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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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幕，为洋文案。后又兼任自强学堂讲习。从辜鸿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为写《劝学篇》，特召其入“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他是一个知情者。而协助张之洞完成此书的主要幕僚，似为梁鼎芬、钱恂、辜鸿铭等人。5米5花5书5库5 ；www。7mihua。com

　　　　张之洞《劝学篇》当然是其奉行已久的政治主张的宣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也是他倡导的文化观。然选择在这一时机写作并大力发行，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康有为学说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序言中指出：

　　　　“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此语正有所指。两年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1900年12月24日），张之洞写信给新任浙江按察使世杰，随信赠送其《劝学篇》。在由其幕僚起草的信件中，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内容上亲笔修改，特录于下，下加重点号者为张之洞亲笔：

　　　　“附上拙作《劝学篇》□部，此书成于戊戌之春。其时因末流波靡，邪说纷出，大有犯上作乱之忧，又以迂谬书生，食古不化，亦将有神州陆沈之祻。爰酌中持平，抒其管见，冀杜横风，而弃迂说。乃未及数月而康党逆为乱阶，驯致今年，而拳匪又开巨衅，各执一偏之谬论，遂致大局之几危，不幸言中，可为浩叹。”

　　　　张之洞称其作《劝学篇》主旨有二：其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其二是针对保守派的“迂说”，并认为义和团（“拳匪”）及利用义和团的保守官员属“迂说”。两派皆“各执一偏之谬论”。这是少见的张之洞对《劝学篇》主旨的说明。而到了张之洞的晚年，其《抱冰堂弟子记》中亦称：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有人以此书进呈，奉旨颁行天下。秋间果有巨变。”

　　　　此中的“佥壬”即指康有为，“邪说”即指“康学”。检视张之洞的《劝学篇》，其针对康有为的内容主要是两项：其一是批评从今文经、《公羊传》中引申出来的“康学”，即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等内容。其二是批评“民权”。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并没有直接道明，而是作《同心》、《教忠》、《正权》等诸篇以进行“正面阐述”。若将《劝学篇》中的非康言论一一摘录并加以评论，将会是篇幅很大的文章，此处似无必要去细论；但在当时许多“反康”人士的心中，张之洞此举属卫经翼教。
第16节，
　　　　《劝学篇》写完之后，张之洞也有着很大的宣传计划，首先是送往北京。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898年7月21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吏部主事张检、其子新任刑部主事张权：“折差寄《劝学篇》三百本，以百本交仲韬、百本交叔乔，百本自留，亲友愿看者送之。”“折差”，湖广总督派往北京递送奏折的差弁。“仲韬”，黄绍箕，字仲彛�，张之洞一般写作仲韬，“叔乔”，杨锐，字叔峤，张之洞经常写作叔乔，两人皆为张在京最为亲信之人。一次即送书3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恰恰于此前的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因浙江巡抚廖寿丰保举其为“使才”，由光绪帝召见，他在召见中向光绪帝推荐了该书。六月初五日，黄绍箕通过翰林院向军机处致送《劝学篇》2本并副本40本。六月初七日（7月25日），军机处正式呈递，光绪帝当日下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这是百日维新期间得到光绪帝认可的两部政治指导性著作之一（另一部是孙家鼐推荐的冯桂棻《校邠庐抗议》），《劝学篇》由此奉旨在全国各地刊印，成为晚清印量最大的著作之一。陈庆年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六月十三日日记称：

　　　　“惟本月初七日上谕：以《劝学篇》颁发各督抚刊行，谓其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南皮师此书纠正康党之论极多，诏书褒嘉，是可喜也。”

　　　　然而，《劝学篇》之“非康”，仅是该书的目的之一，其相当篇幅且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呼应当时的变法，其中许多政策或政治设计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大体相同。在一些人眼中，特别是保守人士，难以分清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差别。前引辜鸿铭称“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是指不了解内情、尤其是无法读懂孔子改制之类内容的外国人；而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也担心本国人尤其是当政者未识其意而不辨其异，主动站出来予以说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1898年10月1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称：

　　　　“梁节庵以字见邀，云有事要商。及去，朱强甫、陈叔伊均在，乃南皮师嘱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分我三人分任之。归后，检书为之。”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申报》以《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为题，刊出此文：

　　　　“伟哉！此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书也然仆服膺之意，尤有进也。当大逆无道之康有为邪学倡行之日，无所忌惮，而靦然人间，始则鸱张于其乡，渐且流毒于天下，从未有著书立说以斥之者。制军劳心国事，寝食未遑，独于康书康教康徒康党，灼知其奸，先防其弊，不惮再三指斥。读之者事前或不尽觉，事后无不晓然。试举数条，以知旨趣。”

　　　　该文共举出《劝学篇》中刺康言论共计14条。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外篇非弭兵第十四》一节，称言：

　　　　“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
第17节，
　　　　此处所言，直指一事，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荐康有为入“瑞士弭兵会”，光绪帝下发总理衙门“酌核办理”。《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对此评论称：“此诋康有为去年欲诳骗金钱，即衔妄议游历外洋，入弭兵会之笑柄也。”此后，湖南经学家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作为“批康”的专集，又收入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共五篇。

　　　　《正学报》甲午战败后，学会与报刊盛行，张之洞一开始对此是支持的，如前节所述，他对京师与上海的强学会以及《强学报》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学报》以及上海的《农学报》，张之洞皆下令用官款订阅，分送湖北省内的官衙、书院，以能在湖北输入新思想。然当时的《时务报》以梁启超为主笔，《湘学报》又深感康、梁的影响，张之洞对此也颇有不满，由此打算在武昌办一份能完整表达自己意志的报刊，并取名为《正学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1898年3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过官报局，晤朱强甫，报稿久呈南皮师，尚未发出。王干臣《实学报》改名《正学报》，亦归南皮师出报，尚无付印之日也。”

　　　　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日记，陈庆年又记：

　　　　“午刻始见，师（张之洞）意在以《正学报》辟诸报谬论，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实学报》改，其目的是“辟诸报谬论”，其主要矛头是对准康有为及其“康学”的。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又亲笔下令：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纺纱局王干臣、陈叔伊、朱强甫三君：《正学报》请梁节庵太史总理，早经议定奉达，一切馆内事宜，凡选刻各报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须节翁核定，方可印行。切要。洞。庚。”

　　　　由此可见，《正学报》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为班底，由梁鼎芬负总责。

　　　　王仁俊（1866～1913），字捍郑、干臣，江苏吴县人，俞樾弟子，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吏部主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他在上海创办《实学报》，旬刊，自任总理，章太炎为总撰述，另有撰述、翻译、理事多人，馆址设于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鸿文局隔壁。至十二月，该报共出了14册。王仁俊曾在《实学报》上曾发表《实学平议》，内含《民主驳议》（在该报第3、5、13、14册上发表）、《改制癖谬》（在该报第14册上发表）两文，批评“民权”论及“素王改制”论，矛头是针对康有为的。张之洞接手《实学报》，改为《正学报》，很可能出于此因。陈庆年称新的《正学报》“尚无付印之日”，似可说明张之洞此时对《正学报》的创办情况或拟刊内容不太满意。

　　　　陈衍（1856…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刘铭传幕。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以陈衍任主编。而他在《求是报》上的文字，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8年1月19日），梁鼎芬发电上海陈衍：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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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制造局福州陈叔伊印衍：别友愿见，南皮知君才名，亟思一谈。明正初五前请来鄂。盼复。鼎芬。”

　　　　为了加大这一邀请的份量，同一天，张之洞又发电上海郑孝胥，托其婉商：

　　　　“上海铁路公司郑苏盦：《求是报》载有陈君衍文字，才识杰出，文章俊伟，近今罕见。欲邀来鄂一谈，可否？望婉商，速示复。洞。感。”

　　　　由此，陈衍被张之洞邀至武昌。而从梁鼎芬、张之洞发电时间来看，张之洞自行办报的设想于光绪二十三年底便形成了。

　　　　朱克柔（1871…1902），字强甫，浙江嘉兴人。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办《萃报》，周刊，他任主笔，馆址在上海泥城桥新马路。《萃报》是一种文摘报，摘录当时各种报刊，在上海先后共出版了2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梁鼎芬代张之洞发电，邀朱克柔至武昌：“上海新马路《萃报》朱强甫：南皮约君来鄂，有要事相商。能来否？速复。芬。”该报此后移至武昌出版，改为半月刊，第21册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最后一册为第24册，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以梁鼎芬、王仁俊、陈衍、朱克柔此时及此后的个人经历来看，皆颇具才华；王、陈、朱又有在上海办报刊的个人经历，可以说，张之洞已经为《正学报》安排一个强大的阵容。而他们还请来了此时才华已露、后来名声大振的章太炎任主笔。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十七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甲午战败后，他关注于时政，也为康、梁参预的强学会捐款。光绪二十二年，他来到上海，任《时务报》的撰述。然因学术分歧，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97年4月14日）在上海被康有为弟子所殴，狼狈不堪，避走杭州。此后，章太炎在给其师谭献的私信中表达了对康党的不满：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耶？”

　　　　“梁”，梁启超。“麦”，麦孟华。“复笙”，复生，谭嗣同。“梁作霖”，梁启超弟子。“仲华”，孙荣枝。章因被殴，信中言词自然有一些意气，但可见康党在《时务报》馆中气焰之盛。谭献收到此信时，正在武昌。他与梁鼎芬、钱恂等交善，此事必告张之洞。很可能经钱恂介绍，张邀章太炎到武昌。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称：

　　　　“余持春秋左氏及周官义，与言今文者不相会。清湖广总督南皮张之洞亦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余至武昌，馆铁政局。之洞方草《劝学篇》。出以示余，见其上篇所说，多效忠清室语，因答曰：下篇为翔实矣”

　　　　章又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
第19节，
　　　　由于张之洞、章太炎的学术宗旨有相同相通之处，皆主古文经、左氏传；张邀章的目的，是请章写文驳康的“素王改制”。而章被康党所殴的经历，更使张之洞、梁鼎芬希望其能激发讨康的强烈意志。章太炎到武昌后，撰《〈正学报〉缘起》，并作《〈正学报〉例言》；《正学报缘起》称言：

　　　　“南海梁鼎芬、吴王仁俊、侯官陈衍、秀水朱克柔、余杭章炳麟有忧之，于是重趼奔走，不期同时相见于武昌冀就其疆域，求所以正心术、止流说者，使人人知古今之故，得以涵泳圣涯，化其颛蒙而成其恳恻”

　　　　由此可见，此期办报者为五人，且也没有明显的批康言论。

　　　　张之洞精心筹办的《正学报》，最后未能刊行，其原因未详。以我个人的揣度，其未刊的原因大体有二：其一、《正学报》的班底皆有较深的学术功力，以此似可办一所学园式书院（或近代学院），各自讲学研究，千妍万艳；而若要同心协力共办一份政论性的报刊，未必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那般真能力行果效。作为负总责的梁鼎芬，其对学术精神的追求，可能会过于雅致而细碎，这作为学者当属极其自然与正当；而主持定期出版的刊物，字字处处计较，将大大不利于各位撰述的自由写作。作为后台老板张之洞，对报刊文论时有苟求，往往揪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且手头事务极多，呈上稿件经常不能及时返回，这一作派明显不利于刊物的定期发刊。其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百日维新”开始之后，京师的政治局势变动极快，这本是各类报刊充分成长的最好时机，可随时发布评论或消息，且有众多读者而市场扩大；而《正学报》作为代表张之洞政治观念与立场的政论性刊物，企图对全国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正确的指导，很难在纷乱的政局中，找到并坚持那种恰如其分的政治立场与学术态度。从前引陈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中人物虽在武昌，但关注的是京师，任何景象与气温的变幻，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激起重重涟漪。政治家与政治评论家不同。政治家需要那种平静的态度和适度的言论，以能在政治风波中保持其稳固的地位，而不能像政治评论家那样，在政治动荡中指引人们的前进方向。而到了秋天，政变发生了，变法中止了，此类刊物也顿然失去存在的条件和原有的意义。┊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从甲午到戊戌，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办起了许多学会与刊物，大多是由志同道合的学人士子仓促为之，其绚丽的色彩来自于思想者的摸索与探究，不成熟，多变化，是突出的表征，也引出了众多青年读者的精神开放。这是那个时代的召唤。《正学报》的目的如同《劝学篇》，企图以一种唯一正确的思想，通过政治的力量，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学术，即便是刊行了，恐怕也很难像康有为、梁启超所做的那样，在青年人中获得大的反响。思想与政治不同，不存在惟一正确性，且只能以浸润的方法而不能施之指导的手段。这恐怕也是张之洞、梁鼎芬等人踌躇为难的地方，他们在“康学”的步步进逼之下，取节节防守之势。以梁鼎芬、吴兆泰、沈曾植、周树模、姚晋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仪、陈衍、陈庆年、纪鉅维、朱克柔等十二人“题名”的《正学报序例》，因该刊未发，成了一篇历史文献，述说着张之洞等人曾经有过的设想：

　　　　“蒙等被服儒术，薄游江汉，同气相求，不期而遇。寓公什七，邦产什三，相与揽江山之信美，感王室之多艰。外患日蹙，内忧未弭。人伦渐斁，人类将绝。辄为之掐膺擥涕，腐心切齿。思惟昌明正学，庶有以救之。痛迂谬者之误我国家，恶狂恣者之畔我圣道，爰取海外诸国之报章，我中土贤士大夫之述作，凡可资法戒者，搜译甄录而传布之，野言碎事概从芟弃。取辕固生告公孙弘之语，题曰《正学报》。吾闻古之为国者，必定国是。六书之义，是者，正也。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

　　　　可见《正学报》的主旨与《劝学篇》相同，其对敌者为“迂谬者”和“狂恣者”。在这篇《序例》中，还有一段话：

　　　　“废弃五经，主张民权，谓君臣父子为平等，谓人人有自主之权，谓孔子为教王，不用国家建元之号纪年，创为化贫富界之说以诲盗，创为化男女界之说以诲淫，创为化中外界之说以诲叛乱，创为弭兵之说以诲分裂，逞韩非、李斯焚书坑儒之凶，袭张角、孙恩、王则、徐鸿儒诸妖贼之实，而妄冀谟罕默忒、罗马教王之非分，三光不临，四海不受，吾将以此义正之。”

　　　　这明摆是针对康有为及其“康学”的。还需注意的是，在《序例》“题名”的十二人中，已经没有了章太炎。他因此时流露出种族革命的思想，而被梁鼎芬等人礼送。
第20节，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青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罢去奕訢“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1884），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劻（后封庆亲王）领衔总理衙门，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商议，实际上是以奕譞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譞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譞，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訢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龢，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龢（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龢权重，应是事实。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龢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訢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21节，
　　　　光绪二十年恭亲王奕訢重入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后，孙毓汶及其同党徐用仪先后退出；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军机处由奕訢、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六人组成，总理衙门由奕訢、奕劻、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兵部尚书荣禄、翁同龢、李鸿藻、吏部侍郎吴廷芬八人组成，此后，李鸿章也入值总理衙门。奕訢是这两个最高机构的首领。此后不久，情况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去世，八月，吴廷芬罢值，恭亲王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钱应溥也经常因病请假；军机处经常只剩下世铎、翁同龢、刚毅。世铎为好好先生，与世无争，刚毅虽常与翁对立，然终不是翁的对手。总理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让步。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以军机处缺人，经慈禧太后批准，召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然廖寿恒秉性肫诚，持躬端谨，无大作为。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亲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将无人可遏制翁的权势。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如此思考的出发点是自身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二米二花二书二库二 ；http：//www。7mihua。com

　　　　正是在此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徐桐的建议让慈禧太后足足考虑了三天，至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张之洞很可能入京辅政。而徐桐的这一奏折，是由张之洞的亲信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与其友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商议起草的。

　　　　杨锐、刘光第的密谋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枏“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黄尚毅的这一说法，背景并不准确，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时间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台而后来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是后来的事情。但黄的说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义。

　　　　由此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藉故占领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刘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内情，称言：

　　　　“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兄不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