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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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情本身来探讨，两人破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两人性格，康有为、张之洞皆是自我意志坚强的人，康不愿屈从权贵，而自认为是后台老板的张绝不会允许康如此自行其事；其二是“孔子改制”，即所谓“康学”，这本是学术之争，然到了此时，已成了政治斗争，张也不允许将《强学报》变为宣扬“康学”的阵地。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回到广州的康有为，致信其正在上海的弟子何树龄、徐勤，称言：

　　　　“寄来星信悉。览邓仲果书，乃知为学术不同，疑我借局以行其经学，故多方排沮（中国亡无日，生民无噍类，而彼尚如此，可哀可痛）。我向不知此意，则尚相敬也，不过意见不同，不能容耳纪年事，南皮原面许，今一切全翻，亦不足计。今不过主笔二人待面商后，去留乃定未迟。以忌我之故，并排及孔子，奇甚，孔教其衰矣！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吾不能力争，吾亦作孔子罪人。呜呼！岂料攻孔子不谈经学者，乃出于所谓清流者乎！孔子已矣。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死亡无日，此辈见地如此，大奇大奇仲彛�云，十二出沪。接信此时想已过。此君通达实心，惜二子不能与之谈，不能自白也。坚守数日，以此事累子，相见不远。”

　　　　由此可见当时分歧之所在。“既排孔子纪年，则报不宜发，以重增其怒。若遽不书纪年，自我改之亦不可，宜停后再举，乃可改也”一句，指《强学报》第三号若排孔子纪年则不发，以免增对方的怒气，若自行不排孔子纪年“亦不可”，只能将《强学报》停办，以后另办报可不用孔子纪年。“仲彛�云，十二出沪”一句，说明他离开上海时知道黄绍箕将于十二日到上海与之面商。“幸彼疑专为托局以行其经学，尚可解”一句，即张之洞一派只是认为康有为打算以上海强学会推行其学说，双方的矛盾“尚可解”，这似乎也透露出康此时还另有“不可解”的“经学”以外的目的。
第9节，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二、从陈庆年日记看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内情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不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1896年2月29日），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向回任的刘坤一送交关防、印信、王命旗牌等件后，于二十日返回武昌的湖广总督本任。从此之后，张与康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

　　　　虽说湖广总督本是地方官，两湖地面以外的事件，与张之洞并无关连；然他以儒臣之心而怀天下，忧天下，注视着天下的学术与思潮。随着梁启超因《时务报》名声鹊起，康有为在广东、广西讲学及《孔子改制考》等书籍的刊行，康、梁等人在政治思想及学术理念上影响力急剧增大，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非常警惕。而当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冬进京，在政治上一展身手时，张之洞及其派系对此由警惕转向担忧。

　　　　尽管从“张之洞档案”能够看到许多相关的记载，但大多是间接的材料；此时在张之洞幕中的陈庆年，有写日记的习惯，留下了许多直接且生动活泼的记录。

　　　　陈庆年（1862…1929），字善馀，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为优贡生，选授江浦县教谕。他是一个读书勤奋的人，有文名。光绪二十三年初，他被张之洞聘至两湖书院，授兵法史。他在张的幕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所知者并不多，故能将每次与张的交往，或与张的核心幕僚如梁鼎芬、王秉恩、钱恂的交往都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一派的警惕、担忧乃至于无奈。

　　　　以下大体以陈庆年日记的时间为序，摘其内容，并进行说明。

　　　　《湘学报》刊出“素王改制”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897年8月8日），陈庆年记：

　　　　“薄暮，南皮师招赴八旗会馆谈宴。散后，在小亭观月。同人围座。南皮师说：康长素辈主张素王改制，自谓尊孔，适足诬圣。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云云。反复详明。三更始散。”

　　　　张之洞之所以大发脾气，以至言及“三更始散”，是因为《湘学报》中刊出了“素王改制”内容。七月十二日，即陈记“谈宴”的次日，张发电当时的湖南学政江标：

　　　　“《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云云，嗣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为。其说过奇，甚骇人听湘报系阁下主持刊播，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窃恐或为世人指摘，不无过虑。方今时局多艰，横议渐作，似尤以发明为下不倍之义为亟如报馆主笔之人，有精思奥义，易致骇俗者，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报章，则此报更易风行矣。”

　　　　从电报的内容可见，张的言词已是十分激烈，大发脾气。与此同时，张又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照录给江标电报的全文，并称：“此节于世道学术甚有关系，伏望婉商建霞学使”。张之洞对湖南的报刊与学术思想，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也不时进行直接的干预。陈庆年所记张之洞对“素王改制”的指责，即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康有为初交时便出现的学术分歧，也是在后来《时务报》时期汪康年与梁启超的主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陈庆年又记录了张之洞涉及“平等”、“平权”的言论，这就涉及到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的政治学说的解读和康的政治企图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提到了“议郎”，但只是用中国传统经典去理解西方议会制度，以说明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他此时对西方的“民权”思想，尚未有充分地了解和准确的认识。在他的学生中，也有将“民权”与种族革命混为一谈的。我个人以为，康有为及其一派此时虽也用“民权”之类的名词，但其政治思想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仍有着很大的差别，康对于清朝的忠诚程度虽远不如张之洞等人，但似还无推翻清朝的思想。张之洞及其派系对康有为及“康学”的批判，始终围绕着“素王改制”和“平等、平权”这两点。在此后不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鼎芬与康有为在上海有一次相会，梁后来称：
第10节，
　　　　“论学术、治术益不合。康主民权，意在散君权，而托名西学，饰词变法，以愚大众。太史则言：法制已坏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补之；要在行之以渐，不可孟浪。且劝康曰：君才如此，宜恭谨逊顺，乃能有济。我但谨守六字，大清国、孔子教，如有欲叛者，吾必口诛笔伐之。”

　　　　其中的“大清国”针对“民权”，“孔子教”针对“素王改制”。此文作于戊戌政变后，可能不那么准确，但可注意到康的“主民权”是针对“散君权”而言。

　　　　陈庆年作文驳“康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1898年3月2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灯后，已翻阅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取《繁露》重加编次，别标题目，并下己意，以其旨趣，亦时有一孔之论，不足凭也。”

　　　　三月十五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四条，驳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也。彼以西汉今文诸经原无残缺，古文各学并刘歆伪造，欲废《毛诗》、《周礼》、《左传》诸书，主张《公羊》，以畅其改制之说。故作此以卫之。”

　　　　闰三月初三日又记：

　　　　“作《卫经答问》二条。”

　　　　陈庆年很可能是主动撰写批评“康学”的著述，这也似乎说明，此时在张之洞的幕中，以能作文批康为时尚。也恰在此时，张之洞奉旨进京（后将详述），陈庆年等人为张送行。闰三月十八日午刻，张之洞临行前面见陈庆年，当面“谓余《卫经》、《卫教》二书能作成最佳。”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幕僚，张之洞的称许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而这些著述很有可能与张之洞拟办的《正学报》“报稿”有关。（后将详述）

　　　　是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阅康有为《读书分月日程》，专以速化诱新学，谓六个月即可成通儒。后附每月读书表，分经、史、子、理学、西学为五格。首二月仅读《公羊》及《释例》、《繁例》、《谷梁》、《王制》，第三月即读其《伪经考》并及刘氏《左传考证》，《礼经通论》、《诗古断》诸书。原经尚未及寓目，遽以臧否之言先入其胸中，此尤可笑可恶者也。第四月读《五经异义》、《白虎通》。第五月读《礼记》。第六月读《大戴礼记》。此外，群经皆不列目，惟子书略备。《孟子》亦列入子书中，诚可恨也。”

　　　　《读书分月日程》，似为《读书分月课程》，由康有为嘱梁启超作，时在光绪二十二年之后，康有为作序。是月二十七日，又记：“晤朱强甫，与言康有为《伪经考》，谓《毛诗》有十五伪，其说多袭魏默深，无一出心得者，则其人之浅躁可知。欲定此大案，而自家不一思索，全赖抄取以了此事，尚得谓有心得哉？强甫亦鄙之。”“朱强甫”，朱克柔，此时亦在张之洞幕中，帮办《实学报》（后将详述）。由此又可见，张之洞幕中人物时常议论“康学”之非。

　　　　保国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1898年6月6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第11节，
　　　　“下晚，南皮师来书院少谈，言康有为、梁启超立保国会，每人收银二两，复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浙江人孙灏作驳文三十条，痛快淋漓云云。当访得一阅也。”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又记：

　　　　“诣节庵，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

　　　　保国会是康有为、梁启超、李盛铎等人在京师发起的组织。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粤东新馆举行第一次集会，康发表了演说；闰三月初一日在崧云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发表了演说。在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中，由康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其中第十二条规定“会中公选总理某人、值理某人、常议员某人、备议员某人、董事某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第十三条规定“常议员公议会中事”；第十四条规定“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第二十条规定“欲入会者，须会中人介之，告总理、值理，察其合者，予以入会凭票”；第二十三条规定“入会者人捐银二两，以备会中办事诸费”；第二十七条规定“来会之人，必求品行心术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会中应办之事，大众随时献替，留备采择。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其有碍，即由总理、值理、董事诸友公议辞退。如有不以为然者，到本会申明，捐银照例充公，去留均听其便。”若完全按照些这规定，保国会将是一个相当严密的政治组织。然京师士大夫对保国会多为观热闹，真正感兴趣者很少，保国会也仅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并没有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孙灏作《驳保国会议》，是根据《保国会章程》逐条进行批驳，其中第二十条称：“入会须凭介绍，与各邪教有引进无异，发给凭票，极似哥匪放票”；第二十一条称：“纹银二两，轻而易举，诱人犯法，籍以肥私”。细观孙灏通篇所论，以“聚众谋反”的旧词为主旨，并无新意。此时张之洞还没有看到康有为的《保国会章程》，所见者仅是孙灏的《驳议》，然其激烈的反康言论，却得到了张之洞及其派系的喝彩。张之洞称保国会“散给票布，仿哥老会办法”，不是根据保国会的实情，而是依据孙灏的说法；张又称“痛快淋漓”，显然出乎意气而不究事理。“节庵”，梁鼎芬。湖北并无保国会的活动，梁鼎芬却要排印散送孙灏的《驳保国会议》，其用意不在于非保国会，而明显是为了非康。梁鼎芬后来作《康有为事实》，送给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本发表，称言：“康有为在京开保国会，每人派出银二两，意在诓骗人财。所出章程奇谬者至多，即如各府州县皆设一局，每人皆要领该会字据一条，直学哥老会放飘无异，如此行径，尤为胆大可骇。”梁将保国会比作哥老会，完全根据章程，并非依据实情，而他是了解实情的。。xjqi。

　　　　叶德辉与《輶轩今语》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湖南学臣徐研甫作《輶轩今语》，以张康学。长沙叶焕彬（名德辉）作评语条驳之，现已印出。子威得一册持示，大意甚善，惜义据不详，间有游移，未甚精也。”

　　　　是年七月三十日，陈庆年又记：

　　　　“过朱强甫，其案头有叶德辉《明辨录》，皆斥康学各书札，笔锋颇廉悍，与《輶轩语评》合订一册。”

　　　　“子威”，湖南经学家胡元仪，此时在张之洞幕中，任两湖书院分教。“徐研甫”，徐仁铸（1863…1900），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光绪十五年进士，入选庶吉士，时以翰林院编修出为湖南学政，在政治思想上受康有为、梁启超影响极大。《輶轩今语》是徐仁铸仿张之洞的《輶轩语》，写给湖南学子“读书为学之法”的文章，其中的言论与“康学”相合。该文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初出版的《湘学报》第30册，并由梁启超列入《中西学门径书七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印。张之洞虽未对《輶轩今语》直接表态，但对《湘学报》和徐仁铸多有不满，曾发电徐仁铸，停止湖北各书院订阅《湘学报》。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分发吏部为主事，到部不久即以乞养请假回乡居住。他是大藏书家，精于版本目录，经史亦多有研究，在湖南甚有文名。叶德辉不喜“康学”，也反对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作所为。他为此撰写《〈輶轩今语〉评》以驳斥徐仁铸。叶德辉的《明辨录》，是其此期多篇书信与文章合刻，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内容皆是批驳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皮锡瑞的学术思想，其中大多数文章后刊行于《翼教丛编》。从陈庆年的日记可以看到，叶的著述在张幕中流传。尽管叶德辉的政治思想与张之洞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敌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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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898年6月18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朱强甫见过，知康有为等为侍讲学士徐致靖所保，著于二十八日照（召）见。下晚，王雪臣招饮，知是二十五日谕旨。或谓学士之子仁铸主张康学。康党如梁启超，谭嗣同并尊康，黄遵宪亦附之，故均见保。翁同龢喜康，徐以是深结于翁。二十七日忽有朱谕罪状，翁著开缺回籍。二十四日上谕，保举宗室近支，又改为由朕亲自查看，懿旨复令所用新进大员须于奉旨后至太后前谢恩。以是知二十三日有上谕变法，殆亦翁主康说而然也。康之命意在解散君权，以便其改制之邪说。如朝廷知是保之由来，恐不免于罢斥。数日之间，能鼓动翁老至此，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彼固不料甫逾一日，失其所倚也。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云：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

　　　　“王雪臣”，王秉恩，张之洞的核心幕僚，负责财政与洋务诸事务。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一直是张之洞及其幕中关注的重点。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徐致靖上奏保举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五人，当日奉旨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召见，其余皆召京。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被罢免。此二事为当时政坛的重大事件，然仅仅几天之后，四月三十日，张之洞幕中已经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以当时的通讯条件，必是京中有电报来。尽管他们称四月二十三日变法上谕为“翁主康说而然”，与今天可以看到材料相比较，不那么准确；但分析康有为、翁同龢、徐致靖、徐仁铸之间的关系，分析“保举宗室近支”出洋的谕旨变化，分析“新进大员”至太后前谢恩，皆属对京中政治动态的准确把握。从上引陈庆年日记还可以看出，张之洞及其幕僚对康有为在政治上开始发迹，极为担心；“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一语，恰是张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张在给梁鼎芬的私信中称“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更可看出其忧愤且无奈之情状。相同的记载，又见于《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称梁鼎芬“见徐致靖荐康等数人，太史与张制府书言：祸在眉睫！”此后不久，张之洞发电其侄时任吏部主事的张检，要求查清康有为召见的情况及任用的情况：“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系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

　　　　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书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过梁节庵，知康有为近奉旨修书，拟大张其学。余谓彼十余年间，锐其偏解，时出撰述，海内士夫不著一字以为匡救，故彼得猖狂至此。譬之西人日夜制造，到处行销，以（吞）我之财，而我无一厂以与之抵制。虽抚膺涌气，无益于事。故制彼无他术，在我辈造货而已，何畏彼我！”

　　　　康有为于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后，当面奉旨进呈其编写的各国改制书籍，同时他也获得了通过军机大臣廖寿恒代递其条陈的权力。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前，已进呈其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初次进呈本）和他人所著《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召见后又进呈其著《孔子改制考》（抄本，9卷）、《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波兰分灭记》、《日本书目志》以及《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日本地产一览表》。这些时呈书籍对光绪帝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波兰变政考》进呈后，光绪帝特别赏银2000两。这一情报也很快传到了张之洞处。陈庆年从梁鼎芬那里得知此事，“张大其学”一语，也显示了张之洞及其派系的担心。陈庆年对此建议“我辈造货”，即编写反对“康学”的著述，以能与之竞争。但陈庆年的方法只能是流传于士子及官场，并不能进呈光绪帝，而后者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
第13节，
　　　　许应骙奉旨回奏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1898年7月13日），陈庆年在日记中记：

　　　　“南海康有为嗾御史宋伯鲁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本月初二日有旨，令应骙明白回奏。（奏文略）本月初四日奉旨，既据陈明并无阻挠等情，著即无庸置议。”

　　　　礼部尚书许应骙（1832…1903），广东番禺人，他对康有为久为不满，对康在京的活动也有阻止。五月初二日，康有为指使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上奏弹劾许应骙，称其“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要求“以三四品京堂降调整，退出总理衙门”。光绪帝下旨命许“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应骙即于初四日回奏，一一否认了宋、杨的指控，且直接攻击康有为：≡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该御史谓臣仇视通达时务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为而言。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始行晋京，意图侥幸，终日联络台谏，夤缘要津，托词西学，以耸观听。即臣寓所，已干谒再三，臣鄙其为人，概予谢绝。嗣又在臣省会馆私行立会，聚众至二百余人，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比者饬令入对，即以大用自负，向乡人扬言，及奉旨充总理衙门章京，不无觖望。因臣在总署，有堂属之分，亟思中伤，捏造浮辞，讽言官弹劾，势所不免今康有为逞厥横议，广通声气，袭西报之陈说，轻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问，若非罢斥驱逐回籍，将久居总署，必刺探机密，漏言生事；长住京邸，必勾结朋党，快意排挤，摇惑人心，混淆国事，关系非浅。”

　　　　许应骙的回奏，指摘康有为的品德，要求光绪帝驱康。若按当时的官规，光绪帝也应当对康进行追究，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陈庆年日记中的“奏文略”是编者所加，即“略”去了许应骙奏折的内容。这说明张之洞幕中人士仅在二十天后就看到了许的回奏，也知道了光绪帝明显袒护康的处理方式。陈在日记中对此虽未作评论，但似乎为许未被康攻倒而暗暗感到庆幸。当时批责康有为的许应骙奏折和文悌奏折，在张之洞幕中广为流传，以至在戊戌政变之前，梁鼎芬等人就将之刊刻，广为散发。

　　　　从陈庆年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张之洞幕中人士经常非议康有为的人品与学术，任何反对康有为的做法都得到了赞许，也看不到保守派对变法运动的阻挠。由此似可说明，陈庆年以及他所属的张之洞阵营已将康有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敌人。还需要说明的是，陈庆年本人还是主张变法的。戊戌政变后，他与时在张之洞幕中帮办《正学报》陈衍相见谈论，八月十七日（10月2日）日记中称：

　　　　陈衍言“康以变法执朝政，思抑太后以便己，其罪至大。余言康宜诛，法宜变，惟不能如康之浸欲变本，且漫无次序。宜入告我皇太后、皇上，不可因噎废食也。惜无入言之者，为之太息。”

　　　　陈庆年所盼求的，是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从日记来看，陈庆年的思想在当时算不上深刻，也没有具体的变法方案或政治设计，但始终与张之洞保持政治思想与学术理念上的一致。
第14节，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三、《劝学篇》与《正学报》

　　　　对于康有为学说的传播与影响扩大，张之洞也有主动的行动。这就是他主持撰写的《劝学篇》和准备开办的报刊《正学报》。陈庆年日记继续提供了许多内情。

　　　　《劝学篇》毫无疑问，《劝学篇》是张之洞幕中多人参预的著作，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该书反映的是张之洞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该书写于光绪二十四年春。查陈庆年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17日）记：

　　　　“南皮师近著《劝学篇》二卷。其上卷九篇：曰同心，曰教忠，曰明纲，曰知类，曰宗经，曰正权，曰循序，曰守约，曰去毒。下卷十五篇：曰益智，曰游学，曰设学，曰学制，曰广讲，曰阅报，曰变法，曰变科举，曰农工商学，曰兵学，曰矿学，曰铁路，曰会通，曰非弭兵，曰非攻教。在念劬处见其目如此。原稿尚未写定，故未借来。”

　　　　“念劬”，奏调湖北分省补用知府钱恂，张之洞的亲信幕僚。由此可见，该书篇目已全，“原稿尚未写定”，说明写作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闰三月初九日（4月27日），陈庆年又记：

　　　　“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其所著《劝学篇》即发写样石印，闻多派写官。拟于十日内印成。余从节庵处取来一阅，二更始毕。其说犁然当于人心。为之大快。”

　　　　“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等语，即张之洞奉旨入京一事（后将详述），然该书至此已经写毕，正准备刊刻印行，以随同张之洞带往北京。

　　　　然陈庆年毕竟处于张幕的外围，对该书的写作背景及内幕知之不多。而此时进入张之洞幕僚核心层的辜鸿铭，在其后来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谈及《劝学篇》的写作目的：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已然脱离了他的革新方案马太阿诺德所言的那种追求优雅与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憎恨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凶暴、激烈和粗陋。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劝学篇》）。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
第15节，
　　　　辜鸿铭的这本书发表于宣统二年（1910），由于用英文写作，为吸引外国读者而较多艺术笔法，似有形象的夸张。而他在同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亦有相同的说法：

　　　　“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以字行，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光绪八年（1882）回中国，十一年入张之洞幕，为洋文案。后又兼任自强学堂讲习。从辜鸿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为写《劝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