动了大家庭里的人，一一跑过来劝架。我难过地失声痛哭，哭母亲不明智，哭自己命太苦，哭大妹太不该。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家里，该怎样做才对，“落取”后我自己已是挣扎得不行了，还要遭这样的罪。（待续）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3）
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　，　粮食紧缺，居民每月的定量十分有限，又没有其它食品可以补充，许多人处于半饥饿状态，对零食特别盼望和需求。大妹在家里满足不了正当旺盛的食欲，又得不到温暖，受不住母亲的斥骂，终于有一天出走了，开始到处流浪，先是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变卖，换些吃的，后来只好又去偷，全是偷吃的食物。

　　出事后大妹被人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把大妹又转交给街政府处理。街政府教育一顿也只好把她送回家中。母亲向来喜欢别人说好话，对大妹发生的事，她感到奇耻大辱，气恨交加，管教的办法仍是打和骂。也许大爱似恨，她实在想不出有别的办法可以纠正大妹，错误地以为只有打骂才能让大妹“今后不敢”。

　　然而，大妹再一次逃走了，一连几天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有一天一位好心人跑到家中报信，说不得了了，大妹偷挖生产队的地瓜，被抓到大街上“游街”，还被绑在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示众”。母亲惊魂未定，就有一大群社员涌到家里来，大吵大闹，说我们纵容大妹偷地瓜，拿到家里来，全家人煮着吃，让他们吃不饱。有几个冲到厨房里，把我们刚煮好的饭全都给吃了，还扬言以后每天都要来我们家里吃饭。

　　母亲如遭五雷轰顶，手足无措。祖父气得尽情骂母亲管教不严，败坏门风，给全家人丢脸：“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遭人嫌过。今天你把我的名声全扫光了，今后我还怎么在社会上出入。我几个媳妇，没有一个象你这样出了坏家子……”母亲脸色铁青，双手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把母亲扶进房里。母亲推开我的手，猛地朝门外冲去。众人感到不妙，拉住母亲，极力劝慰。祖父这才住嘴。

　　我不平地朝那些冲进屋里来的社员吼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能怪我母亲。大妹的事，她一人做事一人承担。再说也不能为这样的事捉人去‘游街’，这不符合国家的政策。”我不敢说这是侵犯*，在当时这是西方的语言，好象*这东西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兴这一套。我打算去找生产队长评理。大家都说没用，不要书生气，现实就是如此，只能忍气吞声。“困难时期”为填饱肚皮，吵架的事多了，打死人的都有，“法制”这东西，只有在人人温饱之后，才会受到尊重。

　　傍晚，大妹被放回家来，头发被剪成前一个坑，后一个垛，不象男，不象女，衣服也撕破了。一位老年妇女好心拿条头巾给她包上。大妹目光呆滞，任由大家指骂，也不哭，也不说话。

　　我想大妹已麻木，或者疯了。爱恨交织的痛苦在我心里剧烈地煎熬。我相信母亲也是这样。她疼爱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女被人侮辱，她能不痛心吗？她把大妹教育成这样，她又为大妹苦成这样。这罪过不在母亲，也不在大妹，是几千年封建思想观念，和不良的家庭教育造成的后果。母亲内心是多么地为子女着想，她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社会的累赘。她越担心，越找不到正确的办法。她整天操劳，让我们忧心。她的脾气，又使我们难于接近。我爱母亲，我不想让她难过。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克服自己对她那种态度的“受不了”。

　　这事过后，家人一致认为大妹已无可救药，打算把她送到教养所去，而且象要扔掉一颗定时炸弹，越快越好。我也失去了信心，也许那里的环境能让她清醒一些。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留在家里受母亲的打骂，让母亲生气。可是后来一位亲戚表示反对，理由是家里这些“吃政府饭”的人，往后在填写社会关系一栏时，会增加一个“污点”。大妹因此又被这个“污点”留在家里。

　　母亲怕大妹再逃出去惹事生非，干脆把大妹关在房里，不让她出来，每天送饭给她吃。大妹也心甘情愿象囚犯一样呆在房里，还自己反锁着门，不让别人进去。大概她已感到母亲对她只意味着管制，而没有一丝温暖。

　　我心里十分矛盾，曾经想用正面鼓励的方法帮助大妹，可一想到母亲的打骂，就没有信心。母亲不理解我的想法。大妹又太固执，一点不听别人的劝告，她的不合作态度，常常让接触到的人徒生愤怒。我想大妹受惯了责难，为了保护早已受伤的自尊心，总是盲目地抗拒，又任意地放弃，在改变之前，她就表现出一种让人为难的姿态。有一次我看到她拿生地瓜干给小弟弟吃，就叫她不要这样做。也许我没有讲清道理，这既不好吃，也不卫生，是一种坏习惯。她却挑战似地表明，偏要这样，还唆使小弟弟用脏话骂我。

　　我难过极了，感到无可奈何。我也曾想再跟大妹好好谈一谈，她还是不肯配合，以沉默对抗我。我只能枯燥地说教几句，知道这些话她早已听腻，一点用处也没有。我苦恼万分，不知该怎样帮他。也许我本身也是不良教育培植出来的“次品”，不能给大妹树起一个好的榜样。（待续）　。。

八、人生爱恨——亲情难解（4）
后来，母亲和舅舅合计把大妹嫁到乡下去，他们担心大妹留在城里会败坏一家人的声誉，想用这种办法来推卸自己的责任。我十分反对，可又想，也许大妹早一天离开这个家，是一种解脱，也就不再坚持。

　　结婚的时候，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喜庆的仪式。大妹随身带着几件衣服，就让对方给接走了，简直象扔掉一件破旧的家俱。我难过了好些天，感到自己太无能，同在一个家庭里，同样的骨肉兄弟，怎么能有这样不同的待遇？

　　大妹嫁出去以后，家里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不久，大妹在乡下就呆不住了。三天两头跑回来，母亲却不喜欢她再来家里，老是逼她回夫家去。

　　终于大妹跟丈夫也闹翻了。听说妹夫脾气不好，两人常为一件小事争吵，大妹一闹就回家来向母亲诉苦，希望娘家能给她撑腰。可是母亲不问个所以，每次都指责大妹的不是，逐她回去。大概在母亲的眼里，凡事都该大妹不对。也许母亲为生活所累，已不想再顾及到大妹，就以这种简单逃避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大妹回去了。她也不再回来了，她明白娘家已没有她的位置。她感到走投无路，只好又开始到处流浪，靠偷别人的食物过日子……

　　后来妹夫家的人把大妹找回去。此后一段很长时间大妹不到娘家来了。我觉得这也许是个有志气的表现，是好的开端。我也不希望她来，因为不希望看到她遭受母亲的叱骂，这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助长她的愚昧和固执。

　　大妹从来没有对自己有过较高的要求，没有对未来充满过美好的希望。她应该在独立生活中找到一条理智的光明的路。可是我不能不时时在想念，担心大妹又要做什么傻事。

　　家里没有人再提到大妹，连她的死活都不去关心过问。母亲好象轻松了许多。我也不便去刺伤母亲的心。大家好象都怕再想起那梦魇般的往事。

　　几年后大妹突然回来，带来了不少土特产，穿着也象样些，听说那边生活有了改善。家里人对大妹的到来议论纷纷。祖父担心她再惹事生非，一再告诫不能让她到处乱跑，明显地还是不信任她。祖母看到礼品，表示欢迎。母亲希望她回家作客，住几天就赶快走。人们不象欢迎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对待她。不相干的人还好奇地跑来看热闹。唯独我悲喜交集，问了她家庭生活近况，在那边过得舒心吗？当然也不忘提醒她要珍惜得来的好日子。

　　可大妹还是那种怪脾气，歪着脖子，瞪着双眼，明显地表示不想再听这种劝告的话。我隐隐感到失望，痛苦的生活经历，并没有把她变得理智些。

　　听说她已有一个孩子，而对她自己的孩子也采用打骂的教育法。我感到可怕极了。大妹把母亲对她那一套不良的教育，又用在她的下一代身上，这怎么得了。

　　大妹住了两天就回去。临走时大家送她一点礼物，却没有人到车站送行，我心里十分不忍。

　　大妹这一去，又没有音信。许久后听说她还是没有珍惜得来的生活，没有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也许她觉得自己就没有得到过。

　　在一次跟丈夫大吵大闹后，竟丢下儿子跑出去。她也不再回到娘家来，她已多少有了觉悟，知道娘家不能给她温暖，只有打骂和冷遇在等她。

　　母亲早已不再挂念，也许她认为大妹出嫁后，她的责任就完成了，甚至还在咒骂大妹的过去。

　　我知道，大妹确实给母亲带来伤痛和耻辱。大妹摔伤住院的时候，母亲曾经是那样疼爱她。如今这不值钱的东西坏了家里的店号，大家倒是希望她远远地躲开，永远不回来，免得让家人背上这不雅的包袱，甚至希望她从此能消声匿迹！

　　大妹最后一次出走后，竟被人贩子拐骗走了，听说被卖到很远的地方去。

　　在哪里？不知道。母亲已不想知道。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牵挂，为大妹伤心难过，为大妹苦恼不安。苦难而不幸的大妹，你到底在哪里？

　　每当夜深人静，我常常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在上面找寻大妹的踪迹，留下粒粒泪痕。无论大妹怎样讨人嫌，她毕竟是我的亲妹妹，

　　我怎能忘却？我的一生中唯一想念、悔恨、牵挂的人就是我的大妹。

　　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家庭悲剧、闹剧，包括那些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光鲜夺目的名人也不例外。但中国人一贯奉行“家丑不可外扬”。他们不说，写文章的人不说，他们便十分地完美，受到众人的羡慕和赞扬。我因为有这样一位妹妹，一位不幸而苦难的妹妹，产生了想写和非写不可的冲动。我虽是一个普通人，但也不怕献丑，因为我不希望再有象大妹这样的人出现，不希望还有家庭在制造象大妹这样的“次品”、“废品”。。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1）
1960年10月，国民经济产生的危机，造成许多新办的工厂纷纷“下马”，不少单位开始“下放”人员，要把“大跃进”中张大胃口吞进去的，又一一吐出来。这一次的对象主要落在那些所谓“政治上不纯”的人身上。

　　我当时参加工作仅一个多月，且是没有经过街政府的“证明”就进来的。心想，一定会被撵走。教师工作我虽不在乎，这样出来却不光彩，会比当初没有进去更糟，更要受到社会的岐视，精神上也会再度受到沉重打击，这比肉体的痛苦强过好几倍。肉体的痛苦是片刻的，精神折磨却是长久的。我心灵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怎经得起又一次伤害。突然，我跳起来，瞪起双眼，咬紧牙根，觉得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作为地任人摆布了。我要抗争，要表白自己的无辜。

　　我毅然拿起笔来，给国务院办公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把两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连同郁结在心头的话，统统写出来，把历年在校学习的优异成绩单，还有屡次高考“落取通知书”一并寄过去。我相信党中央是明智的，能分辨出是非，鉴别好坏。

　　我在信中强烈地表明自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热血青年，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想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而无形的枷锁却把我紧紧束缚，使得一身力气怎么也发挥不出来。我一再地向他们呼吁：解放我，让我参加到建设者的行列中去，我要工作！工作！工作！

　　信寄出去后　虽杳无音信，但很可能是这一封信感动了上苍，起了不小的作用。不久后有一天，学区党支书突然通过校长转告我说，他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知道我读书不错，要我安心工作，好好干。可见我给国务院的信已转给地方，否则校长怎么会“看过我的学业成绩单”。那年我也因此没有被“下放”，而且在1961年8月我“高考”再次“落取”后，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破格把我从“代课教师”转为“试用教师”，薪金也增加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第一次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结果。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再硬撑下去。国民经济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为了贯彻这“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地“下放”人员。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

　　我所在学校，一位学校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县级干部的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位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进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着。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像是堕入无底深渊，怎么也到不了底&；#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为了活命，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被“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

　　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无能为力，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

　　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待续）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2）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茫茫天地，不知何处是归宿。周围的几个人都被“下放”了，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又是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家静呆闲坐，毫无目标地瞎逛。

　　转眼到了八月底，一天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赶快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绝路逢生，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了。我是当时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位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当年的“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更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上级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初“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　，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

　　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是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扫清道路，任何事情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也跟着复活了。

　　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

　　1962年10月，我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白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一名教师。晚上我在家里复习功课，做习题，当一名学生。那一年的功课大多是生疏的，我的旧课本已不适用，只好向应届高中生借，把新内容抄下来，一门“解析几何”以前从没有学过，就靠自学掌握它，俄语课本是新版本，许多单词必须从头识记，政治课本更是年年都在变。

　　我把一切时间全都用上，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我的身体消瘦许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终于把各门功课，都复习到孰记在心的程度，满有把握地站到起跑线上，又一次等待参加“高考”竞赛。（待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3）
1963年春，由于我的出色教学，在学区里已小有名气，上级把我调到一间规模较大的东街小学里任教。但五月份“高考”报名一开始，我还是按计划到县文教科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

　　不料，人事股长节外生枝，对我说：“你是在职人员，想考大学必须先申请退职。以后大学录取与否均与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白，一旦“落取”等于又是失业。好容易才保住工作，怎能轻易放弃？

　　我一下呆住了，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仿佛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命运的悬崖边，前头既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在不停地召唤，也有充满失业困苦的深渊又要吞噬我。这一步跨出去，可能过去，也可能失落。“考”与“不考”在激烈地争斗。

　　可如果我不报考，将一辈子当个默默无闻的教师，我的专长将付之东流，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如果我去报考，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一离开就甭想再找到工作，那时光本街区就有二百多位待业青年，我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那种生活我一想起就害怕。

　　我痛苦极了，在人事股长面前楞了好久好久。一年来我克服了重重学习难关，却没有想到还有人为和生活的难关。我颓然地低下头，犹豫再三，不敢跨越悬崖朝前迈，悻悻地回头选择了平坦的路，为的是能生存下去。就这样，人事股长一句话竟然左右了我的决定和命运。

　　事后我痛哭一场，恨自己太软弱，恨自己没有奋力抗争就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一年来的心血。我后悔极了，我把活下去看得比追求理想还重要。

　　我只能继续留在小学里教书。后来想，不妨在教学工作上拼一拼，争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发表几篇文章，得到上级的认可，兴许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我始终没有把考大学的念头给抛弃了。我开始阅读大量教育教学书刊，搜集相关资料，我的桌上堆放着各种“教育学”、“心理学”。我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也给《福建教育》投过几次稿。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仍深深感到自身的先天不足，我的个性、才智一点不适于干教育工作。我办事一向以速度快，效率高，准确无误见称。我不喜欢停在一个地方，反复做同一件事，说同样的话，我更愿意不断更新向前，而教育学生却需要的是要有耐心和善于鼓励，有时还必须让步和妥协。我总是太急躁，太认真了，欲速而不达，又不善掩饰自己，常常无辜伤了学生的自尊。

　　我为此苦恼，感到力气花在不当的地方，难有成效。一个人的聪慧本来就是相对的，在一个方面他是天才，在另一方面他可能是苯蛋。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就有成就，勉强从事不适宜的工作，就可能徒劳无功。我的特长应该在科研方面。看看过去的同学，有的已分配到科学院，有的在读研究生。我感到自己远远地落在后面，而在中学里我至少也是和他们并驾齐驱的。

　　想到这些，我的心老是不能平静。不管这种想法是不是所谓“追求资产阶级名誉地位”，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专长，为国家科学事业贡献青春，我不想白白浪费自己的智慧。（待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4）
1964年2月，经历了一个冬天精神上的痛苦折磨，我再次下定决心，准备孤注一掷，要付出真正的代价和牺牲，如此才是一个有理想有奋斗的青年。

　　我又开始争分夺秒复习功课，夜以继日奔波在工作与学习之间。同时为了防止动摇，针对过去的软弱，我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估计到“落取”后可能遇到的几种后果，一一写在日记上，也写出不投考将一生苦恼的警钟。决心之大，以为是不可阻挡的。

　　5月17日，我带着一份早就准备好的“退职申请书”，来到县文教科找人事股长。他看到我先是轻蔑地笑了笑，当知道我的来意后又说：“我可以接受你的退职要求，至于盖章证明去报考的事，找你们街政府去办吧！”我到街政府找文书，他却说我的户粮关系不在那里，他们无权给我盖章开证明。他的话也许是有道理的。

　　我又转回去找人事股长，他不理睬我，任凭我苦苦哀求，始终无动于衷。我又急得跟他吵起来&；#8226；&；#8226；&；#8226；&；#8226；&；#8226；&；#8226；但是没有用，大印在他手里，拿不到介绍信就不能去报名。我气急败坏，毫无办法，一连去了三天，人事股长就是不肯答应。

　　亲友们知道了，一个个出来劝阻，父亲更是气极了，各种可怕的说法冲着我。是的，即便让我去报考，天知道人事股长会在背后搞什么花招，我的个人鉴定还要经过他这一关。而政治表现在那时仍然是重要的。

　　我恍恍惚惚过了好几天。当一个人知道，他以生命为代价的希望就要破灭，这跟遭受“开除”的打击差不多。我又象患了一场大病，周身没有一丝力气，眼看报名期限一天天迫近，我还找不到出路。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努力上进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再一次感到个人的奋斗是多么艰难，不是自己的动力不够，而是人为的阻力太大。我这种不合潮流的进取，在别人眼里很不乖巧，是愚蠢的举动。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的人生为何如此多舛？难道命里注定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又一次要宣告自己的努力失败吗？

　　我常常这样想，要是没有“大鸣大放”，没有“整团”，也许我早就顺利考进大学，我想从事科研工作的理想也该会实现。在人生道路上，我本来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且坚信有足够力量可以达到。偏偏在大学这一关不让我通过。我为此拼搏多年，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处在人生岔道口，我来回徘徊，日夜不停地走呀走呀！却茫然无措，不知道该走向哪一条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我依然不愿意安下心来当一名教师。我又认为搞科研要有实验室，不上大学恐怕难于办到。一段时间我也搜集各种科学奇闻逸事，希望能象凡尔纳和高士其那样写一些科幻小说或科学小品之类的文章。可是心中无底，搜集十分盲目。这项工作，进行不久我就放弃了。

　　我转向进修外语，埋头攻读大学俄语课程，将几乎所有常用俄语单词都制成卡片。后来又自学英语，同样制作了几千张单词卡片，每天放一些在衣袋里，随时随地拿出来识记。我简直成了“外语狂”，每天走路，上厕所，开会或坐戏院的片刻，手里都在翻弄外语单词卡片，默念外语词句。心想，不管将来干什么，外语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仍然没有忘记上大学的梦想。我订阅了《俄语学习》和《英语学习》这两种杂志，已经能看懂一些通俗的外语读物。

　　可是一年后，遇到一位在大学教书的同学，他告诉我，他们那里有懂得五国文字的人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这无疑是一桶冷水，我心里凉了半截。一个人看不到努力的远景，学习就没有劲头。终归又半途而废。

　　就这样，我象一个醉汉，缺乏冷静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