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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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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ｂｏｙ 所暗示的年龄偏重于心理年龄而非生理年龄。ｂｏｙ 不同于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彬彬有礼的男人”，即“绅士”）。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属于英国，是英国人的文化性格的象征，是ｂｏｙ的对立面。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是富有教养、温文尔雅的成熟男人，令人想起一大堆制作精良的行头（礼帽、领结、燕尾服、假发、拐杖之类）和外型整洁、雅观的车和马，想起牛津腔的英语。ｂｏｙ 是没有长大或长不大的男子，身上的牛仔服最显示他没有身份的身份，没有派头的派头。他实在不知道燕尾服和拐杖的意义何在。如果说燕尾服是穿它的人已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告示，那么牛仔服就是牛仔们向一切身份、教养体系发出的“独立宣言”。他太专注于自己的游戏和游戏规则，以致于对成年人们关注的游戏和游戏规则视而不见。爱默生把ｂｏｙ的性格特征看作是他所提倡的文化，即正在成长的美国文化的理想人格：
上帝同样赋予了青年、少年以一种他们独有的魄力与魅力，使他们令我们钦羡，……切莫因为年轻人不能跟你我自如地说话就以为他没有力量。不信你听－－在隔壁的房间里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这似乎表明他完全懂得与他的同辈人说话。虽然他时卑时亢，但他知道怎样把我们这些长辈摆在一个不用十分认真对待的位置上。少年人与成年人的最大不同是他们常常从“天性”（Ｎａｔｕｒｅ，即“本然”、“自然”）出发而不是从习俗、成规出发，“天性”是他们的法律，“自然”就是他们的长辈。他们习惯于投入自然的怀抱而不是成年人的怀抱，自然以它特有的方式养育他的孩子。爱默生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把这黄口小儿抛向岩石，／让母狼的乳汁将人畏养。／让他与鹰，与狐狸共渡冬日，／让他的双腿与双手变成速度与力量。”
爱默生认为，一个人，一种文化要获得生机，只能突破习俗的樊篱，回归到“天性”，从“天性”（自然）中啜饮生命之水，哪怕从习俗的标准（即成规）看来，天性中包含着邪恶的成份。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如果我是魔鬼的孩子，那我就从魔鬼那里获取源头活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法律是神圣的，除了我的本性的法律。好或坏仅仅是随时可相互转换的名称而已。唯一的正确就是顺从我的本性，唯一的错误就是违背我的本性。一个人让自己无处不在，似乎没有他的话，一切都将有名无实，极其短命。想到我们是那么易于屈从于旗号和名称，屈从于社会和僵死的制度，我就感到羞愧。
“天性”（自然）是常常与“社会”，与“文化”对立的，“回归天性”常常包含着一种“反社会”、“反文化”的主张。反过来，当成人要求孩子“听话”、“乖”的时候，就是以既成的社会和文化的标准来驯服受天性支配的孩子。这样的社会和文化，就是一种成年人、老年人的社会和文化，一种逐渐丧失活力的文化和社会。爱默生称社会是一个“股份公司”。“在这个‘公司’里，股东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为了确保他们基本的生活权利，每一个享有这一权利的人都必须以放弃他的自由和文化为条件。在这个‘公司’里，最受提倡的美德是顺从，而自我依靠却是受到嫌恶的。它所喜爱的不是实而是名，不是创造而是因袭。
因此，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汉子，他就必须不为善之名所蔽，而应该探究这冠以善之名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善。归到底，除了你内心的完整统一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放松你自己，你将会得到来自世界的支持。”一个人的使命，就是捍卫“他的自由和文化”。
所谓“反社会”、“反文化”不是指骚挠社会，危害他人的利益，而是不随波逐流，不让他人和社会来骚挠自己，危害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达到顺从和诚信的神圣性，那我们至少也要抵抗外界对我们的诱惑，让我们进入战争的状态，让我们在我们撒克森人的胸中唤醒索尔神与俄顿神，唤醒勇毅与坚贞。在我们这个平淡无奇的时代里，只要我们敢于说出真理，我们就能做到这一切。我们要马上废止这种撒谎式的殷勒和撒谎式的情爱。我们所交往的人对我们总怀有一种期待，我们现在再也不要按照他们的期待而生活了。
从表面上看，爱默生是代表美国人向欧洲文化发布独立宣言。实际上，爱默生关注的是美国的“文化”而不是“美国的”文化，关注的是美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先有“文化”，而后才有“美国文化”，先有“人”，才有“美国人”。所以这一“独立宣言”的实质是单个的人对于社会、传统、习俗的“独立宣言”，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独立宣言：我必须做的事就是那些与我相关的事，而不是人们认为我必须做的事。这一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贯彻的规则完全可以作为区别伟大和卑劣的标准。
坚持这一规则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你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比你自己更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顺从于人的意识而生活是容易的，在离群独处时顺从于自己的本性而生活是容易的。然而，伟人只是那处在喧嚣的尘世中仍能完全轻松愉快地保持独处时的独立性的人。之所以要拒绝对你来说已变得僵死的习俗是因为它总是涣散着你的力量。它空耗你的时间，它使你的性格变得模糊。
每一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都拥有自己的性格的时候，也正是他们在创造文化的时候。一个时代里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田野”。在每一个时代的“田野”上都生长生机勃勃的“亚麻”和“羊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是一个个ｂｏｙ而不是未老先衰的遗少，他们都可以用新鲜的亚麻和羊毛制造出崭新的衣装，用不着穿着祖辈和父辈们遗留下来的假模假式、老气横秋的衣装，用不着在古人的枯骨间爬行摸索。他们脚下的土地是唯一真实的土地，他们用不着舍近求远地寻找并不存在的乐土。只要人是新的，他脚下的土地就是“新大陆”。在这块“新大陆”上，新的人（即“孩子”）可以创造出与他们的先辈们创造的文化媲美的文化。美国人用不着亦步亦趋地模仿被认为是富有教养的欧洲人，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田野”（“新大陆”）上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爱默生在他的时代敏感地意识到美国人在文化上走向独立：
从前那被那些整装秣马、到远在天边的异邦去寻宝的人们不经意地踏在脚下的土地被人认为是比任何异邦都要富饶的土地。穷人的文学、孩童的感情、街头的哲学、家庭生活的意义已成为这个时代的话题。这是我们的时代迈出的巨大的一步。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活力的产生，这活力使四肢灵活，温暖的生命之流涌向手和脚。我不要求什么伟大、遥远、浪漫的东西；我不想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在做些什么；我不想知道什么是希腊艺术或法国东南省份里的歌舞艺术；我拥抱平凡的人和物，我探究那些我熟悉的卑微的人，我坐在他们的脚下。我只要洞明今天的事物，让别人去关注古代和未来的事物吧。
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学者相信，与旧大陆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英国）相比，美国实在是一个孩子。它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严格的规矩。但身为“孩子”不仅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优势——这个“孩子”即将在世界上成为“最大的”。
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就是对“牛仔文化”的理直气壮的表述。
２．３ “沟通”与“自我依靠”伦理
“独立”从来都不是自我封闭的同义词。在爱默生看来，独立－－个人相对社会、传统、习俗的独立，恰恰是为了与传统更好地沟通，与他人更好地相处，而不是为了做一个自命清高、与世隔绝的隐士。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又要与他人沟通－－这如何可能呢？我们先从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举的一个例子说起：假设有６个人围着一桌共进晚餐，他们正热烈谈论一个不在不在场的人——甲先生。在讨论中，我向坐在对面的妻子伊莲眨了眨眼。晚饭后，你走过来问我：“尼古拉，我看到你向伊莲递眼色，你想告诉她什么？”我对你解释说，前天晚上，我们恰恰和甲先生一起吃晚饭。当时他说，和如何如如何相反的是，他实际上如何如何，即使大家都以为如何如何，最后他的真正决定却是如何如何，等等。换句话说，我大约要花１０万个比特才能向你讲明白我用１个比特就能和我太太沟通的话。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是，传输者（我）和接收者（我太太）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简略的方式沟通。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有个故事说，有对夫妇把数百个笑话记得滚瓜烂熟，因此只需提到笑话的编号，彼此就能心领神会。寥寥几个数码就会唤醒他们对于整个故事的记忆，使他们大笑不止。”在尼葛洛庞蒂举的例子中，他向妻子传输的只是一个眼神。这个眼神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信号，没有任何独立自足的意义。如果没有预先奠定的“共同的知识基础”，这个代码没有任何意义。同样道理，我们不能把某部经典当作制作好的，有独立自足的意义的成品。它只是一种交往（读者与原作者之间的交往）工具，一个为传达者与接受者（读者与作者互为传达者和接受者）提供的相会场所。读者读到这部经典，只是意味着读者与这部经典的作者的相见，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相识。读者可能因为这部经典与作者相识（沟通），也可能把作者视若路人（无法沟通），“有口无心”地阅读这部经典。
从事向大众传播所谓文化的人为了让读者（受众）与作者相识，就削足适履地对原作进行改编，促成一桩交往行为。但这一交往不是读者与作者的沟通，而是读者与改编者之间的沟通。显然，这种沟通是以庸俗化为代价的。但这种庸俗化的沟通其实是在回避和敷衍问题，真正的“沟通”根本没有完成。那么沟通如何才是可行的呢？爱默生首先注意到了“自我”（ｓｅｌｆ）这一概念。无论是大师，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有一个“自我”。但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就是他的自我。在很多时候，一个人与他的自我完全是两回事－－他与他的自我遥遥相隔，他并没有“贴近”（ｒｅｌｙ，通常亦为“依靠”）他的自我。
许许多多人是他自己的侏儒（而他本来是一个巨人），他把自己放逐在自己的王国里，忘记了自己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他终年在自己的王国里行乞，试图依靠始终不可靠的他人，或者在自己的王国里贩运私货，并为小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或感激涕零。而“国王”之所以是“国王”，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只不过因为他们坚实地贴靠着“自我”，结识和领略了他的“自我”。同样，“学者”之所以是“学者”，是因为他们用自己肩膀上的那个大脑来思考，而不是放弃这个大脑而依靠别人（他们眼中的“大师”、“能人”等）的大脑来思考。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在思考，实际上在思想上“行乞”和“贩运私货”。
在每一个人的“自我”（ｓｅｌｆ，即“小我”）之外，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自我”（Ｓｅｌｆ，即“大我”）。关于“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爱默生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小我”是海（ｓｅａ），“大我”是洋（ｏｃｅａｎ）。当我们沿着大陆的海岸线行走时，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的“海”——地中海，罗地海，波罗的海，等等。其实，只是由于我们眼界的局限，或者是出于称谓上的方便，才出现了许许多多海的名称，而世界上所有的海都是“洋”的一部分，甚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也是覆盖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二的海水的一部分。
同样道理，你的“自我”，我的“自我”和他的“自我”都是同一个“自我”（大我）的一部分，是可以最终汇通在一起的——所有人的自我都是相通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自我”。
从这样的关于“自我”的理论可以直接引申出一种“沟通”（“交往”）的理论。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如何才能沟通、交往？或者说，如何才能相知、相契？“沟通”的真正可能性在于“自我”——“大我”与“小我”。“小我”是我的“天性”（Ｎａｔｕｒｅ，亦即“自然”），当我回到了我的“天性”即回到我的“自然”时，我就回到了我的“小我”，如同河水流入到海水中。而这个“小我”（小天性、小自然）正好是“大我”（大天性、大自然）的一部分，回到“海”就是回到“洋”。相反，当我没有贴近我的“自我”，或者没有拥有我的“海”时，我也就没有拥有他人的“自我”即他人的“海”——因为这两个“自我”，两个“海”同属一于“大我”，或者说同属于同一个大洋。这样的话，我与你之间的交往不过是两个躯壳之间的“交往”。我与你虽然“知面”，但不“知心”。不少人都有“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感受。这表明两个“自我”的交往要比两个“自我”的躯壳之间的“交往”难得多。当我对我的“自我”所知甚少时，我也不不可能知道别人的自我。两个心智浅陋的人是无“知心”、“知音”可言的。
以中国古代的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为例。这两个人之所以能成为“知音”，不在于一个人演奏的琴声被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耳朵里（即使另有一百个人同时听到了琴声，这一百个人当中很可能没有一个“知音”），而在于这两个人在他们相遇之前都拥有、贴近了他们的自我，都触及到了隐藏在最深处的“音”。这“音”为两个“小我”，同时为同一个“大我”所“知”。 因此，成为知音（“沟通”或“交往”的另一种说法）首先是双方分别与自己的自我的相遇，是分别预先奠定“共同的知识基础”。唯有在此前提下，两个人的“自我”才可能因为一个或一组符号表达的信息而相遇，如同两条遥遥相隔的河流汇入到了大海，进而汇入大洋中——这才叫真正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沟通、交往、共在）。
当两个人相见时感到相知相契时，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相见”都是“晚”的，相见者在相见的一刻都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因为在这相见之前两个人都不自觉地为这次相见作了长时间的、细致的准备，都不自觉地等待着这一刻。但这种相见是可遇不可求的。两个人互不相知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等待着那场可能的相遇，但也许相遇明天就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生。当代著名的宗教思想家马丁？布伯在他的名著《我与你》中说：“‘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现‘你’。”但即使那场可能的相遇永远不会到来，他们也不得不准备，不得不等待，因为这准备和等待其实并不表现为准备和等待，而是表现为两个人各自在属于自己的田园里认真、诚实地生活，切切实实地贴近各自的“自我”。其实这两个人已经相遇，两个人的自我已经汇入他们所共属的自我。实际上的相遇只是一种偶然和巧合。正如马丁？布伯所说的：“凡真实的人生都是相遇。”
沟通，说到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行家里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是两个深得其旨的人在目光相遇时发出的会心的微笑，而不是一个知情者向不知情者，一个内行向一个外行，一个精英向一个凡夫俗子进行的传播、灌输、开导。
这就是爱默生等人在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上见解：要想与他人共处，必须先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做一个诚实的农夫，一个猎手，一个自食其力的隐居者。只有这样，才可能拥有、贴近自己的“自我”，才能预先奠定共同的知识基础，为真正的“相见”作准备。与他人沟通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与自己相处，与自己沟通。与他人交往，首先是独守一隅，忍受着难耐的寂寞，甚至长时间地忍受被别人视为鄙夫和蠢才的待遇，在一个漫长的季节里默默地耕耘。
一句话，一个人的个人必须经历一个无交往、无沟通的状态，与眼前看似平淡无奇的事物打交道。但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真正的交往和沟通正在悄悄地发生。在与自己独处时，“人很诧异地发现近旁的事物并不比遥远的事物显得不美丽和不神奇。近旁的事物解释远处的事物。一滴水就是一个小海洋。一个人与全部的自然是关联着的。对平常之物的价值的感知对于产生新的发现是颇有帮助的。歌德在这一点上比任何时代的作家还要现代，但他却独一无二地向我们展示了他身上的古人的天才。”我们常常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形容人真正的相知、相遇是如何取得的。其实“他”、“那人”不是别人，而是一个人的“自我”。这个“自我”也可能被另一个人所拥有，而另一个人只不过是我的另一个“自我”。如果我不首先与我的“自我”相知、相遇，而是在人群里寻找“他”，寻找“那人”，那么即使我与“他”相见，我们无法认出“他”－－那个与我拥有同一个自我的人。浪迹于人群的交际花式、大众情人式的交往方式是永远无法导致相知相契的。为了获得真正的交往，我们必须从人群中抽身出来，与孤独为伴，与自己为伴。正如爱默生所说的：事实上所有的人身上都流动着我的血，而且我身上也流动着别人的血。我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接受他们的浮躁和愚笨，我甚至为这一点而感到羞愧。然而，你若要离群索居，你应该做到的不只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离群索居，这就是说，它必须精神上的超升。整个世界似乎一次又一次地暗中图谋用你无法排遣的琐事来侵扰你、纠缠你。朋友、食客、孩子、疾病、恐惧、需求、慈善业都一齐来敲你的门，并且说－－“出来和我们在一起吧。”但你要毫不动心，不要加入到他们的喧闹之中去。对于那些有力量来纷扰我的，我报之以曾经沧海、见怪不怪不的神情。如果不借助于我的行动，任何人都是无法接近我的。这一切都归结到一点上：让我们不要东颠西跑，让我们留在家里与那终极的原因呆在一起。让我们直截了当地宣示一个神性的事实，使那些闯入我们自己世界中的，由人、书和制度组成的暴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命令这些闯入者把他们的鞋从他们的脚上脱下来，因为上帝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纯朴来审判他们，我们对我们自己法律的顺从证明在我们与生俱来的的财富之外，还有天性和命运的财富。然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一群庸众。人对人没有敬畏之感，他的天才也没有被提醒要留在家里，要让天才自身与他的内在的海洋相沟通。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舍近求远，跑到外面去乞求别人把他们水壶里的水倒一杯给他。我们必须总是荦然独处。
在《美国的学者》这篇后来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的演讲中，爱默生指出，美国人在欧洲文化的统治下的学徒期早应该结束了，美国的学者应该自己思想，而不是做“思想的鹦鹉”。文化的目的不是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化的学徒，而是造就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大师。各行各业的人，即使是那些从未与文字打过交道的人，只要他们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而不是因循旧习，沉溺于流俗，那么他们就是在贴近着自己的“自我”，贴近着“文化”——与共同属于古人和今人“文化”沟通，汇入到这种“文化”中来，即创造着文化。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自己的“大师”。
爱默生在他的名篇《自我依靠》（Ｓｅｌｆ－ｒｅｌｉａｎｃｅ）中充满激情地说道：
哪儿有教莎士比亚如何创作的大师？哪儿有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牛顿的大师？每一个伟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希彼罗的希彼罗主义，是他身上绝不可能转借的一个部分。人决不可能通过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来重新创造出一个莎士比亚。做那一份分派给你的工作吧，你不可能希望过多，尝试太多。此时此刻，你可能创造出一个辉煌、雄奇如斐狄亚斯的凿子、埃及人的铲子、摩西或但丁的笔所产生的作品一般的作品，但这作品与斐狄亚斯的雕塑、金了塔、《神曲》毕竟是大不一样的。……恪守在你生命的简单而高贵的部分，顺从你的心，你将重新创造出一个史前的世界。
２．４两种“独立宣言”
与这种通过每个人与自己的“自我”贴近而形成的与从古至今都是同一的“文化”沟通相比，那种把人们当作是毫无个性的大众（ｍａｓｓ）而不是一个个不可重复的潜在的大师的个人（ｐｅｒｓｏｎ）的文化“传播”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它不是试图使每个人都贴近、依靠他们自己而是贴近、依附他人。对过去时代的大师的尊敬，对他们成果的传播无法代替个人的亲身经历（贴近和依靠“自我”）。爱默生这样说道：“感谢上帝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伟人，但我首先要自己成为一个人。”至此我们看到，在爱默生的思想中，包括着两种“独立宣言”，一种是强调美国文化对于欧洲文化的独立性的宣言（集中在《美国的学者》一文中），一种是个人对于群体的独立性的宣言。而后一种独立宣言是根本性的。爱默生把个人的创立性称作“自我依靠”。他的著名的《自我依靠》一文就是个人独立性的“独立宣言”。
“自我依靠”伦理带有明显的反贵族主义色彩——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平等的，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一个人在实际的生活中是更多地用手还是更多地用脑显得无关紧要了，与之相关的是，普通人与精英的区分也显得无关紧要了。但相比之下，爱默生等人强调“用手”对于“用脑”的优越性——双手比大脑更接近于智慧和真理，为文化精英所不齿的许多事物和工作更能使人拥有自己的“自我”。
与爱默生有过交往，在很多方面与他达成共识的诗人瓦尔特？惠特曼坚定地认为文化的源泉存在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他们经常接触的平常之物中包含着最鲜活的智慧、最真实的诗意：大地上的尘土是真理，田野里的草和叶子是真理，令人害羞的欲望是真理，劳动者的粗厉的笑声和呼喊是真理。他干脆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草叶集”。基于这种立场，他对贵族主义的文化精英深表失望：无数机警的、骚动的、性情和善又不愿受约束的市民、机械工人、职员、青年人——我感到沮丧和吃惊的是，我们那些天才人物和有才华的作家、演说家们，极少和根本没有真正同这些人交往，汲取他们的主要精神和特殊性格。这些精神和个性至今仍在上层知识领域里得不到丝毫的表现——我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作家、艺术家、演说家之流已经正视这无声，但却坚定的、积极进取的潜在意志，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
这种追求存在于与这块土地同源的精神之中。难道你能把这些上流人物叫做美国诗人吗？难道你能把这些不断出笼的毫无价值的、徒有其表的作品称之为美国艺术、美国戏剧、美国风格和美国诗人吗？我仿佛听到从遥远的西部某个山巅之上，传来了美国各州守护神发出的轻蔑的笑声。为“性情和善又不愿受约束的市民、机械工人、职员、青年人”所具有的“精神和个性”，“这无声，但却是坚定的、积极进取的潜在意志”是什么呢？“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又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自我依靠”（或者说“自我贴近”）。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的“自我依靠”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继承和发扬。在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嘻皮士、电脑黑客（如乔布斯）、技术顽童（如盖茨）、技术异端（如尼葛洛庞蒂），都表现出这种“典型追求”。在“自我依靠”精神的驱使下，黑客们打破了主机型电脑的在技术和信息上的垄断，制造了一种“自我依靠”的电脑－－个人电脑。另一方面，这批技术上的顶尖高手在自我依靠的基础上与他人交往、沟通的愿望驱使他们把垄断性的 ＡＲＰＡＲ 网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的、平民化的交往工具－－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开辟了赛柏空间这一现代文明的新大陆。爱默生发布的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也是赛柏空间的独立宣言，“自我依靠”精神也就是赛柏空间这块土地上的典型追求。从技术的层次上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只是一种新的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通信”和“传播”在英文里与“交往”、“沟通”都是同一个词－－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如果我们不理解爱默生的“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关于交往、沟通的思想，我们就无法意识到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在文化类型、交往方式上的引发的革命性后果。它将使电视这种典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寿终正寝的同时，结束了一种反自我依靠精神的文化。电视正好是一种“一次又一次暗中图谋用你无法排遣的琐事来侵扰你、纠缠你”的电子魔怪。它以各种画面、声音长年累月地向你重复着大众的声音：“出来和我们在一起吧”。它不断地要求你“加入到他们的喧闹之中去”。而体现着“自我依靠”精神的个人电脑正好“使那些闯入我们自己世界中的，由人、书和制度组成的暴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它“让我们的纯朴来审判他们”，使我们不再是“一群庸众”。（在本书下两章我们将对此详加论述）
第三章 “自我依靠”的个人电脑
３．１ “嘻皮士”——美国精神的真正传人
在本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化运动——嘻皮士运动。“嘻皮士”这一兼顾音义的汉译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些缺乏严肃的生活态度的人。其实他们恰恰是一些抱有坚定的个人生活信念，向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大胆挑战的人。在习俗下生活的人们以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其实他们从未真正选择过，而是因循着一种流行的生活态度，并把这种因循当作是严肃。
没有比随波逐流更不严肃的生活了。然而也正是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习俗中，没有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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