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另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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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戊戌变法的另面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作者简介￥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裕�》（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等。

　　　　书摘正文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导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有着数百上千件史料，涉及到戊戌变法。为了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使研究者能更广泛地利用这批史料，我采用了“阅读笔记”的写作方式，以能较多地发表史料，并加以详细的注释。

　　　　然而，这一写作方式造成了两个后果：一、各章叙事的时间顺序会有重复，这与一般著作大体以时间为序的写作方式有所不同——其好处是方便阅读，其缺点是有相当部分的内容需要互相参阅。我也将需要参阅的内容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二、本书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关于总体情况及相关背景的内容，难以融入于各章之中，需得另行说明。由此，在本书的叙述正式展开之前，为了读者阅读理解之方便，我作此长篇的导论。
第2节，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一、张之洞、康有为的初识与上海强学会、《强学报》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道光三十年（1850，虚岁14岁）中生员，入南皮县学；咸丰二年（1852，虚岁16岁）中顺天府试举人第一名（解元）；同治二年（1863，虚岁27岁）中进士，殿试一甲三名（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科举路上，凯歌猛进。同治六年，出任湖北学政，十二年，又任四川学政；光绪五年（1879）二月起，他先后任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至光绪七年六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数月一迁，飞黄腾达。该年十一月，升任山西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光绪十年，他调任两广总督，十五年，改任湖广总督。

　　　　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他有着极高的天分，使之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材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他深受传统经典的浸润，成为光绪初年风头十足的清流干将。他尊崇当时的大儒、曾任同治帝师傅的清流领袖李鸿藻（亦是同乡，直隶高阳人），而李鸿藻出任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高官，又使之身为疆臣而又“朝中有人”。曾国藩、李鸿章虽同为词臣出身，然以军功卓著而封疆；张之洞的奏章锋芒毕露，博得大名，竟然以文章发达而封疆，实为异数。此中最为关键者，是他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睐，从殿试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员的出任，以及在其人生数次关键时刻，都可以感受到那种或显或隐的“慈恩”。

　　　　梁鼎芬的“周旋”张之洞的个人经历，使得他特别关注文坛士林，尤其是有思想、敢作为的官员士夫，幕中亦养着一大群“能人”，其中一位是广东名士梁鼎芬。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字星海，号节庵。小张之洞22岁。光绪二年（1876，虚岁18岁）中举人，六年（虚岁22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九年散馆，授编修，亦是一位科场青年得意者。光绪十一年（1885），即中法战争时，他因弹劾李鸿章而得罪慈禧太后，降五级调任，于是弃官回籍。此时他年仅虚岁27岁，张之洞恰在两广总督任上，邀入幕；并聘梁为肇庆端溪书院山长，从“张之洞档案”中可见，张为这位青年才子安排一切，甚为殷勤。广雅书院开馆后，又请梁主持。张调任湖广总督后，再请梁主讲两湖书院。从两人交谊来看，梁尽管在年龄上是晚辈，却是对张影响力极大的幕僚。而梁鼎芬的一个同乡与朋友，即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曾用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小张之洞21岁，大梁鼎芬1岁。他数次科举不第，先后以捐监生、荫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光绪十九年（1893，虚岁36岁）中举人，二十一年（1895，虚岁38岁）中进士。虽说在当时科举途中，康有为还算是成功者，年龄也不算太大，但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又相当自负的人，多次应试未中，引发其改科举的心思，对未取其的考官，也极其不满。康在科举仕途上不如张之洞、梁鼎芬那般顺风顺水，但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并开堂讲学（后来称“万木草堂”），收在帐下的门徒此时已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后来名声大振的梁启超。

　　　　康有为与梁鼎芬，本是同乡，且多有交谊。康有为称其受翰林院编修张鼎华的赏识，而张鼎华恰是梁鼎芬之舅，对梁的学术有所指导。刘圣宜作《梁庆桂传略》，称言：

　　　　梁庆桂与梁鼎芬、康有为“时相往来，为兰契交。据康氏近亲所述，康有为读书勤奋，常自南海县西樵乡到广州西关下九甫梁庆桂家借书阅读，有时在梁家住下读书。而且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也常由梁家供应。梁家晚辈犹记幼时呼梁鼎芬、康有为为大叔公、二叔公。”
第3节，
　　　　最能说明康有为、梁鼎芬两人关系的材料，系黄遵宪所言；他后来在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黄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梁鼎芬的介绍，“闻梁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南阳卧龙”，即在野时期的诸葛亮，梁对康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不仅说明他对康才识的欣赏，更说明两人的密切关系。

　　　　尽管康有为称他与张之洞的交往始于光绪十二年，即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期，但现在还找不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张之洞、康有为初次相识，应该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秋天，地点在南京。此时张之洞、康有为的情况都有一些变化。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清军在朝鲜、黄海的陆、海战皆败。清廷先是于九月初十日（1894年10月8日）下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很可能会让其入值军机处；后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调湘系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一带督师，改命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负责东南一带的海防。光绪二十年秋十月，张之洞抵南京接任。此后战争的局势继续恶化，清军在辽东、山东继续战败。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本是清流出身，对李鸿章有恶感，对此次议和、尤其是《马关条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多次电奏，要求废约。当和约被清廷批准后，张亦多次寻找李鸿章的劣迹，并上奏清廷要求进行改革。而甲午战败后，原在政坛上充当主帅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地位急剧下降，其庞大的派系也渐渐散去。他后以大学士入京闲赋，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权势亦大减。继起的政坛领袖是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守南京与武昌，率领着两个最大的政治派系。而张之洞又是清朝高官中最具新思想的，门生故吏半天下，幕中亦多有新派之士，也为众多有志于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士子官员所瞩目。∑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参加会试，虽未登第，也与京中的高官如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人拉上了关系，与京中的官员士子建立起人脉。光绪二十一年春，康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正值马关议和，他与梁启超等人，多次发动公车（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是他于是年四月发动的“联省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虽未上达天听，却于闰五月间在上海刊行了《公车上书记》，传闻一时。是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康有为主张战后改革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由都察院代奏，甚得光绪帝重视，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将该上书同胡燏棻等人的折、片共计9件下发各省，并下旨：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

　　　　也就在此时，康会试中式，为第五名，殿试为二甲第四十六名，朝考为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奉旨分发工部，为学习主事。六月，康与梁启超在京创办《万国公报》。七月起，康又参预发起强学会，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张之洞捐银5000两。在此期间，康有为也结识了张之洞之子张权。以上诸事，特别是光绪帝下发康的改革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使之如同初升的政治明星，灿烂眩目。

　　　　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在南京相会，其中梁鼎芬“力为周旋”。

　　　　南京相会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底离开北京，由天津、山海关、上海，于九月二十日（1895年11月6日）至南京，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说服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光绪二十四年底（戊戌政变之后），康避居日本，写作《我史》，对此回忆称：
第4节，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夜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值庚子事变，避居海外的康有为致函张之洞，谈起此事，称言：

　　　　“昔者游秣陵，过承絷维，为平原十日之欢，效孟公投辖之雅，隔日张宴，申旦高谈，共开强学，窃附同心。”

　　　　“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十日之欢”、“申旦高谈”，表明两人有着很长且很热烈的谈话。而张于此时花大量时间与康交谈，实则另有隐情。两人在马关议和期间皆主张废约再战，在换约之后皆主张变法自强，在此性情志向大体相投之下，双方的相谈也很成功，张当时对康的评价很高。由此，张决定开办上海、广东两处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张之洞派其幕僚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交由康有为办理；而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武昌，在其未到上海前，上海一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黄绍箕（1854…1908），字仲彛�，浙江瑞安人，张之洞的门生、侄女婿，时任翰林院侍讲，恰在张之洞幕中。他当时不可能亲往上海。梁鼎芬是张的重要幕僚，此时亦准备临时回湖北。黄、梁皆是远程操控，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xjqi。

　　　　康有为在南京时，与张之洞也发生了思想上的冲突。对此，康在《我史》中称：

　　　　“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所其学，香涛奚取焉！”

　　　　此中所言，便是本书《自序》中所引陈寅恪提及的“今文公羊”、“孔子改制”的学说，而“使星海来言”一事，“穗石闲人”后来亦言及于此，并谈办强学会之事：

　　　　“康得进士，北归来访，留住十数日，（梁鼎芬）劝康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乃有用。康赠诗有：海内名山泰华高，南梁北盛并人豪云云。盛谓宗室伯希祭酒也。于是商开强学会于上海，时黄仲彛�侍讲绍箕同客白下，并闻斯举，意在正人心，开风气，用意甚正”

　　　　此处梁有劝言，但康是否有驳语，未见记载。以常理分析，康此时得张之助，办上海强学会，似未必会以言词顶张；不然的话，张当时即有可能与康分裂，更不会有后来上海停报之事。而两人学术取向的不同，埋下此后决裂的种子。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95年11月26日），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

　　　　“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

　　　　“洪右丞”，洪良品，时任给事中。“沈子培”，沈曾植，时任总理衙门章京。“杨叔峤”，杨锐，张之洞的亲信，时任内阁中书。该电文是抄件，无抬头，即未注明收电方。此电说明康有为南京之行的结果，也表明张之洞当时的态度。同日下午九点，正在南通的张謇收到梁鼎芬电报：

　　　　“张状元：现与中彛�、长素诸君子在沪开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南皮主之，刊布公启，必欲得大名共办此事，以雪国耻，望速复。鼎芬。蒸。”
第5节，
　　　　此电由张謇录于日记中，内容与上一电大体相同，很可能是上一电的另一个版本。

　　　　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康有为到达上海后，立即着手上海强学会的各项工作。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自然是银钱。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95年12月2日），康有为发电南京张之洞：

　　　　“会章刻，待名。张园租，待款。并电上海道。为。铣。”

　　　　“会章”似指上海强学会章程，“待名”似指由张之洞领衔；“张园”是当时上海最为著名的公共场所，康在此旁边租房，作为上海强学会的办公处所。上海道，即苏松太道，驻上海，兼江海关事务（即办理海关与对外事务），此时为蔡钧。康有为要求张之洞发电上海道，以能得到支持。十月十八日，上海《申报》第4版刊出以“南皮张之洞孝达”署名、由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张之洞发电经元善，支付上海强学会的款项：↗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致上海经守元善：助强学会，捐款五百金，又筹拨公款一千金，已交百川通汇。即交该守收存应用。并转告康主事。两江。养。”

　　　　十月二十六日，经元善回电张之洞：“奉养电谕，敬悉。百川通款昨交到，遵谕收存。并告康主事，凭伊手支用。”由此可见，张之洞拨银共计1500两，其中500两是他个人的捐款。这笔钱是上海强学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占捐款总额的六成强，且有着倡导和风向的意义。十月二十九日（12月15日），梁鼎芬又发电康有为：

　　　　“上海泰安栈康长素：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日内往鄂。一切函电可由中彛�商壶公。节。”

　　　　“壶公”，张之洞。梁鼎芬此电当是对康有为来信或来电的回复，梁表示其不日将临时前往湖北，上海强学会的事务，让康有为与黄绍箕联络，由黄负责上报张之洞。其中“群才荟萃，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一句，很可能是张之洞本人的态度，即对康电中“会章刻，待名”的回复。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由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在上海刊行。该号共8张16版。首载《本局告白》；次录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之“上谕”（廷寄），并刊文对该廷寄进行评说；再载“论说”：《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最后列《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署名张之洞，实为康有为撰）、《上海强学会章程》（以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康有为、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枏、龙泽厚等十六人“同人共启”）、《上海强学会后序》（署名康有为）。其中《上海强学会章程》，决定要办“最要者四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皆本会开办视款多寡陆续推行”。《强学报》第一册的首页，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纪年。从今天我们对康有为、张之洞政治思想的理解来看，《强学报》第一号所刊内容，与张之洞所遵从的政治学说是有所差别的。

　　　　在《强学会》第一号刊出之前，康有为与梁鼎芬（包括在其背后的张之洞）已经有了猜隙。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895年12月27日），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致函梁鼎芬称：
第6节，
　　　　“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长素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然更事尚少，比日时相过从。昨示大函，为之骇诧，延致诸君，遵宪居海外日久，多不悉其本末。惟此会之设，若志在译报刻书，则招罗名流十数人，逐渐扩充，足以集事；乃欲设大书藏、开博物馆，不能不集款，即不能不兼收并蓄。遵宪以为，当局者当慎简，入会者当博取，固不能如康公之所自出，亦不能如梁子之不因入热。遵宪居间其中，为岭南二妙作一调人，君意何如？”

　　　　未久，黄再致函梁：

　　　　“强学会事，顷语心莲甚详。公有何言语告心莲告我？康郎之堂堂乎，张乃殊觉酸楚可怜也。”

　　　　从黄遵宪的信中内容来分析，他认为梁鼎芬与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在于康有意“博取”会众，有意“集款”；梁对康有为“延致诸君”不满，黄遵宪表示“不悉其本末”一语，亦有可能指康有为门徒徐勤、何树龄，由康从广东召来上海办理《强学报》。虽说黄在信中表示在“岭南二妙作一调人”，但从该信文字的基本态度来看，黄似已站在康一边。。19zs。

　　　　《强学报》第一号刊出后，双方的矛盾立即激化了。从张之洞一派后来的指责来看，主要是两项，一是刊发廷寄，二是使用孔子纪年。

　　　　《强学报》第一号刊发的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虽是倡导改革，也有“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之语，但康在该上谕后，又加说明：

　　　　“此和议成后，发廷臣奏折：一、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为，三、军机章京工部员外郎陈炽，四、协办大学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读张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读学士准良，八、侯爵信恪，交督抚议之。”

　　　　表明他的上书（即“上清帝第三书”）也是光绪帝交议的折片之一，这多少有点自重之意。又按当时制度，此上谕不属可以公开的“明发”（即“内阁奉上谕”，张之于宫门钞）；而属“廷寄”，即“军机大臣字寄某某”，属保密的，不可以公开刊布。虽说当时的廷寄经常外传，也无密可保，但在制度上仍可以抓抓小辫子。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这是“康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现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图。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最重要的学术分歧乃在于此。然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属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就在《强学报》第一号刊发之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发电给张之洞：

　　　　“闻还镇旧楚，为之短气。欲来相视，适病未能。母寿当归，朔前必行。局事粗定，捐者渐至。章条、报纸寄呈，稍乏书局书，乞公留意提倡。明岁见公于汉上。为。”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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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镇旧楚”，指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刘坤一回两江总督原任之事，康对此不满，称为“短气”。“欲来相视”，指从上海赴南京，康又自称生病。“局事”指上海强学会，当时亦称强学局、强学总局；“捐者”为强学会捐款者，除张之洞外，当时另有邹凌瀚、陆元鼎、黄遵宪、朱祖荣、孙锵等人；“章条”指《上海强学会章程》；“报纸”即《强学报》第一号。康表示因“母寿”即将回广东，并称明年再到武昌去见张之洞。在这份电报中，康显示了那种傲视权贵的派头，他本来是汪康年未到达之前的代理，此时执意先将事情一做到底，随即便告辞再会。他也知道与张之间矛盾已深，没有再提广东强学会之事。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年1月17日），《强学报》的第二号出版，该号仅4张7版，载文《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必先修法度说》、《论中国之败坏于老氏、杨氏之学》，并刊出《强学报正误》，改正第一号中的错字。而《强学报》的第三号，当时已刊印，因奉到电令，而未派发。今不存世。

　　　　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决裂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1896年1月18日），张之洞发电武昌汪康年，“请速来宁，商强学会事。切盼。”此时张似仍准备以汪代康。然几天之后，情况大变。十二月初八日（1896年1月22日），黄绍箕从南京赶赴上海，准备与康有为相谈；然康已于初五日离开上海回粤，为其母亲祝寿。黄绍箕不得已于十二月初九日致信康有为：

　　　　“报纸二叶已诵讫。首列孔子卒后年月日，此为学西法，仍未毕肖，则责以违国制，已无可辞。于事实无丝毫之益，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著书，不必入报。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廷寄之件，止可云得之传闻。今直书某日军机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闻人述时政，自诩为秘密消息，辄深恶之，况此竟列入会报，将来果有秘密消息，亦谁复肯以告我，以重其逼近漏泄之咎乎？至于报中全不翻译西报，并不译列中事，而但发空言，与局刊章程显然不符。执事术学，素所钦仰，岂敢妄议高深，惟既在同会之列，即有共主之权。家君系老病乞退之身，素性耿介，不能随人俯仰，又岂肯违心曲从，重累斯会，兼以累执事乎？已告局中停报勿出，并议暂废此会，日内当即有公函奉达”

　　　　“报纸二叶”，当指《强学报》第一、二号。“家君”，黄绍箕之父黄体芳，曾在“同人公启”中列名。黄绍箕的指责，共有三点，一是孔子纪年，二是发表廷寄，三是《强学报》上的文章为“发空言”。他指出“推尊孔子诸论，执事可著书，不必入报”，即康有为个人的学术见解，可以自行刻书，不应刊行于以多人名义发行的公众报刊。这也是张之洞的一贯主张。而“前议章程略及之，复电亦既允从之矣”一句，似又说明此事先前有讨论，康有为也在复电中表示“允从”。黄绍箕虽然用了“家君”的名义，但所表达的，却是张之洞的意思。“停报勿出”、“暂废此会”、“公函奉达”等语，表示张已决定停报废会。《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对此亦称：

　　　　“讵料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绝不商量，太史与黄公屡书争之，且诋之。最可骇者，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则轻慢。太史与黄公深恶之。即日停报。自是与康不合。”
第8节，
　　　　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申报》第2版刊出消息《强学停报》：

　　　　“昨晚七点钟，南京来电致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刊，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

　　　　“同人公启”，似指《强学会章程》所列名的16人，但实际上的决定者是张之洞。“各人星散”，也说明了康有为离开之后强学会与《强学报》的情形。

　　　　也正在此时，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参劾京师强学会，光绪帝当日下令封禁。十二月十四日，经元善闻封禁该会的消息，立即发电张之洞：

　　　　“《新闻报》登京电，强学会奉旨封禁。宪台拨银一千五百两，康主事已支用过八百两，尚存七百两，应否止付？速候宪示。元善禀。”

　　　　由此可见，康有为办《强学报》等事，已支用张之洞所捐银800两，占其支出总数约一半。对此，张之洞回电，对该款项表示“不便与闻”，以摆脱干系。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经元善也停止了付款。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初五日，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有着两个多月的交往。在此期间，南京的十多天大约是他们的蜜月期，康到上海后，平静的日子还维持了一段，梁鼎芬、黄绍箕奉张之洞之命还在劝康；大约从十一月起，裂缝越来越大，以致最后破裂。从此两人再无合作。

　　　　从事情本身来探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