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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读史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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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并上尊号为仲父。
这样的尊崇，位极人臣。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热情澎湃的年轻君主，嬴政是不可能容忍一个打着准父亲旗号甚至极其可能就是自己真正生父的臣子，来左右自己的政权的。尽管这个臣子已经相当识相地淡出了决策班子。老话说，大恩不报。其实，过于巨大的恩德，既然没有可以复加的对等回报，最惯常的选择，只好是将那个施恩者消灭，从而将那个似乎没有边际的恩德归零。惟其如此，也才可以消解作为受恩者的君王萦绕于心头的道德压力。这或许便是许多功臣不得不杀掉的一个理由。而如果那个施恩者居然还和自己有着血缘上暧昧的瓜葛，那么这种名也不正言也不顺的瓜葛，一并剪除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龙年·处子秀（2）
但是作为君主，不可能也不必要事必躬亲的。他需要一个自己培养的总干事。于是李斯渐渐浮出水面。
作为屈原大夫的同乡，李斯却丝毫不在意对桑梓的眷顾。他所在意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这肇因于年少时对老鼠的观察。他在打工宿舍的肮脏厕所里，看到吃屎都需要惊恐提防的某鼠；而在粮食仓库里，又看到居住宽敞饮食无忧的另一个某鼠。于是他由鼠及人，发出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生存环境决定生存状态。这是极其具有哲学智慧的一个结论。其实类似两匹老鼠的对照，许多人都不难遇见，可他们视而不见，习焉不察，所以只配过不肖的生活。而贵族出身的屈大夫，虽然同样具备超凡的智慧，却没有机会体会草根生活，他老人家如厕的地方，属于讲究卫生的房间，一般不会有鼠辈出没，而粮食仓库又不是他所担任的高级职务该去的地方。因此，尽管老人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在老鼠身上发现深刻哲学的可能。原来拥有生活紧迫感的草根，也有凌驾于贵族之上的旷世机缘呢。
获得深刻感悟的小李，立志要与高峰人士为伍。他拜师著名学者荀卿，学习诸子中最富帝王操纵之术的儒家理论。学成之后，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君王不能成事，而其他国家又缺乏软硬两方面的综合实力，无从施展自己的本事，于是，他告别师傅，走西口直奔具有天下之心的秦王。
他当然知道，秦王的天下之心，必然包括对自己国家的吞并。但遭逢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的风云年代，他认为，安心于卑微而不努力改变现状，宛如禽兽看着肥肉而不肯下嘴，简直是人面而兽心的行径。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为了永远告别卑贱穷困，做自己国家的罪人，不过是人生成本的一个部分而已。这样的选择，当然与生活富足优裕不知卑贱穷困为何物的贵族屈大夫大相径庭。
鉴于吕相国在秦国的地位，用他做跳板，是抵达君王身边的最佳途径。果然，在得到吕相国赏识之后，他顺利地担任了嬴政的侍从人员。这样的位置，拥有数不清的游说机会。在一个最得当的时候，他完成了扫除天下建议的表达，并赢得了君王的认同，升官做了长史，相当于相爷府上秘书们的头目。
一向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不带响。秘书也是同样道理。从此参赞国家机务，成为小李同学的日常工作。而嬴政采纳小李的建议，派遣谋士携带大笔基金，前往诸侯各国，对各国的名士，贪图钱财的实施收买，不肯的就利刃伺候，再加上名将率领的秦国精锐部队跟随其后，胡萝卜加大棒，从根本上瓦解了六国君臣的合纵计谋。
吕相国在君王的设置下，终于识趣地自裁，结束了恩德施受的恶性循环。这在他和君王，都是解脱。至此，年轻君主登基后初试锋芒的政治处子秀，取得了相当的阶段性成效。
而在嫪毐叛乱被诛之后，嬴政曾经下令驱逐外籍官员，小李在被逐路上上书，列举秦国历史上著名的外籍能臣，以他秦代惟一作家的文采，说服了君王，并协助君王，用20多年的时间，终于兼并天下，他自己也由卿而廷尉而丞相，终于抵达人臣的最高境界。不过，在庚辰龙年，他虽然已是君王倚重的股肱，官职目前还是廷尉，国家司法方面的最高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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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水德（1）
实现大一统之后第一个被提上的议事日程，便是帝号问题。所谓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等枢密大臣构成的领导小组，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借鉴天皇地皇泰皇中泰皇最为尊贵的说法，建议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陛下，采用泰皇称号，而相关的行为也随之确认专属称谓，命为制，令为诏，而天子自称朕。
嬴政毕竟是政治家，在听取建议的时候，十分注意集思广益名义下的自我表达。因此，在其他如议的基本肯定之下，将泰皇的说法，修改为去泰留皇，后边再加一个上古就有的帝字，于是，流播几千年的皇帝称号，冉冉诞生了。
同时，皇帝还以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属于子议父臣议君的大不轨，甚无谓，因此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之后则数字排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废除谥法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预案，从根基上规避了所有人对自己的可能评价。大约，他可以感觉到，以军事强权的辚辚碾踏实现的大一统，并没有顾念被统一国家君臣上下的意志，从不给他们选择制度的权利，因而被后人非议势所难免，后来时常发生的暗杀事件，足以证明这种担心是大有根据的。而废除谥法，起码从官方管道，断绝了后来人对自己的非议，褒扬不希图，而恶名则彻底灭于无形——应该说，这一点他的确达到了，无论哪家编纂的正式历史，尽管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评价，但他的帝号称谓，真的没有添加上任何寄寓褒贬的无谓字样，而只有开天辟地意味的始皇帝，代代名垂。
只是，所谓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实在属于打手铳一样的自我安慰，显得十分浅薄，的确如后世所说，是愚蠢的行为，比起替代他的汉家皇帝，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千岁乎的聪明，全不像是帝王尤其是千古一出的帝王该说的话。
帝号确定之后，便是与新王朝配套相关的礼仪制度。首先，以五行的生克终始，以前朝周的火德，从而选择确立火德不能战胜而又专门能够克灭它的水德，而早年秦文公曾获黑龙的故实，正是祖宗那里就可以证明的水瑞吉兆，因此它作为本朝的五行标志，顺理成章。
随后的变动，则是将前朝建子的十一月为正，变为建亥的十月为岁首，诸侯大臣们对皇帝的朝拜，就在本月的第一天。衣服旗帜的国家颜色，也根据五行配置五方五色的惯例，以黑为尊贵。数字也以与水相对应之六为计量单位，譬如符节，冠冕，车轴的宽度，马匹的用度，都以六为名，甚至人走路的步幅，也可以傅会进来。黄河也更名为德水，从而体现水德的发始。而水主阴，体现的是刑杀，于是本朝的执政风格，也因此主张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不讲究仁慈宽和，以配合五德的水性。
其实，五行的生克，原本属意的，只是与前朝的替代关系，礼仪制度，不过是关联而及，让臣民们从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时时感觉到新朝的不同气象。但由此能够生发出政治风格掌控的天赋理由，则是出乎一般意料的超凡理念。
实在说，周朝的崩溃，诸侯的失控，在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之后，天子对庞大国家的控制，似乎是不能以仁慈宽和来达到的。即便兴亡不关百姓，但那些失去国家的诸侯孑遗，是不会甘心在郡县里面偷安的。而这些不安分元素，完全有机会，利用军事残灭中的普世怨恨，挑起局部乃至全国造反的祸端。而将这些祸端的苗头及时予以扼杀，在民主体制远未诞生的那个时代，大约只好是仁慈宽和的反面了。于是，刚毅暴戾，严刑峻法，从重从严，不存赦免，成为皇帝不能不选择的选择。有时候，解决统一后的问题，比解决统一的问题更难。在统一之后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上述选择，无疑是政治上正确的。
当然，自孝公用商鞅之说，变法修刑，百姓在三年苦之之后，皆以为便，因而秦的严刑峻法治国，其来有自。而且在剿灭六国，成就一统的历程中，未必没有它的激励作用。而往更早了追溯渊源，老祖宗的皋陶，便是以五刑为依托的司法先驱。现在，皇帝只是将祖宗传下来的家法，加减之后变成了国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由诸侯之法递进推广为天子之法。
龙年·水德（2）
应当说，皇帝并没有隐瞒甚至还在在昭彰地公示自己的这种政治理念，其中或许有震慑百姓的居心存焉。而竟然能从五行的角度，对这种时也势也才决定出的执政风格，进行逻辑上的有理推断，将政治统治的手段阐述出天赋天理来，大有替天行道的正义味道，真的要佩服这史上第一个皇上，果然不愧千古一帝的评价。
接下来的，是远比帝号礼仪之类更为至关重要的政权统治方式。在御前的听证会上，以丞相为首的群臣，均主张派遣皇帝的子弟，担任王侯，继续前朝的分封制度。但这样的承袭，其实并不利于六王伏辜之后大一统国家的局面。从本土后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要想建立中央集权，保障天子的权力效力能够得以充分表达，不选择分封，该是明智的。虽然历史不可以假设，但历史的确可以提供一些现世的证明。以血缘继统为基础的分封世袭，十分容易从地缘培育另立中央的活思想，虽然从理论上，大家都是同祖同宗的一家人，属于一棵树上长出的树林，但在政治权力的追逐上，渐行渐远的亲情，并不影响异己念头的丛生。
而抛弃血缘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从根本上保证了血缘的惟一性，地方官员的派遣制度，直接根除了世袭导致的权力在地缘方面的分解游离，是天子可以直接控制的爪牙，由此的确可以达到后世所谓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收放自如的全盘局面，天子也才真正可以致驭万民。而汉代为了集权，调控分封于诸侯子弟手里的地缘政治权力，实在宛如与虎谋皮，诸侯为乱，国家动荡，需要付出的成本，果然十分巨大，足以从后来的反面，证明分封的利害。
其实，只要能够琢磨到皇帝对权力控制的热烈执著，便不难揣摩到两种制度彼此性价比的高下。但是这种理论上的不难，现实中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你要能够体味到权力和血缘子弟之间，皇帝的真正取舍。所以当此时也，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李斯，整个秦朝，只有一个。他说：
周文王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传说周武王伐纣灭殷之后，子弟功臣，亲疏远近，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家，这些取得地域控制权力的大小长官们，盛衰消长，强者坐大，弱者消亡，领土方面的欲望，远甚于所谓的亲情，利益面前，很容易成为冤家仇雠。而缺乏地域控制力的周天子，凭借没有丝毫统治力量的道德规范，不但失于控制，最终还难逃被吞并的下场。
在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分封，其实几乎就是诸侯的地方自治，对天子代表的中央，可以有不听招呼的弹性权限；制约他们的，似乎只有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什么约束力的道德自觉。因此，在这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分封与郡县的政策面倾斜，明眼人都是豁然的。
而郡县制度，当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与分封早就交错存在的。国家目前面临的，倒未必是创立一个完全新鲜的什么东东，而只是在新的国家版图上，究竟哪个需要从制度角度得到明确的肯定，覆盖面积更为广大的问题。
其实，所谓制度，只是利弊权衡之后的选择，选择者在意的，无非是于他而言正面负面效果的均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制度本身，实在无所谓对错正误。
李斯的理由具有说服力的地方，是在提出了赏赐子弟功臣的善后解决办法之后，强调郡县制度不但在建立新王朝改天换地之际，十分方便更新变易，而且尤其是保障天下安宁的必须手段。这一点实在击中了皇帝心中的要害，不愧日后成为总干事的睿智，几几乎是领袖身边的文胆了。
于是，该建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强烈认同，在一番侯王正是天下苦斗不休根源所在的声讨下，天下初定再行立国，便是自树刀兵，成为放弃分封为主体制度的绝对理由，于是，郡县制成为秦王朝的不二之选。这也许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境界，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袤疆域里，划分出三十六郡，以中央派遣的守、尉、监分职管理。这样的制度选择，并没有因为秦祚的短促而丧失使用价值，甚至在不久后来的七国之乱教训下，郡县制所代表的由中央任免官僚的地方行政制度，几乎得到了所有后来王朝的认同，所谓百代都行秦政事，尽管个中层级名称多有变化，但作为与血缘分封相对立的国家行政制度，穿越千年，成为民主体制登陆之前的首选。
龙年·on the road（1）
郡县确定后，又将百姓的称谓，也定义为黔首，字面意义即黑头。其实，三十六之于六，以及黔首云云，都有比附五行水德的痕迹。后者此前或许是秦地的方言词汇，散见于秦国的文书中，现在成为通行全国的典范官方话语。
或许黔首的意义不仅于描摹头部的颜色，但如此更名后，黔首们还是得到了直接的实惠，这便是大酺。大酺的意义，按照唐人张守节的正义，是天下欢乐大饮酒也。是君王特许的民间大会饮，表达的是庆祝和欢乐，意义基本等同于嘉年华，虽然不是印地安酋长们倾家举办的叫作potlatch的夸富宴，但却也是平日里没有机会的狂欢，并且是皇帝的特批亲许，没准儿人头上另外的赏赐也是有的。
史书上有记载的上一次大酺，是在荡平五国的去年，仅仅一年，就得以再次享受这种钦赐的聚会，满足口腹和交流上的欲望，谁又能说，天下大事和百姓——该说黔首才是——丝毫无关呢。
也许，物化为如此可怜的政治甘霖，会被某些人批为廉价的恩典，但于活着等于遭罪的黎民黔首来说，有恩典哪怕是可怜的恩典，总比没有要好，所以最贫穷的国家里，往往充满幸福的面孔。
与郡县制度推广全国同时进行的，是将全国范围内民间私藏的兵器，统统收缴，解送京城咸阳。这当然是统一后保持稳定的手段。此前的连年兵燹，必然造成长短大小不一的凶器散布民间，这无疑潜伏着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风吹草动，它们便可以成为不轨者们对抗中央时身边随手可及的利器。与此相配套的，还有拆除各郡县的一应城堡，根除作乱的可能工事。
正巧这一年，临洮一带，有身高五丈的十二个长人出现，脚踏六尺巨鞋，穿着夷狄服装。这样的灵异事件，当时被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收缴兵器便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销毁它们，制作成十二套国家礼器的钟鐻和铜人，化干戈为祥瑞，军事器械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和平符号。
和之前若干程序一样，这也是一个极具创意的行动。十二套钟鐻和铜人，重各千石，铜人当然仿照的是临洮长人的形象。这样的钟鐻和铜人，安置在宫门之前，据说大钟撞击之下，声闻百里，果然可以弘扬浩荡的皇家气派，将皇上的恩典，传播于辽远。
据说铜人的胸脯上都刻着铭文，相关记载说，是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云云。手笔正是擅长篆书的总干事李斯。
相传汉代时曾将它们搬迁到长乐或者未央宫前，民间便叫它们为翁仲。这又是一个著名的称谓。王莽的时候，梦见铜人哭泣，心中厌恶，便让有关部门将翁仲胸脯上的铭文凿灭。
这样的荼毒实在仅仅是开始。汉朝末年肆虐朝廷的董卓，曾经椎破其中的十套，用来铸造小钱。剩下的两套，也在后边的乱世，遭到销毁。也许是某种谶兆吧，始作俑者的董卓，籍贯偏巧也是当初铜人出没的临洮。他的作恶，销毁铜人钟鐻，实在是其中的小节，当时甚至还可以打着破除暴君余孽建设新经济的口号。
这一时期国家的重大举措，当然还有铜人胸脯上刻画的人尽皆知的划一度量衡制度，车同轨，书同文。作为统一的国家，这些都是方便统治的立意下，必须履行的程序。类似的程序还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币制，譬如后来能作药引子的秦半两，就是这时确定的标准铜钱。和经济相关的事件，还有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这样的移民，自然有拉动首都地区经济繁荣的取向，更有将流通领域绝大部分金融控制于皇帝辇毂之下的意义。
似乎所有需要操办的大事件，都陆续归置完成，国家的机器，在一系列的制度确定之后，运转正常。六国的余孽，也在相关措施的展开后，除了偶尔发生的不足以影响国家政局的零星刺杀事件，基本销声匿迹。作为皇帝，似乎只剩下拥有最高权力之后享受的如何充分。
于是，之后的若干年，皇帝执著于在他辽阔的版图内on the road不停歇的巡狩。在题中应有之义的感官享受之外，他尤其致力于将自己的功业，凿刻在各地的石头上。这是相当聪明的宣传手段，漂亮的文字，赞颂的文辞，都足以扩大视听，让自己的声音固化下来，不但可以让臣民随时体会到他的统治力量，更可以将这种力量，击穿时间的阻隔，流传至二世三世以及万世。
龙年·on the road（2）
当然，还有力图抵抗自然力，追求长生不死而寻觅飘渺的仙药。于是，便有了徐巿带领童男童女及一应细软浮海的出发，以及抵达东瀛的后世传说。该传说尽管有种种不经，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得力的反证足以推翻，而徐巿的行动，则不免被评价为有预谋的殖民，几几乎就是豪杰一流了。据说求仙必须用童男女，因为只有他们才天元未斫。只是这未斫的天元，究竟供应的是仙人还是徐豪杰抑或徐总督，真的是不得而知了。
此之外，似乎只有得意洋溢于皇帝的心间。自然也有偶尔的意外。在彭城，皇帝一番斋戒祷祠，准备在泗水一线，打捞传说中沉没于此的周鼎。鼎是天下的象征，得到它自然具有政治上的灿烂说服力。但之前秦的史书上，早有九鼎入秦的官方记载，看来官修的正经史书上，的确难免不实之词，而皇帝自己，当然知道那鼎没在咱那疙瘩存活，因此才有此一营救行动。但由于当时捕捞技术的不够完备，尽管动用了上千人潜水搜索，依然没有鼎的丝毫踪影。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皇帝不快。在随后的日程中，在湘山一带渡江时，又遭遇大风的突然袭击，几乎翻船。这就不能不追究在湘山之上立祠堂的湘君的责任了。博士的权威解释，所谓湘君，竟是尧爷的两个闺女，舜爷的双料老婆，为老公殉节，自杀于此。
两个娘们儿居然兴风作浪，本皇帝是连五帝都盖过的君主，如何能咽得下这口鸟气。立刻调来三千囚徒，将那有青草别称的湘山之上所有草木植被，全部砍伐薅光，山头于是呈现一片赭石一样的焦土。这也是冲天一怒为红颜的典型范本，看来女人，终究是无所逃遁的祸水。
至于给后世留下功业之外骂名的焚书与坑儒，则是远在八年之后，这时，距离这位皇帝的寿命终结，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
焚书的起因，是徐巿同乡的齐人淳于越博士，对另一博士周青臣对皇帝歌功颂德行为的批判。当时，七十余人一起在酒席上祝寿，周博士自上古不及的云云歌颂，其实和皇帝刻在石头上的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朗朗话头，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异，不过场面上应景的必须而已。虽然都说圣主避谀如仇，但又有哪个主子不喜欢奉承呢。因此，淳于博士此时对郡县取代分封的大嘴倒旧帐，显然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说出的久经考虑的心里话，居心不能不是叵测。
这样的机关，已经是丞相的李斯，自是了然于心。对这种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意在弹劾领导的不良势头，必须从根源上掐死。因此他请求：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都说收拾读书人的非读书人莫属，诚然。以弃市和灭族这样的酷刑来作为焚书的行政保证，该说这位总干事不愧司法干部的出身。而以吏为师的学习管道，除了明确配合皇上水德象征的治国宗旨之外，更为自己作为国家法度的权威解释人，埋下了伏笔。或许，自水德推演而来的事皆决于法的国家主张，大约便是长期从事司法工作的李斯得到晋升的一个理由。
当然，都说焚书并非在品种上不加选择，但所谓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实在不过是维持日常生计却没有实质发展空间的杂书，而官方主导思想之外的思想读物，则得到了毁灭性的根除。虽然在理论上，有博士官所职部门保留的若干文化存留，但秦以外与博士以外的原则性根本清除，终究让政府完全掌控并专制化了文化资源，把握了思想和舆论，将臣民的大脑，进行宛如车轨文字度量衡一样的统一清洗，缔造出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一个声音一个步调的完备局面。这是付出成本最低廉的国家模式，果然十分方便于政权的强力统治，皇上当然以为可。圣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丞相不愧儒家门下的高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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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on the road（3）
随后发生的坑儒事件，一般都看作是焚书的继续，而其直接的肇因，原本是负责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卢生侯生几个方士的逃亡。这些人为了满足皇帝的长生愿景，时常编造一些绚烂迷彩的理由，诸如海上有大鱼之类，用来哄骗皇帝。但时间长了，却总是带来不可抗力影响下毫无结果的坏消息，皇帝如何看不出破绽。此时正巧掉下个机会，但主犯在逃，只好收拾了其他人，很有些殃及池鱼的迁怒嫌疑。
不过，所谓妖言以乱黔首的犯禁者，也许大多就是卢生侯生一流的方士，以及若干乌鸦嘴的###者；四百六十余人也恐怕不是当时强势有力的司法部门所能缉捕到的读书人数目，而是通过了一定的甄别。但坑儒的确如公子扶苏所云，会带来天下读书人的不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也是不必回避的事实。杀掉一些坏榜样，总会得到应有的回馈。它其实和焚书一样，是对不仅儒生的所有黔首的一种震慑。
好在，这样的震慑，在今天的后人看来，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始皇帝在会稽山祭祀大禹，刻下一段比较特殊的铭文，在格式化的弘扬功业下面，对称为寄豭也即配种公猪的偷情男人，以及拖与不拖油瓶的改嫁女人，表示了教化上的担心，并发布了明确严厉的整肃规定。然后，皇帝逛游到海边，并亲自射杀了一条大鱼。
一切的迹象，显示皇帝的旅途十分从容。不料，在渡过已经更名为德水的黄河之后，皇帝却突然病重，在不久的七月，驾崩于沙丘路上，享年尚不足五十岁。或许，皇帝突然死掉的原因中，也有服用那些方士提供的丹汞之类所带来的致命毒害。冥冥之中，似乎是某种报应。
似乎报应还不止于此。随即，他的尸首和臭鱼放在了一起，成为嫡亲儿子夺权的道具。比起那位被他清除掉的疑似仲父，皇帝死得实在很难看。
而那位立志做人不可以太平凡的李斯，则在一位叫赵高的太监诱惑下，篡改王命，成为别人抢班夺权的帮凶，辜负了皇帝钦选总干事的隆盛眷顾。这样的人，迷恋富贵，只为了利己的物欲和自我实现，缺乏效忠领袖和献身主义的高尚，确实不配做皇上的文胆，终于被赵太监过河拆桥，夷灭三族，腰斩于咸阳，临死的时候，才怀念起和儿子在家乡牵黄狗追野兔的消闲日子，仿佛双规之后的良心发现，再圆满也只是一个蹩脚的休止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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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者说（1）
鲁迅先生曾有一个经常被征引的著名的看客命题，用来讨论国民之劣根。诚然，鲁迅先生的犀利，是凡人寻常所不能企及的。不过，假如从书呆子钻牛角尖儿的角度看问题，则先生的立论，似乎也不可以涵盖全部。
于是，有现成的例子。例子在被称作史家绝唱的《史记》里。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司马迁尽管是以一个非官方的身份写出《史记》的，可将人物划分出本纪世家列传的等差，说明他心目中确有挥之不去的官方本位。不过，替他想想，似乎也是无奈，历史总是得记录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所谓英雄创造历史，可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将芸芸庶民不烦簿记在案，譬如张铁匠李裁缝的风流事略，就是行云流水的琐碎帐册了。也许历史天赋里就是势利的，陈涉在叫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已经具有了帝王的气概。
还来说例子。祖籍西戎出产在邯郸的嬴政，虽然没有和楚人搭界的干系，但沐猴而冠的习性，却是相通的。尉缭说他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也就是高鼻梁长眼睛鸡胸脯，说话像狼嗥。这样峥嵘的音容嘴脸，被归结为和虎狼一样残忍，几乎没有什么异议。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天下第一个皇帝。初并天下，统一中国，须是比富贵还乡大许多的业绩，所以无怪他到处溜达，中个进士还能帽儿光光骑马夸官，一日看尽长安花呢，何况头一个做大皇帝的秦始皇。于是，五十步宽的驰道，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修得天涯海角毕至，始皇帝登山临水，刻石标榜，一派得意。
如此招摇，难免会有些不虞的麻烦，譬如刮风下雨，譬如盗贼暗算。在湘山，大风刮得渡不过水，于是迁怒尧女舜妻的湘君，派三千徒犯把湘山上的树全砍了，露出光秃秃明晃晃的一片红土，不愧别人对他的评断。封泰山，大雨暴至，却有大树荫蔽，于是封为五大夫。过河南博狼沙，仇家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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