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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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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什么时候都不能因小失大。当然，讲这个道理时，也讲了不怕吃亏的人，最后是占便宜的。但这个便宜不是指个人名利。另外，也对干部讲过，我们党的领导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必须提倡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反对弄虚作假。”“噢！我明白了”，平平高叫了一声，“这是偷换了概念。”亭亭一直在旁傻呆呆发愣，好像没听懂。此时竟笑起来。我看看天真的孩子们，又看少奇。他又继续吃饭，仍旧那么平静、坦然，没有愠怒神色，也没有因孩子们明白了而感到宽慰的样子。谁也没再讲话，我却久久陷入沉思。
1957年，由于各种原因，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很多学生及家长不满意，向政府抗议，各地都为此“闹事”。在湖南，少奇同学生及家长代表谈话，后又到北京地质学院给毕业生讲话。我想，没有比引用少奇同志的原话更有说服力了。
革命时期，有很大一批人打了几十年游击，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设时期，要有人打游击。我说你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过去打游击，就是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这些人打，别人没有打，现在是要你们打，别人不打。为了祖国的建设，你们情愿吃一点亏，吃一点苦，打几十年游击，使六亿人民幸福，自己吃了亏，别人享了福，少数人吃苦，多数人享福。你们干不干？
你们与工农相处时，也要帮助人家，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要怕自己吃亏，对人家有好处，对人家有帮助，对人家有利，关系才会搞好。如果使人家吃亏，你们占便宜，开始一次两次，人家也许不感觉，小意思。一年两年，人家也不感觉怎样，十年八年，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这
样的结论：某某人只晓得占人家便宜，自己不吃亏，又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那你们就是吃了大亏。现在怕吃小亏，占小便宜，将来要吃大亏。占小便宜的人，最后要吃大亏，不怕吃小亏的人将来占大便宜。如果把名利当做理想，这理想是庸俗的，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就是为了六亿人民的幸福，宁肯自己吃亏，当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做建设时期的开路先锋，不怕吃苦，准备在野外干几十年，最后人民会信任你们刘少奇：《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的谈话》，195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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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9）
少奇所说的“大便宜”是大众的幸福，是人民的信任。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比喻：强盗对一条道路、一家银行好坏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是否易于抢劫。也难为江青所代表的庸俗市侩们，能从少奇的话里找出自己龌龊灵魂的写照。
让我们再看看少奇对孩子们怎样讲的：
……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
……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派统治者看做“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做“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那时的“聪明人”有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后来站到人民方面来了，有的被人民抛弃了。而一切在革命中牺牲了的先烈，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并将千秋万代地受到人民的景仰。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青年中，近来渐渐地遗忘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聪明人”。这些人……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
我们要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不要向这些“聪明人”学，而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入，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不要怕自己吃亏。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入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92～294页。
还有比少奇这些话更高尚的吗？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青年是不是应当好好重温这早已被淡忘了的教诲呢？
1962年，针对我们的各级领导，少奇同志从另一个角度又讲：
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入，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这就在党内不少干部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印象，以为“谁老实谁就吃亏”。有些人甚至把作假当作聪明，把老实当作愚蠢。我们必须用很大的努力，彻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犯了上述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首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表扬那些受过批评和打击的老实人，并且向他们道歉；批评那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的人，并且要他们切实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把干部中的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改变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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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0）
我们要正告那些不老实的人，必须迅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做一个真正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员。否则，他们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那些不老实的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占点小便宜，但是，在我们党内，在人民中，终究是要吃大亏的。那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的老实人，虽然在某些时候可能吃点亏，但是，最后是决不吃亏的，他们一定会取得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最大的信任。
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少奇一向把人民的信任视为最高的荣誉，他极为珍视人民对于他的信任，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他说：“人民信任你，你就决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1962年初夏，正当少奇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共度国难，全力挽救已经崩溃的经济时，有的同志批评他过分着急，矫枉过正，犯了右倾错误，说：“你急什么，压不
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我死了怎么办！”少奇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1994年。那时候，沉重的责任感使他下定决心：宁肯被罢官，也要坚持继续在经济上进行调整，反“五风”。接着，他对当时的问题承担了全部责任，主动做检查，并同意接受抓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毕竟，经济的调整坚持下来，并且很快见了效。
1962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我看到他不分巨细地抓建设，研讨、思考各项方针和具体政策，并把这一切凝聚在“现代化”这一目标口号上。他最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经与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共同地推敲，确定下来，并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进周恩来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号召全党、全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965年底，少奇同志患了重病，未愈又继续工作，致使几次反复。可他总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工作，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
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规划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大阴谋正在策划。仅半年之后，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与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10年中，遭受到难以想像的大灾难，陷入狂热的混乱之中。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身上，无限地信任霎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忠奸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喻。
有一次他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7页。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颤抖了。
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各地党组织全部瘫痪，政局混乱，生产停滞，武斗开始发展起来，许多无辜的生命倒在血泊中。少奇的焦虑日甚一日。
一天，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行不通的。”
我接过他的话：“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
“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个坚定而响亮的声音，震动着我的心。
两天以后，少奇同志直接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他的两项要求：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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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1）
身处旋涡中心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冬去春来，已是花放叶萌之季，我们家里依然像严冬。4月里的一天，他说：“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41页。
入夏黄昏，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少奇同志说：“因为相互信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这是指政治上的信任。
在工作上，多年来总是他教导我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就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一个小学生。我做错事时，他不留情地批评；做对时，他只表示同意，或只点点头，很少听到几句表扬的话。他早就明确规定，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有几次他说过：“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听到这话，我的自尊心真有些受不了，就说：“我也是一个党员嘛。”其实，我心里一直敬爱他，从没有奢望他也给我以同样程度的信任。而在共同的苦难和战斗中，少奇同志说出了“相互信任”。我是多么珍视他这句话的含义呀！
我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对人民的爱，对人民的信任，支持他走完最后的路程。1967年7月18日早上，平平和源源匆匆跑来，告诉我们：“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妈妈。”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群众已被煽动到狂热程度。形势的确严峻，我们预感到分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今后我
们将要各自单独奋斗了。
一年来，种种恶毒的攻击袭向少奇同志，像挖我的心一样，我只有起而为他辩护。各种侮辱强加在我身上，对一个妇女来说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但我在他面前总是强忍痛苦，平静泰然，不能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但真理高于一切，面对要经受的考验，少奇同志满怀信心地迎向要打倒他的人。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一句
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现在看来，我当时那种幸运感是多么自私呀！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他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着人民沦落于互相残害。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写的。无论人民受到多大的挫折、危难，最后终归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而且人民要让历史恢复它的真实面貌。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得到证明了！
我们通过多年的寻访，特别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正式调查，知道了少奇同志是怎样走完最后路程的。我们为他自豪。他在与林彪、江青一伙最险恶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殉职。他
王光美：与君同舟风雨无悔（12）
光明磊落，至死而对敌人，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经受住了一个共产党员所能经受的最严格的考验。
过去，少奇同志和我，一直忙于工作，无暇述说衷情。但在充满痛苦、打击、考验和斗争的日子里，我们相互信任，相依为命。此刻我回想往事，心情是复杂的，既有心如刀绞的痛苦，又为能同少奇一起经历这一切而感到欣慰。由此，我更想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亲爱的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和大灾难后，不是终于胜利了吗？经受了最严峻考验的党和
人民，难道不是最坚强、最可信任的吗？
今天，面临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回忆旧日伤痛和咒骂敌人的阶段。死去的人已没有悲欢离合之感，活着的人要活得更有意义，对自己，对死者，对我们的党和人民负责，继承和完成我们亲人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民献出我们自己。今天，我们5000多万党员和近12亿人民，将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写出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1）
黄峥：非常感谢光美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让我们的年青同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否可以请您先从您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说起。王光美：我参加革命工作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并不是最早的。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王光杰（后来改名王士光）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当时姚依林、郑天翔等同志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光杰和他们认识。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姚依林、郑天翔同志是组织领导者之一。光杰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内地。光杰没有随校内迁，留下来参加抗日组织的活动。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光杰在家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我还帮他收听收抄过。1938年9月，中共北方局需要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当时化名姚克广的姚依林同志，知道光杰懂无线电，便要他想办法组装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并筹建秘密电台。为了掩护电台开展工作，地下党组织物色了一位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让光杰和她以夫妻名义在天津英租界租了一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地点。王兰芬又名王新，是东北军将领、曾任锦州省省长的王端华的女儿，当时是东北流亡学生，共产党员。他俩在共同的艰苦斗争中建立了感情，1938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王新就成了我的嫂子。黄峥：1936年春，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的工作。王光杰同志建立的电台，看来就是北方局用以和党中央联络的。王光杰同志在天津见过少奇同志吗？王光美：当时白区的地下斗争非常秘密，少奇同志不轻易出面，那时光杰没见过他。大约1940年，光杰和王新生了个儿子，叫大津。光杰夫妇经常东奔西走忙于工作，我母亲就把大津接到北平家里抚养，一直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王新有一段时间也住在我们家，以少奶奶身份为掩护，搞地下工作。有一次她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晋察冀解放区，半路上被汉奸抓了，打电话到家里来，是我接的电话。我母亲赶紧带了钱去救人。为了证明她是我们家的媳妇，还把大津也带了去，当面叫她妈妈。崔月犁同志当时没暴露身份。我们家就说他俩是私奔，以此来掩护，又使了些钱，把他们救了出来。
光杰后来在革命队伍里继续从事党的军工和电讯事业，作出了很大成绩。1946年我们党在河北邯郸建立新华广播电台，9月1日正式播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党的声音。这座广播电台的设备，就是光杰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七拼八凑搞起来的。党因此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这座电台现在成了珍贵文物，保存在国家博物馆里。光杰解放后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有一部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同志演的，电影里的主人公李侠，原形之一就是光杰。1996年王光美和兄妹们合影。左起：王光和、王光杰、王光超夫人严仁英、王光美、王光琦夫人胡敏、王光英、王光英夫人应伊利、王光超、王光和丈夫王金城。
“文化大革命”中，光杰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写出了12本无线电方面的专业书。这些书后来陆陆续续都出版了。###同志在电子工业部当部长时，本来光杰年纪比较大，要退下来，###同志考虑他资历深，懂业务，特意保留他副部长职务并兼总工程师。
刘少奇听儿子刘源汇报当兵锻炼情况（1965年8月）。
刘源：我在河南当副省长时，为了上安阳的一个大项目，专门到北京找光杰舅舅，因为这个项目同电子工业部有关。他领着我去找有关的副部长，还找了邹家华同志。光杰舅舅的资历比他们早很多，但他非常谦虚地向他们解释。我看了很感动。成立中国工程院时，电子工业部推荐他当院士。光杰舅舅坚决推辞，说他年纪大了，当院士已经没有意义了，让别人当。（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刘源，刘少奇、王光美之子，1951年2月出生于北京，1982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农村工作，1983年起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中将，2002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5年12月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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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2）
王光美：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1941年光杰夫妇离开天津经北平去解放区，回家小住。三哥光超那时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不久，表示也要去解放区。两人讲好，光杰先去联系，联络上以后马上回信，光超再过去。可是等光杰的回信转辗寄到北平时，光超刚刚结婚，一时走不了。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光超在旧刑部街家中挂牌，开了一个“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表面上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王光超大夫诊所”实际上就光超一个人。有时来人看病，我还给他当临时护士，打打下手。地下党组织经常利用“王光超大夫诊所”作掩护开展活动。党组织来人总是先找我母亲或光超。光超还用诊所的名义采购了不少药品，由党组织安排向缺医少药的抗日根据地输送。光超后来一直没有放弃他的医学专业，成为著名的皮肤科专家，建国后任北京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50年代以后我国在防治性病、麻风病、烧伤植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光超做出过重要贡献。王光美和哥哥王光超、王光英（20世纪80年代）。
光超的夫人严仁英是严修先生的女儿。严修是天津南开学校创办人。周恩来同志当年赴法勤工俭学，还是严修先生推荐和资助的，给了500元钱。光超和严仁英的结合，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考上协和医大的学生，分班名单都登报。我们家拿到报纸一看，发现和光超同班的有一个女生，叫严仁英。弟妹们就调皮起哄，说三哥和这位女生是一对。其实他们那时还没有见面呢！可后来他们就真的结了婚，还一起去美国留学，回国时正赶上北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光超在北大医院，一直从事皮肤科专业。刘源：在全国的皮肤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胡传揆同志，其次就是王光超。严仁英一直在协和医院从事妇产科专业。在全国的妇产科资深专家中，第一是林巧稚同志，其次就是严仁英。王光美：继光超之后，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光和参加北平地下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我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就是地下党组织让她给我捎的信。光和是学医的，建国后曾任北京口腔医院院长。光平也是学医的，先是上的北大护士学校，后来同崔月犁同志一起去张家口军医学校，学输血专业，接着又进了白求恩大学医学系。建国后光平曾任天津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党委书记。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我前面是6个哥哥，所以小时候都叫我小妹。后来在我之后又有了4个妹妹，我就变成大姐了。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我的奶妈叫王妈，是通县农村的，闲下来经常给我讲她老家的事。我从她那里知道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事。我小学上的是北师大二附小，就是现在的第二实验小学。上小学时我很听话，学习也比较好，常受表扬。我记得第一次受表扬，是说我穿衣服干净整齐。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都是招的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当时师大有男附中、女附中，女附中在旧刑部街，男附中在和平门外，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我自己觉得学习成绩比较好，就特意去考这个男附中的女生班，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在学校里我很好强，学习很用功，晚上做作业经常要到深夜。当时我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我同班的同学中有黄甘英同志。建国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还有叶群，也和我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在哈尔滨。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1937年7月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那时和平门是真正的城门，事变后城门关闭，我就上不了学了。我四哥王光杰读清华大学，也上不了学了。他就在家里装收音机，收听、记录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对华广播，为地下党组织作抗日宣传用。我在家没事，就帮他做些绕线圈和抄抄写写的事。一段时间以后，光杰调去天津，我转到城里离我家不远的志成中学继续上学，就是现在的第三十五中学。我觉得志成中学不如师大附中，就跳了一级，直接上高二。我哥哥光英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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