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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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1）
（见原书第七章之《稷下学宫》）
　　书写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人，只要一提到“稷下学宫”四个字，立刻就要肃然起敬。中国人乃至于东方人都会将其引以为荣，充满了自豪感。这不仅因为一座巨大的学术殿堂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因为它历时如此漫长，并且与一些伟大思想家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著名的“百家争鸣”之说也就由此产生，它作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学术准则，正为全世界所接受。稷下学宫每每作为一个巍峨高耸的形象，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如果说齐国的君王们尚做了一些大不平凡的伟业，有过一些惊世骇俗的豪举，那么这个学宫的建立以及能够持久地矗立，就算是它的一个至大成就。
　　稷下学宫因为建在了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由齐国的齐桓公田午时代所创建，截止于齐国的终结之期齐王建，总共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跨越了几代人的时间。初创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并非以管仲为相的那个齐桓公，而是田姓取代姜姓“田齐”之后的首位国君。为了区别他们二者，通常称后者为“齐桓公午”。他究竟是因为羡慕前一个齐桓公的振兴伟业还是其他，才取了一个与之相同的名字，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仅就其兴办学宫招徕天下名士的胸襟来看，即可判断这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与政治抱负。没有稷下学宫这样的思想和学术的奠基之作，也就不会有后来紧随其后的“威宣盛世”。谈历史说变迁的人士，常常轻许“盛世”，可是只有深入齐国威宣时代，才会对这两个字有着更深切的理解，同时也会对“盛世”的源头与稷下盛况连接起来，知道一切并非是空穴来风。
　　通观齐国历史，可以结论说“稷下”兴则国运兴，“稷下”衰则国势危，“稷下”灭则齐国终。而在稷下学派形成之前，任何一个繁荣兴旺之期，都具有百家汇齐的思想奔放和挥挥洒洒，有“稷下”的隐隐萌芽。所以说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而不是秦国或其他地方，当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莱国人士“好议论”的传统，没有东海的洋风鼓涨，没有方士和商贾的交错奔走，没有盐铁工业的大规模兴起，没有半岛游士频繁的访谈和聚会，又怎么会有稷下学宫的最终矗立呢？就这样，一座伟大的学府合于时而生，可以说是投和了天地人三者的因缘。
　　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已经进入了自己的鼎盛期。这时它已经拥有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人数已达数千，从淳于髡和邹衍再到荀子和孟子，列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多人。这些人待遇极为优厚，居有豪室，出有华车，像记载中的孟子，出门时常常有四五十辆车子跟随，那在当时会是多么浩大的一个车队，又该是何等壮观。这种浩浩阵势对于一个学者是否相宜是一回事，它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年的稷下先生具有怎样崇高的地位，这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作用，在国民生活中十分显赫。这些稷下先生任务明确，即“不治而议论”，个个可以大胆放言，人人都要著书立说。学宫于是成为那个时代最大最深奥的思想库，也是文化交流中心。那个时代，中国这颗扑扑跳动的文心，显然就在稷下。这个可资仰望的高点和中心往四下里辐射，同时也吸引和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智慧人物。战国时代几乎所有在文化史上居有一席之地者，莫不于稷下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诚如司马光《稷下赋》所言：“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稷下学宫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2）
谈到著名的“百家争鸣”，就不能不稍稍描述一下学宫里“争鸣”的盛况和场面。这种“争”与“鸣”并非完全停留在著作中的观念冲突上，也不仅指一般的学术宽容，而有时直接就是表现在日常形态和生活情状上。记载中学宫里常常口枪舌箭，交锋激荡，辩论之风盛大无比。有名的辩士历数不尽，风格迥异，像滑稽多趣的淳于髡，滔滔雄辩的孟子，天生的辩才田骈；更有邹衍儿说鲁仲连等人。这些人为了一个道理可以毫不相让，那时候据理以争，互不迁就，既可以冷嘲热讽，又免不了言辞刻薄，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咄咄逼人。这种辩理驳难，有声势，有气概，如同战场上的一决胜负。像有个叫田巴的辩士，他在辩论中竟然能“一日服千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逻辑清晰口若悬河的人，让一千个好汉轮番上阵的情景，那真可叹一声“何其快哉”！这种场景在中国似乎独一无二，世界少有；只有玄奘出使的那个西域经院，在记载上有过众僧激辩、轮番驳难的大阵场。这种文化与思想的赫赫壮观之势，如今真的已经成为历史。
　　唯唯诺诺或智者不言，已成为小时代的特征之一。文人学士，或各自为工，或言不及义，都以隐藏自己的观点为能事。应景文章或巧言趣话尚且能为，一到了见血气见器局的大智慧，也就萎缩再三，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退居到自己学术的小小螺壳里去了。而稷下先生们既有学术，却无螺壳，一个个既呈赤膊之勇，又有丘壑之像，显然为一个时代最强烈的声音，再大的喧哗都掩藏不住。
　　有趣的是齐国的君王们也时不时地加入到这种旁听和辩论当中。直到今天，阅读他们与辩士学者们在一起的那些记录文字，真是情致和机智幽默具在。孟子、淳于髡等，都与君王有过不止一次对话。现在看，君王们爱好“文学游说之士”是真实的，但他们对那些深入高阔的理论又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于是学者们为了让他们听懂，就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一番，或做比喻，或以古为鉴，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行。而这时候的君王也颇为可爱，或故意搪塞，或正话反说，有时也未必不吐露几句心里话。记载中的威王特别是宣王，对浩大的学士文人队伍是十分看重和自豪的，他们以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来兴办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工程，决心搞成千古盛事。但他们对于学士们那些高阔的言论虽不能接受，却并不驳斥；对其中一些虽然深刻远大，但与眼前利益不无冲突的思想计设，则三拖两推地应承下来再说。
　　从骨子里讲，齐国君王们与真正的学术与思想，更有文学艺术，有一种难以融合的深痕在。他们的爱更多的是权力的变相与宽容，是一种概念上的拓新和依赖，不但未能在情感与观念的深层上与之走到一起，就连真正的接近都很难。什么高堂大屋，上大夫的优厚待遇，出门的五十甚至百辆随车，这一切固然壮观，颇有声势，但形式的意味毕竟重了一些。真正的学士和思想者渴望得到的会是这些吗？这种声势除了能够使齐国爱士的名声远播天边，将无数有着学识抱负的名利之徒吸引过来之外，剩下的还有什么？从这些巨隆的设备和超越的排场中，我们仍然还能看到专制统治者与思想智识者之间深深的隔膜。我们于是也就会多少晓悟当年孟子的几次离开学宫，更有其他一些杰出人物走开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当时的学士和思想家中的深邃人物，并没有什么庸常文人的虚荣气，他们胸怀的当然是实际而高远的目标，是关于社会人生的真学问。这种朴实的施政治理之学，是全面性的思维。这样的思想家与轰轰隆隆的文化学术的形式主义终究是格格不入的。纵观齐国的稷学之兴衰，多么吻合地贴切着齐国的政治和经济。到齐闵王和齐王建时代，稷下先生的声音终于成了君王们的刺耳之言，他们当中的最优异者竟然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言，最后还要急急潜逃。
　　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而后消亡了。天下于是再没有这样的学宫，当然也没有了它用以立足的齐国。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1）
（见原书第七章之《旷世大言》）
　　人们翻阅齐国的历史，会时时有另一些疑惑在。比如在它经济最鼎盛的时期，恰恰也是稷下先生们最活跃、稷下学宫最发达的岁月。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经济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真的会同步吗？或者这仅仅是一种巧合？或者后者真的需要以前者作为基础？这些问号要逐一回答起来，可能会是一篇篇繁琐的文章，然而这里却又不能不稍有应对，因为它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至于当年齐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其间的相互依赖和支持的程度，并不能像一道数学题那样分毫不差地演算出来。但它们之间相互紧密地联系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代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经济搞好了，可以兴办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办好文化及其他各种事业，才会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和保持。短期的物质利益倾向、只顾眼前的行为往往是得不偿失，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可惜当代人一旦忙于发展，也就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住。齐国经过了管子和晏子这一类精明人物的治理，国力增加不少，虽然这中间的几次折腾也搞得精疲力竭，但一经恢复还是欣欣向荣。因为底气还在。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些排场的事，如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最大的排场。
　　学宫的规模和学者的数量，宏大的建筑与显赫的阵势，都让人想到了形式主义，想到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大排档”。这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官方的粗放设计，它还需要学者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填充起具体内容。一种思想和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又怎样化为国民的意识，现实中留下了多少难以洗磨的痕迹，这才是鉴定它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对于文化和思想这一类事物，齐威王父子更看重的可能还是它的花架子，他们宁可往这其中注入自己的内容，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
　　而稷下学派既然汇集了天下最锐利的思想，一切也就由不得君王们的心愿了。齐国国君知道总是搞叶公好龙那一套不行，所以一度也只得听之任之。于是一些旷世大言也就纷纷出笼，它们不仅震响了当时的庙堂，而且还记载于著作流传到久远的后世。如果统计一下，按时间算，可能中国历史上产生振聋发聩的大言最多的，就是稷下学宫时代了。大言逆耳，大言惊心，大言奋民，大言误国，反正怎样理解都可以。不过如果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回头一看连几句掷地有声的大言都没有，那也太可悲了。而且，在经济腾飞市场繁荣、商业流通变着法儿发达的临淄城，如果没有稷下学宫的“大言”来平衡一下“大物”，那就会阴阳失调，齐国的腐败也就更快了。是的，“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
　　稷下学人的一些言论说得太好了，有底气，有义理，有可供一代代人穿凿的深度，有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意味。它们放之四海而不显得曲折隐晦，置于私室也足以洞照心灵。这些言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淳于髡、孟子、邹衍、荀子、宋钘、田骈、慎到、环渊、王斗和颜镯、儿说和田巴、季真和接子、尹文和鲁仲连，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由于这些人处于不同的学派，即能够从极为偏僻处发起论述，揭去遮蔽，使各种观念交锋激烈。我们平时说的“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明晰，需要他人充分说话；为了光明，就得不断挑剔。就这个意义上来论，“大言误国”之说是完全扯淡的。“大言”不仅不能误国，相反是“禁言误国”、“小言添乱”。言路通畅，人人平等，绝不能捂着对方的嘴放言。

“大物”时代更需要“大言”吗？（2）
《孟子？滕文公下》记录了一个场景。也就在这个场景里，孟子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他的这段话竟成为中国人立身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激动人心、最有感召力的一次言说。迄今为止，世界上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和豪言壮语，但像孟子这段话说得如此铿锵又如此真切、如此有说服力、如此切实不浮的，几乎还没有过。当时有个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在一起，对方说到了天下沉浮，连连感叹说：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的大外交家纵横家，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们一旦发火了各国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安稳稳呆在一个地方，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孟子对这种浩叹当场给予了驳斥，说：他们算什么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在孟子眼里，一个男人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摇唇鼓舌，跑来颠去搞合纵连横，翻云覆雨，追求富贵，害怕贫贱，屈服于威武，其实是非常可怜的。这种认识，使人看到一介书生的孟子，具有何等的气概，他在权力面前不亢不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念；他手无寸铁，却耿直坚毅到不可摧毁不可侵犯的地步。这种情形让人想起了他的另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孟子的一生不仅有出行相随几十辆上百辆华车的显赫，更有迁徙艰难的困窘，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宠辱未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孟子所列举的这些险象与艰辛坎坷，他本人也肯定未能幸免。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些千古不朽不易的名言，仍然出自孟子。一部《孟子》，尽可阅读一生，其中处处可见大言，这些大言真可以说是“旷百世而一遇”啊，与他老师的老师孔子交相辉映。孔子的语言更简洁涵蕴，孟子的语言则像金属一般振响。圣贤来自千古文明的滔滔河流，如果简单凭好恶来阻拒他们，就好比抽刀断水一样无聊而无功。像现代全球化这等“大物”之年，我们两手空空，除了以“大言”去加以平衡，恐怕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了。网络时代的汹汹水流也许有更多的淹没，可是网络在驮载“大言”行走的速度方面，大概也是毫不含糊地高效率吧。
　　齐国的君王们兴稷下，倡百家，叶公而不好龙，飞龙就可以自由翱翔于临淄街头。君王们不免有好大喜功之嫌，像搞商业批发一样搞起了“思想”和“文化”的大宗买卖。但大思想也需要大舞台，有了稷下学宫，也就有了大思想的汇集，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延续。这是一段囊括了几个君王轮替兴亡的时间，不可谓不漫长。我们在历数一些文化和政治历史事件时，常常发现百年即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大时段，凡事物一旦超越了百年，那就得格外隆重和慎重地对待它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史上必将永远地记住一个名字：稷下学宫。
　　

齐桓公与管仲——永无穷尽的君臣话题
（见原书第八章之《称霸者》）
　　说到中国的春秋五霸，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齐桓公。因为他的齐国是五霸之首，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又是最早称霸的国家。霸主就是多国会盟时的盟主，是能够以威信和实力号召其他诸侯国的一方。齐桓公是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整个姜姓政权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国君，也是将齐国推向最昌盛阶段的一个国君，他和他的齐国，一直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最好的标本，其中的许多指标极具分析的价值。不谈齐桓公，即无从谈春秋。即便从人性的丰富有趣、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人生旅程的跌宕奇峭来看，齐桓公也比其他国君更有可议之处。
　　齐桓公与一般概念中的政治人物不同，即不是那种四平八稳的性格，而是所谓的性情中人，一生充满性格上的冲突和矛盾。他有时老谋深算，有时又稚气可爱；有时斤斤计较，有时又慷慨大方。许多时候像个急公好义的侠士，恨不得时时为朋友两肋插刀，另一些时候却又胆怯自私，畏首畏尾。他在政治生涯中颇为高瞻远瞩，目光远大，可是却失于狭仄的宫廷视野，最后铸成了大错。他一方面胸襟开阔，能任用管仲这样周密敬业的人为相，另一方面却喜好献媚奸佞之徒。
　　关于他的好色，已经在当时和后来成为广为议论的事情。荒淫无度如齐桓公者，可能不是太多。历史上有一些奇才异能的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淫荡之徒；还有些大作为的人，其中有的也怪癖多多，不可理喻。齐桓公就是一个集淫荡与怪癖于一身的有大作为的人物。他在生活细节上荒唐可笑，可是绝不平庸，在愿意认真动脑的时候，甚至可以称为极智慧的人物。从记载中看，他甚至吃过人肉，却并非是那种残忍之极的家伙。如果将他与上下左右的君王们做做比较，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善良”的人，还有点多愁善感和意气用事。
　　许多书中写到了一个极尽攀附之能事的坏家伙，这个人叫易牙，听说齐桓公遍尝天下美味，惟独没有吃过人肉，竟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烹了奉上。这是一个过于极端的例子，虽然记在史书上，但大可存疑。不过齐桓公晚年身边有三个有名的小人倒是真的，他们分别叫竖刁、易牙和开方。单从这三个怪异的名字来看，是奸佞小人一点都不让人吃惊。三个小人把年纪越来越大的齐桓公伺候得无微不至，同时阻断他的政治视听，最后竟然代其发号施令了。出奇恶毒凶狠的小人佞臣，借助的恰恰是一国之君的无上权威，这权威愈大，小人就愈恶，这几乎成了历史的通相。
　　齐桓公一生的大手笔，进一步反衬了他凄惨的晚年，那个结局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一度兴兵救急，扶助了许多中原弱小国家，并几次为西周王室解围，所以齐桓公的齐国成为中原地区实际的执牛耳者。他的无私慷慨的行为，当时也为他博得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信任。在位近五十年，算是风风火火的一生，做成的大事情不胜枚举。在最强盛的年头里，齐桓公简直是有求必应，抱打不平，什么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只要有谁敢来进犯中原，他都要挺身去管。孔子后来感慨道：幸亏有齐桓公啊！要不是这个人保护了中原这些国家，咱现在就得受那些野蛮人管辖了，大家都得穿野人左边开大襟的衣服了！孔子的话中有多多少少的幽默在，却是道出了一段严峻的历史实情。这完全说明了齐桓公对整个华夏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正是他挺身而出，才保卫了中原文明的延续和生存。
　　就这样，本来是一个大荒唐之人，却同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大贡献，这就是复杂的人生际遇和人生呈现。由于功劳太大了，国家太强盛了，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少不了就要骄傲起来。他后来在诸侯国的会盟中就不像过去那样礼节周备了，而是面有自负之色，说话极无分寸，在各国的君王面前显得高人一等。而过去的齐国是极注意笼络他国的，这仅仅从国家财富的使用支配上就看得出来：用来外交、接待外国宾客的钱，要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以想象这是怎样重视修好，又是怎样的排场啊。
　　齐桓公把治理国家的主要工作交给了管仲，这是他一生成就霸业的关键。管仲是精明透顶的商人出身，理财增支开源节流方面是顶尖好手，并能为推行一系列富国政策制定出相应的用人条例，因此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班底，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力一再削弱。齐国的事情看起来一切都由管仲料理，实际上外交与军事用兵之类大事，仍然要由齐桓公亲自掌控。油盐酱醋之类琐细交出去了，他才能有精力和时间处理一些国际问题，也有时间去享受娱乐，搞一些男女事情。齐桓公把许多宝贵时间用在了淫乐上，记载中他除了要亲幸众多的妻妾，还要到当时的妓院去游荡一番。
　　这是一个精力过人的国君，同时懂得大处着眼，小处眯眼，用人不疑，放手让射过自己一箭的管仲去操劳国事。这种情形不是到了晚年才出现的，而是在管仲刚刚接受任用时就是如此。管仲年纪大，他索性唤对方为“仲父”。如此称呼，还有什么不好说的？作为管仲，那就不仅是相了，还是一国之君的长辈，所以往日里骄横一方的齐国贵族也就不得不收起威风了。
　　由于正襟危坐的史家太多，所以有时面对一个时有嬉戏之心的国君，也就多有贬抑。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留下的口实甚多，于是也就难以确立良名。再加上他晚年的屈辱，与一生的豪业相去甚远，这也容易让后人轻薄于他。但如果冷静下来，将功过分开来看，事情也许就会稍稍有些不同。现在一般的看法是，齐桓公时代有一个伟大的相，却有一个荒淫的君。这种解释与历史的实相有可能相去太远。一国之相要有作为；离开了君的支持将难以施展；另外，君的凄惨处境，与相的许多实际政策也未必无关，二者势必是难以分扯的那种关系。他们正是相得益彰，一起兴盛、一起衰败。管仲早一步离世了，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铸定了齐国国君的未来，包括齐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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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国君的好色与好乐
（见原书第八章之《好色的国王》）
　　说到好色的国王，有人以为又是在说齐桓公了。其实这一次却不是指的他。国王好色并且能够自己直言不讳的，是姜姓齐国被田姓齐国取代后的另一个盛世明君，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齐宣王。齐宣王与其父齐威王，还有更早的齐桓公，这三个人都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都是创造了齐国的辉煌历史的人。看来做一个“有趣”的人并不容易，这不仅要有丰富的人性，还要有才能和气度、有创造力这些东西。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脍炙人口的对话，都是在智者与君王之间展开的。对话的双方，一方智力超群，一方权倾朝野，这两种极为不同又极为相同的人物展开对话，必定会产生异趣。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明显的，其相同之处，是指一个对社会治理拥有巨大的权力，另一个却拥有巨大的心智和知识，总之都是拥有“巨大”的人。以巨大对巨大，对起话来就会外松内紧，摩擦以至于冲撞起来，都会显示人的不同情怀和器局，听起来看起来都很好玩。这些话留下来，会有深刻的启迪性，对当时或后世都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当时的齐宣王与孟子有过一次交谈。孟子那会儿可能刚刚执掌稷下学宫，也可能是游学来到了稷下，反正齐宣王恭恭敬敬地请教这个名位很高的思想家，一口气谈了不少。孟子这时候已是声名远扬于诸侯列国的人物，这次来齐国，随从的车辆竟然浩浩荡荡，齐宣王都要亲自去迎接他。也有人认为孟子这次来齐，与稷下学宫的那些“上大夫”不同，已经是直接位列卿相，是有官爵的人。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是以君王和学者的身份相会和交谈的。
　　孟子对前几代的名相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并不认可，所以他这次对齐宣王讲的是“王政”，即王道仁政，这里的“王”当然是孔子“内圣外王”的“王”。面对孟子的治国理想，齐宣王一方面称赞这都是很高的目标，很了不起的思想，一方面又装出一副颇为自责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搪塞孟子。他说自己要贯彻落实这些思想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就因为“寡人有疾”。他说我这个人啊，有毛病啊，然后就历数了自己的几大毛病：好乐、好勇、好色、好货。好乐一般解释为喜欢音乐，也可视为喜欢宴饮舞乐等等享受；好勇则是喜欢炫耀武力；好色自然是喜欢美色；好货当然是喜欢财富。此时的齐宣王在经历了父亲齐威王的昌盛之后，已经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了，燕国使臣苏秦所赞扬的那番话，就是对齐宣王说的。这时的临淄已是“连衽成帷，举袂成幕”了。
　　讲到“好乐”，齐国有“韶乐”，而且连一般市民都“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讲到“好货”，已是“粟如丘山”；讲到“好勇”，齐国的军队是“五家之兵，锥如疾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可见当年的齐宣王已经有足够的资本骄傲了，也就可以向大学者孟子毫无顾忌地说出“寡人好色”这句话了。从齐国的奢华淫糜之风来看，从齐桓公一直历数下来，好色者不乏其人，在淫荡事项中做出惊人之举的国君也并非一代，比较起来，齐宣王的“好色”并不算突出和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得到广泛引用的对话是在一个名叫“雪宫”的地方进行的。“雪宫”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沙皇的“夏宫”，估计也是王室用来避暑的一处华丽宫殿，所以齐宣王对孟子不无骄傲地问：“贤者亦有此乐乎？”一问之间，一种可爱的浮浅之态也就流露出来了。可见志得意满的齐宣王此刻心情很好，他觉得邀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来此一游，共享美色，放松地闲谈一番，也不失为一桩快事。问题是孟子这样的圣贤到底是非同常人，君王的礼遇和迷人的华居之类并不能让其走失了心性，他不仅能够坦然处之，而且照旧抓住这一机会对一国之君循循善诱，委婉形象、细致入微地讲解起治国兴邦之道来了。
　　本来齐宣王回应他的所有“毛病”，即寡人之“疾”，都不是什么认真作答的好话。孟子又是何等聪明敏捷的人，他怎么会听不出来呢。但他最有趣最巧妙的地方，是对这些公然的嬉闹和对抗非但毫无责备之词，还一概都说“好啊”，一概加以肯定。这大概大大地出乎齐宣王的预料吧。齐宣王内心里的得意于是也就受到了摧折，在这场语言的机智交锋中，权力者尽管拥有天时地利的支持，也还是处于下风。孟子机巧地把随口吐出的赞叹引伸开来，借古喻今，举了许多例子，把齐宣王致命的“毛病”一一化解转移成施行“仁政”的优势和条件，并且说得文理通顺，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说到这儿，这场对谈的趣味和意义，也就尽在其中了。
　　国家富强到了齐宣王时期，也就由不得当政者不骄奢了。可是理想与境界高远到了孟子这样的地步，也就难以满足于齐国目前的富足和强大了。也许在孟子眼里，齐国的一切离仁政还差十万八千里呢，也许这个所谓的强盛之都正危机四伏呢。事实肯定会偏向孟子的洞彻，偏向于他的忧虑。齐宣王本人虽非齐桓公当年那么淫荡无度，国政也远远没有后者晚年那样的危象，但国家积累的问题仍然极多，上层的奢糜腐败和底层的民生多艰，同样显豁地对比着。这些正在不断地发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