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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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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显示，８５４名县市议员中有８８名有黑底，“立法委员”中有５人有黑底，“国大代表”中有７人有黑底。１２月２１日，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发表论文指出，从各种调查分析，台湾省各县市黑道帮派中，有６６７％的成员或亲属担任民意代表。
这些调查哪一个更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民意机构已严重黑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台湾“黑道治国”也不是耸人听闻，恰恰正揭示了台湾黑金政治已达到人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乡镇市是台湾权力结构的基础。在乡镇市民代表会中，黑道势力最为庞大。只是这个层级民意机构，黑道势力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不大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已。这个基层民意机构，正是黑道进入更高层民意机构的桥梁与基础。由于乡镇市民意代表选举，所需经费与票数相对较少，这就为黑道依靠财力、通过买票进入这个权力结构提供了方便。于是台湾的黑道漂白，常常是先从此开始，一步步向上发展。
从岛内基层民意代表发生的案件可以判断，基层民意机构黑化的程度。据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１９９４年基层村里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据保守估计，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有１５０人，而各县市情况有所不同。台中县各乡镇市民及村里长的选举中，有２０多位黑道人士参选并当选，当选率达百分之百；彰化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有5０人当选；嘉义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黑道兄弟多以高票当选；高雄县乡镇市与村里长选举，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当选者有４０多位。台湾不少乡镇市民代表会，实际成为黑道势力的地盘，“黑道治乡”的美名由此而来。
有黑道背景的基层民意代表在基层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之后，就开始向县市议会发展，因此县市级议会中的黑色民意代表不断增加，从上述的报道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县市议员拥有的权力远不是乡镇市民代表所能相比的，不仅当选后实际经济利益丰厚，而且在议会开会期间享有刑事免责权。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县市议会的黑色民意代表最为普遍。在１９９３年选出的第十三届县市议员中，有黑道背景者特别多，被认为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仅见的“政治黑道世代”。“法务部长”廖正豪承认，本届全省各县市的议员里３５％有黑道背景。前“立法委员”朱高正指出，“２１个县市的议长与副议长，有８０％是黑道，而且都是国民党党员。”就是说尽管仍有多数议员不是黑道，但这届县市议会几乎完全掌握在黑道议长或副议长手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后因杀人案被判死刑）、屏东县议会议长萧登标（曾因多起罪案被通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仁（因多起罪案被起诉）及高雄县议长吴鹤松（因黑道恩怨被暗杀）等。就是１９９８年选举的第十四届县市议会中，因“冻省”不少有黑道背景的省议员纷纷通过选举县市议员，进入县市议会，县市议会黑道势力进一步增大，仅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就有好几位出身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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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入主“民主殿堂”（2）
在１９８９年“立法院”全面###及１９９８年“冻省”之前，省议会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意机构，省议员均是来自各县市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虽然有许多省议员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势力关系密切，不少人就是依靠黑道的支持当选的。
台湾不仅地方民意机构日益黑化，而且“中央级”民意机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这种最权威与最神圣的地方也成为黑道角逐的目标。“立法院”黑道老大虽不如地方民意机构那样多，但也有数位黑道老大，并且因其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大，颇受社会各界关注。据媒体报道，全面###后的各届“立法院”，一般均有十位左右的黑道“立法委员”，其中更有几位黑道“立法委员”连选连任，充分显示了其强大的财力与势力。尽管有不少“立法委员”本身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关系十分密切。这可以从黑道老大的红白喜事中看得出来。在黑道老大家人举行的红白喜事或黑道老大隆重的葬礼上，经常会发现有许多“立法委员”公开参加，而私下送红包与送礼的“立法委员”就更多。台湾《联合报》未点名地指出，第四届“立法院”内有五位黑道背景的“立法委员”。
“国民代表大会”这个具有立宪与修宪大权的“国会”也有黑道的影子。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台湾《联合报》公布的统计显示，“国民代表大会”中，黑道出身的“国大代表”有７位，分别来自台北县、台中县、彰化县、云林县与高雄市。其中，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国大代表”就更多了。
人们会问黑道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势力，在激烈的选举中，击败政党候选人甚至知名政治人物而当选？关键在于，台湾的黑道势力不再是早期的包赌包娼或打打杀杀，而是通过漂白的合法身份出现，特别是通过经营企业获取丰厚的利润（当然常走法律边缘甚至从事非法经营），再以雄厚的财力投入选举。在台湾看似民主的选举，实际上主要靠钱买票，只要在自己的选区内买到一定数量的选票就可当选，这就为黑道势力投入选举，进行政治漂白提供了条件，让许多黑道人物进入议会，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黑道介入政治，不断引来社会各界的批评与谴责。但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等国民党官员竟然理直气壮地为黑道辩护。李登辉竟称，“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出来。”似乎在李登辉看来，黑道的存在是合理的。李登辉昔日的一位亲信、国民党高官也曾公开说：“当政者应容忍某种程度的金权黑权存在”，“金权黑权是巨大的社会力，对政权的取得与维持有帮助”。他还进一步表示，“站在民主政治立场，黑社会分子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宪法所赋予之一切基本人权，包括选举与被选举权，及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之权利。既是如此，黑社会分子只要没有被法律制裁剥夺公权，而同时又拥有足够的民众基础，则其被提名或被选为各级民意代表，乃是民主政治之当然现象。”还有一些国民党高层人物讲：“黑道也是选民，为什么不能有民意代表？”“黑道都是爱国的，没有黑道就没有中华民国。”正因为如此，黑道才如此横行，才堂而皇之地进入政坛。无怪乎台湾黑道如此明目张胆，原来有“总统”大人护驾与支持，谁还能制服黑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台湾受人尊敬的台湾“司法部长”马英九因扫黑过度而被李登辉革了职，前“法务部长”廖正豪黯然离开政坛。这更让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信心，国民党已是不会改变也无力改变黑金政治现状的，似乎只有抛弃令民众失望的国民党政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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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参政的恶果（1）
由于黑道漂白参政，许多号称“民意代表”的政治人物却是罪案累累的黑道人物或罪犯，造成国民党执政品质下降，政风败坏。
据台湾刑事警察局统计，１９９４年各县市新当选议员中，有帮派、管训记录及刑事前科者共３００多人，超过总数的1/3。在台湾２１个县市议会中，这次当选的大部分议会正、副议长有种种不同的犯罪记录与前科，有些甚至是犯有杀人罪的前罪犯。但他们却在漂白后，成为议会领袖，而且人数之多，比率之高，为全球所少见。台湾《时报周刊》记者于１９９５年初，对台湾省21个县市新当选的４２名正、副议长进行了一番调查，结果有19县市的27个议长或副议长有犯罪记录。这仅此是被公开起诉的部分，还有许多尚未揭发或被起诉的案件，若认真追究起来，台湾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可能没有一个是清清白白的。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台湾“司法院”公布涉案民意代表名单，“国大代表”有“四海帮”老大陈永和葬礼，场面宏大，令人瞠目１５位，“立法委员”有３４位，乡镇市民代表有４７位，院辖市与省辖市及县议会部分则有１０９位。其中“国大代表”蔡永常、“立法委员”廖学广与周伯伦、县市议员萧登旺、蔡松雄与颜清标等在列。这些均是在一审与二审中涉案民意代表，而不包括已结案的部分。其涉案罪名包括贪污、欺诈、伪造文书、妨碍公务等。
台湾乡镇市基层，黑道与政治势力结合情况更为严重，形成地方一股恶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因此有人称台湾为“黑道治乡”。彰化县曾被称为“黑道故乡”。长期以来，该县地方民意代表与黑道勾结，横行乡里。在１９９６年９月开始的扫黑行动中，该县民意代表涉案人数居各县市之冠。其中，彰化县鹿港镇民代会副主席许志育，因涉嫌经营赌场、暴力讨债及为争夺砂石利益开枪挟持对方等罪嫌被捕。彰化县芳苑乡代会副主席谢腾三以暴力包揽工程、枪击乡长、恐吓勒索以及洗钱案被列入扫黑对象被捕。类似的案件在台湾十分普遍。
除了基层民意代表外，事实上也有不少地方行政官员有多项犯罪前科。嘉义县朴子市市长吴国桢就是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市长。
吴国桢，嘉义县人，高职毕业。１９９０年投入政坛，同年３月起任朴子市民代会主席，１９９４年３月起任朴子市长，成为嘉义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乡镇市长。然而，他却曾是黑道帮派林水树帮的成员，有赌博前科。1９９５年９月，嘉义县警察局以检肃流氓罪将其移送法院审理，并裁定：吴国桢于１９９０年曾犯赌博罪，１９９４年犯恐吓罪，均曾被判罚金在案。吴国桢还连续率众以暴力胁迫手段或通过幕后操纵方式，借故滋事，开枪逞威，恐吓伤害，侮辱公务员，欺压善良，教唆伤人，暴力介入选举。据报道，吴国桢被提报流氓的罪名计有１５项，资料卷宗高达半尺。
由此可见，台湾基层黑色民意代表、实权人物与黑道势力结合一起，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黑道介入政坛，逐渐成为许多政治人物的梦魇。１９９６年更是政坛人士的不详之年。政治人物接二连三地遭到黑社会分子的威胁、刀砍、枪杀。新年刚刚开始两小时，屏东县议员林明顺就遭枪击，揭开了１９９６年台湾政坛黑道恩怨枪杀案的序幕。1月，先后发生国民党籍前“立法委员”萧瑞征（“十信案”的风云人物之一）在自家大楼前遭人开枪打死、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涌源在竞选连任时被人开枪打成重伤、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张金涂遭枪击成重伤等事件。短短一个多月，有多位政治人物受到黑道分子的枪杀与伤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当局却束手无策，黑道对政治人物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
２月底，民进党中常会发表谴责黑道介入政治的声明时，民进党秘书长兼发言人邱义仁点名批评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是黑道势力，是民进党推动“二月改革”失败的阻力。不久，邱义仁在马路上遭４名不明身份者的袭击，殴打成伤，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次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指出：“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曾利用黑道背景协助国民党阻挠民进党的二月政改，这次邱义仁被打事件与他批评罗福助有关。民进党将发起反黑大游行，反对的目标将是罗福助及无党籍立的法委员办公室。”
两个月后，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彭绍瑾又在家门口被人砍成重伤。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起事件显然是因彭积极介入反黑金政治而遭报复。人们普遍猜测，彭就是在诸多抗争中卷入了地方派系纷争，危及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受到有人指使的黑道兄弟报复。
邱义仁与彭绍瑾被黑道殴打、砍伤事件尚未平息，一个月之后又发生震惊全岛的“立法委员”廖学广绑架案。８月１０日夜，廖学广在台北县汐止镇中正路的住处被人绑架，戴上手铐，塞进一个铁制狗笼，写上“替天行道”，抛到郊外，次日被人发现后解救。民众“反黑金”是国民党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旨在警告性的绑架案再度震动台湾最高当局，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这一绑架案尚未了结，岛内又爆发一场更为震惊的杀人灭门血案，即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大血案。１１月２１日，两名歹徒持枪闯入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制造了一起包括县长刘邦友在内的９死一伤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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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参政的恶果（2）
血案发生后，引起社会的极大震惊。台湾当局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并悬赏３００万元，鼓励民众提供线索，但此案至今未破。然而此案的发生，引起人们太多的思考，这是黑金政治与利益冲突的必然。刘邦友是桃园县后起的地方龙头老大，结交甚广，三教九流，无所不交，包括黑道兄弟在内。２７岁时，刘邦友从父亲手中接过桃园县水利会代表与会长开始步入政坛，以后他便在政坛一帆风顺，连任两届县议员与省议员，后又当选桃园县长。在寻求连任县长选举中，就有人揭发他伪造学历、炒地皮及图利他人等不轨行为，导致选情告急。于是，他动员黑白两道的兄弟为他选举助威，不少黑道大哥与地方角头（地方型帮派）老大出面，为其助选。从刘邦友的权力核心可以看出黑白一体的结合特征，刘邦友、邓文昌与庄顺兴三人被称为桃园政坛铁三角。刘邦友与邓文昌是两代世交，刘与邓文昌的父亲邓天来是结拜兄弟，与邓的岳父林章铨情同手足，而邓天来正是台湾黑社会纵贯线上知名的黑道兄弟，在黑白两道颇有势力，也是地方选举的重要依靠力量。邓天来去世后，邓文昌接收了他父亲的全部地方资源，并在刘邦友的支持下，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县议员。庄顺兴则是邓文昌岳父的义子，与刘邦友、邓文昌关系颇深。以刘邦友为核心的这股地方势力成为国民党选票的重要保障。据传，刘邦友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结合传统的水利会、农会、议会、司法界与警界等建立了雄厚的政商黑白关系，影响力巨大，在桃园县呼风唤雨，无所不能。黑白勾结的背后，自然是利益的获取与利益的冲突。据报道，刘邦友主政７年，承包的工程一个接一个，每件都在数亿元之上，总额高达数百亿元之巨，而他牵涉的官司更达３００余件。利益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刘邦友的被杀，据传就是一笔土地利益分配摆不平所引起。
就在刘邦友官邸血案发生不到10天，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又在高雄市出租车上被残酷杀害，再次引起社会的震撼。尽管案件照样未破，尽管未必是黑道所杀，但台湾的黑道猖獗是不争的事实，黑色恐怖成为台湾政治人物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黑道参政与黑色恐怖，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执政形象，人民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任与信心，认为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不可能改变黑道参政与黑金政治局面，企盼有新的政党来改变现状，还人民一个清白的政治与一个没有黑色恐怖的安详社会。
“超级大财团”（1）
在全世界很难找到像台湾这样一个奇特的资本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私营企业是经济的主体，政府控制着一定的国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或公有企业是经济的主体，私营企业只是一种补充。而在台湾，除了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及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还有执政党庞大的党产与党营企业。台湾长期在“党国一家”即“党即国家、党即政府”的体制下，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依靠特权建立起一大批“党有企业”，于是党营资本成为台湾社会一个特别资本体，国民党也因此从一个政党变为一个大财团。
国民党党营事业实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党中央投资与控股的企业，一部分是国民党所拥有的土地与房地产。
国民党党营事业财产有多少，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负责党营事业的前“投管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刘泰英在１９９４年初曾对外界表示，国民党的党产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国民党有９４家党营事业，若再加上７家１００％的控股公司，这１０１家的企业资产为４４２亿元，负债２２４亿元，净值为２１８亿元。二是到１９９３年２月底，党营事业所投资的企业总资产约为９６３９亿元，负债７１６７亿元，净值为２４７２亿元。第三种算法是，依国民党在９４家党营事业里的持股比例计算，账面净值为４０５亿元。国民党于１９９４年３月申请登记为社团法人时，所正式申报的党产净值为３８５亿元。但外界对这种算法不以为然，多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些统计并没有包括土地与其他不动产等资产。若加上国民党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各种党产，其资产更加庞大。例如，国民党拥有的各乡镇市的党部办公室不动产，估计不少于１０００亿元。前“立法院院长”梁肃戎就表示国民党有###千亿元的党产。到了１９９６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拥有８９４亿上市、上柜股票与基金，另有４７８亿元的未上市股票，仅此计算资产已超过１３００亿元。
依据国民党“投管会”公布的财务报表，1998年底七大控股公司资产总额为１４７０亿元，负债总额为７８７亿元，净值为６８３亿元。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的《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揭露，到１９９８年底，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总共主控６６家企业，投资企业超过３００家，其中有资料的４３家主控公司总资产超过６００0亿元，净值超过２０００亿元，称得上台湾的一个大财团，也是全球“首富政党”。然而，国民党可掌控的资产６０００亿元，并不包括国民党的海外资产、基金会组织与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名下的土地。国民党在海外有大量党产，由党营事业悦升昌投资公司负责海外置产与管理。海外资产遍及美国、日本、南非、澳大利亚、利比利亚与香港等世界各地，而实际有多少海外资产，外界很难得知。登记在国民党名下的土地共有１０５８笔，房屋６２５笔，这些不动产的价值更是一笔巨额财富。另外，国民党党营事业还设有多个基金会，如世界基金会、爱心园基金会、台湾科技文教基金会、民生建设基金会与关怀长青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成为国民党的“小金库”。
国民党党营事业每年约有至少上百亿元的赢利收入。据国民党党营事业内部资料，１９９３年成立“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以来，到１９９９年，党营事业不论是资产净值还是获利情况均大幅增加，７年累计获利达６７５亿元，可以说为国民党赚进不少财富。
“中华开发银行”是台湾政商勾结的象征国民党党营事业主要由近乎持股１００％的七大控股公司与其转投资的“党资”企业构成，财力十分雄厚。七大控股公司分别为中央投资公司、光华投资公司、启圣实业投资公司、悦升昌投资公司、景德投资公司、建华投资公司与华夏投资公司。这七大控股公司投资的企业非常多，到失去执政权前的１９９９年底有２００多家，资产总额超过１万亿元。在分工上，中央投资公司投资重点在金融、电子、石化、综合、海外事业；光华投资公司以能源与科技事业为主；建华投资公司以专业事业投资为主；华夏投资公司主管文化媒体事业；启圣实业投资公司以建筑与营建业为主；景德投资公司主要承做保险业务；悦升昌投资公司主要负责相关海外投资事业。党营事业还控制了台湾重要的文化媒体产业，主要包括中广、中视、中影、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中正书局、“中央文物供应社”、博新多媒体（已出卖）等事业。其中中广与中视两家企业是华夏投资公司的两大金母鸡，营利丰厚。这些文化事业还拥有庞大的土地资产，被认为是国民党最大的获利来源之一。
党营事业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石化、水泥、电子、电机、钢铁、建筑、天然气、制药、橡胶、纺织、纸业、环保、金融、证券、票券、租赁、贸易、投资、文化、传播等众多行业，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一位在野党“立法委员”这样形容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大概除了葬仪社的生意之外，其他事业都被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所涵盖，又或许国民党搞不好也有经营葬仪社，只是不知道而已。国民党七大控股公司、200家投资企业，其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关系网，与政权相结合，其影响力可超过台湾任何一家大财团。”
“超级大财团”（2）
国民党党营事业长期以来由党中央最神秘的财务委员会掌管。财委会主委职位在党内就十分吃香与重要，非一般党务人员所能分享，长期以来均由国民党主席亲自指点的人员来担任，这在两蒋时代已经形成惯例。但在“党国一体”的威权时代，“党库”与“国库”不分，加上无舆论监督，党营事业黑幕重重，管理不力，效率低下，贪污严重，私人侵吞党产事件经常发生。
李登辉接任国民党主席后，由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党营事业的弊案成为在野党攻击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党营事业是国民党的金库，也是维持统治的重要财源，李登辉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并寻找一个自己信任、且有能力的人来掌管这一庞大的事业。
为了安插自己的亲信，掌管党营事业这座金库，并排除原财委会的国民党非主流势力，李登辉将财委会一分为二，成立了一个“党营事业管理委员会”（1996年更名为“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投管会”），将财委会的财权架空。“投管会”下设稽核、投资审查、绩效、行政及资讯５个组（资讯组已裁撤）。“投管会”由李登辉的好友刘泰英出任主任委员，从此刘泰英就成为国民党的“账房先生”与“大掌柜”。同时，刘泰英出任党营事业中财力最雄厚的中华开发工业银行董事长。
刘泰英于１９３６年出生于苗栗县卓兰镇，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与李登辉是校友。其实刘泰英在台湾大学经济系统计研究室担任研究助理时，就结识了在台大开课的李登辉。刘泰英后任台湾经济研究院（前身为研究所）院长与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刘泰英在被李登辉提拔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后，成为李登辉身边最红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刘泰英任职期间，不仅为国民党党营事业打出一片江山，事业发展迅速，他自己也进入亿万富翁之列，年薪近达２０００万元，由此引来争议。“新同盟会”秘书长冯沪祥于１９９５年公布中华开发公司１９９３年年度财务报表密件，指称身兼中华开发公司董事长及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委的刘泰英年薪高达１７００万元，比“国家元首”薪资还要高，并指出国民党高干通过党营事业建立利益共同体，内部黑幕重重，要求党主席、秘书长与党营事业重要负责人公布个人财务，建立党内的“阳光法案”。党营事业内部的不法与贪污问题再度受到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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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养党”
庞大的党营事业是国民党这架机器运作的重要资金来源，是安置党内与政府机构官僚的依托，也是维持国民党统治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这正是国民党始终不愿放弃党营事业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经常开销有多少来自党营事业，说法不一。一说是国民党一年的经常性支出达６０亿元，必须依靠党营事业的盈余来支持。二说是国民党一年总支出，不包括大选等例外开销，一年大概需要５０亿元，其中７０％是由党营事业支付的。三是据国民党自己的说法，党营事业每年为党赚进１００亿元以上，而这些钱用于何处，却未有说明。但党营事业是国民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是不争的事实。据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１日《联合报》报道，１９９８年国民党岁出为７０亿元，国民党党营事业缴党库为６０亿元，占国民党整体岁入八成以上，为国民党最重要的财务来源。而作为第二大党的民进党则经常是手头拮据，连中央党部办公大楼都是租来的，经常缺钱花，在２０００年初公布的党产只有２亿多元。###就更不用说了，几无任何党产可言。因此，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就成为在野党尤其是民进党攻击的重要目标，对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压力。
党营事业更是国民党在各种选举中最大的资金来源。在民主政治发展的今天，台湾各种选举非常频繁，而选举不过是一场金钱竞争的游戏，需要巨额的选举经费，党营事业就成为国民党选举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据报道，在１９９４年省市长选举时，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筹资选举经费达４５亿元；１９９５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时，筹资增至６５亿元。在１９９６年“总统”大选中，党营事业支出的经费更为庞大。据同年３月２日《中国时报》报道，党营事业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资金调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党营事业投资管理委员会统一调度支应。“投管会”主委刘泰英表示党营事业“投管会”统一支应李登辉竞选总部的经费为３亿元，而在上年度盈余中有一定比例用于大选，估计为５亿元。第二个层次是由七大控股公司，对下属公司的道德劝说。据悉凡是国民党有实际控股权的公司如台裕、中华开发、中兴票券等都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捐款给国民党，每家的金额为３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不等，估计能筹到３亿元。第三个层次则是党营企业全方位的向与其来往的民间企业募款。据国民党内人士保守估计，党营事业投入“总统”大选的经费至少在１０亿元以上。而外界估计，党营事业实际投入这次“总统”大选的经费相当大，至少达百亿元。在２０００年“总统”选举中，党营事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只向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萧万长捐赠５亿元，但民进党指控其计划投入的选举经费超过１００亿元。
也许谁也说不清党营事业在每次重大选举中出了多少钱，但不可否认的是，党营事业始终是国民党选举经费的重要来源，对国民党的党务运作与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民党在面对压力下也不愿放弃党营事业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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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权结合的典型（1）
国民党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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