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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岁回首看人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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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7）
一场暴风雨过去，总会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经过这场热雨的冲洗，大地将变得更清新。1月30日班级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首先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子疑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激情地写着：
“一个人要善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也许厌恶不满。一旦发现它的奥秘，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它，爱护它。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走不出个人的圈子，一心只想成名成家，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离开国家、集体和人民，就谈不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只有和国家、社会溶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
以上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一年寒假，我还特地向团支书报名，要求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人生观。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我挑着一担破畚箕，从家里出来，就怕不雅观，让人笑话。到了建筑工地，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硬着头皮，勉强支撑着，很*到不行，腿酸肩疼，我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还得去，挑着一付空畚箕，肩膀就开始感到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还是挺住了。想不到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会。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
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曾专门组织几位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又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位侥幸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因为后来被发现有所谓“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辫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 想看书来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1）
1958年春节过后，新年的衣裳还穿在身上，毕业班就提前上课。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对每个人作出选择，都在抓紧复习功课，一心一意想考进理想的大学，攻读喜欢的专业。
当时从报纸上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在开学典礼上党支书报告说，“我国在十五年内将在钢铁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不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以为不久我们就会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顿时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使不尽的力气，恨不得马上就去为这一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青春。我还根据学校要求，制订一份“个人跃进计划”，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大家都为我鼓掌。那些天我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谈自己的理想，心里有说不完的打算。我深信那些都是可以实现的，我感到自己的前程无比宽广，到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再有四个月的时间，就要踏上新的征途……
然而命运似乎不能完全由自己来掌握，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在政治面前也可能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理想还没有抽出芽，就被窒息夭亡。2月28日选举班委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同学仍然投我的票，可是最后班主任宣布名单时，我什么也没有。他解释说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难道别人当了就不怕影响学习？这分明是撵我下台的借口。显然是因为上学期“大鸣大放”我说得太多，太露骨了。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些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经通知，将对那些在“鸣放”中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不以为然，也害怕重提这件倒霉的事。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揪住不放？为什么用审问的口气追个不停？可是父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不久校长也公开警告我了。3月18日他到班上讲课，一开始就说：“‘大鸣大放’时有一个署名‘邱必特’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文章肆意歪曲马列主义理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极力污蔑共产主义，是一株大毒草。据说‘邱必特’是美国一个反动科学家的名字，看来这位同学十分羡慕他啰！这可要不得呀！”
校长的话象一块沉重的石头，猛砸在我的头上。我顿觉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校长分明指的就是我，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说“歪曲”、“攻击”、“污蔑”等罪状，单就那个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腊神话里一个爱神的名字，哪里知道美国有个科学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长自己臆想出来的。我不明白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来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不是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难道校长把我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
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里强烈地申辩着，写大字报时根本没去考虑文章是否有“毒”，更没有想到后果会是怎样。一时想到什么写什么，尽量把看到、听到的都写出来，连别处抄来的也贴出去，还唯恐落人后。除了争取表现，还能有什么目的？无非有一股逞强好胜的心理，大字报要写得比别人多，文章要写得比别人好。通过上学期末的“大辩论”，一些同学对我提出批评帮助，我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也下决心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付之行动。看来这一切都白费劲了。（待续）
三、 人生劫难——那次“整团”（2）
我知道自己身上确有缺点。就在前几天上学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地上，满是呕吐出来的秽物。他在呼叫别人的帮助。可是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边，闻到一股酸臭味，心里有点害怕。旁边还站着两个人，却不去扶他。我也走过去了，但仍不停地回过头来，只见许多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若无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几次想跑回去帮他。可是想到那几个观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关心的目光，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我心里还在希望能有人去扶起他，可是没有，直到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难过，可怜自己光有一颗可怜人的心，却不敢鼓起勇气，大胆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许我的道德是太坏了。
为此，一段来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社论，反复阅读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约，迫切要求改变旧我。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可是校长并不了解，或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一定要从政治上替我找出问题来。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不允许我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把一个人的个性视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企图通过一场残酷的斗争，要彻底铲除它。
我惶恐忧郁，校长也许更要怀疑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资产阶级典型代表”。我一向不愿意象一些人嘴上总挂着“进步”的词句，逢人便讲自己如何觉悟，如何进步。我认为一个人真正在思想上弄通了就好，就象改掉偷懒的恶习，于自己的将来有益，何必一定要去告诉别人。
对一个人的缺点错误，及时给予批评教育，也许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老是揪住不放，特别是当他已经醒悟并正在改正，还要去揭他的底，不断加于指责，就适得其反。只能说明是存心要将人一棍子打死，或等于宣布他自己无能，对教育缺乏信心。
我在心里痛苦地表白自己：“啊！幼苗，我心中的幼苗，你抛弃前躯，破土而出，似有痛改之意。你重新抽芽，长大，你需要的是阳光雨露和耐心细致的照料。粗暴的管园人却说你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还说这是劣种长出来的，要‘考验’一番。他们不给你浇水，说要培育‘耐旱’，他们有意让你经受暴晒，看你是否‘坚强’。他们说，不能同情，同情是资产阶级产物。
“我心中的幼苗倔强地回答：原谅我，等我长成一棵大树，再给我暴晒，吹打，攀折，那时我会经受得起。
“一个病人说出的话，可能大错特错，医生总是关切而认真地听着，难过地看着，想尽办法不让他‘胡说八道’。打针吃药都是苦的，还需要食物和营养，还需要关心和安慰。”
到底我是怎样的一个人？难道我不爱我们的国家？不爱我们的社会主义？难道儿子嫌弃母亲几句，就意味着要将母亲打倒推翻？校长的歪曲和指责是为了帮助一个人吗？我越想越不服气。开学初那股兴奋激动的心情，一下子退到九霄云外。迎面泼来的是一盆叫你洗不清、擦不净的污水。（待续）
三、 人生劫难——那次“整团”（3）
四月份学校团委布置“开门整风”。一时天空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笼罩着可怕的风声雨势。我象一只受伤的羔羊在茫茫的草原上不知所措，四周是无边的黑暗，恐怖使我叫不出自己的声音。仿佛眼前所有的人都将变成冰雹打在我身上，一场灾难眼看就要降临。
又是停课三天，让同学互相写揭发大字报。并限定每人至少要写一百张。于是大家苦思暝想，竭力挖掘，凡是同学中有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认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以用大字报来攻击。这样搜肠刮肚写完了，再看看别人写些什么，自己改个样也写一张，无论如何要凑上一百。当时教室洁白的墙壁，不一会就被大字报封盖了，再在空间里拉出一行行绳索，然后大字报背靠背粘挂在绳子上，一张连着一张贴，一直垂到地板上，凭空竖起一道道纸墙。校园里往日那种欢快的笑声，愉快的歌声和琅琅的书声消失了，代之而来是一阵阵嚓嚓嗦嗦抖动纸张，令人心碎胆寒的响声。团“组委”和“宣委”拿着笔记本和红笔，在一堵堵纸墙的行列中巡弋，一边给大字报编号，一边作些摘录。整个教室阴沉得象一座监狱，那一行行纸墙更象是一排排铁丝网，可怕而扎人。
我被列为团支部“整风”的重点对象，我的名字十分显眼地出现在那些奇形怪状的大字报上。说我“讲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洋媚外”、“娇气十足”、“自命不凡”，还说我“跟党离心离德”等等。我惶惑不安地看着那些横七竖八的字，突然一阵眩晕，“何海生”三个字象一支支利箭，从一张张大字报上射进我的脑海里，瞬间又化为无数个胸前挂着“何海生”牌子的小鬼在我眼前跳动，十分狰狞可恶，但一点不象我自己，只是姓名一样罢了。
我极力克制住自己，我的心已不象前几天跳得那么厉害。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再用不着提心吊胆。倒是害怕另一种情况发生，面对一张张揪人心肺的大字报，别让自己的感情有丝毫冲动。任何表情上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旁人的猜疑，以为我对提意见的同学不满，对大字报有抵触。要知道，任何流露出不高兴的样子，后果都会更加严重。我在心里不停地安慰我自己，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不知道羞涩和难为情，象置身于炮火弥漫之中，顾不得满脸硝烟尘土一样。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给自己也写了两张大字报，因为报纸上曾经赞扬过这种自己揭发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的材料是捏造的，我确实找不到自己对党有什么过错。我还在天真地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得到团支部的肯定，可以获得宽恕，减轻自己的“罪责”。
同时被团支部列入这次“整风”重点对象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班长，“三等甲”学生，听说他的家庭比我们更有钱，更加“资产阶级”，而且社会关系颇为复杂，所以要“整一整”，“考验”一下，看他“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说话。”另一位是班上的“老前辈”，当时已有妻小，从小当店员，是共产党给了他上中学的机会。凭着“工人阶级出身”这块红招牌，他经常在班上大言不惭地盲加评论，虽说都不是关于政治的问题，却每每针对班上的几位头面人物，如团“组委”和“宣委”之流，偶而也涉及学校领导当局。因此他们说他蜕化变质，是“工人阶级的败类”，决定在这次“整风”中，也矫正一下这只不准时的闹钟。（待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 人生劫难——那次“整团”（4）
4月12日团“组委”把我叫到一颗树下对我说：“支部决定让你公开接受群众的审查。你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我表示不能理解，并趁此机会把心里的想法都抖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整团”会整到我的头上来。是因为“鸣放”？还是因为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我不得不把自己一段来的表现宣扬一番。可是团“组委”根本不想听我的解释，他只要我的检查。
我的初次检查（即“交心”）送上去。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我急促不安地在他的床沿边坐下，眉头皱得结起一个大疙瘩，极力要把一颗想逃走的心锁住，眼睛死死盯住墙角，仍然掩盖不住自己的恐慌。团委书记似乎不想看我这付表情，一会儿望着我的脚，一会儿又回头去看他桌上翻开的一个本子。他问我这几天有什么想法，说我的“交心”很不好，没有触及灵魂，不敢上纲上线，已经到了“危险的边沿”，要我把跟朋友交谈的话，通信的内容，统统写出来。要我在班上公开作检查。
我极力表现出诚恳，把一切都承诺下来，丝毫没有考虑别人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团委书记的要求我该不该照办。我唯一的想法是赶快让我过了这一关。我象是别人手中的猎物，要怎么处置是他们的权利。我只希望早一点毕业，好离开这可怕的地方。我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理想，只要能离开，干什么都行。我不敢预料将来的结局会怎样。4月14日学校已经开除了高三丙班陈龙泉同学，说他在“大鸣大放”中“思想极端反动”。
从团委书记那里回到家，我把自己紧紧关在房里，无力地躺倒在床上，想着前前后后恶梦般的一幕幕，心里有一万个“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叫人“鸣放”，如今却要找碴儿；我不明白自己出于积极表现，如今却得到相反的下场；我不明白自己已经醒悟，如今还要遭到摧残。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这些，宁愿自己承担痛苦，我唯一能做的还是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只要过了这一关，一切还会好起来，时间会医治任何创伤。但是如何能过了这一关？我没有把握，我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也不懂得怎样隐瞒。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重大问题，家庭所有成员也都是清白的，可以说我没有一点反动基础要这样干，更不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的仇恨”。
也许在我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中，受一位朋友的影响，读过不少外国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莫泊桑的，托尔斯泰的，还有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集等，都使我如醉如痴，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至理名言，我抄了整整一大本。可以说，凡学校图书馆里有的世界名著，差不多没有漏过，学校图书馆没有，就跑到县图书馆去借。
同时我还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把作品中表现的那种缠绵悱恻的情怀，温文尔雅的谈吐，以及理想美满的婚姻，作为自己模仿和追求的目标，企图充实自己的思想，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以在同学中显得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虽然它曾使我的思想境界开拓得很宽，从简单的认识进入复杂的想象，从充满好奇的了解到兴致勃勃的追求。在精神上我走进了一个虚幻的社会里，一个不存在于这里的社会，导致自己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曾经看不惯周围的人，嘲笑他们“粗鲁”、“庸俗”，没有“绅士风度”。言谈中少不了引用外国怎么样。
但是，反“右”斗争又给我另一种现实，一种不可理喻的现实：说一句南洋货比中国货好，就是崇洋媚外，攻击社会主义；说统购统销过了头，害得农民吃不饱，就是污蔑党的政策，对现实不满。这些本来就是事实，为什么不能说？有些人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党“整风”，希望党改正错误把国家治理好，不料却得到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永世不得翻身。这哪有一点言论自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叫大家‘鸣放’，然后再来捉‘右派’，真是诡计多端，用欺骗網罗群众，有多少老实人好心得到恶报，今后谁还敢提意见。”我认为没有反“右”斗争，自己跟党是同心同德的，有了反“右派”，自己反而走到“右”派那边去，至少我是同情“右”派的。
补充检查写完了，暂时松一口气，觉得该写的都已经写出来，交上去就坦然地让他们去裁决吧！我始终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人，也不是什么“典型的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我觉得团支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真正在内心上跟党背道而驰，对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去发现，却只会向这些老实听话的人下手。 （待续）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5）
4月18日我第一次作公开检查。事先团“宣委”已把我的“交心”贴在教室墙上，还在上面肆意用红笔打了好几个记号，加上十分主观的批语，他是故意要剥光我的衣服，让我在同学面前示众出丑罢了。班主任和团委书记也来参加。我的声音很低，精神上的折磨使我完全变了样，不再是活泼天真的，也没有显得尖锐好强。我好象一下子衰老了，还没有到开花结果就枯萎掉了。也许由于从小受安分守纪的家庭教育，我对政治权力就象对上帝那样恐惧，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触犯它。就是“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也纯粹是出于对权力的服从。如果不是学校如此鼓动，我绝不敢那样无所顾忌。那时却要我在他们造成的苦果上做替罪羔羊，这是多么不公平！我没有把检查书上所写的全都念出来，有一些是违心的，我实在说不出口。
检查完毕，自然是一些人要站起来批判，当时叫“帮助”，那连珠炮似的发言，更象是一阵夹着粗沙碎石的沙尘暴，没头没脑地打过来。
首先是团“组委”介绍一段来他们所作的“调查”，和公布我的“错误事实”：“大家知道何海生是我们班上的高材生，也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这次我们要去他们的街政府了解情况，他竟连街政府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是‘一心只读圣人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在‘大鸣大放’中，他却一反过去，公开跳出来猖狂向党进攻。从他写的大字报上充分显示出来。比如去年12月17日一篇题为《一道围墙》的大字报，贴在*楼南面的墙上，恶毒攻击政府机关脱离群众，搞‘独立王国’，胡说我们干部已丢掉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同日又一篇《没有调查研究》的大字报，污蔑基层干部像国民党的特务，借汇报坑害群众，上级又靠汇报批判群众。12月19日一篇《敢说话吃大亏》的大字报，公然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说“右”派分子是不懂得‘关嘴胜过关门’的道理，才落得悲惨的下场。最恶毒的是12月24日写了《论辩‘正’法和共产主义》，这篇大字报有意贴在校长办公室前面的墙上。说什么‘辩来辩去总是共产党“正”，不管你的理由多么充分，最后拿立场一压，就盖棺论定，容不得你再申辩’。还说什么‘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就象国民党的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及’……”
我不禁大吃一惊，对于当时大字报的日期和内容，他记得如此清楚，这不是早就记上账了吗？但是不是我的原话，有没有断章取义，我也糊里糊涂。当时是即想、即写、即贴，连个底稿也没留，关心的是文章写得好不好，有没有符合写论说文的要求，有时为了写文章的需要也凭空捏造一点，这哪里就代表着我“一系列反动的政治主张”，是什么“长期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理论。”
看来团“组委”的发言，跟我在写大字报时的情景是一样的：先认定一篇文章的主题，然后发挥丰富的想象，从脑子里储存的词句中选取必需的，搭配上去，并非客观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条地套用某个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只要能使他的发言成为一次娓娓动听的演讲就行。不同的在于我是受骗，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门邪道”，他却“名正言顺”。
第二个发言的是一位学习用功而成绩不高的“老”同学。平时沉默寡言，因为出身好，社会关系单纯，团“组委”很重视培养他。他的发言可谓“一鸣惊人”，是专门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何海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最讲究吃穿玩乐。你看他理的是什么‘游泳头’发式，跟我们都不一样，穿的是什么‘青年装’，只有三个口袋。还搞‘集邮’，跟资本主义国家交换邮票。看的书全是资产阶级的，有《红与黑》、《安娜&；#8226；卡列尼娜》等等。听说还在搞恋爱，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一张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书……”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耳根发热，拿着笔的手颤抖得再也记不下去。多么可耻的造谣，我从没有遭受过别人对我人格的公开侮辱。他这样讲不感到心虚吗？我抬起头疑惑地望着他，一张白皙的脸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两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动着，一对混浊的眼睛直往墙上溜，象是要从那里再挖掘点什么。他大概是决心要用自己的发言，来改变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却不管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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