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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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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3）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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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法？蒸鸡蛋还放醋？”他说：“我们湖南就是这么做的，蒸鸡蛋炒鸡蛋都放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顾我。其实他不是不想照顾我，实在是顾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需要，我问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哪有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点不高兴，说：“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难道生日也要保密？”后来我才了解，他是真的不记得。那么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环境，就是行军打仗，走南闯北，千难万险，他从来也没想过为自己过生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有一年他老家的亲戚来信，向他祝寿，从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阴历10月11日。我通过年历对照表，查出来他的生日是公历1898年11月24日。这以后，少奇在填写有关履历的时候，才准确地填上了这个日子。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贡献等等，了解很少。有次我请求他：“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讲讲你过去的经历，就像讲老故事一样。”他不愿意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过去的功劳再多再大，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后，要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回忆和谈论过去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从西柏坡到香山（1）
黄峥：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1948年4月从陕北到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从9月开始，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个接一个地打响。为建立新中国政权作准备的工作已经十分紧迫。这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王光美：是的。这段时间少奇同志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就是找各部门和各地来的负责人谈话、交待工作，要不就是埋头写文件。我记得1948年9月上中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食堂吃饭时碰到邓小平同志。在等开饭时，我们有说有笑地玩了会扑克——排列组合。他是从中原来西柏坡出席会议的。会议过程中，小平同志到少奇同志办公室，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这段时间少奇还写了不少文件、文章、批语，主要是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如《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为少奇、朱德同志一起过了一次生日。本来少奇是不喜欢过生日的，他也搞不清自己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只知道是阴历10月份。朱老总的生日是12月1日，按阴历算的话是11月份。大家对朱老总的生日是知道的，因为在延安时曾公开为他举行过60大寿祝寿。这样，西柏坡机关的同志就在阴历11月的一天办了一个晚会，跳了会舞，就算为少奇、朱德同志一起过生日了。朱老总还特地写了一首诗送给少奇。那天我因为身体不适，经卫生部副部长朱濠村同志介绍，到石家庄透视检查，没参加生日活动。朱老总的诗稿，是进北京后朱总的女儿朱敏同志送给我的。这首诗的全文是：
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幼年学马列，辩证启新思。献身于革命，群运见英姿。人山人海里，从容作导师。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为民作勤务，劳怨均不辞。党中作领袖，大公而无私。群众欣爱戴，须臾不可离。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今年虽半百，胜利已可期。再活五十年，亲奠共产基。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是斯大林派他来了解情况和听取中共中央意见的。少奇同他作过会谈。这事当时非常保密，事前我也不知道。黄峥：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特别快，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经胜利在望。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研究和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3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一起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王光美：3月23日那天从西柏坡出发，少奇和我坐的是一辆吉普车，和大队伍一起，沿着灵寿—行唐—曲阳—唐县一线，向北平行进。我们坐了一天多的汽车，后来又改乘火车。记得我们乘坐的这列火车是由几节破旧而古老的车厢组成的。3月25日上午，列车抵达北平西郊清华园站。李克农同志等在少奇车厢门口高兴地迎接我们。下车后，中央领导同志上了各自的汽车，根据北平军管会的安排，开到颐和园作短暂休息。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同各界人士见面。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已经选定西郊香山，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个驻地。阅兵式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驱车前往香山。根据事先安排，毛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朱总、少奇、恩来、弼时同志住在来青轩。少奇在阅兵式结束后直接乘吉普车到了香山。从山下到来青轩住地本来可以开车上去，可我们不知道，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去。到了香山，等于到了北平，我心里非常激动。北平是我出生、上学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自1946年11月1日离开北平赴延安，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中间我转辗于陕北延安、瓦窑堡，晋绥临县、兴县，华北柏里、西柏坡，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了北平。我站在香山，向城里眺望，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家中一切可好？我家里有电话，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号码：西局 2858。我多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家里光美回来了……但是，党中央的住地要保密，我遵纪没打。在香山的那几天，遇有空闲，我就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抚摸边欣赏。我难得见他有这样轻松愉快的神情。我们还上了一次著名的香山险峰“鬼见愁”。不过，这两年我转辗陕北华北，见过那么多北方的丛山峻岭，再看看那“鬼见愁”，就觉得这个称呼实在是太夸张了。黄峥：中共中央在香山，一面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一面为建立新中国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多方运筹，工作是非常紧张的。王光美：在香山那段时间中央的工作确实繁忙。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少奇开完会回来大多已过半夜。我们在香山来青轩的住处，离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不远，是三间东房。我们把最大的一间用作客厅。几乎每天都有干部来谈话，有时坐得满满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气，愉快地谈笑，热烈地讨论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当时记的日记，少奇的工作日程满满的：3月26日，少奇出席中央的会议，回来同我谈了“城市工作提纲”，我作了记录。3月27日，少奇听取北平市领导同志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薛子正等同志汇报关于军管会、联合办事处的存废、物价、税收、房屋土地、财政组织、市委和市政府的分工、供给制与薪金制同时并存等问题。3月28日，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同志和负责大学教育的李昌同志、负责中小学教育的刘局长等来，谈了大学教育经费、师资、教材以及校长人选问题，还汇报了文艺、电影、戏剧等文化教育、宣传方面的问题。3月29日，少奇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会上就工业、交通、商业、劳资关系、铁路、金融、合作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汇报讨论。3月30日，少奇召开党、政、工、青、妇干部座谈会，彭真、刘仁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傅部长等出席。3月31日，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工会工作，彭真、李立三、萧明等同志出席。当天，少奇还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一起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4月1日，少奇专门对北平市委的工作作了指示，并和彭真等同志讨论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
从西柏坡到香山（2）
4月2日，少奇约华北局薄一波等同志来谈北平、天津接管的情况，以及对外贸易问题。4月3日，少奇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并就今后如何进一步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谈了他的看法。晚上少奇去毛主席处开会，可能就在这天决定要少奇去天津。
少奇第一次上我家
黄峥：天津解放后，接管政权很顺利，但经济形势不好。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正常生产，私营企业普遍关门，开工的不足3成，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资本家怕共产党清算他们，因而消极生产，甚至准备携款外逃。工人、店员误以为共产党来了可以像农村土改那样分厂分店。党的干部则怕犯右的错误，不敢也不会同资本家打交道，对工人的过高要求也不去做工作。同北平相比，天津的问题比较突出。王光美：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没有遭到战争破坏，但北平是一座消费城市，长期处在国民党政府和日伪的统治下，经济早已是烂摊子。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在平津战役快结束的时候，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它和北平不一样，工商业比较集中，本来应该在经济上搞得好一些，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当时主持中共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同志为此非常焦急，两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重视，帮助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毛主席派少奇同志去天津调查，解决问题。少奇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北平和天津都归华北局管，所以少奇在去天津之前，特意到华北局向薄一波同志通气。那天是我陪他去的。当时中央机关在香山，华北局已经在城里，我记得是在后圆恩寺的一所挺漂亮的房子里，院内有小喷泉，据说曾经是蒋介石的官邸。少奇一见薄一波同志就说：“一波，我来向你报到。”薄一波同志回答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他还交待说：“我在天津的活动，均请天津市委报告你，由你转报毛主席。”薄老在他写的书里回忆过这件事。有一次在香山，少奇对我说过一句：“光美，什么时候去你们家看看。”当时我心想：你那么忙，领导人的行动还要保密，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门？正好这次进城去华北局，少奇就提出顺便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家里。我和少奇在西柏坡结婚以后，我曾经托外事局王朴、新华社范长江两同志给我家带过信。信上我讲得很简单，说我已经结婚了，但没说对方具体是谁，只说是一位布尔什维克，还说过春节我有可能回家。王朴的信是带到了，范长江的没带到。可能因为范长江同志是搞新闻、报纸工作的，特别忙，就把带信这事忘了。后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查黑材料，才发现我托他带的信还在他的日记本里夹着呢！北平解放前夕，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主任兼市长。进城前他主动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带吗？我可能会去你家。”我说：“不用，我都挺好。但是，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你可以找我家的人，我妹妹她们都是共产党员。”我就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叶剑英同志进北平以后，还真的亲自给我家打了电话，告诉家里我已经和刘少奇同志结婚了，快要回家了。叶剑英同志是广东口音，不容易听懂，我父母只听了个大慨，具体怎么回事没搞清楚。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人了解很少，只听说过毛泽东、朱德，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我父亲连忙跑到西单商场书摊，找到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上面介绍刘少奇是湖南人，外号“小诸葛”。这大概就是我父母对少奇的全部了解了。家里接到我的电话，听说少奇要来，还有点紧张。他们虽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具体是什么职务、什么地位，但已经看出是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因而十分重视这次接待。他们听说少奇是湖南人，特地去西单的湖南风味饭馆曲园酒楼订了一桌菜，款待客人。我父亲穿上了对贵客表示尊重的长袍礼服。我六哥光英本来是在天津经营近代化学厂，回北平过春节，但春节过后天津战事还没有结束，铁路不通，就把他堵在了北平，这时就正好也在家里。这天光英也穿了一套笔挺的西服。我后来知道，他还琢磨了半天，特地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少奇。我陪少奇到了家里，我父亲母亲在北房的堂屋里迎接。少奇注意礼貌，没让警卫进去。我作了介绍。少奇一见面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两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们教育这么多孩子为党工作，这些年难为你们了！”接着大家坐下来寒喧说话。光英就把他准备的围巾送给少奇。少奇收下了，但他脑子里没有送礼这个概念，就说了一句：“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少奇知道光英在天津办工厂，就问他天津工商界的情况，要他回去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光英那时刚30岁，不愿意当资本家，表示要靠近共产党，或者搞技术。少奇对他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光英后来说：“这几句话明确了我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光英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了这次同少奇谈话的情形。谈了会话就吃饭了。大家陪少奇吃湖南菜，夹菜用的是一种很长的筷子。用长筷子是曲园酒楼的特色。少奇尝了尝腊菜，说果然是地道的湖南腊味。少奇在同光英谈话时讲到，他过几天要到天津去一趟，天津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他反映。当时我在场，听了有点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中央机关经常受保密教育，历来中央领导同志的行踪是保密的重要内容，我从不敢对外人透露少奇的活动。所以在回去的汽车上我对少奇说：“你过几天去天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就告诉我哥哥呢？我是党员他还不是党员呢！”少奇当时没解释。后来我知道他是有意透露给光英的，好让光英回去向天津的工商界通气，要他们安定下来，恢复生产，有什么问题中央派人解决。那时北平的人不认识少奇，我和他上大街没人注意，很自由。这天晚上，应彭真同志约请，我还陪少奇到东交民巷北平市委的小礼堂看了一场京戏。回到香山，少奇根据连日来听取北平市工作汇报的内容，归纳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用毛笔草拟了《关于北平工作的提纲》。4月7日，少奇在北平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北平的工作，包括今后如何建设新北平的问题作了指示。4月8日，少奇又和北平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成立北平市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的问题。在指导北平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少奇按既定的安排，动身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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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秘密出访苏联（1）
黄峥：我们还回到少奇同志1949年秘密出访苏联的话题上来。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接着在5月份又连续占领杭州、武汉、南昌、上海，直逼华南。在北方，留存在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全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所以，开国的筹备工作必须大大加快。党中央决定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要他代表中共中央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就成立新中国国家政权和涉及两党两国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可以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王光美：少奇同志1949年4月10日去天津、唐山视察，5月10日从唐山回到北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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