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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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王光美：少奇同志1949年4月10日去天津、唐山视察，5月10日从唐山回到北平。回香山后他又出席了好几个会议，同时抽空为出访作准备。6月19日，少奇将我从城里接回香山。第二天，少奇准备动身赴莫斯科。这天下午我送他先到中南海。他告诉我，当天晚上去大连，再从大连乘苏联飞机到莫斯科。少奇同志是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和中央委员王稼祥。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我们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战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安全，少奇他们去莫斯科是绕道去的。苏联派了一架飞机到大连来接他们。少奇和王稼祥同志从北平清华园车站登上专列火车，经沈阳时带上高岗，再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换乘飞机，绕道北朝鲜上空到苏联远东伯力，又相继经停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月26日才到莫斯科。中共代表团受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热情接待。双方初步会谈后，为了使斯大林全面了解中共中央的意见，少奇同志于7月4日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目前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筹备情况，以及中共关于外交政策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观点。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订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开军事委员会之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金属、纺织、燃料、交通、邮电、工业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刘少奇与任弼时则不参加政府。”中央起先曾考虑，少奇同志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在政府中任职。后来在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时，由于工作需要，少奇同志还是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任弼时同志身体不好，那时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斯大林收到少奇同志的报告后，于7月11日晚在克里姆林宫召集政治局会议，同中共代表团会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一些军队负责人参加。少奇同志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初步胜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中央政府即将成立。少奇同志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特别介绍了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外交政策。少奇表示：我们长期处在乡村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现在要治理这样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少奇同志还要求苏共中央介绍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和相互关系。斯大林一一解答了少奇同志报告中的问题，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以及各项外交原则，谈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当场承诺：新的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同志就可以访问苏联。经过几次会谈，双方对中苏建交、毛泽东同志访苏时间、苏联向新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中间，少奇同志几次同斯大林单独会晤。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和少奇同志专门就党务问题谈了一次。在苏联期间，少奇同志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这里我想说一下斯大林敬酒的事。大约是7月底，斯大林在他的莫斯科郊区孔策沃别墅宴请中共代表团。那天的宴会，正在苏联养病的江青也出席了。江青在苏联休养已经好几个月，还没有和斯大林见过面。少奇出于好意，向斯大林建议让江青也出席这次宴会，利用这个机会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见见面。席间，斯大林举杯祝酒，说：为弟弟超过老大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干杯。少奇没有干这杯酒。他说：兄长总是兄长，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少奇不喝这杯酒，不仅是出于谦虚，他是不愿意在这种时刻被人误解为中国党有意向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挑战。因为这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矛盾，而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迫切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少奇已经获悉苏###内传达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一个南斯拉夫搞民族主义已经很难办，中共胜利可能比南斯拉夫更难办。斯大林也曾针对中国党说过“胜利者是不被审判的”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这杯酒更是不能喝。少奇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起没有接受这杯酒的事。毛主席说：“不接是对的。”主席还高度赞扬少奇此行成功。少奇同志这次是秘密访问。当时国际形势复杂，中苏两国政府对此严格保密，没有做任何公开报道。8月14日，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以苏联原铁道部长柯瓦廖夫为首的第一批苏联专家，也同车来中国。途中，少奇在沈阳等地视察工作，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研究解决了许多迫切问题，并安排一部分苏联专家在东北工作。8月28日，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城市工作、人民代表会、人民民主专政、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一系列问题，但对访苏一事只字未提。少奇这次访苏我没有同行。少奇回国后，装有出访材料的公事包长期交给我保存，里面有电报稿和苏联各单位介绍情况的记录打印稿，所以我对少奇访苏的情况略知一二。现在，这些材料已经全部交中央档案馆。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2）
刘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1949年秋）。
　　还是在7月里，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安排，我带着孩子们搬进了中南海万字廊。万字廊在中海的西侧，同毛主席住的菊香书屋紧邻。7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曾到万字廊看我，问了少奇的健康情况，说了些笑话。主席告诉我：少奇快回国了。8月29日，少奇回到北平。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许多在北平的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少奇下车后还很新式地拥抱了我。
　　这时党中央已经迁入中南海办公。少奇就直接回到了中南海万字廊家里。一到家少奇就同毛主席联系，不多一会就走去菊香书屋主席那里汇报。从主席处回来，少奇很高兴，对我说：“受表扬了。”少奇带回来一些洋娃娃、衣服之类的小礼品，我把它们分给了周围的一些孩子。少奇带给我一条丝质的裙子和一条深蓝格子的围巾。后来毛岸英、刘松林结婚，我把裙子送给了他们，围巾我一直留着。
　　允斌、爱琴从苏联回国王光美：少奇在苏联期间，还把正在苏联学习的大儿子允斌和大女儿爱琴接到身边团聚，同时抽时间接见了其他中国留学生，了解他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这批学生大多是中共领导人的孩子，有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朱老总的女儿朱敏，蔡和森、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同志的儿子陈祖涛等。少奇发现这些中国孩子长得瘦小，很是感慨，对他们说：“当时我们以为延安生活苦，所以把你们送到苏联，没想到遇上苏联卫国战争，生活条件还不如延安。延安在大生产运动后能吃饱，你们吃苦了。现在苏联的生活、学习条件好了，你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服务。这次能回去的跟我回去，其他人等毕业以后回去，祖国更需要你们。”少奇从出访津贴、礼品中拿出一部分分给这些孩子，让他们添置一点衣服，还给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孩子一人买了一块手表。蔡博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学生，面临毕业。这个学校是军事院校，专业内容是保密的。蔡博年龄大一些，比较成熟，曾获得斯大林奖学金。他悄悄找少奇同志，说想这次就回国，但他学的是国防保密专业，还被苏联有关部门安排搞科技情报，所以怕苏联方面不让他回国。少奇当然希望这些学生都回国工作，因为新中国急需经济建设的人才呀！少奇同志于是专门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说蔡博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烈士的孩子，想回国工作，请特殊批准。马林科夫批准了，所以蔡博就随少奇一起回国了。尽管如此，蔡博一路上都很紧张，怕苏联克格勃截他，火车沿途停站，他不敢下车，到了中国东北境内才下车。蔡博后来留在鞍钢工作。有鉴于蔡博的情况，少奇要允斌离开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允斌、爱琴是1939年随周恩来同志的飞机去苏联学习的。他们的母亲何葆贞烈士，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允斌是1924年在安源出生的。当时，少奇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这年底，党中央有关部门调少奇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孩子怎么办呢？少奇说：“搞革命，孩子带在身边不行。再说，革命随时都有可能牺牲，孩子跟着我们也很危险。”他做通了何葆贞同志的工作，决定托他的哥哥刘云庭，将允斌送回宁乡老家抚养。爱琴是1927年春在武汉出生的。这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革命处在危机之中。党中央决定在武汉的领导同志尽快疏散。少奇同志和何葆贞同志都要转移。经再三考虑，他们决定将爱琴暂时托付给爱琴的奶妈抚养。因为他们对这位奶妈的根底比较了解，觉得她为人厚道，对孩子有感情。他们打算，先通过亲戚朋友经常给奶妈一些补贴，待将来形势好转再来接孩子。可谁知，随着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全国形势逆转，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武汉陷于白色恐怖。没过多久，对爱琴的抚养补贴不得不中断。爱琴在武汉这段时间吃了不少苦。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大后方的形势相对稳定。1938年，党组织几经周折在武汉找到爱琴，用几十块大洋将她赎出，送到延安少奇身边。不久，允斌也被从老家湖南宁乡接到了延安。1939年，正好周恩来同志因右臂骨折要去苏联疗伤，经中央同意，允斌、爱琴便跟他去莫斯科学习。黄峥：据我了解，这次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苏联治病的还有陈昌浩同志，同行的有邓颖超、王稼祥同志。随同去苏联学习的除允斌、爱琴外，还有周恩来同志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同志的儿子陈祖涛，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共六位。王光美：少奇同志1949年秘密访苏的时候，允斌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刚进去不久。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相当于中专，已经毕业。少奇和允斌、爱琴已经10年没见了。这10年中间变化很大。少奇平时工作很忙，当时的通讯条件又落后，所以互相都不太了解。少奇出国前，特意带了几张我和涛涛、丁丁等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我记得是进城后在香山照的。少奇对我说，他去苏联后要向允斌、爱琴介绍一下我，告诉他们：“光美文化水平高，一定会对孩子们有帮助。”少奇同志在苏联详细询问了允斌、爱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时允斌还没有女朋友，爱琴正值中专毕业，已经怀孕。爱琴向父亲介绍说，她的男朋友费尔南多是西班牙烈士的后代，正在读大学，并给少奇看了照片。少奇同志没有见费尔南多。他让女儿考虑：你是留在苏联上大学，还是回国上学？如留在苏联，将面临孩子的哺养、住房、生活费等一系列问题；要是回国，费尔南多愿意去中国吗？他能克服语言障碍、适应中国的环境吗？这个决心，少奇要爱琴自己下。其实，少奇在去苏联前，就在和允斌、爱琴的通信中谈过这个问题。少奇在信里告诫说，不同国籍的人结婚，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要慎重。爱琴经过考虑，最终选择了回国，费尔南多不来中国。少奇很快捎信告诉我，爱琴可能同他一起回国。当时我们还住在香山。我马上腾出一间房子，打扫干净，准备留给爱琴。可没多久，中央通知领导同志搬进城里中南海，我们家在中南海的万字廊。到万字廊后，我又重为爱琴安排了房间。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那天，我带着毛毛（刘允若）去接站。我找到爱琴，把毛毛介绍给她。这是他们姐弟俩第一次见面。爱琴回国后，需要有个单位先安顿下来。少奇亲自过问这件事，最后确定安排她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担任俄语教师。我去为爱琴办好了有关手续，包括转共青团员的组织关系。爱琴12岁离开中国去苏联，在那里生活了10年，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这时连自己的中国名字都写不好。考虑到这一情况，又专门请了一位老师为她补习中文。当时还没有发行人民币，工资按小米计算。中学教师的工资是每月800斤小米。因为爱琴是半天教课，半天请老师补习中文，所以只发400斤小米，另外400斤给为她补课的老师。1949年底，爱琴就要生产了。我刚好几个月前在北京医院生下平平，于是，忙替爱琴联系住北京医院。我送她住院，陪她进产房。整个生产过程，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安慰她。爱琴生了个儿子，取名索索。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少奇同志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爱琴继续学习提高，再次为她联系，使她得以进入第一期人民大学计划系。为了让爱琴安心学习，我将索索交给我母亲办的托儿所照顾。我的女儿平平也在那里。爱琴上人民大学不久，有一次带回一个叫苏红的同学到家里来玩。见到爱琴的同学，少奇挺高兴，同她们说了会话。苏红向少奇谈到她的父亲，碰巧少奇在延安时认识这位同志，还通过信。后来爱琴又带苏红来家里玩过几次，我都见了她们。少奇同志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空顾及孩子们，但他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关心他们的成长。确实，当时爱琴比较年轻，从苏联回来的时间不长，对国内环境一时不能很好适应，有些方面不够成熟，生活当中有些毛病在所难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经过几年努力，爱琴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那天少奇一听说爱琴入了党，特别高兴，饭也多吃了，父女俩说了很多话。黄峥：爱琴是1949年8月同少奇同志一起从苏联回国的。允斌因为没有毕业这次没回来，他后来的情况怎样？王光美：允斌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后，认识了同班同学玛拉·费德托娃，并于1950年结婚。1951年他们夫妻来中国度假，住了两个多月。我在万字廊给他们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1952年5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苏苏（苏联名字叫索尼娅）。1952年10月，少奇同志应邀参加苏共十九大，再次去苏联。在莫斯科，少奇同志去了允斌家，见到了小孙女和允斌的岳父母，还一起合影留念。允斌的岳父是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红军战士，当时在莫斯科一个区的检察院工作，岳母是教师，玛拉是他们的独生女。这年11月，少奇有病要去苏联南部休养，毛主席通知我去陪伴他，这样我也去了苏联。在莫斯科，我也去看望了允斌一家。两年后，允斌和玛拉又有了一个儿子，叫辽辽（苏联名字叫阿辽沙）。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读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他下决心回到中国，分配在二机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允斌曾努力动员妻子玛拉一起回来，但因为玛拉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又是独生女，终于没有和允斌一起来中国。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3）
允斌这孩子是很好的一个人，学习、工作都很出色，对家庭也很负责。回国后，他和玛拉夫妻两地分居，依然千方百计关心妻子、孩子的生活，经常给他们寄钱。当时科学家王淦昌同志在苏联工作，有两个孩子在国内，常要从苏联往回寄钱。允斌和王淦昌同志原本就认识，又是同行。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商定了一个互利的办法：允斌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由王淦昌同志在莫斯科直接交给玛拉，王淦昌同志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由允斌在北京直接交给他的家人。这样省却了互相寄来寄去的麻烦。刘少奇和儿子刘允斌在北京西郊农村（1951年8月）。
　　当时我们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特别紧缺，像允斌这样在苏联名牌大学获得学位的，就是一名专家了。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很赏识允斌的业务才能。他每次去苏联开会、出差，都尽量带上允斌，也算顺便照顾他们夫妻见面。可随着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两国交往减少，允斌也就很难有机会去苏联了。宋任穷同志很同情允斌，便拨了一笔安家费，让允斌为玛拉和孩子在莫斯科买下一处住房。房主用的是允斌（即克里姆）的名字。事后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出国时，把外交部发的外汇补助交给驻苏大使馆，为允斌还了那笔安家费。那处房子我没去过，听说还不错，你不是去过玛拉家吗？黄峥：是的。前不久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同志去采访玛拉，就直接到了她的家里。那天玛拉和她的儿子阿辽沙，还有阿辽沙的妻子、儿子都在家。我转达了您对他们的问候，转交了您给玛拉的一个装有500美元的信封。他们看到您在信封上亲笔写的“亲爱的玛拉·费德托娃”，非常高兴。我对他们说：光美同志本想选购一件礼物托我带给你们，但我们携带的公务行李很多，路途又这么遥远，带东西很不方便，所以我建议光美同志采用这样的办法表达她的心意，让您自己随意买些东西。玛拉表示完全理解，非常感谢。我在那里注意了他们住的房子。那是一幢公寓楼中的一个单元，有4个房间和厨房、卫生间，中间一个走廊。楼房周围的环境很好，很安静，长有不少树木、草地，交通也方便。虽然由于他们家人口增加，现在已经显得有些拥挤，走廊上也放了柜子等家具，但可以想见，当初只有玛拉和两个孩子住的时候，还是很宽敞舒适的。王光美：少奇同志1960年去苏联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还特地去看了孙子孙女，一起照了相。随后不久，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导致允斌和玛拉逐渐失去联系，终于不得不离婚。前几年，阿辽沙曾给我来过信，写得很有感情，说他想来中国，看看他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我也想成全他这个心愿，同意帮助他来中国。可是一到正式办手续，还是不行，因为阿辽沙是俄罗斯现役上校军官，工作的单位是宇航局，从事的又是国防尖端科技，出国受限制。允斌和玛拉的女儿索尼娅，是一位诗人，嫁给了一位美籍俄人，现定居美国。她写过一首长诗《怀念父亲》，写她小时候允斌关爱她的事，感情很真挚。允斌回国后，工作积极认真，业务能力很强。领导和同志们对他都很赞赏，少奇同志也很满意。过了一段时间，一些人开始为允斌介绍对象。先是有人介绍在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的护士小宋。少奇知道后说：“只要他们双方同意，可以结婚，但结婚以后小宋不能继续在我身边工作，否则影响不好。”小宋不愿失去这里的工作，就没有同意交往下去。后来，在一些同事的关心下，允斌和上海姑娘李妙秀同志结婚。李妙秀同志和允斌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也在苏联留学过，业务能力很强。他们生有两个儿子。1962年，允斌根据我国原子能研制工作的需要，调到包头一个二机部直属的保密工厂，担任研究室主任。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允斌受到株连迫害，于1967年11月含冤自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机部为允斌彻底平反，补开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允斌是我国第一批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人员，具体研究核燃料后处理技术。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著作中有记载。我刚才说，少奇对子女要求很严，但也不是严到不合情理，心里是很疼爱的。曾经听到一个说法，说少奇不顾儿女的爱情，干涉他们的婚姻。事实不是这样，有许多事情是种种因素造成的。刘少奇和儿子毛毛（刘允若）在颐和园（1950年7月）。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4）
毛毛（刘允若）是1931年在上海出生的。当时革命形势严峻，上海的白色恐怖很厉害。1932年冬，中共中央安排少奇离开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3月，何葆贞同志被敌人抓走，第二年在南京雨花台就义。那时毛毛才两三岁，先是被人收养，后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　194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在苏北发现，送到延安。知道毛毛从小吃了不少苦，少奇和我都特别疼爱他。进北京后，毛毛在101中学读书，1955年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也不知什么原因，毛毛去了没多久，就和同学们闹矛盾，老来信吵着要转学转系。少奇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给毛毛写了几次很长的信，苦口婆心教育他。少奇是多么希望毛毛在苏联学好本领，回来参加祖国建设，成为有用之才啊！可不久，毛毛又在苏联交了个女朋友，叫丽达。经了解，丽达的父亲在苏联克格勃工作。这时中苏两党分裂，两国的关系正进入复杂多变的时期，所以少奇知道后，就要允若回国。1960年夏，允若回国分配在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工作，但和丽达的关系没有断。特别是丽达，更是紧追不放。刘源：毛毛和我讲过，他认识丽达是允斌的妻子玛拉介绍的，一开始没怎么注意。后来有一次，毛毛在街上遇到一群年轻人打雪仗，他低下头赶紧走，突然一个雪球猛地砸在他脸上，旁边的人哈哈大笑。这时一个女孩跑到他面前，一看原来是丽达。毛毛发现这天丽达在雪景中特别漂亮，就动了心。后来一来二往的，两人坠入情网。毛毛回国后，丽达仍然紧追不舍，用尽各种手段。她专门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寻求声援帮助。谁知这事就真的被赫鲁晓夫利用了。1960年11月，我父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8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去机场迎接。他在汽车上拿出丽达写给他的信，说：“现在我们两党争论，你们这一代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你们下一代的人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做父母的，对孩子们的事要通融一点。”父亲听了十分恼火：现在两党争论这样激烈，两国关系这样紧张，决不能让孩子们的事掺和进来，尤其是我的孩子！所以父亲认为，这事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生活问题，不能同意毛毛和丽达结合。毛毛性格内向，平时比较孤僻，回国后情绪十分低落，时不时为这事闹。不多久又发生一件事。萧三的儿子阿郎从苏联回国，允斌的妻子玛拉托他带给毛毛一盒巧克力。涛涛刚好看见，就先抓了一块吃。拿起一看，见底托上有字，用俄文写的，说里面有信。再打开，果真在盒底藏了一封丽达写给毛毛的信。大意是说如何如何想念毛毛，要毛毛去苏联，她来中国也行，还说现在两国关系这么不好，只有分别求中央领导人帮忙才能团聚，她已经给苏共领导写了信，要毛毛也给中共领导人写信。父亲知道后很生气：这不是把特务手段搞到我家里来了吗？他严肃地表示：毛毛要么同丽达一刀两断，要么从中南海家中搬出去。王光美：为了帮助毛毛转变，少奇让他下部队当兵锻炼，后来又要他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要他好好向工农兵学习。可喜的是，毛毛经过锻炼，终于走出感情阴影，重新振作起来，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大家都说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刘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毛被江青点名为“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被投入监狱8年。毛毛1974年12月从监狱里出来，是我去接的。刚见面我简直不认识了，只见他神思恍惚，瘦得皮包骨，头发掉了很多。我把他接到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住的地方。头三天他不敢见人，见了人害怕。三天后他又突然失语，想说说不出来，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冬天里有一次他下楼，正好楼梯上两个小孩转着玩，他一见就紧张，一骨碌摔下去，把两个胳膊摔折了。我闻声赶紧把他背回楼上，又送进医院治疗。那段时间我一直陪他，他慢慢地和我讲了不少事。8年牢狱之灾，使毛毛落下多种疾病。1977年春节期间，毛毛终因窒息性肺炎去世，才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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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之初
黄峥：少奇同志秘密访苏，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争取到了重要的国际支持。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的支持对新生的共和国十分重要。王光美：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时都特别重视同苏联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几天，就正式组成了中苏友好协会，并由少奇同志出任总会会长。本来是准备由宋庆龄同志担任会长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曾随孙中山先生访问过苏联。但后来在同苏联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中苏关系不简单，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中央考虑，以宋庆龄同志的身份、身体状况，她接触的范围，处理起来很困难，决定还是由少奇同志兼任总会会长，宋庆龄任第一副会长。少奇为这个专门去跟宋庆龄作了解释，说这样对工作方便，对你也好。江青在中苏友好协会里挂了个理事的名义，这是考虑到她曾在苏联疗养过很长时间。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少奇向大会作了报告。少奇在苏联时，同斯大林商定了毛主席访苏的问题。早在1948年春，毛主席就曾考虑去一趟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斯大林派米高扬来了西柏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毛主席正式访问苏联。正好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所以毛主席出访的时间定在12月初，以便参加为斯大林祝寿。毛主席亲自安排送给斯大林的寿礼，从山东调了十几吨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后来装了一火车。送这些东西，据说是江青出的主意。毛主席是12月6日离开北京乘专列火车去苏联的。主席走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在毛主席出访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主席的专列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斯大林没到车站迎接。国内对这就有了反映，说我们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