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访谈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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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粉条、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主席“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惟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湖南主持了少奇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尚昆同志又组织人写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这篇题为《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为少奇同志一百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黄峥：我和我们那里的另一位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尚昆同志多次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同我们谈文章的思路和内容。文章起草的时候，尚昆同志身体还好，不久就因病住院了。他在病床上最后审定了全文，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1998年9月14日　，尚昆同志不幸患白血病逝世。《人民日报》在1998年11月24日即少奇同志的诞辰日，发表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一文。这时尚昆同志已与世长辞。这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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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开始了
黄峥：从1963年开始，我国城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这场运动，人们看法不一，里面有许多问题还不大清楚。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有关的事情？王光美：自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以后，首先在干部中间越来越多地议论这个问题。1963年2月，在北京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推荐湖南、河北等地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当时说的“四清”，就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是河北保定地区的做法。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四清”的内容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五反”就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这次会议少奇同志出席了。他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同意开展这两个运动。但这次会上还只是决定要开展“四清”、“五反”运动，来不及准备政策性文件，因此对运动没有具体部署。为了指导农村“四清”运动，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订《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9月，党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个文件都有10个条文，所以习惯称为《前十条》、《后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最早的、基本的文件。在中央制定这两个文件期间，正好少奇同志连续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朝鲜和忙于处理几件国际事务，所以《前十条》、《后十条》的讨论他都没有参加。少奇同志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我跟他去了。从越南回来以后，可能因为劳累，少奇的肺病复发了。少奇对生死问题从来是很坦然的。这次，我感觉他有所考虑，工作更抢时间。
　　少奇要我下基层王光美：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点。有一天，少奇对我说，他提议我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他没有多说理由，我想是为了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同时我感觉他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担任他的政治秘书，没有独当一面工作过，将来他不在了怎么办？所以让我下去，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其实，我自己倒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助手。看到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觉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从心里感到高兴、自豪。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多年来他的生活起居一直是我照顾，离开他，我实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再加上，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平平、源源、婷婷才10来岁，小女儿小小只有三四岁，正是需要管教的年龄，我走了怎么办？所以，在开始一段时间，我对下基层这件事心里非常矛盾。少奇同志正式提出要我下基层，我当然要尊重他的决定。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同时也可以补上基层锻炼这一课。于是，我把这一安排向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干部们作了转达，以便大家有所准备。但这事遭到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一致反对。他们举出种种理由，认为我不该下去。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捅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总理也不赞成我下去。他已经知道少奇同志肺病复发，便催我们赶紧安排少奇同志到北戴河休养。这样一来，我下基层的事只好暂时搁置。7月25日，我陪少奇到北戴河休养。一般每年夏天，中央同志都要到北戴河，或者开会，或者边工作边休息。但1963年夏天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同志都没去，我们在那里感到空荡荡的。少奇在那里就是休养、治疗，哪也没去，也没有见什么人。我记得那时萧劲光同志也在北戴河，就是他来看过少奇一次。那几年萧劲光同志喜欢收集古画，可能买了不少，在干部中有些反映。他来找少奇同志，对这事做了些解释。萧劲光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1921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俩就一起，比较熟。经过治疗和休息，少奇的身体好些了。从北戴河回来，按原定计划，少奇同志准备出访朝鲜。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夫人可以不去，秘书中就派了刘振德同志跟去。少奇临走前，再次提出要我下基层。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都反对我下去，特意说，不要顾虑他的身体，他自己会注意，保证一定和工作人员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家务事有问题可以让工作人员随时问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些意见转告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见少奇下这么大的决心，我很感动，也暗暗下决心，坚决照他的话去做。但当时面临一个怎么下的问题：下到哪里？下去干什么？向谁申请？具体关系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少奇同志出访朝鲜后，我在家一面安排搬家，从西楼甲楼搬往福禄居，一面关心留意下去的途径、方式。国庆节前夕，少奇同志从朝鲜回来了。他见我还没有下去，就催促说：“如果不能一下子到基层，哪怕先下一级也好。”我说：“我不是怕下去，我已经下了决心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下？”不久，听到田家英同志在一个会上作报告，宣讲《前十条》、《后十条》。他在报告中说：“我要带一个工作队，到山东搞‘四清’，欢迎大家跟我去。”他这个话一下子启发了我：我可以采取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方式下去，这样可以直接下到基层，而且我以前参加过土改工作队，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经过考虑和联系，我选择去河北省，时间方面设想下去一年左右。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是北方人，到北方农村可能适应快一些。记得1961年我随少奇同志到湖南农村调查，那里的生活习惯和北方差别很大，话也听不懂，要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肯定没法开展工作，对此我记忆犹新。再说，河北离北京相对比较近，家里有事也能尽快赶回来。当时，确实一点也没有要搞一个典型经验的想法。有一天，中南海春耦斋有舞会，我去了。见到毛主席，我就向他报告了少奇同志要我下基层、我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四清”的事。毛主席听了高兴地说：“好哇！”见主席也支持我下去，我的信心更足了。下去的事定下来以后，我开始抓紧时间作准备。少奇同志办公室的党支部还专门开了个会，讨论相应的工作安排。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反对我下去。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少奇已经65岁了，平时工作又那么忙，我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好多事情我就包了，要是我不在，他们担心照顾不过来，弄不好要出事。特别是，少奇每天晚上睡觉都离不开安眠药，第一次服药后还要坐在床上看文件两三个小时，然后再吃一次才能入睡。入睡前后他要起来上厕所，吃了安眠药脑子迷迷糊糊，就很容易摔跤，已经摔倒过好几次，有时还从床上摔下来。卫士组的同志提出，我走后必须在少奇同志卧室门口安排夜间值班。原有人手本来就紧张，就只能向警卫局申请增加人。我把这事跟少奇同志说了。他不同意再加人，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你们无非是担心我从床上摔下来，我睡地铺不就解决了吗？”这样，在我下去的前一天，我们真的就把卧室的床架子拆掉，将床垫子直接放在地上。从此，少奇睡起了地铺。我是11月下旬正式离开中南海下去的。本来是可以早一点走的，为什么又拖了些时间呢？一是因为这期间正好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是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必须出席；二是办理这样那样的手续。我拿着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同志，请他帮助安排。刘子厚同志很欢迎我去，说：“河北‘四清’现在有两个点，一个在邯郸，一个在抚宁。抚宁的点是林铁同志在那里挂帅，你就去抚宁吧！”他还建议我最好改个名字。刘子厚同志的建议很有道理。那个年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城市没有电视，农村是完全没有，所以我们下去，一般人都不认识。但由于出国访问等情况，有时候报纸上会出现我的名字。改个化名，可以方便工作。回家以后，我就和少奇同志说改名字的事。他也说这样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我化名董朴。董，是随了我母亲的姓；朴，就是艰苦朴素的意思。刘子厚同志把我去抚宁参加“四清”的事告诉了林铁同志。林铁同志后来在到北京时上我们家来了一次，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北的抗洪救灾工作，同时谈了谈我下去的安排。我抓紧时间向其他秘书交待工作，并把家务事安排了一下。平时在家里，大小事包括经济开支都是我管，少奇是根本不管的。我走了怎么办呢？我把家里每个月的开支情况写了一张清单，让少奇交待给刘振德秘书掌管。我们家每月工资收入共500多元，少奇400多元，我100多元。平时每月初我领到工资后，首先要支出以下几项，这是固定的：交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香烟、茶叶和别的小日用品；交给厨师郝苗同志150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我母亲130元，由她统一安排我们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我们家的老阿姨赵淑君同志工资30元；上交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党费25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40多元。这些基本开支，每个月得400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一点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平时我们家很节俭，孩子们穿的衣服很少有不带补丁的，花钱不精打细算不行，一不小心就会透支。临走前我数了一下放钱的小铁盒，里面只有20多元，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了。交待完工作和家务，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也就是一个旅行包，一个铺盖卷。下去后要住在老乡家里，老乡不可能提供被褥，所以睡觉用的一套东西要自己带。我把平时睡的被褥枕头卷在一起，用绳子捆好，把日常生活用品装进旅行包，就出发了。走的时候，少奇同志从办公室出来，为我送行。他提起这两件行李，掂掂份量，笑着说：“还不重。轻装上阵，这样好！”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回头看看，少奇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从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能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小孩子教育会不会耽误事？一大堆家务事谁来管？但事已至此，再牵挂也没用，我只好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我到桃园大队参加“四清”
黄峥：这么说，您是1963年11月下旬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的地点就是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吗？王光美：这有个过程。11月下旬，我正式到工作队报到。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这个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具体就是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整个工作队有22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包括县、区和从一些公社抽调来的公社干部。还有少数地委的干部和《中国青年报》的同志。工作队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同志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肖风同志，上面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林铁同志挂帅。在进村之前，工作队在秦皇岛集训，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学习完我们就下乡。我被分配到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为了便于工作，对外我是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整个工作队里我是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里是副组长。省公安厅派了一个副处长跟我去。除了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工作队的同志和当地的干部群众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时强华、肖风两个队长都还没有下来，他们也不知道。有少数人可能知道我是从北京中央机关下来的。桃园大队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地海滨不远。这个大队有2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口，分4个生产队。派到桃园的工作组共20人，其中有8个是县属干部，另外12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刚下来，工作组成员之间互相都不熟悉。进村的当天晚上，我们都分别在老乡家里住下了，工作组长黄贤同志派了一个人来找我，要我去他那里商量工作。这时我已经吃过安眠药，准备睡了，只好对来人说：“10点半了，我刚吃了安眠药，明天再谈吧！”我问他贵姓，他说姓王，我脱口而出说：“噢，咱俩同姓。”这下子可能就漏馅了，他们回去就猜测并留意打听我是什么人？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就此开始了。工作组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先期进行“四清”试点的卢王庄公社蒲蓝大队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这样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宣传两个《十条》文件，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干部“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曾请示少奇同志，问他，我下去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讲了两句，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桃园大队，经过发动群众，确实揭露出许多问题：干部多吃多占、打骂群众、赌博成风，贪污盗窃的事也揭发出不少。按照当时的政策，工作队组织有问题的干部向群众检讨、退赔，叫做“洗澡”、“下楼”。春节前夕，这项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队放假回家过年。我也回北京了。回家后，看到少奇同志和家里一切都好，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少奇同志给我留了一些有关“四清”运动的文件、材料，我都认真地看了。这期间，少奇同志抽时间听我详细汇报了桃园大队“四清”的情况，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犯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在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下面的干部给上面的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少奇还提出：“‘四清’和‘五反’以后，要制定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如，今后干部下去应该如何工作？遵守什么制度？以便于群众监督，保证坚持勤劳、廉洁、朴素的作风。”少奇同志的这个谈话，我当时作了记录，回河北时向省委传达了。后来，少奇同志自己还把河北省委的传达记录报送毛主席审阅。这期间，我在中南海春耦斋舞会上见到毛主席。主席知道我下去参加“四清”，便向我了解情况，问得很细。我讲到一些干部多吃多占等严重现象，主席说：为什么他敢这样？根子在上面。毛主席还提议说：“你下次到南方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我那里派两个人跟你一起去。”我说：“到南方，我就怕话听不懂。”后来，我在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结束后，又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参加了一期“四清”。毛主席办公室果然派了秘书林克和卫士小张，随我一起去参加“四清”工作队。有一次在春耦斋舞会上碰见江青。她对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下不去了。你身体好……”说话口气有点酸。我忙说：“你当年在武汉不也下去过吗？我还得向你学习呢！”1964年春节过后，我又回到了桃园大队“四清”工作组。自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我一直努力紧跟。我自己感到比少奇跟得还紧。整个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四清”试点单位揭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感觉，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桃园大队揭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把问题看得相当严重，认为这个大队的领导班子不象共产党，烂掉了。我们改组了大队党支部，处分了一些干部。后来证明有些事情是不实的，这就错伤了一些基层干部。但我们在那里没有开过斗争会斗过谁，更没有抓捕过一个人。对撤职的原支部书记，也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桃园大队新的党支部建立起来以后，工作组就撤了，只留了少数几个人的巩固小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1964年4月底，我结束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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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桃园经验”（1）
黄峥：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后来影响比较大。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王光美：1964年五一节前我回到北京。在乡下5个月确实比较辛苦，自我感觉身体有点差，我想休整一段时间再说。要不要再去参加一期“四清”？下一期到哪里？当时都没有具体打算，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总结一个“桃园经验”。之所以后来形成一个“桃园经验”，并且产生那样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64年开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督促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由试点转向全面铺开，成了全党全国的一项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机关都动起来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队。各级领导亲自带头，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要我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这样，我在中直机关党委召集的干部会上，讲了桃园大队“四清”的做法和体会。不久，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少奇同志1963年一直忙于国际事务和反修斗争方面的事，对“四清”运动没太管。1964年以后，他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到“四清”运动上来。1964年5月至6月，中央开了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上进一步强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在会上说：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少奇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成立全国“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少奇同志挂帅，并主持修改《后十条》。这样，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少奇同志的一项重要工作。在6月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的时候，6月15、16日，毛主席、少奇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附近，观看了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表演。毛主席兴致很高，对比武表演很赞赏。主席还说，全军要普及“尖子”经验，部队要学会游泳。当晚，主席、少奇同志还一起畅游十三陵水库。罗瑞卿总参谋长负责安排并陪着游。我和郝治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夫人）也下去了，我俩在一起游。下乡后，我的身体差了，体力不行了，游不过郝治平。为了解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准备修改《后十条》，少奇同志决定到一些省市巡视。正好这段时间，各地都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64年6月底，我陪他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里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抚宁县桃园大队是河北省“四清”的一个试点单位，刘子厚、林铁同志便要我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7月5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了一次。这次比在北京讲得详细，讲了两个半天。7月6日，我们离开天津到济南。山东省委也在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省委的同志已经听说，我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报告，便要我在他们的会上也讲一讲。这样，我在山东又讲了一次。讲过之后，当时会上就反映强烈，要求印发书面材料，组织学习。与会同志说是几个没想到：没想到我这样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点，能讲出这么一些经验。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但工作队下去之后，普遍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我的报告之所以引起注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组织传达学习我的报告。这样，少奇同志就让我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肖风同志帮忙，将我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我们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电话，说毛主席让少奇同志回北京开会。我们赶紧往回走。回去途经郑州停了一下。河南省委的同志也要我讲一讲。于是，我留下作报告，少奇同志先回北京。少奇回北京后，不知怎么中央没有开会。毛主席对少奇说：“大热天你们坐火车一站站跑干吗？不如坐飞机，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在北京待了几天，8月5日少奇同志和我又再次南下。这回去了湖北、湖南、广东。在广州住的时间比较长，8月11日到，20日离开。离开广东以后又去了广西、云南。这接连两次南下，少奇同志主要是和各地的领导同志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阅当地这方面的会议简报、材料，并且在一些省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四清”、“五反”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少奇同志在广州停留，主要是为修改《后十条》。真正具体动手修改的，是田家英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们俩把初稿写出来之后，交给少奇同志。少奇又修改了一遍，加写了一些话。8月16日，少奇同志让田家英同志把《后十条》修改稿带回北京，呈报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核。黄峥：这时各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正在北京开会。田家英同志将修改稿拿到北京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让大家讨论提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审阅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来习惯称这个文件为《后十条修正草案》。光美同志，“桃园经验”是不是也在这期间形成文字的？王光美：是的。自从我在河北、山东介绍了桃园大队“四清”运动的经验以后，南下的一路上每个地方都提出要我讲一讲。结果只有在湖北武汉没有讲。王任重同志对我说：“天气太热，饶了你吧！让大家听录音。”不少地方还要求印发书面材料。陈伯达几次找来，极力主张发出这个材料，说现在下面特别需要这样的经验介绍。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