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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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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还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我说：“这是口头讲话，没有文字推敲，当文件发出不行。”他说：“就这样好，口语化。”在这之前，周恩来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国妇联介绍桃园大队“四清”的讲话记录。他给少奇同志写来一个条子，建议把这个讲话记录转发下去。少奇在边上批了一下，说已经有人建议发全文，这个稿子就不要发了。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园大队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要我再认真修改一下。这样，在广州的那几天，我就关在房间里改这个记录稿。一天晚饭后我在外面散步，###、田家英同志截住我，要我参加他们一起修改《后十条》。我说：“不行不行，我也在忙着改稿子呢！”我把讲话稿改出来后，交给少奇同志。他拿去也改了一遍。8月19日，少奇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少奇同志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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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桃园经验”（2）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少奇同志将这套材料报送毛主席审批。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正式转发了桃园大队的“经验总结”。关于“桃园经验”形成的前后经过，大体上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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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二十三条》前后（1）
黄峥：光美同志，您第二次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是什么时候？是到哪里？王光美：我参加第二期“四清”是1964年11月，到河北保定地区新城县高镇大队。我们这个工作队总的负责人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同志。当时觉得，高级干部下去还是身份不公开比较好，有利工作。所以对外讲张承先同志是河北大学教务主任，我是河北大学的教员。这回我换了一个化名，叫鲁洁，是从少奇和我的母亲的姓名上各取一个字。少奇的母亲姓鲁，我的母亲叫董洁如。这次下去我的工作方式和在桃园大队有些不一样，没有老在下面住。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跟我一起到了高镇。林克同志负责离铁路不远的一个小队。黄峥：1964年12月15日起，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您有没有参加会议或者参加讨论会议文件？ 王光美：开这个会我知道，但我没有参加。会议开始后的一天，大概是12月20日，华北局通知我回北京，在会上介绍一下情况，作个发言。回来的当天，正好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就想用这个机会见一见毛主席，以便向他请示一些问题。果然那天主席来了，我就请他跳了个舞，边跳舞边简要向他汇报我在高镇大队“四清”遇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们发现群众不敢向工作队反映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还有，当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同志有一个说法，要求工作队“沉下去再沉下去”。我觉得这个要求欠妥。我们已经下到了最基层，再沉下去往哪儿沉呀？我向主席说到了这个问题。主席对我说：“不要搞得冷冷清清嘛，建议你们开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就是要造舆论嘛！”主席还说：“我看过几个农村和工厂的材料。现在热心搞资本主义的不少，要注意那些热心搞资本主义的领导人，摸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回到家里，我感到毛主席的指示很重要，当时就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几个秘书传达了，同时心里琢磨下乡后怎么贯彻。第二天，我应邀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向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作了关于“四清”情况的发言。21日开完会我就回乡下去了。黄峥：从12月21日开始，举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一次换届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很隆重、很重要的。人大会议期间，讨论“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仍在继续。中央的本意，是趁人大开会、各省负责同志都在北京的机会，汇报讨论一下“四清”运动。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开始一段，都是由各地的负责同志汇报运动情况。人大会议开幕后，这些负责同志的精力要转移到那个会上去。两个会实际上是穿插着开。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光美：这两个会都没有我什么事，所以我照常在下面参加“四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运动过程中，在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可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12月21日我回到乡下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我和工作队的同志在全县组织召开了好几个万人大会，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造舆论。确实，我从心里尊重毛主席，对他的指示，我是毫不犹豫地坚决紧跟、照办的。又过了几天，毛主席让秘书徐业夫同志通知刘子厚同志和我，1965年1月3日到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准时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中央会议，心里有点紧张。到了会场，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后排。我环顾一周，想寻找少奇同志，却没有找见。原来，少奇同志是出席人大全体会议去了。这天是大会选举。少奇同志在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人大会议一结束，他就到北京厅来了。少奇同志一进来，马上发现了我。我注意到他愣了一下，意思说你怎么来了？可正在开会，我没法向他解释。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批评。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主席的这些批评，看来主要是针对少奇的。我后来才知道，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运动的性质、目的等看法不一，以至产生严重分歧。少奇同志认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两人的分歧在会上已经表面化，不少领导同志都看出来了。毛主席说：“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奇同志对主席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显然主席是生气了，气氛紧张，少奇不敢再说了。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一再延长。原已起草好的文件推倒重来，重新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突出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个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一直在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四清”，就是中间接到通知回北京两次，一次是12月21日出席刘子厚同志召集的会议，一次是1月3日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每次开完会我就回到乡下。高镇离北京很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是1965年1月4日闭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一直延续到1965年1月14日，《二十三条》正式定稿通过后才结束。《二十三条》初稿曾发给一些工作队负责同志征求意见。我们的工作队长张承先同志，看到文件中有“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一类的提法。他要我回北京一次，问问“小脚女人”指什么？是不是批评什么人？他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最好删去这个提法。“小脚女人”这个说法，原来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用语，流传比较广。张承先同志可能觉得，现在又用这个说###引起人们不必要的误解，所以建议删去。我回去后，给陈伯达打了电话，转告了张承先同志的意见。陈伯达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正式文件发下来，一看，“小脚女人”的提法仍保留着。我在河北一共参加了四个地方的“四清”运动。先是抚宁县桃园大队，然后是新城县高镇大队，再后来是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定兴县周家庄。
制订《二十三条》前后（2）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小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连忙收拾东西，交待工作。这里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李太和同志说派车来接我，我就焦急地等待着。可一直到傍晚，还不见车来，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好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我也顾不得许多了，跑到那个机场，向他们说明情况，请求帮助。机场负责同志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回了北京。回到家里一看，果然少奇同志病情比较严重，躺在床上，烧还没有退。我一问，原来事情是这样的：11月17、18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等几个同志的工作汇报，讨论并审批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18日夜里散会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受了凉，回到家里便发高烧，打针吃药也不退。开始少奇要求大家保密，只让保健医生治。他交待身边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可是有一天，周总理批来一个文件，安排少奇同志接见外宾。这下子瞒不住了，秘书只好将少奇同志生病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知道后，马上来到我们家。他进屋一看，见少奇同志躺在地铺上，惊讶地问卫士：“这是怎么回事？”还问为什么不叫光美回来。卫士们把情况说了。总理忙上前问候少奇同志。总理见少奇还没有退烧，身体十分虚弱，出来交待卫士们说：“请光美回来一趟，就说是我说的。”这样，李太和同志给我打了电话。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先问刘秘书：“光美回来没有？少奇同志退烧没有？”当得知我已经回来，接着就和我通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在玉泉山休息没有几天，毛主席通知让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黄峥：从时间上推算，这时在上海召开的应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是不是就是1965年12月处理罗瑞卿同志的那次会议？王光美：是的。少奇抱病去了。由于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1965年7月，刘少奇、王光美等会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前排左起：邓小平、董必武、李宗仁、刘少奇、郭德洁、王光美、程思远。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平时因为工作忙，少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聚会、谈心。这天一说，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聚在父亲跟前。一些能来的身边工作人员也来了。像赵淑君阿姨，她1958年就到我们家，为我们照顾孩子，平时她连见少奇的机会都很少。这天她也来了，头一回那么长时间地听少奇谈话。可事后她告诉我，由于少奇的湖南口音，她当时压根儿就没听懂。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他讲到：如何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实行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如何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如何缩小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等等。他举例说：我们在山东、河北一带发现了大油田，在那里建立工业基地，可以使荒僻的小镇发展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要使那些地方有电、有油、有铁路和公路网，就可以同时带动附近农村现代化；我们在招工时要注意招收女工，不要使农田中只剩下女社员干活。他一口气讲了很多，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父亲说的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允斌大概也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1）
黄峥：光美同志，刚才您讲到，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同志。关于这次会议，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少奇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您也去了。您能不能谈一些当时的情况。王光美：大约1965年12月6、7日，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要少奇、恩来等同志马上到上海开会，但没说具体内容。这时毛主席已经在上海。我们先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福禄居。12月8日，少奇、恩来同志乘坐同一架专机，飞往上海。我也去了。总理上机后，对少奇同志说，会议今天已经开始了。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停稳后，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登上飞机，手里拿着两本会议文件，一本交给少奇同志，一本交给周总理。后来看到，这份文件是李作鹏、雷英夫揭发罗瑞卿问题的材料。少奇、恩来同志下飞机时，来迎接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但开会时，没有见到陈丕显同志参加。从机场进城后，安排我们住在兴国路一个别墅式招待所。住在这个院的还有贺龙、叶剑英同志。因为住在同一个院，互相之间都有看望、见面说话。前几年我看到罗瑞卿同志的女儿点点写的书，说少奇同志见到贺龙同志，问他这次开什么会？贺老总回答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没有直接听到他们的这个对话，但我想是有可能的。总之，到上海开会前，少奇同志并不知道是为处理罗瑞卿同志。我们在兴国路招待所住下后，当天下午，叶群打来电话，说林彪身体不好，指定她来向刘主席汇报。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我把她带去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就出来了。一般中央同志来谈话，我都不参加。可这次叶群硬拉我参加，还说，她一个女同志不方便。我听了特反感，但还是留下了。叶群向少奇同志谈了她受林彪委托，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的过程。据叶群介绍，在她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反映罗瑞卿问题之前，林彪对她说：“你敢不敢去？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毛主席在杭州听了叶群的汇报，很重视，决定开这个会。少奇同志只是听叶群谈，没怎么说话。叶群谈完后，当场用房间里的电话打到林彪住处，说“找一○一”。林彪来接听后，叶群只说了一句：“谈得很好。”这时到了开晚饭的时间，我留叶群一起吃饭。我同她以前打交道很少，很不了解。她似乎有意向我套近乎。在饭前上厕所的时候，她对我说：“中央就转发过两个女同志的文件，就是我们俩，碰巧咱俩还是同学。”不知怎么，我对她的这些话一点好感也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后来我查了一下，中央是转发过叶群下部队调查的一个材料。她说和我是同学，指的是我上中学的北京师大附中，她也在那里学习过。在上海开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多数是小范围碰头、议论。少奇从北京出来时，病没有完全好，旅途上一累，就又发烧了。我只好给周总理写了个条子，报告少奇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让少奇同志休息。这样，开小会少奇同志就没参加，只出席了几次全体会议。我没有参加会议，因此会上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听少奇同志说过“死无对证”这样的话。会议到12月15日结束，开了一个星期。
访问巴基斯坦黄峥：光美同志，1966年春，少奇同志和您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请您谈谈那次出访的情况。王光美：那段时间，国际上出现一股歪风，一些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中国。我们党和国家对这股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作为一系列斗争中的一环，就是安排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主要陪同人员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经同这几个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访问的时间定在1966年3、4月间。少奇同志上次出访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我是同他一起去的。后来他又访问朝鲜，我没去。1966年春，我还在河北省定兴县农村参加“四清”。为了不影响我工作，少奇同志提出这次我就不要陪同出访了。1966年2月下旬，我从定兴县“四清”点上给少奇捎去一封信，谈了“四清”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叮嘱他千万注意身体。年初少奇刚刚害了一场大病，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很不放心。3月1日，少奇给我写来一封回信，其中讲了关于出国的事，说：“3月下旬，我可能要去阿富汗、巴基斯坦访问。我想这一次你可以不必同我去了。女同志出国，比较地更麻烦一些。至今还没有同志提出要你同我出国。你不去比较好。如有同志提出你是否要去，我也可提出你可不去。此事，在你回家时还可谈一谈。”他知道我牵挂他的身体，在信的最后说：“我现身体还好。你走后，没有什么变化。家中的人都好，你可放心。3月上旬或中旬，你可回家一次。望你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弄上某种慢性病，这对你对工作都是不利的。余不多说，祝你工作顺利！”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在给我的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在‘四清’中是否要有一段清政治，既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各人意见去作，看结果如何。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作。”1978年，全国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作了高度评价。听说在讨论中对“唯一”两个字还颇有一番争议。这使我想起了少奇同志1966年3月在给我的这封信中所说的话：“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1966年3月初，少奇同志让中央办公厅正式告诉外交部：这次光美同志可以不出国。这事汇报到陈毅同志那里，陈老总坚持要我去。他的理由是，上次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中国访问，是我参加接待和陪同的，这次王后已经表示要亲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陈老总说，如果我这次不去，将来要单独回访，那样更麻烦。这样，外交部正式通知我回京，准备出访。由于回来得晚了，准备工作很匆忙。预定出国启程的日子是3月22日。3月18日至20日，少奇同志又去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没有同他一起去，在家收拾东西。少奇从杭州回来，只隔了一天，好多东西还来不及准备，就出发了。这次出访是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的正式访问，加上当时的国际背景，在礼仪方面安排十分隆重。黄峥：我查了当时的报纸，出访的送行仪式是高规格的。到机场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在陪同出访的人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外，还有四位副部长。王光美：是的。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一行先到新疆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出访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3月26日，我们的专机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那时巴基斯坦正准备将首都迁到###堡，但我们去的时候政府还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同我国有着传统友谊，主人接待很隆重，规格很高，群众也非常热情友好。许多活动都是阿尤布·汗总统亲自出面和陪同。主要陪同官员是外交部长布托。布托出身大地主家庭，但他比较开明，当家后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这个人多才多艺，会画画，还给我画了素描。3月26、27日，少奇同志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了两次。这中间除了正式宴会外，还有一次小型宴会，值得说一说。出席这次小型宴会的，对方就是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两个人，我方是少奇同志和陈毅副总理，加上我和张茜同志，翻译是过家鼎同志。宴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没让摄影师和记者进来。双方在谈话中涉及了美国和中美关系。少奇同志说：“只要我们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也就会变。”这是一句很要紧的话，因为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少奇说这个话，过家鼎不敢翻译，转过头来看我。他是怕弄错了。我说照翻，过家鼎这才翻了。政治家在外交上说的任何话，都和政治战略有关。当时中美两国一方面对立，一方面也在通过双方驻波兰大使等渠道接触。美国的两任总统肯尼迪、约翰逊，还曾通过有关渠道，向少奇同志赠送过签名的《美国年鉴》。少奇同志在出访以前去过毛主席那儿。是不是当时中央对中美关系有什么考虑，这个我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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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上海会议（2）
第二天，安排我们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和博物馆，阿尤布·汗总统亲自陪同。这天给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比较高级的防弹保险轿车，玻璃窗很大，向外看得很清楚。上车前，阿尤布·汗总统看似顺便地对我说：“这个车是特意从美国运来的，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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