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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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三。我在志成中学上了一年半，赶上全市中学生数理化会考。会考结果一公布，发现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三个学生都姓王，就是我和另外两个男生。所谓“数学三王”，就是从这儿来的。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校，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辅仁大学有不少外籍教师，理科有几门课程用英语上课。我考大学时英语成绩不好，很受刺激，所以在大学里学英语就下了功夫了。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也是德国人，叫欧斯特，是物理系主任。还有一个经常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叫严池，五六十岁，是理学院的院长。那时研究生没几个人，有时老师上课就我一个学生。那个严池对工作很敬业。有时我上课迟到了，见教室里一个学生也没有，可严池照样在黑板上写提纲，写得满满的。他相信我会来。我进去后就悄悄坐下来听。那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还是这位严池，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但那时我已经到了军调部，去不了了。我在辅仁大学上研究生不久，就同时当了助教。原子物理专家邓昌黎同志是辅仁大学学生，比我晚几届。他在物理系读本科时，我已经是助教，所以我还辅导过他。黄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请邓昌黎同志回国，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加速器的建设。王光美：我在辅仁大学当助教有薪水，可我一直没弄清楚是多少，一拿回来就交给家里了。我这个人有个怪脾气，就是不愿意领钱、摸钱。通知我去领薪水，还真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给了就走。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那段时间崔月犁同志经常来我们家，通知我到哪儿哪儿见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太庙的松树林里，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面散步一面谈话，给我介绍一些地下党的书籍。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在太庙约我谈话，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黄峥：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国的时局发生重要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经过激烈斗争，于1946年1月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决定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解、处理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北平军调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是罗伯逊。由于需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叶剑英同志找到北平地下党市委副书记武光同志，请他帮助为中共代表团选调英语翻译。王光美：这样，崔月犁同志就找到我，同我谈了两次。开始我没有答应。我心里想：我不是学的英语专业，军事也不懂，怎么能在这个军调部当翻译呢？而且我当时已经是物理系助教，硕士论文也已经通过，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我就拿着条子去解放报社，换成了地下党的介绍信。我记得是一个带红框的大信封，写给李克农同志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具体负责人是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叶剑英同志平时住在景山东街的叶公馆。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第一天去什么都不懂，找来找去不知道把自行车往哪放，最后还是推进楼里去了。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当时旁边房间里有人在唱歌，我不知道歌名，但觉得很好听。李克农同志说：“这是陕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最后他问我是怎么来的，我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他说：“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地址留下来。”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开到我家门口，把我接到翠明庄。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实际负责的是徐冰同志。徐冰同志后来告诉我，李克农同志同我谈话的时候，他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公开工作都在北京饭店，但分层活动，分餐厅吃饭。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就跟我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楚梅后来同邹家华同志结婚了。刘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又都想知道对方是谁，就互相猜。楚梅老拐着弯问平平家里的情况，平平不说。平平也变着法儿问楚梅家里的情况，楚梅也不说。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关楚梅和平平的那个监狱叫少年管教所，可实际上也关大人。“文革”中什么都乱了。楚梅的爱人邹家华、哥哥叶选平也关在那里。楚梅想看看他们俩。等男犯放风的时候，她就扒着窗户往外看，可窗户太高，够不着，平平就让她踩在自己身上，结果还真看见了邹家华。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关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王光美：我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同志等领导干部。他们那种一心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令我非常钦佩，给了我深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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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1）
黄峥：北平地下党组织挑选您为中共代表团当翻译，除了您英语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为您和您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听说您家早就同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庭的情况吗？王光美：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打工挣学费，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记得我们家的堂屋里，好多年都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两个大人中间站着一个小孩。两个大人就是我父亲和廖仲恺先生，中间的小孩就是廖仲恺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当过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算是七品小京官、技术官僚，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无论是蒋介石军队“北伐”占领北京，还是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都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可能他们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时就互相有好感。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他们婚后住在绒线胡同。那时我父亲做的官不大，后来越做越大，才在旧刑部街买了房子。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和母亲董洁如。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在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亲的三位亲属。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楚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1937年光杰在天津开设党的秘密电台，我的一位亲舅舅董权甫给了很大帮助。我的这位舅舅是学纺织的，当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程师。光杰的电台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一直没有被敌人破坏，同他有这个舅舅作掩护是分不开的。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向崔月犁同志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宋汝棼同志前几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回忆在我们家受到掩护的情景，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头、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发展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确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取名叫姗姗，姗姗来迟的意思，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前面是一个扁院，后面是两个正方院，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我母亲很会带孩子，又有些新知识，那时儿童医院还有人来当义务医疗员，所以孩子们在这里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恩来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西单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刘源：外婆后来年纪大了，就进中南海住在我们家，还是照顾我们几个孩子。我们家是“重女轻男”，爸爸妈妈比较照顾女孩子，女孩住正房，男孩住偏房，女孩睡软床，男孩睡硬板床，所以外婆就对我偏爱点。她有时用她自己的私房钱给我买个红领巾、球鞋什么的。星期六放学回家，外婆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糖果或一块点心，但从不给我们钱，从不惯孩子。只有到谁过生日了，才给谁5元钱。但我们也都是把钱存起来，每人一个存折，放在外婆那里。王光美：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即光德、光琦、光超，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前面的3个哥哥，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他们和我是同父异母。我母亲从来都是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我们11个兄弟姐妹，只有二哥、三哥出国留过洋，而我母亲亲生的后面的8个男孩女孩都没有出国留学，可见我母亲对不是她亲生的孩子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大哥光德小名叫海儿，弟妹们都叫他海哥。海哥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有毛病，后来就完全瞎了。那时我们放学回家，弟妹们常常轮流读书给他听。大家都很同情他，觉得有这个义务。不过我念得多一些，光英他们男孩子就坐不住。海哥人很聪明，记忆力特好，头一天念完了，第二天接着念，他马上就能说出昨天念到第几页第几行。那时母亲每月给海哥一些钱，他就用来买书看，往往是让我们陪他到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们要买哪一类的书。我记得那些书上尽是古文对子，我看不懂。给他念书的时候，我就把不会读的字写在他的手心里，他就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多才多艺，喜欢听收音机，跟着里面学唱京戏。不幸，海哥30多岁时因患肺结核去世。我母亲十分悲痛，我们兄弟姐妹都受到感染。海哥在我们弟妹心中永远占据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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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2）
王槐青、董洁如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王光杰、王光琦、王光超；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我们家算是书香门弟，讲究读书上进。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天各一方，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好多情况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二哥光琦毕业于清华大学，接着留学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成后回国。光琦年轻时高大漂亮，人又聪明，学什么东西都快，有不少女孩子追他。当时他正和胡敏谈恋爱。我记得他常拉我去看球赛，请我吃刨冰，实际是让我陪他和胡敏见面。胡敏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人很漂亮，眼睛大大的，据说是南开的校花。胡家是四川的船王，经营长江航运，是四川有名的大家，后来又到广东发展，生意做得更大。胡敏的亲生父亲是胡光标，养父是胡光杰。兄弟俩就她一个女儿，所以后来胡敏继承了胡家的财产。那时我们家已经没落，家里没什么钱了。送光琦出国留学也不全是我们家出的钱，是我的一个叔叔王道昌资助了一部分。他当时是山东枣庄煤矿的总工程师，经济比较宽裕，经常接济我们家的生活。光琦和胡敏订婚的时候，胡敏的母亲来我们家，挺讲究的，可我们家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招待。后来他俩结婚，从装修房子、买全套家具，到结婚费用，基本上都是胡家的钱。他俩的婚礼是在南池子那儿的欧美同学会办的，场面挺大。我印象深的是胡敏在婚礼上穿的是雪白的婚纱，一到家里马上换成红旗袍、红鞋子，一身的红。光琦结婚后，到青岛金城银行当主任。后来他回到北平，在一家大银行任高级职员，一段时间后又到燕京大学当教师，教“货币与银行”。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学都迁往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当时叫大后方。光琦和胡敏去了四川。在四川，胡敏的养父胡光杰和国民党官僚李宗仁熟识。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赴任前他对胡光杰说，要他去北平，可他在北平一个熟人也没有。胡光杰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我的女婿王光琦，他家就在北平。”李宗仁很高兴，上任时就带上光琦，两人坐同一架飞机到了北平。可这事在我父亲那里交待不了。我父亲很谨慎，多次盘问光琦：“这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和李宗仁搞在一起了？”光琦作了解释。当时我也很好奇，我父亲盘问光琦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后来光琦就在李宗仁那里做事。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李宗仁到北平时，带了一个他领养的儿子，叫李至胜。李至胜当时很小，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龄。李宗仁就把儿子和保姆放在我们家。那些日子他说要看儿子，差不多天天来我们家，并且提出要我教李至胜英语。我就有些警惕。再说我堂堂一个研究生，哪能教一个小孩子呢？正好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女生，我和她一起在一个美国老太太那里学过英语口语。她在家没什么事，我就介绍这位姓王的女生来教李至胜英语。后来李宗仁的事我就不管了。李至胜在我们家住了有一两年，随后上了手帕胡同二附小，最后去了美国。由于光琦一直搞经济，李宗仁当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后，曾聘请他为经济顾问。北平解放前夕，他拒绝离开大陆，留了下来，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从事国际贸易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光琦因为这一段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坐了6年监狱，精神受了刺激，1985年因脑血栓去世。光琦、胡敏夫妇有4个孩子。胡敏的父亲胡氏兄弟解放后去了海外，他们在国内的家产由胡子昂管理。胡子昂是他们的亲戚，也是管家。在1955年的公私合营中，胡子昂先生把这些财产全部上交国家。胡子昂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后话。五哥光复是志成中学毕业的。他性格外向，平时很活跃，喜欢打球、滑冰等体育活动。志成中学有一个有名的美人叫周志雯，愣要追他。中学毕业后光复报考空军学校，报纸上还登了他俩的事，说是“英雄配美人”。当年年轻人当空军飞行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光复所在的空军部队在四川的时候，周志雯三次去找他。但他俩最后因种种原因分手了。光复后来同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张西锦结婚，两人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抗日战争中，光复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当飞行员，曾打下8架半日本飞机，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战空军英雄。为什么有一个是半架呢？因为这架是他和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同击落的。抗战中中国飞行员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9架，光复是8架半。那时光复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重用，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来国民党知道了他和我的关系，一下子就失宠了，处处受到排斥。光复一气之下脱离军队做生意，1985年，他去美国达拉斯看望儿子，从此在美国定居。刘源：听说抗战胜利后光复舅舅回过一次家。家里人七嘴八舌围攻他：共产党这么好，你怎么站在国民党一边？你有没有向共产党扔炸弹？他说：“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也不会向共产党扔炸弹。”王光美：我国改革开放后，王士光去美国访问，兄弟俩在美国见了面。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国有关部门邀请光复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大会。光复作为抗日老战士的代表，坐在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上。###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次他回国参加活动，是解放军空军接待的。2005年9月，我国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光复再次受到邀请，回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主席的报告。让光复特别感到兴奋和荣幸的，是他作为抗战老战士的10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主席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我的六哥光英，大家对他知道得比较多了，我也不多介绍了。他曾多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兄弟姐妹中，我和光英是来往得最多的。光英是1919年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正好在伦敦，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一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其实我还有一个字，叫心绮。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3）
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英（20世纪90年代）。
　　在兄弟姐妹中，光英和我挨得最近，只差两年，所以从小我俩一块上学、一块放学，老在一起。光英喜欢弹钢琴、唱京戏，喜欢看球赛，还当过啦啦队队长。他的朋友最多，经常带着一大堆人到家里来。旧刑部街28号我们家的房子，就租给了光英的一个同学宗德纯。光英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办厂，就是和这位宗先生合伙的。
　　在天津，光英认识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女生应伊利，两人开始谈恋爱。当时应伊利还没有毕业，光英就又回到辅仁大学化学系读了一年研究生。他俩是1942年结婚的。等应伊利毕业后，两人又一起到天津办厂。工厂的名字叫近代化学厂，听起来挺有气派，实际上工厂很小，生产些化工原料。我记得家里为支持光英办工厂，还给了他几根金条。金条哪来的呢？当时社会经济萧条，物价波动很厉害，纸币一天天贬值，而我们家那时已经没有稳定的收入，于是就把多余的房子全卖了，换成金条，用以应付家庭生活和供我们上学。光英那时也积极寻找机会，想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1944年，崔月犁同志约他谈话。记得会面地点是在北海公园大门里往东走的湖边上，那里绿树成荫，没什么游人，适合单独谈话。光英见到崔月犁同志非常高兴，一见面就开门见山说：“我想请你介绍我去延安。”崔月犁同志笑着说：“你不是已经在天津办了化工厂了吗？”光英说：“那是为了谋生找出路，但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延安。”崔月犁同志却耐心告诉他：革命是多一个人好，但就你的具体情况，到了延安，恐怕党还是要你做生意，你不要把做生意和革命截然分开，为共产党做生意，不也是为革命作贡献吗？听了崔月犁同志的劝告，光英留了下来。我有4个妹妹，除了前面说过的光和、光平，还有光中、光正。光中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家政系。我三嫂严仁英看上了她，就把光中介绍给自己的表弟卢庄吉。卢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天津的几大家互相都有亲戚关系。全国解放后，光中想参加工作，但卢家规矩多，不让儿媳妇出来。后来光中就离婚了。她喜欢小孩，心地善良，照顾孩子特别细心，缝缝补补的事都会。那时我母亲正要创办“洁如托儿所”，就让光中来帮忙。我母亲任所长，光中任保教主任，具体负责托儿所的工作。一开始我母亲也没有想到要办托儿所。起因是我生了女儿平平以后，自己没有时间带，就交给我母亲带。那个时候干部们工作都很忙，听说我母亲这里可以带小孩子，纷纷把自己的小孩送过来，这样越送越多，就办起来了。当时收养小孩没有年龄限制，有不少是不满周岁的婴儿。许多同志义务到托婴所帮忙。我记得顾雅美同志常来指导儿童医疗，后来她是儿童医院的院长。北京师大第二附小校长王静同志的孩子也在托儿所，他本人就常在业余时间义务为工作人员补习文化知识。渐渐地他和光中好上了，后来他俩正式结婚了。60年代，他俩都调到山西大学工作。70年代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