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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美英战俘纪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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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雁的行为总具有导向作用。张常瑾的态度一明确，同来的青年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嚷嚷，都说这样的事用不着商量，前线的需要就是革命军人的天职，志愿军就这么当定了，外俘管理工作就这么干定了。三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副团长张芝荪和第29军联络部部长夏时，相继接到命令，到南京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政治部领导接见他们，告知朝鲜战场迫切需要敌军工作干部，问他们是否愿意入朝工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本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俩欣然同意。领导便要求他们从部属中动员一批思想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连级以上干部，火速奔赴朝鲜，组建第一个正规的外俘管理团。张任团长，夏任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期间，张芝荪和夏时在部队中的工作，主要是瓦解敌军和对敌军中起义与投降官兵进行教育训练。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听说要去朝鲜，他俩立刻意识到，朝鲜前线打了大胜仗，抓了大批敌军战俘，又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二月底，张芝荪与夏时分别率领一批骨干和少数勤杂人员，从南京乘上闷罐列车，北上沈阳，会合后，立即经安东（今丹东）奔赴朝鲜。当时宣布严格纪律，一切行动对外保密，不得给亲友写信通电话发电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去向。随带的物品中附有任何解放军的标记都得除去，连毛巾上印着的“八一”军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字样也统统剪掉了。
第20节
当这些管理骨干迅速到达志愿军俘管处的时候，一批批外语人才也相继到了朝鲜。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杭州来，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来，来到了没有后方没有安全保障的朝鲜战地。这些外语人才，个个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那时候谑称“洋包子”。这样的“洋包子”在开国之初为数还很少，犹如凤毛麟角； 物以稀为贵，全社会都把他们当成宝贝，受到普遍的宠荣。一般地说，他们的家庭状况都不同于普通的工农，在成长阶 段也很少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因此，他们的征程也就显得不同寻常。
后来，全俘管处范围拥有数百名这样的“洋包子”，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独特经历……
黄亨思，1922年出生，厦门人，越南归侨，因为精通英语，曾在上海铁路局运务处担任外事工作，专与洋人打交道；1949 年8 月参加华东革命大学，结业后分配到浙江崇德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初，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重要任务，让他打起背包立刻上区里报到。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形势下，他敏感到自己面临的重要任务，很可能同抗美援朝有关。他的热血顷刻沸腾起来了，火速跑到区里。区里只晓得任务重要，却不清楚具体任务是什么，又要他立刻上县里报到。到了县里，也是这么说，为他办好工作调动的手续，只让他立刻上省里报到。省里又要他立刻赶往上海，去华东局报到。华东局又要他立刻奔赴南京，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报到。一路都是悬念，一路都带紧迫感，一路都使黄亨思深为纳闷：自己毕竟不算大人物，干吗要这样郑重其事？！ 到了三野政治部，事情才有了一点眉目。三野政治部的干部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说当然愿意，求之不得。就这样，他填写了军人登记表，换上军装，作为浙江省参加志愿军的特别人选前往朝鲜。同行者总共12人，都是男性青壮年，有教员，有工程师，技术员，人人懂英语。因为时间紧迫，这12人都是这样临时突击动员参加志愿军的。至于去朝鲜以后分工干什么，一时还不清楚。经过东北军区政治部的时候，接待干部才给他们明确了管理外俘的任务。
戎马倥偬，沈阳驻军正处于一种临战状态。因为实在派不出联络人员送他们去接收单位，只得给他们画了路线图，让他们自行选出正副小组长，自己管理自己，一路摸到朝鲜碧潼去。
从安东过了鸭绿江，就是被美军飞机炸成了一片废墟的新义州，满目凄凉，除了给他们这些刚刚穿上军装的知识兵带来愤慨，也给他们留下了关于现代战争的第一个印象———残酷无情。但是他们没有恐惧，既来之，则安之，义无反顾。由新义州到碧潼，还有六七百里路，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徒步行走。走就走！ 他们在兵站领了10天的干粮———都是苞米饼，外加一些酱菜，边走边吃。因为初到朝鲜，又是最冷的季节，零下二三十度，水土不服，又不断遇到空袭，人人疲劳不堪，个个闹肚子，而大家的斗志却非常高昂。在没有向导，没有朝语翻译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凭少量通用汉字，辅以比比划划的手势与朝鲜居民对话，居然一路顺当，原来准备走10天的路程，8 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大家还说说笑笑，又唱又跳，都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志愿军人，无师自通，当兵第一课———长途行军，就考了个满分。过了一个来月后，又一批上海“洋包子”到达了朝鲜。 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有男有女，年纪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7岁。这批人去朝鲜也是秘密动员的。不见兔子不撒鹰，看准了对象摸好了底，外语水平不高的不要，品德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健康的不要。很快就挑齐了最佳人选。
白国良，18岁，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生。他家是三代华侨，母系家族在印尼，父系家族在菲律宾，后来转到英国，生活过得富裕安定。他有八个兄弟姐妹，男孩只有两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寄予特别的期待，希望他长大后继承家业，可他一得悉故乡已经解放，急于要回家乡读书，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便吵死吵活要回国。慈爱的妈妈用滔滔热泪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
第21节
登程了，走海路经过香港，忽然得到消息，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当时，一起从印尼回大陆的有十多个青年学生，想下船经陆路前往广州。香港英国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按原来的航道返回印尼。十几名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先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偷偷乘小舢板上岸，通过香港《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表消息，展开舆论攻势。四天后，终于迫使英国当局作出让步，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允许这十多位爱国青年在港±岸，从深圳登上大 陆。白国良到了上海，高考时间已过。高教局体谅海外赤子的一片爱国热忱，批准他作为试读生进了复旦大学。
从决定去朝鲜的时候起，他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一直编写着描述“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转托一位在杭州的堂兄寄递，居然连续编了三年，骗了三年。他立了功，朝鲜政府授予他军功章，领导机关要向他家中报喜也没法报，只好报到杭州的堂兄家中。直到朝鲜停战后胜利回国，这才把自己赴朝担任俘管工作的真相原原本本地告诉亲人，使海外的爸爸妈妈姐妹弟弟惊叹唏嘘不已。
21岁的罗锡昌，是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的优等生，在工商管理系已经读到三年级，很快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他一听说志愿军迫切需要外语人才时，不想放弃这个及早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决意报名入朝。那时候，母亲正卧病在床，父亲是工厂职员，工作忙，不让他离家远行。他就串通念大学的弟弟，让弟弟偷偷地将他的行李物品悄悄地搬出家中，迳直送往火车站，他自己空手一人，东拐西转，摆脱父亲的追踪； 到了火车站，又在伙伴们的藏匿下，躲过父亲的视线，顺利地踏上了征途。
临行前，他同弟弟作过深谈，表示同情爸爸妈妈的困难，并相信爸爸妈妈也一定会理解他的崇高选择。他恳托弟弟多多照顾爸爸妈妈，为他多尽一份孝心，好让他排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战地工作。
与白国良，罗锡昌同时入朝的，还有三位上海姑娘： 钱美得，郝展君和符文琪也都是大学生。
钱美得的姐姐慕容，婉儿与姐夫舒适是著名电影明星，钱美得的外貌与慕容婉儿长得很相像，毕竟是亲姐妹。他们刚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不久。在香港，钱美得曾跟随姐姐姐夫拍过电影，虽然担任的是不太重要的角色，但总算有过令人激动的创作体验，本想寻找适当机会在银幕上再试身手，相比之下，觉得参军上前线更神圣更诱人，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便只好舍弃从影的志愿而走上从军之路。
18岁的符文琪坚信参加志愿军是当时年轻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她的父母也都通情达理，并没有用世俗的观点干涉女儿的行动，还对女儿的抱负表示理解和支持； 不料，符文琪得寸进尺，干脆也说服自己的妹妹参加了解放军。
郝展君才17岁，看上去还完全像个孩子，圆圆的脸，胖乎乎的，显得天真无邪。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教师，不但支持她参加志愿军，还把另一个男孩子也送进了解放军。
郝展君爱她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的开明通达而感到骄傲。到了朝鲜后，她将爸爸妈妈的每一封信都编号保存起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纪念品。她每次给家中写信，也都写得长长的，把战俘营各种有趣的故事都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共享胜利者的欢乐。
另有一批志愿入朝的英语人才，是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今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优等生。其中有五个姑娘，平均年龄才19岁，在当时，他们的家庭都有着比较好的经济条件，生不用为稻粱谋，一心只想着爱国、爱国、爱国。陈莉明才16岁，不让她上前线就是不依； 周仪凤19岁，身材娇小而志气宏大，原来想为祖国的航空事业一层才华，报考了南京航空大学，读了一年，为了参军考进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校，一有去朝鲜战地的机会，又紧抓不放。她剪了男孩子式的短发，人称假小子，是女子篮球队的出色中锋。要上战场了，她并没有沉重感，抖擞精神，又嘻嘻哈哈，犹如出国去参加一场球赛。卢江与周仪凤同庚，长大于上海，原先就读于著名的教会学校———启秀女子中学，会一口发音标准的英语，以一个娇小姐的身分一跃而变成了一个女战士。20岁的方中也是上海小姐，原来醉心于艺术，考进了金陵大学艺术系，读了一年，也为了参军报国而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五个姑娘中，周元敏的入朝过程，也许更带有某种典型意义。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所有同学中，不管哪一位被批准去朝鲜，人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唯独批准周元敏去朝鲜，曾使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原因在于： 周元敏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她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先生的外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且不说她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便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眷属，也必须给予照顾啊！何况周元敏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她能吃得了苦经得起战火考验吗？ 在同西方战俘接触中能坚持革命立场执行好党的政策吗？ 各种疑虑是否应验，首先取决于周元敏本人的精神素质，同时也取决于亲人们给予她的影响。 孙女、国民党起义将领周嘉彬的女儿。且不说她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即便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眷属，也必须给予照顾啊！何况周元敏从小娇生惯养，是名副其实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她能吃得了苦经得起战火考验吗？ 在同西方战俘接触中能坚持革命立场执行好党的政策吗？ 各种疑虑是否应验，首先取决于周元敏本人的精神素质，同时也取决于亲人们给予她的影响。
第22节
天生丽质的周元敏，自幼接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母亲，就是如今成为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的张素我教授。张教授原是英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学，自然对女儿施予必要的基础教育，女儿的英语根底就是妈妈帮她打下的。’周元敏具有音乐天赋，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她买了钢琴，特聘一位俄罗斯女音乐家为她教授声乐。她的原定理想，是长大了成为一名歌唱家。可是，人总是受环境支配的。自从她稍稍懂事开始，家里的长辈们总是谆谆告诫她要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 同胞。外祖父张治中从黄埔军校创办时起，就同周恩来在一起工作，一个任校务委员，一个任政治部主任，两人朝夕相处，结成了莫逆之交； 在国共交恶期间，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唯有张治中将军拒绝同室操戈，坚持不与共产党打仗。正是这样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感染了周元敏的父亲周嘉彬将军，于1949年领导了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同时，也在周元敏纯洁的心灵中，划出了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有两件事情，在周元敏的脑海里永远留有不可磨灭的记忆。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将要举行国共两党领袖的谈判。那时候，她一家人都和外祖父一起住在重庆桂园宅邸。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家中恰好来了一位客人，正在客厅中同外祖父愉快地交谈，笑声朗朗。外祖父特意把她叫进客厅，让她这个14岁的小姑娘也见一见这位从远方来的贵宾。
客人身材魁梧，面容慈祥，笑着站起来，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好。外祖父在一旁提醒元敏： “快叫毛爷爷！ ”
哦！ 原来这位贵宾正是伟大人物毛泽东。毛爷爷给她第一个印象是不大像原来猜想中的伟大人物，穿长衫，着布鞋，说话文文气气，一口湖南乡音，紧握她的小手时，那只大手又厚又热又软，除了和蔼可亲外，并没有威严的感觉。事后想想，又参事屋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也许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天，外祖父又令全家人暂时搬到城里旧宅去住，将桂园宅邸让给毛主席下榻。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都在这里办公和会客。从这个时候起，在周元敏的心中，就开始明白了外祖父对共产党的信任之坚，情谊之深，预感到共产党将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
1949年秋，周元敏的父亲周嘉彬将军安排好新疆国民党部队的起义事项之后，听从友人劝告，为避国民党特务暗算，带着全家人一同飞抵香港。才过了几个月，张治中将军便写信敦促女儿女婿从速回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信中的措辞相当激烈，其中有一句话，使19岁的周元敏终生难忘： “你们迟迟不归，难道想当‘白华’吗？ ”谁都知道，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俄国人被称为“白俄”，由此引伸出的“白华”，也就成为中国流亡者的代名词了。
周嘉彬夫妇完全理解长辈的心情，其实全家人也早已归心如箭，便立刻收拾好东西，举家回到北京，夫妇二人都参加了工作。周元敏便赴南京考取金陵女子大学艺术系，跨入了她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
她的声乐长进很快，在比赛中两次获奖，老师视她为奇才，寄予她极高的期望。随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近祖国边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汹涌浪潮，有一支扣人心弦的歌，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
周元敏爱唱这支歌。每每唱起这支歌，就会热血沸腾。当祖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对艺术的追求只好让位于保卫祖国的责任了。如果青春是一部华丽的乐章，那末，在烽火烛天的特殊年代，最崇高的主题，便是敢用热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在激昂的歌声中，周元敏坚毅地将无私的动机付诸于英雄的行为，她告别精心培育她的老师，告别热恋中的情侣，又告别了温馨的家。妈妈虽然因为爱女放弃音乐突然远征而伤感垂泪，但终究没有说一句拖后腿的话。军人出身的外祖父和父亲更为家中出了一名巾帼英雄而引为自豪。外祖父张治中将军还含笑庆幸道： “好啊！我们家总算也有了一个抗美援朝的战士！”
第23节
周元敏和她的年轻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经过长途跋涉，乘上一条小船，经水路前往碧潼俘管处所在地。这时候，她的心头有着一种十分神圣的感觉，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终于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并且开始踏上真正的战斗路程。那天晚上，四野黑黝黝，敌机在头顶轰鸣，船舱里大家亲密地挤坐在一起，带队的老同志开玩笑说： “别讲话，美国飞机听到了要扔炸弹的。”大家明知这是开玩笑，也真的不说不笑，静悄悄的，充满着和衷共济的气氛。到了俘管处，教育科的负责人陪着他们参观战俘营区，美英战俘们见到五个姑娘都穿着 和男性战士一样的军装，都将头发罩在军帽里，以为都是男孩子，好奇地大叫大嚷： “Boys！boys！”望着战俘们无拘无束的快乐神色，周元敏又有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感觉到自己将面临一种极为有趣的工作。这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减少我们的敌人，增加我们的朋友……
周元敏的一切行动，证明了人们的疑虑是多余的。从踏进朝鲜战场的第一步起，她的所有表现，比起其他男女战士来说，并无逊色之处，干英语翻译工作，她是能手，行军、放哨、打柴、扛粮、挖防空洞，出各样勤务，还有唱歌、跳舞、打球，几乎样样不落后于别人，不仅获得上级和战友们的赞扬，连西方战俘们也为之钦佩。
先后入朝参加外俘管理工作的，还有一些身分比较特殊的人，有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大学校长的亲属； 有原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大使的随身翻译官等。还有一些英语翻译人员，或是大资本家的公子小姐，或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或是高级科技部门的专家； 还有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美军的翻译，一当美军由反侵略者变成了侵略者，这些曾与美军并肩战斗过的翻译人才，便毅然决然地转身，来到了与美军对抗的阵线中……
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犹如飞蛾扑火地扑向光明，扑向真理，扑向战场，一往直前，无所畏惧。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专长和献身精神，才使朝鲜战争中的大批西方战俘，同中国人建立了感情和心灵上的交流与沟通，才让他们理解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真情，实现化干戈为玉帛的目标。
抗美援朝时期，所有前往朝鲜战地执行收容管理西方战俘这一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包括每一名后勤人员和警卫战士，都具有一颗同样透明的爱国心。
第24节
战俘营中，战俘的死亡事件频频发生。
战俘死得太奇怪了！ 有的夜半死在炕上； 静悄悄的，直到天亮才被同伴们发现；有的早晨参加跑步，跑累了，往地上一坐就瘫倒不再起来；有的刚刚还在与伙伴们抽烟谈笑，忽然间低下了头，停止了呼吸。有一名美俘坐在炕上参加学习讨论会，因为思念亲人，掏出妻子与儿女的照片独自欣赏，突然间歪向墙角，也默默地死去了，脸上还留着笑意……
可怕！ 在连续二十余天时间中，差不多天天要从战俘营区抬出几具尸体。
除一些明显的病伤死亡者以外，这些死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死亡特点： 没有预兆，没有呻吟，没有挣扎，没有痉挛，甚至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唯一可以告慰于人的是，他们的死亡过程中没有一丝痛苦，不知不觉间离开了人世。
战俘营的战地医院没有病理学专家，没有高级的尸检与化验设备，一时弄不清死亡的原因，更找不出任何传染性的病菌或食物中毒的迹象。更加使人纳闷的是，与西方战俘共同生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工作人员们，个个平安无事。
西方战俘们一片惶恐，谣言四起，纷纷传说中国人运用特殊手段蓄意谋害西方战俘……
第25节
告急！ 收容外俘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向俘管处总部告急，俘管处总部向志愿军总部告急，志愿军总部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告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告急，向党中央告急。
如果不想办法立刻制止战俘的死亡，那末，严重的后果将无法向死者家属和国际舆论界作出合理交待，中国人民军队宽待战俘的一贯政策，在朝鲜战场上将要丧失信誉，在日后的战争中，将会不利于瓦解敌军和扩张战果。
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 迅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战俘的非正常死亡。一支水平高超的志愿医疗队组织起来了，成员来自全国著名大城市的著名大医院。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赴朝鲜战场，首要任务，便是查清西方战俘的死亡原因，保护西方战俘的健康，防止死亡事故的继续发生。
反复细致的临床检验和背景调查，专家们很快地得出了一致的科学结论： 西方战俘的猝死，原因盖出于极度的营养缺乏，导致全身各部分器官功能衰竭，由昏迷而转向快速死亡。
要说营养缺乏，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营养更加缺乏，为什么不出现同类死亡现象呢？ 解释是令人信服的： 相对地说，东方人身材比较矮小，热量消耗也少，且东方人历来吃惯了苦，生理素质比较能够适应艰苦环境； 在同等营养条件下，东方人的生命力要远远超过西方人。而西方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朝鲜战争初期侵朝参战的美军部队，大多是来自日本的美国远东占领军，人们称之为“榻榻米”部队，在二次大战后的和平条件下，过惯了安逸舒适的少爷兵生活，连饮用水都要从日本运到朝鲜。上了前线，只要不碰上中朝劲敌，日子照样好过，衣食住行都不用发愁。一盒C 级干粮，只不过是配给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用的三等野战用餐，只吃一顿，里面就装有饼干、巧克力，还有罐头肉一盒，香烟两支，冬天还配有凝固酒精加热罐。行军作战，只要有公路可通的地方，餐车随行，热菜面包和啤酒定时供应。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当时供养一个美国兵所花的钱，足足可以供养一个加强排的志愿军战士。这样娇宠惯了的占领军官兵，一当打了败仗落难于水土不服、“四面楚歌”的异国他乡，其窘境便可想而知了。
维护落难少爷兵们的健康，必须立即改善食品供应，增加营养。增加营养，并不在于营养条件本身。中国不论多么穷，养几千西方战俘总归养得起，问题在于食物的运输。朝鲜战争前半期，在美军运用制空权进行全面交通封锁的日子里，抢运到前线的每一袋粮食每一块肉，可以说都沾着志愿军后勤人员与朝鲜支前人民的鲜血。就地取材没有可能，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向南撤退的时候，朝鲜北部城乡的一切食物和生活用品，几乎都被他们抢掠一空或毁坏殆尽，好不容易藏匿下来的一小部分，尚不够当地居民们维持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俘们所需的食物和全部生活用品，都得从鸭绿江对岸的中国运输过来，而“运输”两个字的含义，实质就是战斗，就是拼命。通过战斗、拼命，冒着冲天的烈火，翻腾的硝烟和呼啸飞舞的弹片，志愿军后勤人员和朝鲜支前民工还是尽量把必需的食物和日常用品运进了战俘营。
战俘营有那么多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同样需要食物和日常用品，供不应求怎么办？ 严格的政策颁布了： 首先保障外俘的需要。全体外俘的伙食标准享受相当于志愿军团一级干部待遇，不吃高粱米炒面而吃大米白面，每月还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白糖、食油、香烟或烟丝等。着装标准为： 每人发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外加棉帽、胶底大棉鞋和手套等，除棉被外，再加一条毛毯。
政策的性质就在于区别对待。志愿军俘管处的所有工作人员无条件地执行上级规定的政策，尽管有些人心中一百个想不通。
这些想不通的人，多半是直接管理外俘的基层干部———正副职的中队长和分队长，他们都是从作战部队中调来的优秀营、连、排级干部，有的是伤愈后留下轻度残疾，不想复员回家又不宜再回到作战部队任职，便分配到了俘管处。这些干部全部出身工农，文化比较低，但经受过实战磨练，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管理部队和训练部队的经验。要说宽待外国俘虏，道理上都能接受； 可是宽待尺度超过自身水平的程度，感情上就难以接受了。
第26节
物质待遇上的简单类比，不免会令人愤慨。
一位中队长是有名的大炮，他自恃对人民有功，对党忠心耿耿，有话敢讲，有气敢出。后勤部门给外俘发毛毯的那天，他当众大发牢骚，无所顾忌。
“娘的，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他放开驴叫天的大嗓门，有意让人人都听见，“老子当 兵七年，立大小战功五次，身上让美国子弹穿了好几个窟窿眼，到如今也没摊上吃中灶、盖毛毯。这批洋鬼子倒好，当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还让他们吃中灶盖毛毯，像菩萨一样供养，这算什么名堂？！”
有位分队长也跟着嚷嚷： “说得有道理！ 这帮家伙凭什么这样有福气，当兵当的是少爷兵，当俘虏又当老爷俘虏……”
想不通确有可以理解之处。物质待遇总是同政治地位相联系的，多享受一份物质待遇，标志着多一分功劳，多一分荣誉。因此，上面才规定师以上干部吃小灶，团级干部吃中灶，营以下干部和士兵一律吃大灶。至于毛毯，也只有高级干部才够资格享用，直到后来战场形势改观，运输线畅通了，才做到全体指战员人人发一条。
一天夜里，有一名白人战俘把一名黑人战俘打得鼻青脸肿。这位炮筒子中队长在狂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打手离开暖炕，到室外雪地上罚站半小时。室外奇冷，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过了半小时，伙伴们见他没有回屋，出门一看，他像只蜗牛似的蜷缩在墙根，已冻得全身麻木，及时把他扶进屋里，才没有造成冻伤事故。事后得知，错在黑人战俘，偷了白人战俘视作珍宝的一包烟丝； 当然，白人战俘动手打人也不对。第二天晚点名的时候，志愿军方面向战俘们解释： 白人打黑人，是种族歧视，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白人理当受罚。这个说法，没有引起战俘们的异议。许多黑人战俘为此欢欣鼓舞，觉得是中国人帮他们出了气。
内外有别，安定局面和分清是非，有时候需要作为两本帐来处理。经过认真调查分析，战俘营领导在内部明确认定这位中队长体罚俘虏，违反了工作纪律，以个人情绪代替政策，这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不但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在他作了深刻检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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