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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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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鞯燃父鑫侍馍希飨煌馍倨嫱镜目捶ǎ泄恍┡馈Ｃ飨灾芏骼赐局鞒值恼裨汗ぷ饕膊宦猓钩废擞芍茏芾砣问榧堑恼匙楦墒禄帷８吒诰醯糜谢沙耍诒澈笳箍艘幌盗邪衙分赶蛏倨妗⒍骼赐镜囊跄被疃Ｔ�1953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活动得很厉害。他利用毛主席批评“新税制”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同志。他当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少奇同志，就故意把少奇同志说过的一些话，当作薄一波同志的观点狠狠批判。会议结束后，高岗南下杭州、广州，一路游说，向不明真相的干部散布少奇、恩来同志的坏话。他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少奇有一个圈圈，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一个井冈山大圈圈。他散布“枪杆子上出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开始一段高岗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大家也想不到。少奇同志听说高岗对他有些意见，很坦然，还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连着去过两次。可高岗当面没说出什么来。但高岗的活动没有停止。他用拉拢的办法去找邓小平同志，说少奇同志不成熟，要小平同志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当场驳斥了这种说法，明确表示反对。高岗又去找陈云同志谈，赤裸裸地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小平、陈云同志觉得高岗的这种活动太不正常，而且性质严重，很快去向毛主席作了反映，引起了主席的警觉。高岗的活动在领导干部中没有多少市场，却偏偏得到了一个饶漱石的响应。饶漱石刚到中央组织部，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对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组织部是少奇同志分管的。饶漱石竭力否定组织部的工作，还影射攻击少奇同志。黄峥：饶漱石不是少奇同志的老部下吗？不少人都觉得，少奇同志1942年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的时候，委以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重任，应该说是很器重他的。为什么他也同高岗一唱一和呢？王光美：饶漱石大概以为少奇同志靠不住了，高岗要上升，就赶紧投靠。饶漱石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就是有意配合高岗。因为他曾经是少奇的老部下，少奇把他找来谈话，批评了他，好心好意要他冷静从事，不要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听不进去。他受到高岗的影响是明显的。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在华中工作期间，少奇同志对陈毅同志是很信任的。少奇同志刚到华中时，陈毅同志还在江南，职务是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但不是副军长或副政委。在党内，陈毅同志是中共东南局委员。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后来陈毅同志率部北渡长江到苏北，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委。少奇同志到华中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打开了局面。这时在华中活动的党领导的部队已经不少，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三部分，除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的苏北指挥部外，还有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李先念同志领导的豫鄂挺进纵队，彭雪枫同志领导的八路军第四纵队，黄克诚同志领导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等。由于部队比较多，少奇同志几次向中央发电报，要求尽快确定负责军事上统一指挥的人选，并具体提议由陈毅同志或八路军三个师长中来一个。当时中央没有同意，要少奇同志先统一指挥。少奇同志继续竭力向中央推荐陈毅同志。他甚至采取了这样的办法：1940年8月，少奇同志直接给陈毅同志发电报，说，苏北各部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请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同时，他把这份电报抄报毛泽东、朱德同志，目的是希望中央批准这一安排。苏北黄桥决战后，少奇同志到苏北同陈毅同志汇合。11月5日，少奇同志再次正式向中央发电报，“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因为当时皖南事变还没有发生，新四军军长叶挺（字希夷）同志还在，所以少奇同志在电报中又说：“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两天后，党中央正式批复，同意以叶挺同志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少奇同志为政委，陈毅同志为副总指挥，叶挺同志未到前由陈毅同志代理总指挥。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全军覆没，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少奇同志积极向中央建议：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由陈毅同志代理军长。中央采纳了少奇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少奇同志为新四军政委。在党内，中央又正式任命，少奇同志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那时少奇同志负责全面工作，陈毅同志主管军事，两人配合很好。黄峥：我去苏北盐城看过新四军军部的旧址。军部设在盐城泰山庙的一个大殿里，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宿舍在大殿的东侧，陈毅同志的办公室、宿舍在大殿的西侧。可见当时两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饶漱石就是那个时候来到苏北的吧？王光美：是的。应该说，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表现不错，在形势危急、项英擅离职守的情况下，主动站出来指挥部队。事变后，又尽可能将一些失散的干部带到苏北找党。1941年春，党中央决定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成立新的华中局，任命少奇同志为华中局书记。由于饶漱石原来在东南局就是副书记（东南局书记是项英），所以在新的华中局里，饶漱石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在华中，饶漱石作为副书记，在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1941年10月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发电报，要调少奇同志回中央工作。可少奇同志是华中党、政、军领导核心，既是华中局书记，又是新四军政委、军分会书记，工作安排不好很难离开。所以去延安的事一直拖了好几个月，直到1942年3月才动身。其中最慎重的一件事就是领导班子的安排。少奇同志为此反复考虑，找干部征求意见，向中央请示，最后决定：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并继续代理新四军军长。少奇临走前还专门召集华中局、新四军的负责同志谈话，郑重交待，今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代理，但华中局的领导工作仍依靠陈毅。但少奇同志和饶漱石毕竟有过这么一段工作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所以当饶漱石1953年到中央组织部后挑起事端，少奇同志找他谈话，批评他。但看来饶漱石没有听进去。1953年12月下旬，毛主席准备去杭州休假和主持起草宪法。临走前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少奇同志提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其他同志都同意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只有高岗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这就把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暴露出来了。1954年2月6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少奇同志主持会议。会上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我记得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用热线电话直接联系。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根据毛主席来电指示，少奇和周总理、小平同志一起，找高岗谈话，一方面当面批评他，一方面挽救他。连着谈了两次。也找饶漱石谈了。四中全会后，为了彻底查清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问题座谈会、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和查证了他们搞阴谋的大量事实。高岗见阴谋败露，大势已去，在东交民巷8号住处自杀。第一次是他自己触电，没有死。第二次是8月17日，他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高岗死后，毛主席亲自草拟电报，将这件事通报苏联。黄峥：1955年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报告中说：“高岗的全部活动是为着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可他是一个阴谋家，而阴谋是见不得太阳的，因此他故意装成好像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同志，而只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等人。他懂得过早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是对他的阴谋不利的。他认定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他为了夺取权力必须首先冲破的主要障碍。按照他的打算，如果从党中央和政府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亲密战友而由他自己代替他们的地位，那么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了。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领导者，他们多年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担任着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同志不在中央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是委托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的，这就是为什么高岗在攻击中央书记处和整个中央的工作时特别集中地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缘故。”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党籍并撤销了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王光美：高岗原来经常在家里举办舞会，影响很不好。这种行为在处理高饶事件中遭到了批评。但也提出一个问题：高级干部之间除了开会、工作，能不能比较随意地相处接触呢？这期间也有同志给少奇提意见，说他接触人不够广泛，和同志交往少，干部有重要事才来找他汇报，小事就不来了。少奇很重视这个意见，为此专门找小平同志商量，说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提供一个场所，让高级干部们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又能比较随意地接触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小平同志也很同意。这样，就在中南海北侧的文津街建了个干部俱乐部。俱乐部建起来后，小平同志去得多一些，毛主席、周总理都去过，但少奇一直没去。刘少奇、王光美和孩子们在北戴河（195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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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饶事件（2）
少奇当选全国人大首任委员长王光美：高饶事件解决后，很快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时间是1954年9月15日。那时还没有人民大会堂，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刘少奇、王光英在怀仁堂。
有一张少奇和我哥哥光英在一起的照片，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他俩在怀仁堂的走廊里说话，记者照下来的。这是惟一一张少奇和光英两人的合影。虽然这前后他们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合影留念。两人的工作都很忙，每次见面都很仓促，再说那时候人们照相很少，也想不到要留个影什么的。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毛主席致开幕词，少奇同志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整个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听取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会闭幕的前一天，举行了选举。选举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黄峥：听说少奇同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有的秘书要称呼他委员长，挨了他的批评？王光美：是有这回事。在我们那里，工作人员之间都是互称同志，对少奇也一样。不管是秘书、炊事员、护士、保姆，平时都是称呼他少奇同志，从不叫他的职务、官衔。1954年少奇同志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有一天秘书杨俊进少奇办公室报告工作，进门后叫了一声“委员长”。杨秘书以为，党内可以不称职务称同志，“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的正职，应该称职务。杨秘书叫了两声，少奇没有答应，叫到第三声，他不高兴地抬起头来，说：“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这一来，杨俊非常尴尬，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正好在隔壁，听到动静连忙过来，笑着对杨俊说：“你干吗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是叫‘少奇同志’么！”少奇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这件小事一出，后来身边工作人员再也没有人叫他“委员长”了，还像以前一样叫他“少奇同志”。所以在少奇这里，从来都是互称“同志”，不称职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刘少奇、王光美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1954年4月）。
少奇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在我们党内，只有对三个人可以称职务，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因为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没有必要改，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所以在少奇同志这里，不但对他本人不称职务，对其他领导人也不称职务称同志，如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彭真同志，感到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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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前后（1）
黄峥：光美同志，1956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少奇同志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有关情况。王光美：党的七大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少奇同志在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现在常说，在党的历史上少奇同志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论述，就是指这个报告。七大后，党中央忙于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以后是开国建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十分紧张繁忙，所以到1956年才召开党的八大，中间隔了11年。1956年9月全国政协礼堂刚刚落成，那时人民大会堂还没有盖，所以八大是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八大的筹备工作在1955年就开始了。中央分工少奇同志负责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为了切实调查清楚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写好政治报告，少奇决定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少奇同志要一波同志为他组织这项工作。汇报座谈会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前后听取了30多个部门汇报，一直进行了3个多月。来汇报的都是各部的部长、副部长，汇报过程中少奇同志不时插话，讲一些意见，其中提到了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发展民族工业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关系。有时会上针对某个问题作些讨论。少奇同志在听取汇报时边听边记录，3个月下来一共记了十几个笔记本。那时我们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甲楼，汇报座谈会一般都在我们家一楼的会议室举行，我作为秘书大部分都参加了。少奇同志开会时抽烟比较多。那个年代部长们抽烟的也不少。会议室里整天烟雾弥漫，我就只好被动吸烟了，实际吸入的烟尘可能比他们少不了多少。本来是少奇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召集汇报，没有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进行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从外地回来了。有一天薄一波同志去毛主席那里，偶然说起这件事。主席就说这个办法好，要一波同志也为他组织一下各部门的汇报。这样，毛主席从1956年2月中旬到3月底，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开头几次，少奇同志也参加了，后来因为有些部门少奇同志已经听过，再听就重复了，所以就在两个地方分别召开。黄峥：这次召集中央各部门汇报座谈，是毛主席、少奇同志对中国国情所作的一次宏观、全面的调查研究。在这些座谈调查的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毛主席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概括大家的意见，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王光美：是这样。关于这件事的前后过程，薄老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他是当事人，讲得很清楚。后来又有一个反冒进问题。当时出现经济过热，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周恩来总理1956年2月首先提出要注意急躁苗头，5月少奇同志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会上确定了一个方针：经济方面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少奇当场交待###长陆定一同志，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后来社论稿写出来了，题目叫《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稿先由胡乔木同志作了修改，接着少奇同志也动手作了修改。少奇改完后批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批示说“不看了”。在反冒进问题上，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陈云同志等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是一致的。这篇社论发表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今后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经济建设方针，贯彻了《论十大关系》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精神。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期间，少奇同志全力以赴，工作十分紧张。先是在北京，夏天到来时转移到北戴河。我陪他去北戴河了，在那里将近一个月。少奇差不多每天都关在房间里写，修改起草班子送来的初稿。那段时间要他吃饭特别困难，常常要叫几次，他才能停下手中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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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大前后（2）
在起草过程中，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经常联系，紧密配合，改好一部分就给主席送去。最后的稿子经主席审阅同意，才正式定稿。1956年9月15日，党的八大在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少奇同志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作《政治报告》。第二天，邓小平同志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八大是9月27日闭幕的。闭幕式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后，认为中央委员会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决定批准这个报告。”《决议》还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决议》，是毛主席在9月26日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大会的。八大闭幕的第二天，举行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当选为总书记。黄峥：最初党内酝酿中央领导机构和人选的时候，曾设想党中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章草案的初稿就是这样写的，并拟由毛泽东同志任中央主席，少奇同志任中央副主席。少奇同志不同意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提议多设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党的七届七中全会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建议，将###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为“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毛主席在七届七中全会上专门对这个修改的过程作了说明。这样，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就是原来的五位党中央书记担任了主席、副主席。五位中央书记是1945年党的七大选出的，当时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950年任弼时同志因病逝世后，陈云同志也担任中央书记。王光美：是这样。开完八大，正好接上国庆节。所以195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是新的一届党中央领导人了。这期间有一件事，我说一下供参考。八大闭幕那天，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天的大会各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了，其中有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一般这样的会议，在主席台和贵宾席的小桌上都摆放有便笺和铅笔，便于出席者随手作一些记录。这天大会散会后，工作人员清理现场，发现米高扬座位的便笺上写了一些字，是用俄文写的。不知道他是觉得无用而没有带走，还是有意留在座位上？工作人员就把这个纸条交给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当时来不及处理，就放在包里带回了家。我在为他整理文件时，见到这个纸条便笺，就去问他。少奇简单讲了一下来源。据后来翻译，米高扬写的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估计他是听了师哲现场翻译《决议》后写下的。当时我们党对苏共领导人的意见是很重视的。少奇同志特意把这个纸条便笺拿去给毛主席看。他俩是怎么谈的？毛主席有什么意见？这些我都不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和女儿亭亭（1956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说：“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当时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没有说要改变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所以中央将八大《决议》等文件照常发出了，事实上也没办法改了，来不及了，而且刚刚通过就改也不合适。
少奇1956年访问苏联
黄峥：党的八大以后，国内各方面的形势很好，但国际上却发生了一些问题。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1956年6月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群众罢工和骚乱，10月份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发生更大规模的群众骚乱。1956年10月少奇同志应邀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请光美同志介绍一下那次出访的情况。王光美：1956年那次去苏联是为了波匈事件，是秘密访问。先是波兰发生###。苏联共产党那时是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两次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还提出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是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中央紧急开会讨论后，决定由少奇率代表团前往。代表团的成员有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1956年10月23日上午，少奇他们乘专机启程，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因为这是党际往来，夫人都不随行。赫鲁晓夫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少奇一行到了住地还没有安顿下来，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少奇介绍情况，表现很紧张。这中间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形势非常复杂。中共代表团同苏共领导多次会谈，一直到10月31日晚少奇他们动身回国，到了莫斯科机场，在飞机起飞前还在谈。11月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少奇连夜去毛主席那里汇报。汇报会开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少奇才回家。波匈事件以后，少奇对怎样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想得很多。思考的结果，少奇同志认为，为了不使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我们一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少奇提出：“还要规定一些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这些意见，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和中央全会上一再提出，讲了多次。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事实上，在波匈事件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暴露出来了。当时出现一部分工人失业，学生升学和就业不能完全解决；物价上涨，一些地区发生工人、学生闹事。从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在农村里面发生了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中央这段时间经常接到各省发来的电报，反映这类问题。当时毛主席、少奇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黄峥：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思想动向问题。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思想动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王光美：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感到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弄清情况，找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少奇决定带一个调查组，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他要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各抽调一二位同志，组成调查组，随他一起下去。为什么要这几个部门派人呢？因为当时这几个部门工作范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比较集中。确定参加调查组的成员有：共青团中央的罗毅、张黎群，全国总工会的李修仁，###的徐方庭、邢坚，中央办公厅的邓力群、王录、张文健、马尚志，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和我。出发前，少奇在火车上同调查组的同志谈话。他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他讲到：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上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它是主要的了，我在1951年就强调过这一点。他还说：因为我们是领导者，什么事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少奇要求大家最大限度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黄峥：1951年，少奇同志在读了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工作的两篇文章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其中就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这个概念，并且说：“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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