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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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在日本琦玉县慈云寺内。我们希望日本佛教界的朋友们能将存在日本的一部分玄奘法师顶骨设法送还我国。中国佛教徒对保护玄奘法师遗体历来重视，并愿为保存其全部遗骨作最大努力。后来，赵朴初还偕团赴日，迎还了部分玄奘顶骨。
　　一次，赵朴初和廖承志一同到西花厅，周恩来在谈话间突然问廖承志：“人家都叫你‘廖公’，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赵朴初听周恩来的口气，似乎是对这种称呼不太以为然，心想这大概是周恩来对廖承志“小廖、小廖”地叫惯了。
　　正想着，周恩来又转过脸问道：“你年纪不大，早早地就被人称作‘赵朴老’，这是怎么回事呀？”赵朴初想这是二十多年前叫起来的，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就随口答道：“咳，‘赵朴老’是我的外号，人家跟我开玩笑哪。”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同赵朴初见面时说：“赵朴老，您今年六十几啦？”赵朴初当时才四十多岁，而且周恩来对此一清二楚，赵朴初知道总理是在同他开玩笑，便笑而未答，周恩来忍不住自己也随之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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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4、久而久之，“赵朴老”之称从社内叫到了社外/周恩来与赵朴初握手时，意味深长地叫了一声“赵朴老”/人们感到应该对周恩来酹酒重祭
　　其实“赵朴老”的称呼是有一番来历的。
　　1938年，在上海“慈善联合会”难民股当主任的赵朴初，与旨趣相投的几位同志，倡办了个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常以娱乐活动的形式，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以激励国民勿忘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为了做掩护，“益友社”请了几位年长的、属上海人望的社会贤达来做理事。当时的理事有上海滩名气很大的佛教居士关絅之，被称作关絅老；有闻兰亭，称闻兰老等等。
　　这些理事，是赵朴初通过与自己沾亲带故的关絅之熟识和邀来的。他们每莅“益友社”，均由赵朴初陪着，并一一做介绍，这个老、那个老地叙说一遍。没几次，社友们便在诸老之后，新增一老，把刚步入不惑的赵朴初“抬举”到老的尊位。久而久之，“赵朴老”之称从社内叫到了社外。最让赵朴老难忘的，是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的时候。“周恩来依然出任总理，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毛主席那时还是有眼光呵，王洪文到湖南告总理的状，毛主席当面批评他，不要搞‘四人帮’，专门批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那时总理患癌症，已经病重得很厉害了，可人大会议上，他还是出来，一个一个地跟代表握手。当他和我握手时，意味深长地叫了一声：‘赵朴老。’好像是开玩笑，又让我觉得别有一种亲切感，因为那是文革期间，是绝大多数人都感到严峻而沉重的日子。‘赵朴老’，这是周总理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周恩来逝世后，赵朴老怀着如缕哀思，写下一首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诲恩，恒居谁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8个月后，“四人帮”从政治舞台上跌落了下来，人们感到应该对周恩来酹酒重祭。1977年1月，赵朴老新填了一首词《金缕曲·周总理逝世周年感赋》：
　　转瞬周年矣。念年前伤心情景，谁能忘记？缓缓灵车经过路，万众号呼总理。泪尽也赎公无计。人似川流花似海，天安门尽足觇民意。愁鬼蜮，喜魑魅。　　古今相业谁堪比？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雪侮霜欺香益烈，功德长留天地，却身与云飞无际。乱眼妖氛今净扫，笑蚍蜉撼树谈何易。迎日出，看霞起。
　　“这首词被上海作家协会的人看到了，他们把词抄在白布上，从七层楼窗户悬挂，一直拖到了街道的地上。由此可见当时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
　　

谈笑有青年，往来无白丁
　　5、“我这里是谈笑有青年，往来无白丁。”/他们在赵朴老家，得到了一些更深层的领悟
　　本来，这次到赵朴老这儿来，是不应该谈这些沉郁悲悯的话题的，因为这天是赵朴老夫人陈邦织阿姨的生日，我们是捧着花篮和蛋糕来的。
　　赵朴老和陈邦织阿姨没有自己的孩子，然而在他们的宅院里，却时常泛起青春的欢声笑语，这欢笑声来自一群家住在上海和华东，在北京读书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和赵朴老皆为故交，60年代，每逢节假日，这些孩子便常常聚到赵朴老的“无尽意斋”。
　　其实，他们父母在北京的战友、旧谊还是不少的，可在赵朴老的家，“可以无忌畅言，广泛浏览，遇问题有高人释疑解惑”，因而最具吸引力。年轻人们感到这里如同当年爱因斯坦等科学工作者们松弛聚谈的“快乐学院”。
　　对“快乐学院”成员们随心所欲的“连篇废话”，赵朴老和陈邦织阿姨向来是听之任之，不加约束，有时赵朴老也加入其中：“刘禹锡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这里是谈笑有青年，往来无白丁。你们都是大学生嘛！”
　　“文革”期间，“快乐学院”成员的父母们大多受到了冲击，赵朴老也有点似泥菩萨过河，但“无尽意斋”的大门依然对他们敞开着。直到院子里住进了造反派，也不过陈阿姨在玻璃窗上拉了一道白布窗帘；也不过将客厅的畅谈转移到了深处的小书房。
　　当青年们谈论外面的派仗武斗，赵朴老便信笔草成《无题》一首：“杀声震天地，触蛮酣大战。倚杖负庭隅，笑指痴人看。”写罢他给年轻人解释说：“我这里用了《庄子·则阳》篇中的一个典故，蜗牛的左角有个国家，叫做触；蜗牛的右角有个国家，叫做蛮。他们经常因为争地而战，动辄伏尸数万。蜗牛的左右角之间，能有多少地盘呢？太微不足道了。”
　　青年们体味出了赵朴老诗中的寓意，与彼时的情形何其相似，各派之间难道真有不共戴天的仇隙吗？竟要如此昏天黑地地酣战，实在是让痴人看笑的悲剧。他们在赵朴老家，得到了一些更深层的领悟，更流连这菩萨荫庇的小院落。
　　也正是因了这一重情分，“快乐学院”的成员如今虽已年过半百，虽已各奔西东，却在心底永葆着“快乐学院”的那段记忆，并每在两位老人诞辰之际，或面道、或遥寄对两位老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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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难民送往浙江参加新四军
　　6、赵朴老将一批有爱国热情的青年难民，送往浙江参加新四军/焦明可能是中共地下党人/“请涵老批准，由第三战区拨款”
　　闲话中，赵朴老说起：“1997年11月，我90生日，写了一首《九十述怀诗》，”说着，从抽屉中找出了诗稿。
　　诗中写道：“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耳聋不畏迅雷震，言笑能教远客亲。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千年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
　　这首诗的后半部，赵朴老溯及昔日曾擘划经历的几件重要事件：
　　“曾助新军旗鼓振”，说的是抗战初期，身为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慈联会）常务委员的赵朴初，将其救助的一批有爱国热情的青年难民，送往浙江省温州地区，参加新四军的事情。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际，宋希濂率领的国民党军36师在作战中伤亡甚重，赵朴初就曾将他收容的百余报名上前线杀敌的青壮年难民，送到急需补充兵员的36师。
　　上海沦陷后，唯剩工部局管辖的租界区日军没能立即进入，被称为“孤岛”。此时“慈联会”的难民收容所里，还有一大批青壮年难民，他们不甘在等待中沦为亡国奴，渴望投入“饥餐胡虏肉”的卫国之战。而如何将这一大批人从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送出“孤岛”，又与抗日武装接上头呢？
　　赵朴老得悉，在正大难民收容所当主任的焦明可能是中共地下党人，就暗中要求焦明与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联系。焦明安排了赵朴初同华东、华南地区的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晤面。
　　就在这时，新四军成立的消息传来，赵朴初随即生出送难民参加新四军的想法，便要焦明前往新四军活动的浙江温州一带联络。不久，焦明带回了新四军表示欢迎，并将派人来沪协助运作的口信。
　　通过打探和筹谋，赵朴初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其时有一趟往返于上海和温州间的客轮，因属英国轮船公司，可免受日本人的检查。而“慈联会”负责人之一屈映光，常在这一线跑生意，赵朴初从他那儿掌握了有关这趟客轮的详情，决定走这一通道。
　　乘客轮输送难民，需要一大笔经费。赵朴初找到既是“慈联会”留沪负责人、又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的黄涵之，因为他手中掌握大量经费。但如若黄涵之知晓这笔经费的用途，是送难民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新四军，定会顾虑重重不予批准，因此赵朴初在登门前，已考虑好了一套说辞。
　　他对黄涵之说：“涵老，目前收容所有大批难民，一旦战事扩大，‘孤岛’不复存在，难民将失栖身之所。现得知温州一带有许多荒山野地，且未遭日军践踏，经联系，那边同意接纳上海难民前去垦荒。交通经费需我们支付，请涵老批准，由第三战区拨款。具体事项我们去操办，您老就不必费神了。”
　　黄涵之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嘱咐道那么多人飘洋过海，千万不可大意出差错。赵朴初说：“已经筹划过了，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千余难民的行动，目标过大，对租界工部局得有个无可挑剔的解释？特别是不能引起日本人疑心，在吴淞口生事？”
　　“那你想妥万全之策了吗？”“我们向租界工部局提议，把上海街头巷尾难以管教的瘪三、阿飞，也送到温州去开荒种地，他们肯定会同意。这样就可利用瘪三、阿飞，掩护我们的难民。”
　　就这样，1200多名青壮年难民分三批乘坐英国客轮，从上海奔赴温州，继而加入了新四军，壮大了这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力量。
　　

廖承志交给赵朴初一项特别任务
　　7、廖承志交给赵朴初一项特别任务/印度科学文化部长卡比尔，在发言时恶语诽谤中国/赵朴初一气连用了数个“泰戈尔如果还在”/廖承志说：“菩萨，你的发言反应很好。”
　　赵朴老诗中那个“力摧谬论”的典故，发生在1961年。
　　那一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中国派出了以廖承志、刘宁一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成员有赵朴初、周培源、金仲华、区棠亮等。在会议开幕前，印度泰戈尔和平节德里委员会举办了个纪念会，纪念泰戈尔百岁诞辰。
　　或许是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泰戈尔是位举世闻名的诗人；而赵朴初恰恰也是位博雅宏达的佛教学者、居士，素享盛名的诗人，故而廖承志交给赵朴初一项特别任务，代表代表团出席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言，他和刘宁一要忙理事会诸事，就不到场了。赵朴初精心准备了一个以颂扬中印友谊及文化交流为主旨的发言稿，廖承志、刘宁一看后很满意。
　　可在纪念会上，作为会议主席的印度科学和文化部长卡比尔，一反会议盛赞泰戈尔对世界文化艺术及和平事业积极贡献的祥和气氛，在发言时恶语对中国进行诽谤。他说：“泰戈尔生前很爱日本，但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他就谴责日本。泰戈尔生前也很热爱中国，但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看到中国在西藏镇压个人自由，看到中国侵略印度，他也一定会谴责中国……”
　　1959年中国西藏发生叛乱后，中印关系趋紧，但并未激化到互相攻讦的地步。赵朴初感到突然，他手中还攥着一份高歌中印友谊的发言稿。部分中国的官员听到此，拂袖退席，以示抗议。但赵朴初转念一想：对这种挑衅，若不言而去，反使居心不良者无忌地兜售其奸，迷乱观听；佛学虽倡导忍辱，但也主张驱剔邪恶，必须对卡比尔还以严词驳斥。他一面听着卡比尔的诋毁，一面拟着回应的腹稿。
　　卡比尔的话讲完了，赵朴初随即登上讲坛，他把原先准备的讲稿放在一边，从容不迫地讲了起来，一气连用了数个“泰戈尔如果还在”：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刚才主席先生讲的很不公平，如果泰戈尔今天还在，看到有人利用他的名字来攻击中国，损害中印友谊，他一定会感到很难过，他一定认为这对他是一很大的耻辱。”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少数叛乱分子作恶多端，背叛祖国。泰戈尔如果还在，应当受批评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想在中国内政上插手的人。”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人民一直希望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用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泰戈尔如果还在，应该受批评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想把问题拖上10年、20年，企图继承英帝国主义不光荣遗产的人。”
　　他没有停顿，继续说道：“中国人民一向珍重同印度人民的友谊，诞生友谊必须建筑在正义的基础上。歪曲正义的寻找友谊是寻求不到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印度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是主张正义的。我们中印人民应当共同警惕，不要让我们的友谊被人阻挠与破坏。”
　　就在赵朴初发言时，先退席的中国驻印度使馆的二等秘书，到代表团住的饭店，向廖承志汇报了赵朴初尚在场内，且准备上台发言的情况。因廖事先看过讲稿，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原封不动地宣读原稿是不妥的，连说：“怎么还要念那个稿子，快把赵朴初叫出来。”
　　赵朴初发完言回来，将他的即兴发言内容向廖承志叙述了一遍，廖承志听后说：“你这样做比当即退席更好。”翌日，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甚至包括部分印度的代表，在遇到廖承志时，纷纷表示对赵朴初登台辩驳的赞许和支持。
　　廖承志随后告诉赵朴初：“菩萨，你的发言反应很好。”消息传到北京，《人民日报》立刻摘刊了赵朴初的这篇发言。
　　在新德里那些日子，泰戈尔纪念会上“力摧谬论”的情景不时浮现在赵朴初眼前，他随即写成新体诗一首，《如果泰戈尔还在——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纪事》：“如此庄严的日子，如此宁静的夜里，如此友好的宾朋，如此和平的会集。谁料到橄榄枝头，出现了阴谋诡计。四座的笑容未敛，主人的花枪忽起。”赵朴初登临讲坛，为澄清是非，维护中印友谊而辩，使“突然的挑衅，受到了应有的打击。”弹指之间，此事已经过了整整三旬，而当年情景，并未在赵朴老的记忆中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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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友人响应了赵朴初的提议
　　8、唐代高僧鉴真被称为日本律宗创始人/日本友人积极响应了赵朴初的提议
　　“诗中的‘盲圣’也含有一段故事吧？”我问了一句。
　　“我想这个‘盲圣’，是指我国唐代的高僧鉴真。他曾五次东渡日本，弘布佛法戒律，历尽艰辛却无不以失败而返，双目失明。但他毅然第六次东渡，终于在日本萨摩登陆。他在日本奈良东大寺设坛传戒，主持了全日本僧徒的授戒传律事宜，在日本确立了施戒制度，称为日本律宗创始人。”我似乎是在班门弄斧。
　　当我拿过诗稿，看到赵朴老亲自做的注释后，才知这里并非简单的用典，果然含有一段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邦交由于日本国内外逆流所阻，久久不能恢复正常。1962年，是鉴真大师逝世整1200周年的前一年。赵朴老思及周恩来、廖承志每每过往，总有借助佛教交往，推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嘱咐，遂向日本友人提议：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举行鉴真大师逝世1200年的纪念活动。
　　日本友人积极响应了赵朴初的提议，将1962、1963年作为纪念鉴真的“鉴真年间”。由于当年鉴真赴日本时，携带去大量中国的雕刻、建筑、医药、绘画、书法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使日本文化因大量吸纳、融会了中国悠远文化的营养，更加丰富和发展起来，故而日本人称鉴真是“日本文化大恩人”。
　　纪念活动在日本迅速扩展，进而形成全国规模的促进恢复中日正常邦交的运动。此活动一直延续到了1964年，为数年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宣告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然而在硕果结实的漫漫历程中，曾凝集了多少人培植、浇灌的心血呵，这其间就有赵朴老不可埋没的奉献。
　　

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的关键人物
从未到过西藏的我，却似乎与西藏有些不解的缘分。这两年间，自写了《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的最后岁月》后，又在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的采访写作中，以较长篇幅言及抢救班禅、西藏平叛作战等涉及西藏的人和事件。
　　此刻，我又有机缘坐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顾问平措旺杰的对面，聆听这位30年代末“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创始者、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讲述我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另外一些有关西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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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学校校长是蒋介石
　　1．他入读的那所学校，校长是蒋介石／他的爱国热忱受到张治中的赞赏
　　源于过去书本、电影中的印象，一说起旧日的西藏，我脑海首先反映的，不是湛蓝的天际下晶莹的冰峰，不是金碧琉璃的布达拉宫，翡翠一样葱茏的罗布林卡，以及神、佛、人相融相通充满神秘诱惑的氤氲，而是原始、荒漠与迷信，是近代列强觊觎的阴霾，是英军入侵的血腥和燹烬。除了极少数在印度受到英化教育的贵族，在这种环境里的生民，“共产主义“变革”等与工业革命时代相伴随的意念，是如何影响和植入他们的思维的呢？
　　听完了我的疑惑，平措旺杰笑了笑说：“不光是你，许多人听说我在30年代末就组建共产主义小组，都感到不可思议，认为那个社会形态下的藏民，怎么可能与无产阶级的先进理论发生联系呢？这其间的确有特殊的机缘和经历，不是三言两语能概括的。”
　　平措旺杰出生在原西康省巴塘县（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城关镇，那是1922年仲秋，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和加入第三国际等重要决议。这后者仿佛与一个苍莽藏区的新生婴儿风马牛不相及，但伸延的历史却一再证明，有些重大事件的意义，绝非过眼云烟。
　　故土的风抚雨沐给予平措旺杰的，是淳朴、爽直和善良，当然那个时代到处可见的贫困、不平，也被他看在眼里。13岁上，他读完了小学。恰巧他的舅舅要赴内地，他便随舅舅辗转到当时的首都南京继续求学。经一年的补习，他进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这是国民党政府在内地创办的唯一一所民族院校，为了表示对之重视，该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出任。
　　而此时此刻的南京，已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日本侵略者从南北两端向中国腹地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仍抱“攘外必先安内”旧旨，不事抵抗，华夏山河在一天天破碎沦丧。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军获得了在上海吴淞、江湾、闸北暂驻军权，而中国军队却不得驻扎淞沪地区。在国都的南面，敌军虎视眈眈，却无险可凭，门户半开。1935年仲夏，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继东北失陷之后，华北又沦亡在即。
　　民族的危急，时局的激荡，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国风潮，使初到内地、方晓世事的平措旺杰，无法在书桌前安然就读。如何抵御外侮，如何寻得一条民富国强的途径，这些本为成年人思考的命题，骤然摆在了十四五岁的热血学子平措旺杰面前，迫使他思索，迫使他早熟，对桑梓的牵挂、对父母的思念倒被冲淡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8月13日上海滩的炮火，彻底唤醒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了。当蒙藏学校向内地迁移到达湖南时，平措旺杰生出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他和一位叫达瓦的同学，找到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要求赴武汉报考航空学校，成为空军，打击日寇。
　　张治中很赞赏他们的爱国热情，航空学校的校长随后也同意吸收他们入航校学习。可达瓦的家人反对他们去当空军，劝说他们先好好读书，掌握本领，然后才能报效祖国，为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同学遵从了家人的劝说，平措旺杰也只好前往芷江，回蒙藏学校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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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蒋介石的训斥被开除
　　2．《武汉之行》打动了他的老师／12元法币的稿酬／“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诞生／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由于途中报考航空学校的辗转，平措旺杰耽误了蒙藏学校的考期。老师王学孟很同情他，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写一篇作文，代替考试。也许是战火纷飞，国难当头，披矢淋弹前方将士的鲜血，流离失所逃难民众的颠沛，富豪官僚依旧的纸醉金迷，以及欲亲身投入驱除强虏战斗的渴望，强烈地撞击着平措旺杰的心扉，他写下了《武汉之行》。
　　老师被他的文字打动了，不仅使校方允许他继续就读，还把他的文章推荐给《芷江日报》。文章发表了，平措旺杰第一次拿到了一笔12元法币的稿酬。但他后来才明白，王学孟老师为什么会欣赏他的文章。
　　原来，王学孟是个接近共产党人的进步青年，在他周围有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平措旺杰的文章中、从此后的接触中，感到他也是个有爱国心、正义感和向往光明的人。于是，他们在一起传看进步书籍、报刊。
　　同所有渴望新知、渴望祖国的振兴和解放的青年一样，平措旺杰立即被《群众》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报刊中新鲜、富有感召力，能为其苦闷解惑，揭示出光明未来的言论和观点深深吸引。
　　他像干涸的土地渴求雨露一样，去寻觅进步的、能够开阔视野的书籍报刊来阅读。他在朋友处看到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范长江著的《中国西北角》、邹韬奋著的《萍踪忆语》、《萍踪寄语》。这些书籍，使他这个走出藏区始知中国之大的藏族青年，进而了解到中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寰宇乾坤；了解到除了他置身的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之外，还有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等等。
　　由于战火不断向中国纵深蔓延，平措旺杰所在的学校，被迫从芷江迁往陪都重庆。在这里，平措旺杰结识了更多的汉族的进步青年，阅读到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念，渐渐植入他的脑际。
　　随着阅读的丰富，平措旺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述，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理论，也将能够指引广大西藏人民走向幸福美好之途。特别是列宁关于###的论述，深深吸引着他。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尧等，在蒙藏学校秘密组建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
　　此时，平措旺杰知道，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的党和组织，在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组织有一个联合的大团体，那就是第三国际。于是，平措旺杰他们便想方设法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联系。
　　他们以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名义，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了致敬信，表明要在青藏高原展开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希望得到具体的指导和援助。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各地藏族青年旅渝同学会”，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
　　1940年初，平措旺杰领导蒙藏学校的藏族学生闹###，抗议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此事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在一次纪念会上，严厉训斥了###行动。结果学校方面将###的领导者平措旺杰开除了。
　　

延安进不去，去莫斯科也行啊
　　3．叶剑英说：从今天起，我们就都是同志、是国际主义者了／延安进不去，去莫斯科也行啊／费德林说：3个月内，我们给你能否去莫斯科的确信
　　失去学籍的平措旺杰，更全身心地投入了争取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活动。他给他心目中异常钦佩的邹韬奋写信，请他帮忙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联系。经邹韬奋牵线搭桥，平措旺杰终于和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中共领导人见了几次面。
　　在重庆曾家岩50号18集团军办事处的四周，国民党当局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因此会面必须设法躲过特务的监视。平措旺杰记得他和喜尧与叶剑英的几次会面，都是由当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王梓木安排的。
　　平措旺杰向叶剑英汇报了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宗旨和活动情况，提出了希望得到中共的领导和指示，同时陈述了想赴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迫切愿望。叶剑英对平措旺杰说：国民党当局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新的###高潮，对延安封锁得十分严密，你们近期恐怕很难进入延安，还是先回藏区，在国民党控制薄弱的地域，开展革命活动。
　　然而血气方刚的平措旺杰，不相信有什么冲不破的屏障。他和喜尧与叶剑英又见了一面，接受了如何在藏区展开活动的指示，每人领取了可观的活动经费。最后，叶剑英同他们握了握手说：“我们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从今天起，我们就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同志、是国际主义者了。”
　　听了叶剑英的这番话，平措旺杰和喜尧认为他们整个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成员，理所当然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但平措旺杰并没马上奔赴藏区，而是和喜尧商定先设法到西安，然后相机进延安。
　　可他们刚刚走到四川广汉，就被国民党的哨卡拦住了。由于喜尧还是蒙藏学校的学生，有制服和徽章，被允许继续北上。不能继续北行的平措旺杰叮嘱喜尧：“如果你能进入延安，就把制服、徽章寄给我，我也如法炮制；如进延安的努力终归失败，就各自回自己的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