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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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信第四节也只是一半，但从内容中仍可看出，是报告慈禧太后下令撤毓庆宫（上书房）之事。“佛”，慈禧太后。前节已述，慈禧太后为削弱翁同龢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第一次下令撤书房，后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第二次撤书房。杨锐对此又称：“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即很可能有对翁更为不利的事件发生。杨锐的这一说法，或许另有听闻。

　　　　该信第五节谈慈禧太后在甲午战后再度享乐欢宴，朝廷政务懈怠等情事。“醇邸在时”，指醇亲王奕譞当政之时，即孙毓汶秉政时期，政务大坏。甲午战争期间，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重入军机，燃起了朝野的许多希望。杨锐在此信中表示了失望的情绪。相类似的说法，当时还有一些。

　　　　该信第六节谈到李鸿章之出使俄国及其朝廷处理此事之内情。杨锐对此报告甚详，我又查到若干相关的文献及档案，可以验证其情报的准确程度：前节已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旨命李鸿章出使俄国，邵友濂为副使。李鸿章当日上奏请辞，次日旨命驳回。邵奉旨后，以病推辞，由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代为电奏，清廷只能同意。“公电到”一语，即指张之洞此电，也可证明此信确实是写给张之洞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谢恩折，附片请以其子李经方随行：

　　　　“臣以衰年远使异域，仰蒙朝廷轸念，特命臣子李经述随侍前往臣子李经述随任读书多年，谨饬自爱，向未学习洋务，此次随臣前往，于臣起居动履自能尽心侍奉，惟于应接外事只可借资历练。臣子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合无吁恳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准令李经方一并随行再，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

　　　　当日光绪帝并无相关的谕旨下发。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1896年2月21日），清廷明发谕旨：

　　　　“大学士李鸿章奉使遄行，精神强固。惟年逾七旬，远涉重洋，朝廷良深廑系。伊子李经述著赏给三品衔。随侍前往。以示优眷。”

　　　　正月十三日，李鸿章上奏随带人员于式枚等十人、洋员参赞柯乐德等五人，附片请颁布精美礼品：

　　　　“俄、德、法、英四国交谊辑睦，均应有钦颁礼物，由臣赍往致其国君。拟请颁发内库古瓷器、古铜器、玉器各件，以期精美而持久，亦示隆重。可否请旨饬下内务府每样各备四分，臣定于正月二十日出京，并祈克日交臣祗领。”

　　　　光绪帝当日下谕批准。十四日，御史胡景桂上奏“道员马建忠、武（伍）廷方（芳）请勿令随李鸿章出洋片”，光绪帝下旨“存”，并将该片送慈禧太后。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张百熙上奏“请旨切责李鸿章不准携带其子经方为随员折”，光绪帝下旨“存”，并送慈禧太后。由此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杨锐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尽管在一些细部仍稍有误。

　　　　光绪二十二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除了以上一信外，李宗侗教授于1961年在《大陆杂志》上另发表了一件，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其中一页。李宗侗根据笔迹，认定该信是杨锐所写，并根据该信的内容，认定写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或是另又羼入一残件。对于李宗侗称该信作者是杨锐的判断，孔祥吉曾表示怀疑，我可举“张之洞档案”为李说之证。李宗侗发表的该信称：

　　　　“园则以所僦庵（张荫桓为之供具，合肥得处分，颇咎之），内监导之遍游各处，意望得其厚犒”

　　　　“徐用仪到署，行过棋盘街，有人以洋枪轰击不中”

　　　　此为李鸿章游园获咎、徐用仪被枪击两事。“张之洞档案”中有张亲笔所写的电报：

　　　　“京。乔：合肥为游览议处，其中有何情节？慈眷、上眷如何？徐被枪伤后系何故？即复。钝。感。”

　　　　这是张之洞读到杨锐密信后的反应。至于杨锐该密信的内容，李宗侗已写了很好的跋文，我即不再另述。
第36节，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三、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的指令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了大量的电报，交办了许多事件。从这些亲笔电文中，可以看到杨锐的工作，可以看到张之洞的目光所在，同时也可以曲折地察觉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细节与内情。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以教士被杀为藉口，强占了胶州湾（今青岛），清朝上下一片震惊。清朝派翁同龢、张荫桓与德国交涉，德国提出了交涉条款六条。十一月十六日（19897年12月9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德索六款，惟承办山东全省铁路一条最毒，详见德报，意在占据山东全省，逼畿辅，压扼清淮，引狼入室，不可为国矣。日来闻总署议如何？此条允否？能稍驳改否？圣意如何，当道有何议论，速示。闻条陈甚多，其人为谁？何人最切要？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钝。咸。”

　　　　张之洞此时负责修建芦汉铁路，对铁路事务极为关注。他最为反对的是德国修建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路。在给杨锐的电报中，除了打探消息外，还提出了他的希望“能稍驳改否？”他也听说了京内人士的条陈，急于了解情况。在当时的条陈中，又以康有为的“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即“上清帝第五书”）最能打动人心，在京城中甚有影响，杨锐也相当赞赏，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称：

　　　　“长素条陈，透切时弊，昨因高理臣给谏奏请派其出洋入万国弭兵会，亦近事之差强人意者。”

　　　　杨可能也向张之洞报告了此情，而张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98年2月16日）发电，明确说明了他与康的分歧：

　　　　“急。京。乔：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切祷。”

　　　　“意甚险恶”，用词已是相当严厉。此是后话。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德教案已结复翻，闻以曹州逐教士藉口，恐终成巨祸。诸当道议论如何，群僚有何高见善策？速示。钝。佳。”

　　　　十二月初五日曹州教案发生，张闻讯后要求杨锐查明此期清朝与德国的谈判情况。十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1月18日），张又发电杨：

　　　　“京。乔：急。读有电曷胜焦愤。挟借款之议者，此时将此款借我还东洋耶？抑挟从前所借之债耶？长江各口不准擅租，语未解，有派兵船入江护商之意否？速明示。转达乙盦、黄楼，以后来电勿书名。钝。宥。”

　　　　“有电”，即杨锐于二十五日发给张之洞的电报，从张复电内容来看，是当时英、俄迫清朝借款事件。英国通过借款要求在长江流域占有优势地位，张对英国具体条件不明，特别是英舰是否即入长江，要求杨查明复电。“乙盦”，沈曾植，“黄楼”，张之洞之侄张彬，张之洞为安全及保密起见，要求他们的来电均不署名。

　　　　除了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路，江苏特用道容闳此期要求修建津镇铁路，对芦汉铁路更有利益上的冲击，张之洞等人决心阻止。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98年1月2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德造山东铁路，已允许。又闻容闳报效百万，请造清江至天津铁路，亦准行，必系洋股，惶骇万分。德路接容闳路，两年可成，德陆军长驱，一日而至永定门。京城危矣。两事皆京城确电，惟不知德路究系如何允法。祈设法速谏阻。中国存亡所关在此矣。切祷。务望即复。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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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此电的最为关键之语为“祈设法速谏阻”，即让杨锐发动奏折攻势，阻止容闳的计划。此电发出后不久，张之洞又于正月初九日（1月30日）再发电杨：

　　　　“京。乔；急。庚电悉。德路造至济南，与我路接，确已议允。容闳铁路，自清江经济南至津，正与德路接。容报效百万，要地有人主持。容名为华商，实系洋股。外国华工多商少，断无巨赀，更无事前报效百万之理。且在美华商财产归洋人保护，与洋股无异，且铁路股票转卖，各国洋人皆有，容路即洋路也。路近款足，两年必成。德路一年必成，胶州到京止一千四百里，德路接容路，陆军长驱，一日可抵京城，不及战，并不及迁矣。总署意欲以容路阻德路，实以容路引德路耳。皆百万作祟也。芦汉路至速须五年，且容路成，西路废矣。容路成，中国危亡即在目前。广雅昨有电奏切谏，不知动听否？必有多人迅速力阻方好。焦急。切盼。钝。佳。”¤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庚电”，即杨锐于初八日的复电，张之洞此电再次说明容闳主持的津浦路与德国将建的胶济路的关系，实际上是开出杨锐作文的主题。根据张之洞“必有多人迅速力阻”的指令，杨锐在京城中也有所行动。张之洞之侄张彬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的密信称：杨锐“又言，前闻容铁路可不办，近又闻虽南北电阻，仍无益，定拟举办。伊拟一文，尚未脱稿，成时觅人陈达，但恐当道之计甚坚，无能挽回了。”杨锐虽遵令“设法速谏阻”而“拟一文”，也准备觅台谏以“陈达”，但已感到“无能挽回”。

　　　　前已述及，光绪二十三年底，杨锐与刘光第商议，拟请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在他们的密谋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徐桐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上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经慈禧太后批准后，光绪帝于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发出电旨，命张之洞“来京陛见”。由于杨锐此前并没有说明，张之洞也不明底里，收到电旨后，几次发电给杨锐，让其打探消息。沙市事件发生后，清廷见日本有军事干预的迹象，便让已到上海的张之洞返回湖北。军机大臣翁同龢很可能是让张回鄂的主谋。杨锐与张之洞之间有着许多电报往来。恰在此时，另发生了一则事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康有为、梁启超在李盛铎等人的支持下，发起保国会。黄绍箕、杨锐、乔树枏皆参加了其中部分活动。天津《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三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保国会第一次与会人名单，其中有黄绍箕、乔树枏。《国闻报》于闰三月二十四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录“入会列名之人”，其中有乔树枏、杨锐。张之洞很可能看到此两则消息，于五月二十六日发电其侄张检、其子张权，从侧面了解情况下：

　　　　“康、梁近日情形如何？仲韬、叔峤与之异乎？同乎？众论有攻击之者否？即复。壶。宥。”

　　　　张对杨锐等人的政治态度表示了担心。六月初三日，张之洞再电张检、张权：“康气焰如何？黄、乔、杨与康有异同否？前电久未复，闷极。速复。”“黄”，黄绍箕；“乔”，乔树枏；“杨”，杨锐。张之洞再问此事，仍是保国会的传闻，他因未收到回电而“闷极”。张检等人的复电我虽未见，但肯定报告了杨锐等人在保国会的活动中与康保持着很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五日（1898年7月23日），杨锐之兄杨聪在四川酉阳学正任上病逝。杨锐听到消息，即刻要求奔丧。然此时进入戊戌变法的关键期，张之洞于六月十三日发电其子张权，命其转给黄绍箕、杨锐：

　　　　“急。京。张君立：转韬、峤。佳、蒸、真三电未复。昨有电旨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系办何事？必康秘谋，速复。钝。元。”

　　　　“佳、蒸、真三电”，即初九、初十、十一日张已有三电给杨锐等人，此电又让查明电旨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入京的背景；对张之洞来说，杨锐此时在京的作用甚为重要。他不愿杨离开。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对此称言：
第38节，
　　　　“戊戌诏开经济特科，南皮及张长沙百熙，均以先生应诏。是年六月，先生胞兄听彝先生卒于酉阳学正任，先生痛悼，欲回籍奔丧，南皮电止之。先生不可，定期十五启行矣，而十三日朝旨以湘抚陈宝箴荐，诏先生预备召见。十四日召对”

　　　　杨锐屡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帝从贵州学政严修之策专设“特济特科”取士，张之洞等人保之。按照当时的规定，保荐若至100人，将举行考试。“听彝”是杨聪的号。“定期十五”，指七月十五日。张之洞“电止之”的电报，我还没有找到，但找到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张之洞发给张权的电报：

　　　　“急。京。张君立：敬电悉。转商茂萱，东海如荐贤，叔峤实为不愧。此人才非仅特科也。可否？祈示复。”

　　　　“茂萱”，乔树枏，“东海”，指徐桐。张之洞请乔树枏与徐桐商议，由徐桐出面保举杨锐。与此同时，张之洞的大幕僚、杨锐的同乡王秉恩也于六月二十六日（8月13日）连发两电。其一电给杨锐：

　　　　“北京绳匠胡同，内阁杨叔峤：昨电奉慰，想鉴及。闻当远赴，足征友谊纯笃。惟视敛已来不及。酉、涪水陆现在均难遄行。不如即令肖严取道常辰、镇（上竹下旱），倍程前往，部署一切，较为妥速。阁下即欲归视，俟秋冬间为宜。此时暂留，勉应特科，以副师望，以光盛典。至属。秉恩。”

　　　　“肖严”，即肖岩，杨锐四弟杨悦。王秉恩请杨悦先行办理杨聪之丧事，而让杨锐“秋冬间”再“归省”。“昨电奉慰”、“以副师望”两语，说明了张之洞确有电报“止之”离京。王秉恩另一电给乔树枏，由其出面劝杨：

　　　　“北京绳匠胡同刑部乔茂萱：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同人均欲叔峤暂缓出京，勉应特科，想有同情，望慰挽之。东海夙重钝叔，何不特荐马周耶？息。”

　　　　“东海”，徐桐。“马周”，唐初大臣。此处指唐代中郎将常何荐其门客马周于唐太宗之事，即让乔树枏说徐桐以保举杨锐。张之洞等人虽以“经济特科”为由阻杨锐奔兄之丧，但最深一层的原因是恐失去其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然杨锐似没有因此被说服。七月初七日（8月23日），张之洞又发两电，其一是给杨锐：

　　　　“急。京。乔：《邸报》五月二十五日谕旨催考特科，何以云不遂考？《申报》云已有八十余人，确否？酉阳运柩事，肖岩似可任之，运到涪州停寺内，候足下冬间到彼筹办，似不迟。如必出京，川资需若干，当即寄。钝。阳。”

　　　　“何以云不遂考”一语，说明杨锐发电要求奔丧；而张之洞再次劝说杨锐冬间再出京。其二是给张权：

　　　　“急。京。张君立：昨汇百金，查收。特科究竟何时考？叔乔如必欲出京，汝可同来。川资需若干？当寄往。编纂经书何以停？速详复。壶。阳。”
第39节，
　　　　至七月十三日（8月29日），湖南巡抚陈宝箴保荐人才奏折到达，光绪帝当日下旨，命杨锐预备召见。七月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杨锐。二十日，光绪帝命杨锐及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杨锐写信给杨悦，说明其不能奔丧的原委。张之洞听闻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消息后，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电张权：

　　　　“京。张君立：急。叔峤召见奏对如何？有何恩旨？”

　　　　这封电报还开列一连串的问题，张之洞想了解的秘情甚多，然其第一项仍是关于杨锐。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张之洞起草了杨锐的电报：

　　　　“京。乔：急。召对大喜，欣贺。王照是否即直隶开小学堂之王小航？何以堂官谓为挟制？所条陈何事？何以遂蒙超擢？速复。钝。养。”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很可能考虑到杨锐的新身份，张又将该电改发给张检而未发给杨锐。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张之洞发电杨锐：

　　　　“京。乔：急。钱念劬何日召见，有何恩旨？速复。钝。东。”

　　　　“钱念劬”，钱恂，张之洞手下的大幕僚，此时因张的保举而入京召见，张之洞从侧面打听消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张之洞听到英、俄为争夺中国北方利益而开战的传闻，发电杨锐：

　　　　“京。乔：急。闻英、俄已开战，确否？速复。节电已转交。入直其系何日？钝。歌。”

　　　　“节电”，指杨给梁鼎芬（节庵）之电；“入直”，指杨入值军机章京事。这是我所看到的张之洞发给杨锐最后一封电报。第二天，戌戌政变发生。

　　　　由于“张之洞档案”的形成及保管等因，在移交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之前，会有许多遗失；我所看到的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发给杨锐的指令，只能是其中一部分。但就以上张之洞的亲笔电报，已经可以想象，张之洞的手伸得有多长，杨锐的工作任务又有多重。
第40节，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四、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的两件密信：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应是杨锐

　　　　尽管在“张之洞档案”中可以看到大量张之洞的亲笔电报，但除了前引杨锐的7封电报及《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中杨锐的一封密信，我找不到更多的杨锐在京中给张之洞的信函电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但我可以肯定，杨锐在戊戌变法期间会有大量的密报给张之洞，而这些密报中会有戊戌变法的许多隐情与细节。

　　　　就目前为止，史学界发现的光绪二十四年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只有两件。李宗侗教授提供一件，孔祥吉教授发现一件。

　　　　先看李宗侗教授提供的一件。1959年李宗侗在台北《大陆杂志》上发表《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一文，并在杂志封面上影印了杨锐原信。该信虽由汤志钧教授所引用，但未能注全其出处，且未将头尾引全。学术界的转引者，亦有所不解。故再次引录下于：

　　　　“受业杨锐谨禀夫子大人钧座。

　　　　敬禀者。窃前月十二日由折差寄呈一禀，计蒙垂察。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谬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公条陈科举一奏，立奉俞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锐意新政，凡关涉改革之事，但有论建，无不采纳，转较胜于身在政府也。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谨修丹禀，祗请钧安。伏祈慈鉴。

　　　　受业锐敬禀”

　　　　该信的内容，主要有三事：一、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一事，先阻于翁同龢，后阻于刚毅；二、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改科举一折，光绪帝允行；三、京中人士虽厌恨康有为，但去康无方。从内容来看，发信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李宗侗也予以注明。还须注意的是，李宗侗说明了该信的来历，称其在地安门外“估人”处收购了张之洞的信札等文件“两木箱”，此件是其带到台北来的“劫余之一”。

　　　　再看孔祥吉发现的一件。孔祥吉发现的这一密信，被其命名为“百日维新密札”，内容极其重要，也多为研究者所引用。（以下称“百日维新密札”）该信既无写信人署名，亦无收信人台端，从信中所述内容可知，该信也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孔先生根据李宗侗于1961年发表的《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比较该文发表的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杨锐给张之洞之密信，确认“百日维新密札”收信人为张之洞；然“百日维新密札”又存于“李鸿藻文件”之中，孔祥吉认为写信人为李鸿藻之子李焜瀛（字符曾），称言：

　　　　“我所发现的这两通密札，被整理表糊者分类在“外官禀”一类，很令人怀疑。因百日维新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何以会有外官再作密禀。因此，我怀疑这两通密札均系鸿藻之子李符曾写给张之洞的。”

　　　　孔祥吉的证据是，在“李鸿藻文件”的“外官禀”之中，另有“笔迹纸张亦皆相同”的一信，末尾有关于捐照的内容，孔祥吉推论称：
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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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很象李符曾为之催张之洞早解捐费而发。张之洞系清流起家，与李鸿藻情谊至笃。鸿藻逝后，张之洞仍与李家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由李符曾所存函札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李符曾捐官的部照至今尚保存完好，其捐费很可能由鄂督张之洞支付。”

　　　　对于孔祥吉的这一考证，也有人表示怀疑。清华大学历史系诸先生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引用该信，另加一注：

　　　　“孔祥吉先生发现此函，并考证此函系李鸿藻之子李符曾所作。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此函为杨锐之作的可能性更大。”

　　　　虽称其“证据不足”，但也没有提供“可能性更大”的新证据。我自己也一直怀疑孔祥吉的推论，理由有四：其一，按照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李焜瀛虽比张之洞年少达37岁，但论地位等级，尚不太远。在当时的礼教等级社会中，李焜瀛措词如此低下地给张之洞写密信，似难以想像。其二，李鸿藻虽非大贪，但久任高官，门生也多有孝敬，家中多积资财。捐官之银，根本就不缺。以李焜瀛之身份，似不太可能主动写信“催张之洞早解捐款”。其三，“捐官”一事与李焜瀛经历也不太相符，他是恩荫出身，光绪二十三年因李鸿藻去世“赏给郎中”。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在“张之洞档案”中看到李焜瀛写给张之洞的信，表示愿去日本游学，其文气、字体则是完全不同。

　　　　当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看到“百日维新密札”的原件时，立即觉察到孔祥吉可能有误。

　　　　首先，孔先生称：

　　　　“笔者在检阅高阳李氏存札时，发现了两通极为重要的密札。这两通密札没有写信人与收信人之姓名，只在第二札的末尾书有付丙二字。两札均为白纸墨笔书写，字体比较工整，笔迹纸张亦皆相同，故可以断定，两札皆出自一人之手。”

　　　　然我看到此两信，与其他信件混杂在一起，粘贴在“风树亭”的页纸上，装订成册，蓝色封面上有红色签条，上书《李文正公文件外官禀》。从粘贴的次序来看，粘贴者并没有相应的文史知识，也不了解李家、张家的内情。我又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孔先生所言两信的纸张并不完全相同，“百日维新密札”的纸张要稍好一些；而两信的笔迹，以我的书法知识看来，亦为不同，属两人的字体。由此可见，孔先生的“两札皆出自一人”的推论，似不能成立。另从内容来看，末尾有“付丙”字样的一信，似写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其次，孔先生称：

　　　　“李先生所发现的密函，据称是购来的，何人所购？购于何时何地？这样的密函何以恰巧会被高阳李氏购去？”

　　　　由此可知，孔先生仅看过李宗侗《杨锐致张文襄密函跋：高阳李氏所藏清代文献跋之一》（《大陆杂志》，第22卷第4期，1961年2月28日出版）；没有注意到《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在后一文中，李宗侗对其收藏之来源也作了说明：

　　　　“昔在北平，颇喜购名人信札，所积至万余件，带至台者不过数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文襄遗物多经后门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诸肆甚近。忆曾购得两木箱，杂有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与亲笔电稿若干件，现回忆之，皆可谓为至宝矣。”
第42节，
　　　　由于1935年“故宫盗宝案”，时任故宫秘书长的李宗侗，避往上海租界，又于1948年受聘任台大历史系教授。我不知道他在此期间是否回过北平，但由此似可以推测，今收藏于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李鸿藻档案”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李宗侗当年存留在北平“所积至万余件”的收藏，辗转入藏该馆。因其来自李家，而被错误地命名为《李鸿藻存稿（外官禀）》。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前引李宗侗于1959年发表的光绪二十四年六月杨锐给张之洞密信中“近事数则，别纸录呈省览”一语，很值得注意，即杨锐在该信的正件（即“丹禀”）之后，另有附件；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就是此类“别纸录呈”的附件，且我还以为，很可能就是此信的附件。两件似本为一封，本存一处，李宗侗离京时仅带走正件而未带走附件，故附件存于今日“李鸿藻档案”之中。О米О花О书О库О ；www。7mihua。com

　　　　以上所言，还仅是一种推论，并不能加以证实，也得不出什么正式结论；但辨认作者的最可靠的方法，不是情景事由的考证，而是直接辨认其笔迹。李宗侗发表杨锐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来信时称：

　　　　“此札原至少系六页或更多，购时已佚其一，当是张文襄坐京杨锐对他的秘密报告。虽然未署名，但考证彼时文襄的坐京，共有四人，即刘恩溥（文襄之亲戚）、黄仲彛�绍箕（文襄之门生兼一侄女婿）、杨叔峤锐（文襄之门生）及文襄之侄张黄楼彬，四人的报告余皆藏有，以笔迹相对，则此数页确属杨锐者。”

　　　　李宗侗称其认识杨锐笔迹（仅影印其中一页）。李景铭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贴有杨锐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