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明-第2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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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华夏民族心中的痛。可以这么说，黄河治理得好，足以让一个朝代兴起，若黄河泛滥，足以让一个朝代走向衰弱。

更让华夏民族心痛的是，自宋室南渡后，女真人掌管北方，对黄河疏于治理，以至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淮河沿岸千里沃野成泽国，富庶的两淮迅速陷入赤贫中，造成华夏民族的巨大损失。

朱元璋能从凤阳走出，最终定鼎天下，无非因为贫穷。若穷追原因，恐怕与黄河夺淮入海也大有关系。

治理黄河，是华夏大地上中央政府当仁不让的责任！

现在，大明朝廷四处调动兵力，大有煽风点火之势，而林纯鸿作为一个地方军阀，居然在崇祯九年时就未雨绸缪，力图治理黄河。这中间，高下立判！

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是那秤砣。

朝廷在干什么，荆州在干什么，老百姓自然得掂量掂量。老百姓看得见的是，自从荆州势力到了他们这儿后，修了无数的路和沟渠、架了无数的桥、修了无数的码头……

尤其是河南、山东、北直隶的百姓，听闻荆州方面准备投入巨资治理黄河后，无不奔走相告。

荆州团体是个工程狂，老百姓早已熟知。他们知道，荆州为了方便运输物质，曾投入数千万圆修筑了从方城至西安的钢轨路。若为了治理黄河，荆州的投入岂会比钢轨路少？

有了几千万圆，黄河治理起来大有希望！他们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永远远离水患灾害！

更何况，林纯鸿组织大型工程时，不仅不会加重徭役，反而还会为民夫发放工钱，这意味着，今后数年之内，他们都能在农闲时挣点零花钱。

治理黄河的消息传来传去，最终传到了杨嗣昌的耳中。

杨嗣昌已经告老，但并未还乡。他的家乡在武陵，属于林纯鸿的控制范围，他哪能回去任人说闲言？

杨嗣昌也未定居在京师，而是在保定府寻了一块地，安卧于乡野之间。

最初，他知悉周延儒一改他的容忍策略、千方百计地撩拨荆州后，每日提心吊胆，惟恐听到林纯鸿挥兵向北的消息。

当他听说林纯鸿准备治理黄河后，不由得大松了一口气，叹道：“看似剑走偏锋，实则正大光明。能掌控天下者，非江陵侯莫属。但愿祖宗保佑，能让大明逢凶化吉，延续国祚……”

……

朝廷接报后，朱由检、周延儒和大臣们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

在最初的惊愕之后，朝堂陷入愤怒之中，纷纷谴责林纯鸿抢了朝廷的活计。正当满朝文武一致声讨林纯鸿时，忽然又从荆州传来消息：从今年秋税开始，将从湖广、四川等十数省的税收中抽取百分之三十用于治理黄河、修筑官道、整治水道等大型工程。

百分之三十，一年几乎有将近八百万圆！朝廷骤然少了八百万圆的收入，这可是天大的事！

少了八百万，不至于要了朝廷的命。毕竟，当年朝廷收入只有几百万圆的时候，照样挺了过来。

可是，如此一来，朝廷如何扩军，如何继续利用军队与林纯鸿争锋？

看来，林纯鸿那边早就算过一笔账：既不会让朝廷一下子陷入绝境，又不会让朝廷有余力扩军备战！

更让人愤怒的是，林纯鸿打着治理黄河的旗号，谁要是反对，就是与天下百姓过意不去！

更为致命的是，谁知道林纯鸿以后又会想到什么借口，再次克扣朝廷的钱粮？

朱由检、周延儒及大臣们满肚子的火，却被憋得发不出来，该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

正当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时，杨一仁突然上奏，自靖国军团、蓟辽军团起身向南之后，满清鞑子蠢蠢欲动，请朝廷关注鞑子的动向。

朱由检、周延儒大急，将近日军情翻出来细细一看，方才发现鞑子确实有动兵迹象。

朱由检、周延儒急令关辽一线小心戒备，着力打探鞑子动向。

至于靖国军团、蓟辽军团是否调回，朱由检和周延儒则犹豫不决，既怕鞑子攻破防线，又担心失了朝廷的脸面。

皇太极在明廷中自有眼线，当他得知杨一仁上了奏章后，立即偃旗息鼓，退兵返回沈阳。

朱由检和周延儒知悉后，松了一大口气。

人总是习惯于好了伤疤忘了痛，朱由检在周延儒的诱导之下，居然怀疑鞑子与荆州相互勾结，合伙唱了一出双簧戏，目的就在于让朝廷调回靖国、蓟辽军团。

周延儒比朱由检清醒得多，打死他，他也不愿意相信荆州会与鞑子勾结。之所以误导朱由检，无非就是为了自己的位置而已。

周延儒凭借着与林纯鸿对抗的态度上位，只要朱由检觉得不宜与林纯鸿对抗，他的政治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鼓动朱由检对抗林纯鸿，就成了周延儒不二的选择。对抗林纯鸿，也使得他在旧官绅中拥有崇高的人望，一旦他学着杨嗣昌容忍林纯鸿，他就失去了政治支持者。

时至今日，周延儒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周延儒、吴昌时、董廷献沆瀣一气，开始从边关、旧官绅两处入手，琢磨着算计林纯鸿一道，改变前段时间的颓势。

第687章　搜刮商贾

周延儒将靖国军团及蓟辽军团调至南方，朝廷内部不是没有反对声音，跳得最高的非洪承畴莫属。

洪承畴率兵作战十多年，对实力的敏感性远远胜过朱由检和周延儒。他认为，朝廷想要在军事上对抗林纯鸿，胜率几近于零。朝廷要想延续，唯有分一部分权力给林纯鸿，利用大义名分限制住他，然后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待局势剧变。

这个思路，与杨嗣昌差不多。

杨嗣昌提出整编军团的方略，深合洪承畴的口味。洪承畴本就欣赏林纯鸿的治军理念和建军模式，于是，他雷厉风行，抽取陕兵精华，又通过各种手段从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处谋得数名良将，耗尽心血组建了蓟辽军团。

哪想到，蓟辽军团组建之后，还未历一战，就被朱由检一纸调令调到南方。

靖国军团出自京营体系，洪承畴想管，也管不上。可是，蓟辽军团是他的心头肉，是他半辈子沙场的精华，岂能随周延儒随意折腾？

但是，朝廷有令，洪承畴不得不遵从。他一方面令曹变姣缓缓往南挪，另一方面，他又不停地上书朝廷，极言蓟辽一线兵力空虚，恐被鞑子所乘。

洪承畴做了大半辈子的官，岂会不知此举犯了周延儒的大忌？不过，洪承畴现在也顾不上这点了。毕竟，得罪了周延儒，周延儒充其量就是下下绊子而已，但是，只要一个鞑子兵出现在京师周边，他就有掉脑袋的可能。

袁元素、卢建斗殷鉴不远，洪承畴头脑清醒得很。

鞑子入侵，并非不可能。往年，荆州军在北方部署了重兵，还在旅顺堡放置了一个军团，鞑子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可是现在，鞑子只需要派出两支偏师牵制住武卫军团及旅顺堡的一个军，就有足够的时间攻打蓟辽一线。

届时，禁卫军团、关辽兵被宣大防线、关辽防线牵扯，直面鞑子正面压力的，只有蓟辽一线。

蓟辽一线精华被抽调至南方，仅靠唐通、白广恩这两个夯货，如何能防得住？

洪承畴想来想去，又去书辽东巡抚方一藻及宣大总督王继谟，试图说服他们一同上书。

初，方一藻巡抚辽东，吴三桂着力巴结，拜入他的门下。方一藻刚开始时还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后来被吴三桂、祖大寿摆了几道后，彻底认识到，若不与吴、祖武将世家搞好关系，辽东巡抚的位置根本就坐不稳。

因此，方一藻放下了身段，令其子方光琛缔盟为忘形交，彻底成了关辽武将世家的代言人。

当方一藻接到洪承畴的信函后，慌忙召来吴三桂及祖大寿商议。

吴三桂、祖大寿当然清楚，朝廷组建三军团之后，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将关辽兵整编，彻底斩断他们在关辽将士中的手脚。

这是吴三桂和祖大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的。靖国军团、蓟辽军团南下之后，朝廷的整编计划自然落空。吴三桂和祖大寿恨不得两军团与林纯鸿拼个你死我活，哪里愿意如洪承畴所愿，说服朝廷调回两大军团？

因此，方一藻不仅没有按照洪承畴的意思上书，反而积极告之朝廷，鞑子业已退兵，无一丝兴兵迹象。

至于王继谟，自持有武卫军团、禁卫军团在一侧，哪里会犯政治错误，当然对洪承畴的建议委婉拒绝。

洪承畴知悉方一藻及王继谟的态度后，气得大骂道：“竖子误国！”

正当洪承畴担忧蓟辽防线之时，突然从登封县传来了叛乱消息。无独有偶，蒙城亦传来了叛乱的消息。

登封、蒙城的地理位置颇为奇特，都在林纯鸿的控制范围内，且与朝廷的控制范围接壤。

更为奇特的是，登封、蒙城分别离靖国军团、蓟辽军团的驻地禹州、凤阳不远。

叛乱初一爆发，朝廷便急不可耐地宣称暴民作乱，而将发动叛乱的一帮人纷纷封官。

不问可知，周延儒在靖国军团、蓟辽军团抵达驻地后，挑动当地的大地主、大乡绅发动了叛乱。

然而，令周延儒万万想不到的是，荆州方面早就在这些交界区域做好了准备，叛乱初一发动，弓兵便迅速行动，将叛乱扼杀在萌芽之中。

这个时候，朝廷的封赏令还在路上，离登封、蒙城还有老远。

南直隶大理使司及河南大理使司驳回朝廷的封赏令，并将一帮叛乱人士斩首的斩首，服劳役的服劳役，并且还指责朝廷不经调查，胡乱封官。

朝廷闹得个灰头土脸。

这是一出闹剧。

洪承畴听闻后，对周延儒鄙薄万分。他甚至怀疑周延儒这些年是不是没有出过门，难道一点都没看出林纯鸿对地方的控制力？

洪承畴觉得，朝廷再这样继续折腾，不用多久，就会把杨嗣昌前几年苦心聚敛的一点资本挥霍一空。届时，除了让林纯鸿收拾残局，别无其他选择。

他开始认真考虑与林纯鸿接洽的可能性，以求在鞑子入侵时，林纯鸿能够拉他一把。

洪承畴没有看出周延儒的用意，不代表林纯鸿看不出。林纯鸿知道，周延儒压根就没想着在蒙城、登封占到什么便宜，他极力挑拨双方的关系，无非想营造双方紧张的气氛，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

所以，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棒跳舞，对叛乱一事冷淡处理，一切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部架构。

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体，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随之，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

不过，信任是信任，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将朝廷的收入减少了八百万，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

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出所以然，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

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眼，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深恨陈奇瑜，却又无可奈何。陈奇瑜理财数年，功劳显而易见，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

同时，周延儒又非常紧张，毕竟，如果他想不出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点不稳。

周延儒与吴昌时、董廷献议来议去，觉得可以拿宣府、天津、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补朝廷所用。

甚至，周延儒觉得，根本不需征收重税，只需在宣府、天津、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就足够了。

周延儒、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无疑费了一番思量。

当初，黄渤考虑到宣府、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繆力在三地发展毛纺织业。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毛集散地，而北京、天津的毛纺织业仅次于西安，毛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东非及欧洲。

江南、荆州、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借着黄渤的东风，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毛纺织业，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

与此同时，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登封近水楼台先得月，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物集散地。

也就是说，宣府、天津、登封等地有油水，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周延儒不搜刮他们，难道还劝解大官僚、大土豪纳粮？

周延儒还算谨慎，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欲在天津、宣府、登封三地试点以营业税、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一眼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

不过，出于公心，陈奇瑜坚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他苦苦劝阻周延儒：“征收营业税、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还需要一整套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方才能顺利从事。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贸然推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到头来，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

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

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让周延儒吃惊的是，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若论实质，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处。

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性，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不过，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水的既定政策，永远不会变。

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说宣府、天津、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欲，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

董廷献建议，在三地增设门卡，提高商税税率。

周延儒立即票拟，送至通政司，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

朱由检见到奏章后，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越看越生气，拿出红笔，狠狠地画了一笔，批红完成，只要给事中不封驳，就会马上生效。

增设门卡，提高税率，无疑提高了众多官僚、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

来往于三地的商贾，就这样被朝廷当做了砧板上的肉，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

第688章　天津事变

商贾是不是砧板上的肉，这点有待商榷。至少，对商贾自身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砧板上的肉。

这些年，林纯鸿对商贾颇多遮护，慢慢将他们惯出了坏脾气，在海外，在大明境内，稍有不如意，就上告至监察府，请青天大老爷做主。

商贾资金丰富，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商贾的案子多以他们胜利而结案。因此，一般的乡绅及底层官僚，还真不敢惹大商贾。

不过，这个坏脾气也非常有限。比如，前些年林纯鸿一声令下加税，商贾们虽颇多怨言，却也不得不乖乖纳税，脾气好得很。

至于登州、天津、宣府三地，情况则与荆州控制区有点不一样。

这三个地方，确实是赚钱的好地方，商人们犹如鲨鱼嗅到血腥味一般，纷纷聚拢在这些地方，纵横捭阖，赚取丰厚利润。

严格说来，这三地的投资环境差得很。治安很差，敲诈勒索的人很多，关卡门税多得不得了。商人们早就对三地的治理不满，一直呼吁三地官府借鉴荆州治理地方的经验，来一次彻底的改制。

当他们听闻朝廷欲在三地增加关卡门税时，一下子炸了窝，纷纷聚拢在卫衙、府衙门口请愿，反对加税。

关卡门税一事，是通了天的大事，天津、宣府、登州的地方官哪里敢有丝毫怠慢？

尤其是登州，十多年以前就闹过兵变，地方官更是紧张异常，立即采取霹雳措施，将商人们驱赶一空，而且还大索全城，到处捉拿领头之人。

商人们一下子炸了窝。

他们在林纯鸿控制范围内，规规矩矩，不敢乱来，在登州这个地方，可受不得半分委屈。

鉴于北方匪盗一直比较多，一些大的商贾都有全副武装的护卫队。更为致命的是，登州的海商比较多，这帮海商船上的水手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惟恐天下不乱。

更为致命的是，即便是商船，船上亦有火炮和炮手。

地方官强力镇？

？？，引起了商人们剧烈反弹，他们率领护卫队、水手，聚集在登州城外，试图胁迫登州府取消乱命。

这帮家伙，受不得委屈仅仅只是原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心中认为，林纯鸿这段日子与朝廷斗得难分难解，一旦他们把事情闹大，林纯鸿必定为他们撑腰。

恐怕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朝廷的实力。自平定孔有德之乱后，朝廷就在登州附近驻扎重兵，并且以陈洪范为登莱总兵，震慑山东，威慑辽东。

陈洪范是个杀伐果断的主，接到登州府的求救信后，当机立断，派遣重兵围剿商人们的乌合之众。

这一下，登州见了血，乌合之众们蜂拥退至海边，逃上了海舟。

一帮海商愤恨不已，一方面紧急向旅顺的周林佬求救，另一方面，他们率着商船炮轰登州水城。

登州水城非常坚固，而且城上有炮，非商船所能撼动。

商人们聚在海上商议一番，一致认为这口气不能忍。他们考虑到登州防卫森严，不可轻辱，不如至天津寻地方官的晦气。

登州至天津，走水路比走陆路快得多，当商人们乘船抵达天津时，天津尚不知登州出了变故。

天津并不比登州好到哪里去，也是四处冒火星。商人们抵达天津后，稍稍撩拨之下，天津便群情激奋，火星变成了冲天大火。

天津卫衙猝不及防，轻易被商人们攻占了全城，一众地方官全部成了俘虏。

占据全城后，一些大的商贾痛定思痛，从护卫队、水手中抽出从荆州军中退役的士兵、军官，令其整编军队，固守卫城待援。

周林佬接到商人的求救信后，立即率领舰队抵达登州。抵达登州后，方才知晓商人们跑到了天津。周林佬又调转船头，往天津急赶。

到了天津后，周林佬见商人们已经将事情闹大，急报逥报郑福林及林纯鸿。他则率领舰队游弋在天津港口外围，等待郑福林的命令。

周林佬整日介看着朝廷心烦，巴不得将事情闹大，北方舰队游弋在天津外围，当然有为商人们打气之意。

天津民变！

朝廷接报后，自朱由检以下，几乎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明朝廷，可不就是被民变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朝廷本就处境艰难，若在北京周边闹出民变，朝廷该如何是好？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周延儒的加税政策引起了商人们的反弹，最终发展至民变。

周延儒岂能认这个责任？他拼命为自己辩护，宣称商贾作乱是林纯鸿的阴谋，没有林纯鸿撑腰，给这帮商贾一百个胆子都不敢造反。他还拿出周林佬舰队抵达登州、天津外海作为证据，力图让所有人相信林纯鸿主导了这一切。

杨一仁、包哲东则拼命反驳周延儒，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周延儒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民变。

诸如陈奇瑜这样的清醒者，估摸着林纯鸿十有八九对此事不知情。他们知道，林纯鸿正忙于控制范围内的地方官制改革，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山东、北直隶滋事。

而且，陈奇瑜认为，即便林纯鸿主导了此事，朝廷也绝不能摆开了说，这样会让朝廷与林纯鸿彻底撕破脸皮，朝廷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陈奇瑜对周延儒不识大体，非常愤怒，却又无可奈何，正琢磨着如何向朱由检点明其中的要害时，哪想到朱由检直接为此事定了性：“林纯鸿远在荆州，不可能插手此事，此话不得再提。至于天津之乱民，罔顾国法，必须尽快平定！”

陈奇瑜暗自松了一口气，心道：皇上还是识得其中的厉害的。

不过，陈奇瑜又对朱由检非常失望，周延儒如此混账胡闹，根本不适合呆在首辅的位置上，而朱由检居然一句重话都没说！

陈奇瑜突然感到一丝心灰意懒：这样的朝廷，呆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归去。

当议到如何平定天津叛乱时，绝大部分朝臣都没把天津放在眼里：充其量就是一帮商人而已，趁卫衙不注意，取了巧而已，只要朝廷军队一到，天津的反贼会如鸟兽散。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朱由检令京营一部即刻向天津进兵，扑灭叛乱。

不过，令朱由检愤怒的是，京营尚未看见天津的城墙，就被主动出击的护卫们冲得一塌糊涂，狼狈逃回了京师。

满朝皆惊，甚至有人担心，一旦商人们蛊惑天津城内的数万毛纺工人加入叛乱队伍，恐怕京师都有点危险！

周延儒考虑到蓟辽军团在前期成功造成了朝廷与荆州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天津民变，局势日趋紧张，蓟辽军团呆在凤阳已无任何意义。于是，他奏请立即从凤阳调回蓟辽军团，镇压天津叛乱。

朱由检准奏。

郑福林接到周林佬的汇报后，一时如丈二和尚般摸不着头脑。让郑福林率兵临阵决机，他不输于任何人，但一旦涉及政略，就非他所能掌控。

郑福林想来想去，令周林佬继续游弋在天津外围，静观其变，待荆州派人来处理。

待到林纯鸿知晓天津事变时，京营已经战败。

林纯鸿非常担心朱由检、周延儒看不清局势，直接将此事定性为他的阴谋。

这段时间，整个荆州出于地方官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事情多得一塌糊涂，很多条条框框还未理顺，一旦与朝廷摊牌，荆州付出的代价将非常大。

而且，林纯鸿还担心，与朝廷兵戎相见后，蠢蠢欲动的皇太极必然不甘寂寞，十有八九会出兵捣乱。

不过，不管朝廷如何定性，荆州一旦公然插手其中，最终都是被动的局面。

林纯鸿给解决此事设定了几个原则：造反的商人必须遮护下来；天津率先在北方进行改制；不得给满清鞑子可乘之机。

林纯鸿不介意逼迫朝廷拿出一些实质的好处给商人。毕竟，这帮商人自持有他在背后撑腰，不惧闹事，若事到临头，他没有撑腰，这帮商人该有多伤心？

于情于理，林纯鸿都必须支持闹事的商人。支持商人是略，至于公开还是秘密，则属于术。

术低于略，这是常识。

有了原则，方略呼之欲出。林纯鸿见王大俊正好在荆州，遂委托王大俊至天津解决此事。

另外，林纯鸿密令郑福林，从金吾军团中秘密派遣部分军官至天津城，协助守城，又令周林佬秘密运送部分武器至天津。

林纯鸿突然发现，在京师周边，他居然没有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杨一仁、包哲东虽然在京师，但他们身份特别，无法居中谋划、指挥。

这些弱点，致使天津事变这么多天后，荆州才做出反应，这显然不太适应形势的变化。

要说，林纯鸿还是挺中意王大俊，只是不知道王大俊是否愿意，而且王大俊年纪也太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先让王大俊试水一把比较妥当。只要王大俊自己愿意，年纪大点无所谓，反正彻底解决中央政府也就在这几年了。

紧接着，林纯鸿收到了京营战败、蓟辽军团已经启程北上的消息。他见事情的进展与他推断的差不多，遂对此事不再留意，将全部精力投入至地方官制改革中。

第689章　聚焦天津

地方官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及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

分离司法权和监察权好办，毕竟各级监察架构的架子在，由一个部门分拆为两个部门而已。分成两个部门后，再制定律法，将两个机构的职权及运作方式稳固下来即可。至于两个部门有些磕磕碰碰，或者藕断丝连，目前完全不必在意，可以在今后慢慢调整。

推举产生各级光禄院就显得非常混乱，异常火爆，耗费了林纯鸿大部分精力。

按照光禄院相关律法，县级光禄院的构成有三部分：县衙指定、有功名的士子及商贾，这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被称为光禄士。

然而，由光禄士升为光禄佐郎时，并无三分之一的限制，各路人马凭自己本事及崇高声望，竞争光禄佐郎名额。

一般而言，县衙指定的人选中包括军烈属、专业人士、能真正为本县建设出谋划策的才智之士等等，这些人一般依附在县衙身上，本身在民间声望并不高。

可以预见，这些人在竞争光禄佐郎时劣势非常明显。

反观商贾团体，他们通过协会等组织联合在一起，首先在内部推举出竞争人选，避免自相残杀。再加上他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近期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民生，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

这是他们的优势，不过，商贾一直为人所轻视，劣势也显而易见。

相比较商贾团体，由于百姓根深蒂固地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名之士的声望相当高。

但是，功名之士存在着文人相轻的坏毛笔，彼此之间不服气，团结性远不及商贾团体，连内部先推举出竞争人选都做不到。

如黄宗羲、顾炎武、堵胤锡等有识之士，有心通过光禄院限制住时时脱缰的荆州团体，他们对光禄院寄托了极高的期望。他们眼见得功名之士清高、内斗，很有可能在光禄佐郎、光禄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心里大急。

他们聚在一起商议一番，决定通过遍布全国的门生故旧，说服光禄士们放弃彼此之间的成见，把矛头一致对准新贵及商贾。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功名之士渐渐挽回了颓势，开始攻城略地。

……

经过一系列争斗，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利益交换，出现了无数的违反律法的行为，光禄大夫最终产生，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

由于光禄院是大明朝廷认可的机构，一帮退休高官对参加光禄院倒没什么忌讳，他们凭借崇高的声望和资历，最终轻易成为光禄大夫。

全国上下，光禄大夫共有五百六十二名，其中功名之士占了两百九十八个名额，其余由商贾及其他人员霸占。

诸如黄宗羲、顾炎？顾炎武、堵胤锡、黄道周等大佬，皆悉数在列。其余如郑彩、郑鸿逵、洪齐云、张德胜、郑梦帆、贾思宜、王大俊等一批大商贾，亦名列其中。

林纯鸿看到这份名额，倒有点哭笑不得。

光禄大夫的组成，很好地反映了力量对比。现在商贾的力量还远不及士大夫阶层的力量，至于什么格物、律法、经济等专业人士，基本上就难以出头。

不过，这与大部分专业人士都在各大机构任职有关。光禄院相关律法规定，具有官身的人士，不得进入光禄院。

林纯鸿对士大夫在光禄院占据明显优势并不在意。光禄院充其量只是顾问机构，还带有一点民间监督的意思，离真正的大权还远着呢。即便光禄院都被士大夫占据，对荆州的行政、司法、监察等权力影响也不大。

荆州这边热火朝天，天津也丝毫不逊色。

表面上看，林纯鸿对天津不理不问。实质上，当王大俊抵达天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