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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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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精神的积累,哪样更难些?(1)
(见原书第六章之《积累之难》)
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此追求它们的欲望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都有强大和富裕的要求。在这不倦的不间断的追求中,往往也就用尽了各种办法。任何办法都要做出努力,任何努力都要付出代价,任何代价都要最终偿还。偿还份额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最后的那个目标有多大价值了。如果是得不偿失,那就索性一开始就不干好了。问题是这并非一眼能看得穿的小账目,而是一种历时几十年上百年、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历史大运算,不仅是加减乘除,连更复杂的函数开方之类都用上了,谁又能一眼看得透呢?于是只好向着一个看得见的目标奔下去了,不再小心翼翼地约束着自己的每一步了。
齐国和秦国都曾富裕得不得了,强大的不得了。前者曾经富裕而强大;而后者主要是强大,后来也相当富裕。它们的结局似有不同,但最终都国亡民衰,一片狼藉,血流成河。由不可一世到灭亡衰败的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长,可是会极其痛苦,这不光是心理上的痛苦,而是直接肉体上的伤害和无情的杀戮。比如齐国的那些王公贵族,在敌方的蹂躏中生不如死,死也惊心。即便是国家内部的逆叛争夺也残酷得吓人,像齐闵王,竟然被前来援救的将军抽出脚筋吊死在梁上。要知道当年的齐闵王是何等威赫,他与秦王同时称帝,已经是天下最强悍的国王之一,转眼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秦国灭亡更是一夜轰坍,造反的项羽凶猛残酷到令人发指,在巨鹿大战中竟将接收的二十万降军全部活埋;攻入咸阳后,众所周知,又下令焚烧了集天下富丽与民生辛劳的阿房宫。进入富裕繁荣的名城临淄,更是烧杀抢掠,强暴妇女,再次活埋降军。
几乎所有王朝都走完了自己由盛而衰的旅程,这段路或长或短,只是没有一个例外,所以大学者黄炎培为其取了个名词,叫“周期率”。怎样逃脱这个“周期率”,一代代人似乎都在想办法,但现在看全世界也未必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齐秦两个大国,一东一西,都先后灭亡了。接下来有汉,有唐。盛唐的骄傲几乎成了每个中国人口中必念的事情。这个大唐是无可争议的天下大国,有数一数二的国力,财富与军力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不仅是物质丰饶,文化也灿烂辉煌,出产了煌煌唐诗,几乎令后人再也无法张口吟哦。据称当时出使大唐的外国使者都对盛世之状目瞪口呆,他们竟第一次看到,连大街上的树木都在节日里穿上了绫罗绸缎。那时还无法计算大唐的财富占整个世界的几分之几,但比例一定是相当高的。这个大唐也灭亡了。
即便是极大地耽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清,也有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它曾经拥有自己的鼎盛期,有康乾时代,那时的大清也不是世界上的弱国,而是从国家财富到军力都走在前边的列强。有人曾计算出,当时大清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世界的五分之一,现在看由于这个数字过于翔实和庞大,只可存以备考。但无论怎么说,这个大清远不是后来不断割地赔款的那个样子,那是末路王朝的事情。从不可一世的帝国到末路,这条路不长也不短,不过总算走到了尽头;进入了混战不宁的民国,一切也好不到哪里去。 。 想看书来
物质和精神的积累,哪样更难些?(2)
有人会不无天真地想:如果是真正好的朝代,就完全不必换来换去,那样又危险又麻烦,常常弄得民不聊生元气大伤,还不如一个到底呢。诚然如此。问题是怎样熬得下去。换个说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机怎样才能保存下去?更具体地说,人们所追求和创造的物质财富,怎样才能确保它不再流失,一代一代积累下去呢?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理性地分析一番,就要好好看一看了,看看在人类寻求的所有事物中,最容易取得的是什么?最不容易取得的又是什么?它们又有怎样的特征和怎样的不同?这样分析下来,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人世间惟有财富的追求欲望才是最强大的,人对物质的欲望从来都不可遏制,这是十分自然的一种力量。与此相似的还有安逸享乐,它与物质追求的欲望其实完全是一回事。正由于这种欲望的自然而然,所以就一个阶段来说,一般是会顺利实现的,就是说在没有特别的不可抗拒的灾难发生的情况下,财富一定会或快或慢地积累起来。因为这都来自人的本能。所以我们会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有了一段时间的安宁期,财富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随着财富的积累,国家机器如军备等,也会相应地得到加强。
还有另一种比较好积累的东西,就是科学技术这一类。我们会发现从结绳记事、石器时代一路走来,技术进步并没有因为战争和灾难的发生而要一切从头再来。原来人类认识了一种科学自然规律就可以传递下去,技术发明要忘记也难,因为它一旦成为大家的拥有,也就会被继续传承下去。就这样,天灾不断人祸也不断,人类富得流油又穷得精光,然后再富;可是科学技术却基本上是一路向前的,一直走到了今天的原子基因纳米航天,还有网络之类,并且还会继续走下去。
财富和科技是这样积累的,它们似乎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没有问题,都相对容易一些。财富积累的条件是社会安定;科技积累的条件与财富大致相同,但它的要求更宽松:只要人类不灭绝,就会接力般地向前发展。这二者积累的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最难积累的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它是让人类社会免除战乱和灾难、获得安定的那种方法。换句话说,就是逃出那个可恶的“周期率”的方法。原来难中之难,即在于此。
我们经历和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种使社会安定的思想方法,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积累。因为这说到底属于人心之学,而人心是最富于变化的;而且每个时期面对着各种复杂的情形,人心又大为不同。人性是各个时期都相近的,即孟子说的“性相近”;可是亚圣还说过一句话,即“习相远”。这些人性的习气习性是因时因地而变化而组合的,于是经过了新的变化组合之后,一切也就大不相同,不好掌握了。从历史上看,无论多么好的思想和崇高的品质,都会有人批判质疑;无论多么伟大的设想,都会被挑战和争论,最后或者被搁置、或者被推翻。即便连圣人孔子的“仁”和“义”,也几乎弄到了不能立足的地步。由此看,思想和伦理范畴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积累的,它的不能积累不能进步,也就导致了其他,比如战乱和种种人祸,全都来了。人祸从来大于天灾,这是人类历史得出的又一个结论。在人祸面前,人类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财富,甚至是一个传递了几百年的王朝,一夜之间就被扫荡一空了。
有人还曾经将逃出“周期率”的希望、将国家强大的希望寄托在科技的振兴上。表面看这似乎是一条捷径,进步的科技会直接强国强军,而国强则不败,民富则安宁。其实际却远远不是如此,有时甚至相反。因为科技决定不了国力投放的方向,它只能加强国力;如果强大的国力用反了方向,国家和民族也只有加速失败,甚至毁灭这么一条路。事实上,人类的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发达,也从来没有面临着今天这样的灭顶之危。人类正企图从自己的毁灭之剑下边赢得逃生的时间,这就是对核战争的全力遏制。今天的世界各国在阻止核战爆发上所花掉的时间与精力,更有财富,大概早就难以计算了。而且最主要的是,科技是一种可以得到有效积累的东西,它将或快或慢地一路向前,即便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灾难,也依然如故。核能的飞速发展期,恰恰在全世界打得不可开交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正因为思想伦理范畴的东西最难以积累,财富与国家的强盛也就难以持久,甚至连较长时间的保存都做不到。聪明的国君于是就千方百计地积累思想,想象治国的各种办法,如齐国的稷下学宫的建立,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创举。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家大聚会,前后经历了一百五十余年,规模不可谓不盛大。但这种大积累的努力同样失败了:在齐国畸形繁荣的物质追求当中,在不可阻挡的享乐奢糜的浪潮中,这个学宫逐渐给挤到了边缘,最后给挤垮了。从此,几乎再无人尝试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思想文化的大积累了。而且具体到稷下学宫,那里面派别林立,各种不同的学说吵翻了天,几乎不是在讨论,而更像是在打架,这就更进一步加重了思想和文化,也包括伦理和道德这一类东西,它们到底能不能得到有效积累的质疑了。
从怀疑积累到厌恶积累、仇恨积累,于是就走到了秦国的焚书坑儒这一步,有了这样极端的例子。
看来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才能最终确保物质的积累;而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更复杂更艰难的过程,它的曲折性与冲突性会出人预料地巨大。但人类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力,不能去继续发展这种积累,等待人类的只会是更大的浩劫。人类的坚忍和宽容、对物质主义的警惕和反思,大概是确保思想文化积累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吧。
秦始皇的修陵与现世情结
(见原书第七章之《残忍与气派》)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的一句名言,它前边的连句是:“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孔子和他的弟子说过了多少漂亮话,而且总是那么含意深远,咀嚼不尽。这里说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一切都放得下了,再没有强烈的欲望左右他了,他于是才有可能回到孩子一样的本真和实在,会对世界充满友善。这也许说到了人性的根柢上吧,我们发现西方也有个临终忏悔的仪式,大概也是建立在“其言也善”的可能性上,在“人之将死”这个基础上。观察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也像观察一个人一样,要看看它在最后那个阶段的言与行;观察一个帝王一个国君,看看在他死亡的前后,他和他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特别的时刻。
秦始皇死在东巡求仙途中。而围绕自己的死,早在几十年前他就开始准备了,即位后马上就兴建自己的陵墓,这甚至比修筑用以生前享乐的宫殿都早。这座陵墓的修建同样是一个豪举,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记录。该工程是这样地浩大,以至于从全国各地征调了七十万人,前后费时长达四十余年,一直到秦国灭亡都没能全部竣工。陵冢高五十余丈,周围长五里有余,地下各式宫殿装满了奇珍异宝,以水银为江海,以人鱼膏为灯烛,防止盗墓,还暗设了各种弓弩机关。埋葬秦始皇时,为防泄密,将所有参加修建陵墓的工匠都活活埋掉。还有大批殉葬者,分别埋在陵园东南和西北的墓群中,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左右,其中有的是被杀掉的宫女和公子,有的是从六国征来的服役人员。坟丘两侧和内外城墙之间,东门外,遍布大大小小的陪葬坑。
直到秦国灭亡之际,这一惊人的陵墓还在修建中,可以说这个残暴的帝国一边垂死挣扎,一边还在做这件身后事。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凶残无道的印记,可是有哪一道印记,比秦始皇的陵墓更为深重和突出?
这是一座统一了中国的秦王的陵墓,那么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君的陵墓又是怎样的?它又会奢华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一个曾侯乙的例子。曾侯乙是当时一个地位不高的小国之君,疆域很小。可是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陵墓,随葬品竟有一万多件,其中有全套的编钟编磬六十四件,著名的“曾侯乙墓编钟”就出现在这里。这套编钟的音阶结构竟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音阶同一音列,十二个半音齐备,还可以旋宫转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极其奢华的陪葬品之外,还有二十一个殉葬人,她们全都是少女。
人们更想知道齐国国君的陵墓,想了解它是怎样的奢华。姜齐国君的陵墓在临淄故城内东北部,田齐国君的陵墓在临淄故城东南十一公里的泰沂山脉北麓。在二十余座姜齐古墓中,已经发掘的一座,大量随葬品全部被盗;墓的东西北三面有相连的殉马坑,就在这里,出现了殉葬马六百余匹。据推测这可能是齐景公之墓。
与秦王墓和曾侯乙墓不同的是,齐王墓中没有发现殉葬的人。而秦墓不仅是秦始皇,如更早的秦武公,殉葬者就多达六十六人。在齐景公这里,却一口气将六百余匹骏马杀掉用以陪葬,这种残忍和气派也足以震惊世界了。站在陪葬坑前看着一长排整整齐齐摆放的大马骨架,不由得就要在想象中还原它们的血肉之躯。
比较着不同的陵墓,这两个大国的性情与格局也就显出了不同。西风惨烈无情,杀伐的力度超出想象。这使人又一次想起商鞅,想起了他的冷手改革,那场染红了渭水的变法。从对国内不同政见者的杀戮,到一扫六合的声威,这一切之间总有一根线连着,都有铁与血的人性在,它们冷气逼人。而静静地躺在齐国君王墓侧的六百匹骏马,不久前还驰骋在齐国大地上,它们毛色油亮,在太阳底下像锦缎一样闪闪发光。
我们知道,东莱人的祖先钟爱骏马、擅长培育马群是举世闻名的。他们的这一传统延续到了齐国,这从君王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阴间的帝王拥有一群骏马,那是何等的荣耀。就这样,六百匹骏马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奔驰,成了王权的牺牲。
帝王陵墓中展现的一切,可以说是奢华中的奢华,残忍中的残忍。因为这是走到了生命的终结处,是贪婪的身后,是把梦想带到阴间。从秦始皇即位就开始兴建自己陵墓的举动来看,他是极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对死后的权力与荣华毫不怀疑。他继位时刚刚十三岁,亲政时也不过二十二岁,就是这样一个稚嫩的青年,竟动手为自己打造起一处超豪华的地下宫殿,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但即便是秦始皇,最难以放弃的仍然是现世的享受。他几乎为自己的阴间生活准备好了一切,应有尽有,可还是无比留恋人间,这由他的三次东巡求仙可以说明。他还想在神仙的帮助下长生不死,幸亏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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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国临淄看都市文化形态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繁华的都市》)
如果要从春秋战国时期找一个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大概没人会错过临淄。一说到这个大都会,就得再次引用一个叫苏秦的人的话,因为这个人关于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描绘,十分逼真传神,一直作为生动的美文保留下来。这段美文并且不可以用白话诠释,因为一经译为现代汉语,味道就多多少少地改变了。苏秦是一个大游士,从古书所录行径来看,他的品德面貌有些模糊,有时还多有矛盾。但有一点似可肯定,他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经多见广的人物,在中华大地上纵横穿梭,是一个周旋于君王身侧的基辛格式的人物。他这样记述临淄城:“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
从这段话中足可以看出一个足迹遍天下的人,对这个初识的东方都会有多么惊讶。不足六七十言,所传递的信息却丰富之极。我们直到今天,透过这段文字的缝隙,似乎仍然可以望见一座闹市的辉煌灯火,闻到它的人声鼎沸。这里没有记录一座大城有多么华丽高大的楼堂馆所,也没有说它的街道有多么宽阔,而只写了它所容纳的人口,他们生活的情状,特别是这些人的精神面貌。苏秦是一个长于言辞的人,不止一个战国时期的君王被他说服,所以可以想象他特别擅长文学修辞,所言难免有些夸张,但细节却并未失实。他所说的“无不”,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多有”,也就是说临淄城里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他们喜好音乐演奏,热衷于体育活动,城内主要街道万头攒动,以至于“挥汗成雨”。这显然是一个集商事与娱乐于一体的现代都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天下好事之徒,他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
这种情形正是历经了齐桓公和管仲的盛世之后,由齐威王继续推进的结果。临淄城正在走向自己的极盛时期。这里不仅有东部沿海莱夷地区丰富的物质支援,有天下闻名的大商贾的经营,还有稷下学宫的学术声望,有最为自由开放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才使临淄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花花世界。管仲当年在商业与经济上的大胆设计,使齐国的这个主要城市工商业大兴,全面激活,胆大恣意的各色人物都跑到这里来了。这方面,从古至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一座城市里如果没有几个放荡的浪子,没有几个一掷千金的豪士,没有一批常做惊人之语的怪客,这个城市就会变成死水一潭。而这些人物的聚集,前提就是没有拘束,是宽松的环境和极好玩的去处。而这些正是齐都临淄的特色,它早在管仲时期就万事俱备了,单等那些特别的人物前来光顾了。
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特别是国都所在地,说白了只是各地物产和人物的汇展中心。它会准确地辐射出一个时期的国民精神、性格以及其他,就像一面镜子。司马迁说到东部沿海的齐人,曾经这样概括他们的特征:“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司马迁将这些齐人喜欢议论、多有智慧,以及宽松徐缓的性格、开阔放达的心态,视为一种“天性”。这种地域特征实际上就在后来造就了齐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力的日益强大,以及文化和学术的全面兴起;至于方士和道家的集结,工商业的繁荣,体育和博彩业的发源,都是这种地域人文结出的现实之果。离开了土地对人格的培育和支持,离开了一种地理环境,一切也就无从谈起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些市相特征,早在当年的临淄城已经开始具备了,什么博彩斗鸡,豢养宠物,酒肆歌妓,那会儿就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声色犬马的花花世界了。中国人于几十年前还不敢言论更不敢染指的一些场所,在几千年前的临淄城却是堂而皇之地存在着。那些几乎遍布于普通市民中的享乐,那些消遣和游兴,都多多少少散发出一些西方现世主义的气味。这里不像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封建古城,而更像是一个新兴资本主义的摇篮。无怪乎在今天这个经济上奋力追赶列强的时刻,有人不无遗憾地一遍遍想到了齐国。他们大概是把目光转向了临淄的缘故吧。的确,不说它的声色与热闹,单讲它的煌煌稷下学宫,这座开办了一百五十年的学府,一座相当于现代社会科学院的上层建筑的巨大机构,哪个知识分子又会不为之深深动容呢?经济、旅游、学术、商业,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齐国临淄在当时都足以拔得头筹。
今天得到世界承认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的发源地,即足球,就是临淄。当时叫“蹴鞠”,一种皮革缝制的球,按规则游戏,玩法与现在的足球略有不同。足球目前是典型的西方长技,但这并未妨碍它源于东方;正像乒乓球起源西方,却被东方人玩得神乎其神一个道理。繁华之都临淄常有盛大的足球赛事,这一点竟然也合乎现代城市的特征。苏秦记录的市民长于体育和艺术,闲情逸志甚多,这也说明了那是一个衣食无忧且安定知足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的临淄城内,当一个普通市民尚且要“志高气扬”!这该是多么传神的赞誉,它足以令当代的城市人羡慕之极了。今天的城市人让外地游客看出那样骄傲的神情,恐怕是很难了。这种心志和神气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它要来自一种非同一般的个人感受。
今天,临淄旧城的发掘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考古学家果然从这里发现了许多惊叹不已的事情。比如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比如城区街衢的分布,比如水道与护城河,比如新城老城的演变,比如美丽的池水亭台。可惜一切既已失去,也就无法加以复原,只有墨写的文字还存在那里,风雨都磨洗不去。
东方的管仲与西方的凯恩斯,谁是重商主义的鼻祖?
(见原书第七章之《最老的凯恩斯》)
西方有个叫凯恩斯的经济学天才,是英国十九世纪出生的人,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到现在为止,西方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超过了他,原因就是他的方法对于发展现代经济更为实用,效果显著。这许多年来,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以他的思想,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他的理论著作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深奥,那一大堆学术名词解释起来颇为麻烦,但简单点说,就是以社会总需求为核心,以扩大消费来发展和刺激生产。
他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的方法,比如调节消费倾向、投资引诱等等。他指出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观因素极为重要,并明确指出这其中包括了心理因素、社会习惯和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要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总量,就要让国民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还要有地方花钱;而这后一条,当然与一个时期所采取的社会制度有关。
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聪明,如果说它从经济理论和学术意义出发,还不如说是从人性和人的欲望出发。在他这一套理论的指导下,西方经济果然经历了相当长的繁荣期,而且这个时期直到今天还没有终结。他于是理所当然地被誉为西方经济的救星。西方冷战的胜利,凯恩斯当然是拔得了头功。
其实东方早就有了凯恩斯式的人物。这个人没有他那样一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但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却是相当熟悉的。这个人就是春秋末期的齐国人,是齐桓公时期国家的实际治理者管仲。一说到管仲,许多人必要去找那部叫《管子》的著作,以为读这部书才可以弄懂管仲。其实未必。因为这不是管仲当时的言行记录,更不是他亲手所写,甚至连能否准确地记述他的主要思想都成问题。如果将这部书与凯恩斯的观念对应来看,非但不够接近,而且还大相径庭。
原来《管子》是许久之后,由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编纂而成的,其中的内容已是当时学者所写,是他们将自己的理想境界以及治国理念,记到了《管子》名下。在这部书中,儒学精神已经成为它的核心,如“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等等,可能与管仲根本搭不上界。
管仲可没有那么高的调子。他更务实,更注重开放,更少一些“礼义”之类的禁忌,一切都从实际出发,极为通晓人性的奥秘,很懂得调节一个时期人的消费倾向,改变和引导社会习惯,并从社会制度上加以变革。这些都与现代的凯恩斯是一样的。他的所有变革措施都紧紧围绕发展生产,而且始终以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强化生产规模。在这方面,管仲虽然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可是他的头脑一点都不老旧呆板,许多方面比今天的年轻人还要激进得多。这确乎是一个超越自己时代的不凡人物。
当那些稍为僵持和死板地划分历史时期,如确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的人,可能在管仲这儿会遇到一个难题。他人在春秋,思想却跑到了凯恩斯那儿,而后者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父。原来无论是几千年前或几千年后,人性终究还是一样的,经济学其实与文学一样,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好的经济学家仍然要洞悉人性。这也是治国理政的规律吧。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充分人性化的,他采用的严谨的学术语言,不过是另一种人性的图谱和解说辞罢了。而回到管仲这儿,他就将一切来得更简单了,干脆不需要这么多解释,而直接放手去干就行了,直接将这些理念交给行动就得了,这样不是更快吗?
果然很快。短短三四十年,齐桓公时期就由一个从战乱中刚刚立足的弱国,一跃而成春秋首霸,这种情况是姜太公受封于齐国以来,姜姓政权从来都没有做到的。管仲的大胆举措首先是合了齐桓公的脾胃,满足了他的口味。管仲面对的国君实际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欲望的标本,这个人的一切需求哪怕稍稍得到一点满足,那都是不得了的消费。齐桓公的荒淫无度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之一,而他当政期间齐国经济的振兴速度,同样也是历史上最快的之一。
大概当时的所有诸侯国当中,还没有哪个国家像齐国一样重视工商业。以临淄城为例,当时的工商从业人员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为了鼓励工商,国家从税率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并大大放宽了出入关税及市场上的商业税。除此之外,令人大开眼界的是,管仲竟然在齐桓公的宫中设有七处市场,并设有“女闾七百”。按一闾二十五家计算,这个妓院(女闾)的数量实在称得上是庞大了。妓院设在了宫中,齐桓公当然感到十分方便。另外这些妓女也用来接待四方客商。记载中,这里为各国来齐的客商建立了专门的馆舍,而这些人经营的货物越多优待就越高:一辆车者白吃;三辆车者白吃并供给牲口饲料;五辆车的大商人除享受以上所有待遇外,还要配给五个妓女服侍。正因为类似的制度,齐国才商贾云集,临淄遂成为天下最热闹的地方。
仅仅从管仲在齐桓公宫中设置“七市”和“七百闾”的情形来看,就可以知道他在引导消费和提倡生产方面走了多远。同时,与现代的凯恩斯如出一辙,除了由政府来引导消费倾向之外,管仲还积极调节投资,以种种措施,全方位地刺激齐国的“有效需求”。他也像凯恩斯一样,极为注意消费倾向的波动。他在社会制度的改革与调整方面,都紧紧围绕了扩大消费这个主题。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运作体制中,性事从来都是一味重剂,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泛性的心理,与一种激活膨胀的消费倾向总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管仲当年正是从社会变革与发展经济两个方面,采取了与现代凯恩斯极为相近的思路。可惜他的这一思路,在后世人为他纂写和编辑的《管子》中,并没有得到准确的表达。
稷下学宫与历史上的百家争鸣(1)
(见原书第七章之《稷下学宫》)
书写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人,只要一提到“稷下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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