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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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疽潜鹩杏眯牡靥嵋椋璐手械摹叭裰饕澹岬乘凇保奈叭裰饕澹崦袼凇保鹎袄垂壅蟮墓竦橙耸坷驼浯菲鹄纯挂椋澈笏酱蟠虺鍪郑耸录次爸猩教檬录薄Ｗ源艘院螅ㄍ宓惩�###，便不再有唱“国歌”的仪式。这种明显地把政见之争赋予“###”色彩的举动，既是有违台湾民意的，也是作为政治人物所应忌讳的。
“停止选举事件”。12月16日，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赴美访问敲定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并且中美两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为此，刚任“总统”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已使台湾进入非正常时期，一切群众性游行、###一律禁止。停止选举，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就是如果此次选举如期进行，国民党的失败将超过历届选举，趁机先停止选举再说。
“‘国是声明’事件”。对于停止“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一事，党外表示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各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中美关系解冻和恢复已有６年余，现今卡特总统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对台湾的生存并无立即而直接的影响，要求从速恢复本年度应该进行的选举。12月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宾饭店举行的“国是座谈会”在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后，又在“助选团”总部###，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50余人，共同签署“国是声明”，再次重复了12项共同政见。由上可见，“助选团”与政党只是名称上和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却是为“戒严令”所不允许的。所以说“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
“余登发被捕事件”。余登发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51年，在台湾第一次地方选举中当选为高雄县县长。经过长期经营，余家已成为高雄县黑、白两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领。在余家中，还出了一位女强人、党外重量级人士余陈月英（余登发儿媳）。迎接1978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助选团”成立时，余登发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党外人士为抗议当局取消选举，决定采取一系列行动。其中之一是决定在1979年1月29日，从台北出发作环岛性的“拜年活动”，沿途散发“国是声明”。2月1日，再到高雄余家举行“党外大会餐”，预计到时有近千名党外人士参加。岂料在1月21日，余登发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处8年徒刑，同时被捕的儿子余瑞言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1月30日，黄信介宣布：“关心余登发父子被捕委员会”已更名“台湾人权委员会”，黄自己为主任委员，施明德为总干事。
党外刊物查禁事件。党外势力在准备原定的3项选举中，除成立“助选团”这一松散政团以外，在宣传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利用《夏潮》、《这一代》等刊物，利用竞选传单和大字报、小册子，大搞文宣攻势。陈鼓应还在台湾大学门前的竞选总部旁竖起一道“民主墙”，专贴党外人士所写的宣传政治主张的大字报。另一位国民党籍人士则在民主墙旁边竖起一道“爱国墙”，进行大字报论战。所以1978年的选举期，被称之为“台北之春”。选举停止后，党外人士又开始投入创办、宣传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春风》等党外著名杂志先后创刊。蒋经国和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许多人都已看到了杂志在党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此在1979年1月27日，《夏潮》杂志被勒令停刊。1979年3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已停止一年的杂志登记。14日又核定“出版法施行细则修正案”，规定凡出版品记载违反基本“国策”、破坏团结、动摇人心或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处理外，还要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潮流》、《富堡之声》采取行动，予以查封。后者的社长洪志良，则以“涉嫌潜赴大陆会晤共干”罪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并被判刑５年。此时，风声越来越紧，台湾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觉到，随着余登发的被捕和杂志被查禁事件的不断发生，国民党的政治大整肃即将开始。
《美丽岛》风暴（1）
《美丽岛》杂志创办于1979年8月16日，发行人是黄信介，社长是许信良，副社长是黄天福、吕秀莲，总编辑是张俊宏，总经理是施明德，由姚嘉文、林义雄、黄天福、吕秀莲、王拓主持日常工作。康宁祥、黄信介、许信良、张俊宏等61人为社务委员。主要编撰人员有张俊宏、姚嘉文、施明德、许信良等70多人。台湾知名的党外人士几乎均名列其中，杂志社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美丽岛》一成立，党外人士马上利用这一块阵地，进行了三大活动。
一是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发展关系。是年9月3日，康宁祥、许信良、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等党外重要人物，通过台湾地方势力的###吴三连，出面邀请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新生代的代表人物关中和“立法委员”梁肃戎“餐叙”，作陪的还有费希平、沈君山、杨国枢、胡佛等人。双方探讨新形势下的民主问题。关中在另一场合还说，国民党“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敌人，对于岛内的非国民党人士，政府愿意加强联系，对于少数偏激不满的人，政府也将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化解。”在此前后，党外人士还两次与国民党中央组工会副主任朱坚章举办政治座谈会。
二是聚集党外活跃分子。《美丽岛》的创办，把党外势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批党外人士成为刊物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可以说当时在台湾政坛和政论界稍有名气的党外行动分子，都已集中到社内，这在党外办刊史上是第一次。杂志社还通过设在台湾各地的20多个办事处，及时互通信息，统一安排党外活动，处理党外日常事务，这在党外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难怪当时人们已称其为“没有党名的党”。
三是批判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行为。再看杂志的内容，观点鲜明，立场坚定，集党外多年来所有政治观点和主张之大成，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如9月8日出版的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称：“国民党政府应以最大的诚意与罪己悔过的心情，与1800万同胞共同担当起适应变局的责任，以挽救人民对其道德怀疑的信任危机，……可是，国民党政府却更加倚赖特务为统治工具。”当然，《美丽岛》最后酿成重大政治事件，并非是因为该刊对当局的批评，而是其在行动上与当局的对抗。
《美丽岛》成立时间不长，可它的动作已成为全台湾注视的焦点，惊动了蒋经国。《美丽岛》很快就成为蒋经国打击的头号目标，台湾全岛也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志在必胜与一方志在抗争到底的对立气氛之中。
1979年11月底，《美丽岛》杂志社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30年纪念日”举行“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及游行”。深受国民党牢狱之苦、富有好斗性的施明德和以往一样，再次被选为总指挥。另一党外大老黄信介则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根据5人以上###需要警察局批准的规定，大会筹备组的陈菊和周平德，向管辖杂志社高雄服务处的高雄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请时间在12月10日下午6时至11时之间、地点为大统百货公司对面的扶轮公园、参加人数为3万人的###游行。既有人权敏感问题，又是参加人数空前，警察局予以驳回。
在大会举行的前一天，党外和当局已经有过几次小的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只等最后一搏。12月10日下午7时左右，在施明德的指挥下，与会者高举火把，高喊“还我言论自由！”、“废除戒严令！”、“反对特务统治！”、“打倒暴力集团！”、“人民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人人经济平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很快与警察、宪兵发生冲突，直到次日凌晨2点半，杂志社门前的军警和民众全部散去，高雄市才恢复了平静。
在这次事件中，《美丽岛》杂志方面有40多人受伤，当局方面有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有宪兵47人，警察16人。自第三天凌晨起，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在全岛范围搜捕与“美丽岛事件”有关的党外人士。
自12月13日开始行动，到次年2月1日，“警备总司令部”发言人宣布，共逮捕152人，其中55人交保释放，40人交保候传，在押61人。“涉嫌叛乱”的有53人，他们是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吕秀莲、陈菊、王拓、林义雄、周平德、纪万生、张富忠、苏秋镇、杨青矗、陈忠信、邱奕彬、邱垂贞、施明德等。涉嫌藏匿人犯的8人是许晴富、张温鹰、吴文、林文珍等。以此罪名被捕的还有1980年4月24日被捕的“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在平息高雄###后，《美丽岛》杂志被无限期查封，分支机构勒令关闭。12月15日，警方宣布将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驱逐出境”。次日，《美丽岛》宣传组长邱垂贞、《夏潮》的骨干苏庆黎向当局自首。19日，台“行政院新闻局”宣布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和王拓主办的《春风》无限期停刊。
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镇压“高雄###者”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都是主张坚决镇压的，要说有分歧只是在具体方式和考虑后果方面，双方的差距就在镇压之外，政治革新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保守派借镇压###分子之机，趁机提出暂缓容易引起###的“革新”；开明派则主张###要镇压，政治革新不能停。
《美丽岛》风暴（2）
蒋经国在对党外的处理上，采取了开明派的主张，除对制造街头###的肇事者本人严惩外，对一般参与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做法，给人以不想中断“民主化”进程的形象。正如一些专门研究蒋经国的专著中指出的那样，在“高雄事件”善后问题上，他在四个方面做了转向工作：降低处理事件的调门，表示当局绝不会借“高雄事件”进行所谓“大整肃”；逐渐缩小打击面，为已经开始膨胀起来的打击党外势力的高压政策减压；三是设法平息高雄地区民愤，将已入狱一年的党外大老余登发“交保就医”；强调继续进行民主革新，表示高雄暴力事件“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制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制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蒋经国的四个方面的转向工作，显出他要比专制开明得多，比西方的民主要复杂得多，比保守派要明智得多，比开明派要慎重得多，比党外要狡猾得多。他的四条，既可以应付保守派，又可以让开明派满意，还可以让党外人士放心，即使在爱管东方人闲事的西方人那里也就没话可说了。
蒋经国的任何主张和国民党内的任何决策都将落实在具体的审判中。1980年2月20日，“警备总司令部的军事检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乱案的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等8人，已经侦查结束，并已起诉。
8名被告聘请的律师有15人，他们是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政雄、江鹏坚、谢长廷、苏贞昌、郑胜助、张俊雄、张火源、###、吕传胜、高瑞铮、郑冠礼，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郭吉仁、李胜雄，毕业于政治大学法律系的尤清、郑庆隆，他们都是“充满正义感的一时俊彦”。3月18日上午9时零3分，为全岛和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军法大审终于开场。几乎审判长和律师每场必争，每争必吵，每吵必僵。
公开审讯一共进行了9天。4月18日军事法庭举行公开宣判，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施明德成为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判处黄信介14年徒刑，褫夺公权10年；判处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有期徒刑12年，褫夺公权10年。被告不服，提出“原判决主文与理由严重矛盾；原判决认定事实，无中生有；原判决引用供词，断章取义；数十项证据声请，无一调查；被告自白均出不当方式、违法取供；所谓夺权计划，人证两缺，不足采信；原判决以被告演讲办杂志，推断叛乱”等“十大理由”要求取消原判，由军事法庭移交司法部门复审。上诉“国防部高等复判庭”被驳回，维持原判。
5月21日至26日，台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周平德、杨青矗、王拓等33名嫌犯，周平德、杨青矗、王拓被判处6年徒刑，还有26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后略有调整。“高雄事件”的审判至此基本结束。
与军法大审同期，台湾又发生两起与之有关、震惊台湾的事件，也对台湾政治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林义雄灭门血案”。1980年2月28日，被列为“高雄事件”要犯的林义雄家里，发生惨案，59岁的老母、孪生女林亮均和林亭均被杀，8岁的大女儿林奂均被砍成重伤，林义雄的夫人方素敏正巧到监狱联系事务而逃过劫难。血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同意林义雄出狱料理丧事，不久又收监服刑。警方当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及时破案，也有计划，也有行动，也有文宣，可就是没有破案。“林家血案”使得因“高雄事件”后弥漫全岛的恐怖气氛达到顶点。这一残忍的、血淋淋的惨案，使得一些党外被捕人士的家属，开始与当局合作，接受当局的安排，听任当局的摆布，甚至失去斗志。同样，“林家血案”，一方面加重了台湾政治恐怖的气氛；另一方面，则升高了人们对被军法审判的“高雄事件”当事人的同情。
“高俊明案”。逃亡25天的施明德被捕后，帮助他逃亡的许晴富等9人很快被捉拿归案。4月24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俊明也被逮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已存在100多年，有960多个分会和16万名教徒，是当地历史最悠久、教徒也最多的基督教组织。高俊明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物，早在70年代初兴起的当代台湾的第一次民主化高潮中，在他主持下，“长老会”就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第一次在岛内公开提出了“###”的主张，一再叫嚣“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此次，高俊明既是藏匿施明德的主犯，又是公开宣扬“###”的分裂分子，台湾当局顶住宗教界和西方的压力，判处高俊明7年徒刑。同案犯许晴富被判刑7年，林文珍被判刑5年，余下的7人各被判刑2年。
“高雄事件”在当代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与之同时的“林义雄灭门血案”、“高俊明案”又对“高雄事件”的审判和定刑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对岛内的政治也产生了一些作用。“高雄事件”的发生，只是朝野双方长期斗争的继续，更是范围更广阔、性质更严重、程度更激烈的下一轮斗争的序幕。“高雄事件”在台湾政治发展史和社会变化过程中，具有某种“界碑的作用”，正是在这个事件的冲击下，台湾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发展阶段。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势力，都开始调整各自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结束过去的论争方式的同时，开始新一轮的竞争。
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党外势力能否发展以及它们采取什么斗争方式，取决于岛内政局的变化。台湾政局的任何变化，又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
首先，“法统危机”更加严重。国民党讲“法统”就是讲今天的台北当局是当年南京政府的“合法继承者”，它不谈国民党政权早在1949年10月就失去了对大陆的管辖权，国民党政权的“法统”已随着它在大陆的大失败而中断。逃台后，“法统”的象征就是“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等三大“中央民意机构”，这种“法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民意机构中保留变相终身制的各种“民意代表”违反了西方民主政治法则和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此外，即使不让他们下台，到1990年，“资深代表”将丧失议事能力。因此，要么是重修“统治门面”，要么是甘心让“法统”消亡。对蒋经国来说，两者都有难度。“法统危机”也成为国民党统治诸多危机中的主要危机。
其二，“戒严”难以存在。台湾地区的“戒严”起自1949年5月20日，规定期间禁止###、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罢业，扰乱治安者处死刑。至此已经30余年，台湾成为世界上历时最悠久的“戒严区”，国民党的这一“戒严令”也成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戒严令。70年代以来，解除“戒严”和维护“戒严”是台湾各种###的焦点，“解除戒严”成为党外人士的基本口号。党外人士当选后，因有在议会讲话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更是利用“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讲台，在质询、问政时，把对“戒严”的批判作为抨击“执政党”的基本内容。
台湾“国民大会”会场在对待“戒严”问题上，可以说蒋经国是国民党集团上层最保守的人，当局的种种强化统治权的措施，无一不是出自蒋经国的决定。到蒋经国接班后，开始逐步开放，但是对于放弃“戒严”，一直处于摇摆不定之中，任何政治改革的措施都到“戒严线”上停止。
面对“法统危机和戒严存废”的制约，要么是进行全面的政治革新，要么是利用“高雄事件”继续实施高压统治。国民党方面从1980年起的6年间是全面紧缩。在6年的紧缩风潮下，台湾出现一系列的政治紧缩事件。
1979年2月，蒋经国决定成立由“总政战部主任”王升负责的“刘少康办公室”这一“党政军联合反统战组织”。“刘办”的成立，为当时深受蒋经国信任、反对向党外势力让步的王升扩充权力和到处插手提供了机会。王升和“刘办”、保守派刮起一阵阵的紧缩风，制造出一起起的政治案：1981年7月回台探亲的美籍华人教授陈文成在被“警备总司令部”约谈后死亡；1982年4月30日，“警总”出面围剿国民党###陶百川；1982年11月5日，以军特系统为背景、有王升授意的极右刊物《龙旗》发表社论，攻击《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报霸，脚踏国民党、党外、###、中共及自由派的‘五脚怪兽’”。
1983年3月，王升赴美访问。在美期间，他竟然与美方交换了“对接班人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越权。4月26日，《中央日报》、《联合报》大楼被炸，王升的“军警系统”却没有及时预防和破案，党内和社会上认为这是负责社会治安和政战的王升失职。在王升访美之际，蒋经国信任的党内###黄少谷和高级将领马纪壮向蒋直言面谏，要求迅速切除王升这一毒瘤。5月1日，蒋经国下令撤销“刘少康办公室”。5月9日，蒋经国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职务，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气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干也大都被调离各关键岗位。
王升垮台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出现重大变化。1984年2月14日，蒋经国主持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权力峰层重新洗牌，改选中常委和决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选，决定改组“行政院”。从国民党历史看，此次全会和“行政院”改组占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势力，改组军警系统。其次，“二中全会”闭幕9天，一直被认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长”的孙运璇突患脑溢血退出政坛。其三，当时国民党开明派的代表、曾因为“中坜事件”辞职的原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委李焕，出人意料地出任“###长”，意味着蒋经国已有在最后岁月中推动改革的打算。其四，会议同意蒋经国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王升调离“总政治作战部”、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行政院”改组，人们以为岛内政局应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事实却不然。“警备总司令部”和“新闻检查部门”并没有放松对党外运动和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的压制。从“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到1985年中期，党外周清玉主办的《关怀》；许荣淑主办的《生根》、《深耕》；苏秋镇主办的《代议士》；黄天福主办的《钟鼓楼》、《蓬莱岛》；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以及《前进世界》、《自由时代》、《民主时代》、《台湾广场》、《新潮流》、《先锋时代》、《政治家》等党外刊物，每月总有几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当期，有的刊物仅办几期即被勒令停刊，这与陈文成的惨死联系起来，人们看到了当局的政治高压，军特系统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黑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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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启动“宪政改革”（2）
这一时期对党外###和国民党内开明派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阴影，那就是蒋经国的“传子”意图。当时，岛内外有关蒋经国要把蒋孝武定为接班人的说法甚嚣尘上。这一“传子说”，对保守派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强心剂。他们清楚，如果蒋经国真要传子，则惟有依仗军特系统的支持才能成功；蒋孝武如果上台，只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才能坐稳宝座，保守派对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这一岛内政治高压气氛下，发生了一件震惊岛内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刘宜良）先生在美国旧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车库，被从角落中射出来的三颗子弹夺去了生命。美国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杀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联帮”帮主陈启礼和“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时查明，3人是按照台湾当局“特工”部门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此事，下令迅速查处。4月19日，“国防部高等审判庭”审判结束，以“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共同杀人”罪判处“情报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5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陈启礼等凶手无期徒刑。
“江南案”结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对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对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个最大的疑点，即蒋孝武有没有涉案？要不要负责？这一真相一直没有人谈及，但是当年年底，蒋经国就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6年3月，蒋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蒋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坛，从中可以看出蒋经国对他的不满，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党外势力的政治反对运动是在面临空前的政治高压下进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阴影笼罩着全岛，党外采用“擦边”、“撞线”等“政治边缘”战术，以小犯规累积政治资本，以时间换取成功，不断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不断迫使国民党坚守“戒严”的地盘越来越小。
“高雄事件”后，党外制造一系列事端挑战国民党。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选举中组织的“受难者家属参选事件”；1985年4月1日正在狱内服无期徒刑的施明德、林弘宣、白雅灿、黄华等人的“绝食事件”；5月3日，《薪火》发行人耿荣水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分别向法院控告警方违法查抄刊物，并要求追究警方刑事责任；5月16日，14名“党外”省议员集体辞职；1986年5月10日，党外各派代表在台北来来大饭店，与国民党代表、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及黄光平面对面交锋，并达成三点共识，这是国民党第一次与党外谈判，所以在岛内当时就有人称这一沟通是“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盛会”；5月19日，党外为抗议“戒严”，在台北龙山寺与军警当局对峙一整天；6月10日，借被控有“诽谤罪”的###和林正杰入狱一事，党外发起欢送“###、林正杰入狱运动”。党外人士发动的上述一系列活动，对台湾当局形成一个又一个不小的冲击波，促使蒋经国要么是放松限制，要么是进行镇压，没有其他良策，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尽快作出选择。
1985年春，台湾爆发“十信案”。经查明，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发放的150亿贷款中属无法追回的不良贷款竟高达70亿元，亏损达80亿元，无论是对当局还是对民众都造成很大的损失。案件主犯是该合作社理事长蔡辰洲，他在国民党上层有着广泛的关系网。案件的发生本身有着深刻的经济犯罪和黑金交易性质。
“十信案”可以说严重挫伤了自进入70年代以来岛内本已不高的民心士气，动摇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安定。经济弊案丑闻和党外持续不断的冲击，蒋经国终于感到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要对政局不稳负责，认识到如果不对极右势力下狠药严加约束，并加速“民主化”进程，将使自己推动多年的全面革新和自己的形象毁于一旦。
蒋经国再次启动政治改革，除了党内的腐败和黑暗已到不改则党将不党的程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首先，大陆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取得的成绩，使中国大陆的国际威望大增，而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专制的代名词，这不利于与中共打政治仗和说服民心，因此有必要进行政治革新，抢过“民主”大旗。其二，美国对东方专制政权的支持态度有所改变，专制政权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和南朝鲜全斗焕政府一一倒台，台湾如果再不改变，党外就是美国所要找的国民党政权的替代品。其三是党外势力已经成势，“外”有美国的公开支持，“内”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战”有国民党的种种失误作为目标，“量”有30％左右的选民稳定支持，事实上已到了无法用武力压服的程度。即使用武力的话，又能维持国民党统治多少年？蒋经国不得不选择了“民主化”和政治革新这条路。
蒋经国在台执政，颇受肯定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通过接见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社长时的谈话，第一次表达了自己对接班人的看法。他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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