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边缘采访-第2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凸垡恍Ｗ鐾暾庖磺校罱鞯男囊幌伦悠骄蚕吕矗戳艘换帷渡曷邸罚植倨鹗蟊辏茨瞧挥行赐甑那楦泄适隆�
第三十九章：免费旅游
第三十九章：免费旅游
新闻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17至18世纪，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发展，新闻传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随之也出现了编造假消息、肆意诽谤、抄袭剽窃等不良现象。于是一些新闻机构和新闻团体分别制订《报业信条》、《记者守则》等规约，作为报业和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行为准则。1874年，瑞典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新闻自律组织——舆论俱乐部，并订有职业守则，作为各报行为的指导纲领。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新闻规约》，这是西方第一个由新闻同业制订的自律规约。1954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草拟了《国际新闻道德公约》，由联合国大会发给各会员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参照执行。随着新闻传播手段的增加，新闻职业道德的范围也从报业扩展到广播、电视等整个新闻传媒行业。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大约有60多个国家订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守则。
第二天一早，杨建明给刘继业打了个电话，问他看没看到网上关于兰成长事件的报道，并一再叮嘱他以后下去要小心。杨建明打这个电话，无非是为了讨好刘继业，他不想让刘继业对他心存不满，甚至以仇敌相视，毕竟都在一个槽子里吃食，虽说谈不上谁怕谁，但能相安无事更好。
对杨建明的讨好，刘继业不屑一顾，心想你玩了我的女人，一个假惺惺的电话就让我一笑泯恩仇，可能吗？放下电话，刘继业刚要打开电脑找那篇报道，一阵敲门声后，冯凯走了进来。
对冯凯的突然来访，刘继业有些吃惊。自从那次在冯凯单位分手后，这一年来两人几乎没什么联系，说到底人都有脸面，刘继业心想既然你冯凯看不起我，那我还热脸贴你冷屁股干什么？没有你，老子照样混得不错，何必在你面前装孙子？这样想着，刘继业就不再主动联系冯凯，冯凯也没主动联系刘继业，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就淡了下来。其实人和人的关系也大抵如此，无论两人之前关系多好，联系多频繁，如果一方发生变化，或者长久不联系，那关系也就会渐渐淡下来，甚至成为陌路。
满面笑容地把冯凯让到椅子上落座后，刘继业装作十分亲切的样子说：“哎呀冯领导，你这么大的新华社记者，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啊？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到你那里去不就完了吗？”让刘继业大跌眼镜的是，冯凯全没了往日的倨傲，神色黯然地说：“刘哥，你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已经不在新华社了。”原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新华社驻各省市自治区分社的内参忽然全都停办了，这样内参的记者编辑们就成了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总社让分社内参的记者编辑们一律转岗，到分社其他部门去做记者编辑，但对个人资历要求很高，第一学历要大学本科，年龄也有控制，达不到标准的只有另谋出路。冯凯只有大专学历，后来函授的大本根本不算数，况且当年他就是凭亲戚关系去的内参，现在总社那头下了死规定，亲戚也退了，他只好暂时赋闲在家，四处托关系找人，以便谋到一个合适的去处。
“你们新华社可是国家通讯社，你们不都是正规的事业编吗？哪能说辞就给辞了呢？”刘继业不解地问。冯凯尴尬一笑说：“新华社驻各省市自治区分社的内参记者编辑和别的部门的记者编辑不一样，不是事业编，而是企业编，现在内参停办了，‘企业’都没了，我们还哪有立足之地了？我还行，去之前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编制，现在走了也不觉得太可惜，我对面的那个‘眼镜’，原来是下面一个市委的公务员，凭能力进了我们内参，现在和我一样，由于学历不够，年龄也超了，被一脚踢了出来，也成了什么编制都没有的社会人了，要说他才可惜。” “你们那么有影响的内参，说停就停了？”刘继业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冯凯说：“停的只是下面各分社的内参，总社的并没有停。”刘继业听后良久无语，感慨万千。
冯凯接着说：“那个‘眼镜’说到底还是有才，知道内参可能停办的口风后，马上把这些年自己写的内参稿件、文学作品什么的弄到一起，出了本书，趁下面还不知道内参停办的消息前，卖给下面他以前采访过的政府部门，居然狠赚了一把。”“那你怎么也不出本书呢？这些年你也应该写了不少稿子啊？”刘继业替冯凯惋惜。冯凯叹口气说：“要说是狼到哪都吃肉，是羊什么时候都吃草，那‘眼镜’这些年写的大多是介绍下面某县某市某部门的工作验之类的吹捧文章，又帮着下面平过一些事，压了一些稿子，因此就交下了一些人，不像我，这些年净他妈的写批评报道方面的稿子，自以为很有正义感，有记者的良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悔啊！”“就一本破书，再挣能挣多少钱？”刘继业不屑地说。冯凯拍了刘继业一下说：“刘哥，你是不知道啊，就那本东拼西凑的破书，定价居然45，你想想，一个地方100本，30个地方是多少？50个地方是多少？他以前交下的那些人，都是党委政府各局委办等部门的一把手，拿点钱出来容易得很。”刘继业大略算了一下帐，如果卖5000本，一本45，5000本就是22万多，除去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真是发了一笔横财啊！即便卖不到5000本，卖一半，那收成也是让人怦然心动。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了，对这个人的称谓也就变了，据说这个人的面相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现在刘继业再和冯凯谈起话来就不像以前那样低三下四了，很有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感觉，两人聊了一会，刘继业说：“老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吧？”冯凯脸一红，期期哎哎地不好意思说。刘继业感觉越发良好，大手一拍冯凯的肩膀说：“老弟，大哥永远是你大哥！有什么需要大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直说！”冯凯站起身，走到刘继业身边，弯下腰低声下气地说：“刘哥，这段时间我正求一个朋友办工作的事，前两天我和这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时，他说他有几个同学从广州回来，想到云水去玩一玩，我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便赶紧应承下来，细想一下自己花钱太不合算，就来找大哥，我知道大哥在下面好使，看看大哥能不能在当地找个部门给安排一下。”
刘继业没看冯凯，眼睛盯着电脑屏幕想，你个王八蛋，你自己花钱不合算，我找人办事就合算吗？那和从我兜里掏钱有什么两样啊？本想不答应，但一看冯凯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又想这几年通过冯凯提供的内参，自己也弄了不少钱，心头便有所松动。
对利用内参上刊登的批评报道稿子弄钱，用刘继业自己的话说，叫“炒回锅肉”，用郑长征的话说，叫做“沿着新华社记者的足迹”。搞媒体的人都知道新华社在媒体中的地位，尤其内参，因为是给领导看的，所以下面一些官员很是惧怕，对新华社记者的惧怕程度甚至超过了党报党刊。那次刘继业在内参上看到桃源镇违规占用农民耕地盖办公大楼的事后，第二天就和郑长征去了。因为内参上写得很清楚，刘继业和郑长征没费吹灰之力就采访到了告状的农民，然后来到镇政府。当时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镇里听说来了两个采访占地的记者，镇委书记马上吩咐镇里在家的领导，一人带几个人，全力寻找这两个记者，一定要把他们留住，因为内参批露这件事后，镇委书记挨了领导好顿批，差点没受处分，因此十分害怕。正当各位领导在百姓家中，田间地头，公路车站展开地毯式的搜寻时，镇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说他们要找的记者正在办公室，自己找上门来了。镇委书记马上赶回镇里见刘继业和郑长征，三人谈得十分投机，饭是在县城吃的，镇委书记还特意请了一位县委副书记陪同。席间，镇委书记说，上次新华社记者来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找到那个记者，那个记者也没有到镇里采访，只是采访完农民就回省城了。刘继业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虽然是央级媒体，但是比不上人家新华社的内参，因为内参是给领导看的，而且内容不作为法律依据，就是记者写错了，你也不能告人家，我们就不行了，内容如果不属实，登出来可能会吃官司的，所以我们到镇里来，一是看农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再者也给你们一个说话的机会。自然，刘继业和郑长征没报道这件事，只是收了数目不菲的“封口费”，尤其是刘继业，事后还通过关系，在省报上给这个镇发了一个正面稿子，镇委书记感激万分，给他拿了不少钱，以后刘继业再到这个镇来，书记也必盛情款待，处得像哥们一样。
想到这，刘继业不再心疼，抬头看了一眼冯凯说：“没问题！什么时候去，提前两天给我打电话，我找个局安排一下。”冯凯一阵千恩万谢后，故作神秘地说：“刘哥，不知道你们以前弄没弄过学校，我听说现在的中小学没有不超标收费的，一抓一个准儿！”说完，俯身点开网页，找到一篇文章让刘继业看。
有偿不新闻？
“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鄂东晚报》记者“搞项目”、“办案”始于一次严厉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行动。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开始了一次大整顿，部长周济首次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2月中旬，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3月24日，*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提出“谁主管，谁负责”。
与此同时，《鄂东晚报》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一场特殊的“新闻战”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那天报社召集所有人员开会，一位老总开始讲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形势，然后提出了以打促谈搞创收的方案。”陶志东回忆说，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会上，报社老总把黄冈市的11个县区划成几个片，每片安排2至4名记者。会后，记者编辑们自己又进行了微调。
为了更好地制造舆论氛围，行动前一天，《鄂东晚报》刊发了*、湖北省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校长因乱收费撤职的新闻。一名记者采写的《明明白白交学费》也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并详细标明《鄂东晚报》所在的黄冈地区各类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临上“战场”前，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数份本期的报纸，还有从报社财务部门领取的一沓沓空白发票。
记者们都很兴奋，“有报社撑腰，创收不成问题。”
几名曾经参与这一活动的《鄂东晚报》记者向本报介绍了他们“办案”的手法：先选定学校，找几个学生问学校收了多少钱，一共有多少学生，算出学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钱，找校长见面随便聊聊。当天写完稿件后，请校长到宾馆“看稿”，当校长哀求不要发稿时，提出“报社困难，相互支持”，谈妥价钱后以“宣传费”或“订报费”名义开具发票。
“我们要钱有一个标准，比如这个学校多收了10万元，我们最低要1万元，因为还有其他单位向学校要钱，我们要多了学校也拿不出来。”
几名原《鄂东晚报》的记者向本报记者说，2003年2月到3月，《鄂东晚报》记者借着“治理教育乱收费”四处出击，以曝光要挟学校，除了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无一幸免。“黄冈中学校长名气太大，我们搞不动。”
英山县也是一个例外，在11个区县中，英山经济最不发达，学校实在拿不出钱。
《鄂东晚报》记者说，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梅县，记者去了好几拨。
“行动中，我们不断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我们的进展，通报其他组的战果，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陶志东说，即使过了很长时间，报社一位老总还在大会上说，“我在家睡不着觉的时候还在想，黄梅县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搞？”
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一般一路记者走两三所学校，会带回1万多元现金，一时拿不出钱的学校也要谈好宣传方案。十几天的时间，报社创收近20万元。
“*部长周济被我们利用了。”一位《鄂东晚报》记者说：“我估计，报社一年从学校搞来的钱就有100万元。”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最近又有什么项目？”这句话几乎成了2003年《鄂东晚报》记者见面时说得最多的问候语。
“你真狠！”这是对创收多的记者的由衷赞叹。一些创收成果丰硕的编辑记者还被推举为“金牌杀手”。
但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记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鄂东晚报》的所作所为已经和新闻职业道德格格不入。
为了让校长甘心掏钱，报社总编在发稿单上虚张声势地写上“此事很严重，以内参形式报*总理、周济部长”等批语，然后交给记者恐吓当事人。
为了更多地创收，相当多的批评稿、问题稿被“换糖吃了”。而为了给出钱的学校一个交代，一个个冠名第一的学校宣传不断推出，导致很多读者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鄂东晚报》的报道。
2003年3月的集体行动后，创收活动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今年7月，一名记者获得一名公务员涉嫌嫖娼的新闻线索，《鄂东晚报》老总立即指示先写稿子，然后在发稿单审处意见上写明：“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从严治理，此件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等单位。”
这名公务员看到这样的批示后，不敢怠慢，连忙给报社交了3000元了事。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直到现在，原《鄂东晚报》蕲春记者站记者熊军武还记得晚报老总在记者会上的讲话。
熊军武说，“我们过去也搞批评报道，那时候最有名的一篇是《某县法官卖证据》，全国轰动，记者也追求写好稿。”
因为热爱写作，2002年5月，熊军武进入《黄州晚报》，当年8月《黄州晚报》更名为《鄂东晚报》。今年5月，他却选择了主动离开。“我觉得这么搞下去，晚报早晚要出事。”
熊军武也有一次“配合”总部记者创收的经历。
今年4月，《鄂东晚报》接到一条线索，蕲春县某中学4名学生因被怀疑偷东西，被学校罚款1000元至2000元不等。
“报社派来了一个金牌杀手，调查出学校没有证据，也没有人到派出所报案。”熊军武说，“杀手”叫我约校长谈怎么处理，大家分工，他们做恶人，我做好人，讨价还价时，我就替学校说话，看在我的面子上少要一点吧。
最后，学校签了5000元的宣传费。
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鄂东晚报》的操作方式了。一名熟悉的校长当面对熊军武说，“晚报就是你们的摇钱树和敲门砖”。
“记者在老百姓的心里还是高尚的，可这样搞不要说报纸黄了，我们连做人的机会都没了。”陶志东说。
陶志东认为，《鄂东晚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为很多单位都认定，晚报记者采访什么负面新闻，无非是为了钱，给钱就能摆平。
陶志东说，《鄂东晚报》绝大多数记者是有使命感的，可自己心里也清楚，人家表面上对你陪笑脸，因为有短处在你手里，可背后会骂你什么东西！
“所以记者平时聊天时也自我安慰，*都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晚报也是在进行原始积累吧。”
主题词：创收
但陶志东等人认为，自己参与报社组织的新闻创收，并不是“瞌睡遇到枕头”，内心也是矛盾的―――搞这种事良心上过不去，不这样搞钱又没法生活。
今年30岁出头的陶志东对新闻非常热爱，尤其喜欢搞深度报道。几年前，《鄂东晚报》招聘记者，陶志东开始了他喜爱的新闻事业。后来成为一个部室的副主任。
《鄂东晚报》为《黄冈日报》的子报，1997年创刊。1999年到2001年，报社首次面向社会招聘员工，通过努力，报纸从4版扩为8版日报，发行量也从数百份上升到3000多份。2002年改名后策划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扩为12版，发行量达到近7000份（另有一份《教育导刊》近1．2万份）。同时，晚报的发行网络和电脑办公网络建成。
2002年底，由于种种原因，《鄂东晚报》陷入资金困难，领导班子改组，办报思路发生急剧转变，从总编、部门主任到记者编辑、校对，人人有任务，个个抓发行，创收成了众多文件、会议的主题词。
也就是这时，陶志东的新闻梦被击碎了，因为他首先要生存。
《鄂东晚报》2003年10月28日发布的《驻地记者管理考核办法》规定，驻地记者每月浮动工资800元，其中200元与新闻工作挂钩，300元与发行工作挂钩，300元与广告挂钩，完成规定任务的足额发放，完不成的按比例发放。
《鄂东晚报编辑部2004年部室创收规划》更是详细规定，2004年全年创收总任务为190万元，各部门每人上交的任务，最低1万元，最高16万元，普通记者2万元，老总5万元。
《鄂东晚报》规定，黄冈市区记者创收提成为23％，各县记者创收提成25％。
一方面是严格的创收考核，一方面是高额的提成，在双重刺激下，《鄂东晚报》上下动员，借治理教育乱收费迎来了一次“繁荣”。记者注意到，《鄂东晚报》以教育报道为主的“教育导刊”、“教苑”上，几乎每条新闻后面都有一块广告，写着“某某学校协办”字样，这一现象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到2003年年底，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成倍增长。
然而，在经过2003年以学校为重点的创收之后，多数编辑记者开始难以完成任务。
2004年1月7日，《鄂东晚报》发布2004年发行考核办法，提出“三个不留空白”：实行部室分线包干责任制，做到黄冈市区的市直、区直及所属单位不留空白；实行部室分校包干责任制，做到市区学校不留空白；实行投递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做到市区内的社区、居民区不留空白。
奖惩是严格的。2004年5月10日，《鄂东晚报》印发了《关于对前4个月创收任务进行结账的决定》，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许玉容等6人停发工资和福利，杨彦等2人每月暂扣工资50元，占月红等3人每月暂扣工资100元。
《决定》还“希望晚报全体工作人员以晚报为家，以事业为重，努力完成晚报分配的各项任务，停薪和减薪的人员要迎头赶上，争取在二季度完成创收30％的任务。”
同时，“为进一步确立以效益质量为首要考核目标的考核机制，经晚报总编办公会议研究，并经报社（指《黄冈日报》）领导批准，拟在下一阶段对以创收为主的部室实行以进度进行工资分配的制度，对新闻、后勤部室继续实行现有的考核办法。”
尽管如此，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还是越来越多。截至今年9月30日的创收情况汇总表显示，《鄂东晚报》总共47名人员中，有32人没能完成任务的60％，其中19人甚至没有完成40％。
也就是说，按考核办法，超过一半的员工难以领到800元的工资，个别人甚至半年来没有从报社领到一分钱。
“一旦追查起来，记者成了报社的替罪羊，晚报和日报领导什么事都没有”
“整个黄冈有钱的单位就是那么多，不可能一遍一遍地搞钱。”一位记者分析说。
熊军武2004年的任务是订报500份，创收4万元。因为不愿意用新闻创收，他屡屡完不成任务，大会小会受领导的批评。2004年5月，他选择离开报社。
“有一定权力、社会关系广的人还能想办法完成任务，你说我们这些普通记者怎么完成任务？”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鄂东晚报》记者感到兔死狐悲。
2004年5月，有人致信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举报《黄冈日报》违规在黄冈各县设立记者站，同时举报《鄂东晚报》驻浠水记者进行新闻敲诈。
浠水县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向本报记者反映，一些记者什么都没有，靠一本发票起家，到处敲诈拉广告、赞助，浠水县实在不能忍受这种盘剥了。
接到反映后，俞正声批示要求严查。《黄冈日报》撤销了驻各县的分站，《鄂东晚报》则声明驻浠水记者的敲诈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予以除名。
而实际上，就在事发前一个月，这名记者因“在2003年度中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被评为先进驻地记者”。
不仅如此，2003年3月26日，《鄂东晚报》也通报表扬了这名记者，“在采访中有理有节，廉洁奉公，多次拒绝被采访单位的礼金，在浠水县树立起《鄂东晚报》驻地记者的良好形象。”
“一旦追查起来，记者成了报社的替罪羊，晚报和日报领导什么事都没有。”记者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2004年10月22日，陶志东等《鄂东晚报》17名以中层干部为主的编辑记者集体签名递交辞职信。
辞职信说：从2003年到今天，报社抛弃新闻道义和新闻纪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将报纸带入了一个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人心涣散的危险边缘。工作的绝对重点放在了创收上后，创收成为对员工惟一的衡量标准。全体工作人员一心搞创收，反而忽略了本职工作：编辑、记者都成了广告员。为了搞广告写工作报道、为了搞广告写表扬稿、为了搞广告，批评稿要用以“敲诈勒索”，何谈报纸质量？
记者们指出了晚报存在的问题： 一是领导层指导思想偏移，全社均以创收为出发点，报纸质量也为创收让路。 二是人员配置和机构设置误区，以部室为单位的创收考核，使小集体利益损害报社整体利益。 三是晚报领导决策和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
“这都是过去的问题”
这是最激烈的一次抗议。过去，记者们一直在试图提出不同意见。
熊军武说：“报社领导开会时问的都是钱带来了没有，根本不问业务。只要我们提意见，领导就说，算了算了，散会！”
陶志东等17名年轻的记者编辑也曾寄希望于改革。“但目前，《鄂东晚报》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着实令我们感到困惑和忧虑。前段时间改革的雷声让我们一度看到了些许希望，但最终的结果却令我们大失所望。”
在陶志东等人看来，集体辞职的真实目的是想触动日报社党委，尽快改革。但在《鄂东晚报》和《黄冈日报》领导看来，这是在泄私愤。
2004年11月24日，黄冈日报社向湖北省有关部门递交的《关于原鄂东晚报个别记者违规违纪行为处理情况的汇报》认为，极少数记者利用曝光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新闻敲诈，大部分发生在2003年初，少数发生在今年7月份前，这些问题“我们早已采取措施给予了严肃处理和认真整改”。
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领导多次向本报记者强调，进行新闻敲诈的只是极少数本来就表现不好的记者，这些事情和报社领导无关。
2003年以前，《鄂东晚报》总编助理杨辉是记者部主任，他肯定地对本报记者说：“我当记者部主任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记者进行敲诈的事。”
记者问：“如果说2003年以前没有记者敲诈，为什么2003年一下出了两三个你们认定的敲诈记者，难道是报社风水变了吗？”
沉默了几分钟，杨辉说：“应该这么说，我不能保证2003年以前没有，但都是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至于《鄂东晚报》总编在发稿签上写上“此事很严重”等批语，配合记者敲诈当事人的说法，分管《鄂东晚报》的《黄冈日报》副社长雷电也予以否认，他认为写这样的批语只是因为总编辑“政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