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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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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才情、友情与真情（2）
现代人的寿命长于古代，可是从许多方面看，从心上看，现代人苍老的速度却又远远超过古人。古人即便到了老年尚能保持一颗充盈鲜活的童心，而现代人一入庙堂或商市就变得不可观了，他们看上去不是机械木讷，就是老谋深算，吐出口来的每一句话都远离性情，而且还要学得千人一腔。这种极度的畸形却又被视为最正常的状态，真是可怕之极。如果不是出于专门表演和仪式的需要，现代人已经不会“歌”更不会“踏”了，为了给一位老友送行而能够率性到啊啊大唱的人，一定会被视为精神病，被邻居看到即会传遍全村，成为历久不忘的一个笑谈。现代人在不该苍老的方面已经过分快速地苍老了，这种蜕化可能与越来越多地脱离自然环境有关。人类正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看上去虽然满是人的面孔，却不知为什么就是缺少更充沛的人的情感。
根据记载，孔子在七十三岁的那一年故去。他于逝世前做了一个梦，醒来依据梦境做了一个判断，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是迷信也罢，巧合也罢，反正一切真的如他所料，一代圣人如期告别了人间。有意思的是孔子给人庄严神圣的宗师感觉，自己却风趣了一辈子，连最后的告别都充满了这个色彩。他曾对弟子叙说了那个死亡的预言，并且在梦后一个人唱了起来，唱的是：“泰山将要崩塌了，梁木将要毁坏了，哲人将要凋谢了。”他的弟子当时正从外地赶来，还没见人，只听了这歌就知道事情坏了，老师的身体将有大问题。
孔子一生是谦谦君子，可他在最后的歌里还是透露出自己是一位“哲人”。他在告别人世的关键时刻，竟没有守住自身的秘密，童言无忌般地将自己的谢世与泰山崩梁木毁的大事连在一起，做出了最严重的比喻。
其实孔子以及许多类似的古代圣哲，一生奔波的都是质朴的事业，是求真求实的工作。也正因为这样的质朴无华，反而要被物欲化的世界给深深地误解。他们的一生都像是在率真地“踏歌声”，他们的一生都是热情好客、与孩童般纯稚的人，可以说一直都属于汪伦一族。
有一首轻快的古诗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小诗明白如话，却绝非单薄浅直的游戏作。诗人乘舟马上就要离开桃花潭了，忽然听到岸上传来了“踏歌声”。这声音不仅让李白，也让一代代读者为之回眸，想看看歌声响起处的那个汪伦的样子。什么才是“踏歌声”，读者多有解释，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当年民间流行的那种“踏歌舞”，有其相对固定的舞姿和表演程式。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拘泥于一个词语的考证，倒是简单些更为近乎诗情辞意，即那个可爱天真的汪伦踏着节拍唱着歌送行来了。
不知这位古人汪伦的年龄，只知他以好酒款待诗人，两人结下了淳朴的友谊。李白的性情已经从他诸多的诗文中泄露无遗，他是那么浪漫天真，喜欢结交一些异人，心比天高，豪放不羁。而这位汪伦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发现朋友已走，竟然唱着歌赶来，一个人在岸上啊啊唱起。这一幕不像实际生活，倒像是今天戏曲中的一个场景。但这又是真实的再现，不可能是李白的虚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大男子高抬腿脚踏出节拍，还啊啊有声，甩动着胳膊，煞是有情有趣。这情已被李白直写出来，并以深达千尺的桃花潭水之不及做比。文字画面韵致之间透露出的信息太多了，让人想起两个男子的彻夜长谈，把盏畅饮，更有潭边景色与人相谐，一个漂泊之人的知遇和感慨；这其中的意蕴之深，真是一言难尽。爱酒更爱山水和寻访的李白，一生写了多少天真可人的诗句，从诗中看，他结交的大多是一些趣味盎然的人，如果遇到一个声气相投者，两人必会有一场好饮。这个汪伦没有留给人更多的文字资料，我们对其也就无法知道得更多。但是他会“踏歌声”，这已经足够了。李白记下的是他们分手时的回眸一望，所见所闻也就是一个大男子的踏之歌之。烂漫的情致，令今天的人心向往之。 。 想看书来
文人的才情、友情与真情（3）
古人的纯洁质朴以及率性可爱，几乎总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怎么也无法遮掩。即便是以诗与思被后世称仙论圣的李白和孔子也不能例外。另一个例子是孔子，他曾问弟子，什么才是最高的理想？记载中四个弟子各有一番不同的回答：其中的三个弟子都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颇大的抱负，如用三年时间振奋国家精神的子路；用三年时间使一个小国经济繁荣的颜回；愿充当一个体面的外交官和司仪的公西华。惟有一个叫曾点的弟子，他回答得好像有所怪异和不同，似乎有点出人意料。这个曾点竟然说他只希望在天暖和起来的时候，邀约几位好友，再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河里洗澡，然后再登上高处吹吹风，一路唱着小曲回家转。这位曾点回答老师如此重要的提问，不仅没有一丝豪志表达出来，而且尽是玩的心思；玩倒也罢了，他玩得别出心裁，既要有好友相伴，又要带上一群小孩子，还要登高唱唱小曲之类。这真是孩子气太重，不像有出息的圣人弟子。谁知孔子听了这四个人的明志之言，直接就表态说：曾点的理想和我一样啊！
这儿的孔子多少有点像那个“踏歌声”的汪伦。但他们的身份有多么不同啊，一个是周游列国的夫子，一个却是村夫。两人相同的惟有真与趣，有那种不可泯灭的自然之态。这种学问的至深与情趣的至纯，二者竟然结合在一起，这种境界才叫高呢，只可惜愈是到了现代愈是难以一遇了。仿佛像模像样的人都要庄重起来，把自己的角色一演到底，稍稍离开不苟言笑的呆板也就完了。全是这样的角色，全要适应着这样的舞台，那么天地大戏场也就变得虚伪冷酷了，人与人之间开始丧尽了温情趣味，弄到最后，一个人连正常咀嚼和回味的能力都没有了。
现代人的寿命长于古代，可是从许多方面看，从心上看，现代人苍老的速度却又远远超过古人。古人即便到了老年尚能保持一颗充盈鲜活的童心，而现代人一入庙堂或商市就变得不可观了，他们看上去不是机械木讷，就是老谋深算，吐出口来的每一句话都远离性情，而且还要学得千人一腔。这种极度的畸形却又被视为最正常的状态，真是可怕之极。如果不是出于专门表演和仪式的需要，现代人已经不会“歌”更不会“踏”了，为了给一位老友送行而能够率性到啊啊大唱的人，一定会被视为精神病，被邻居看到即会传遍全村，成为历久不忘的一个笑谈。现代人在不该苍老的方面已经过分快速地苍老了，这种蜕化可能与越来越多地脱离自然环境有关。人类正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看上去虽然满是人的面孔，却不知为什么就是缺少更充沛的人的情感。
根据记载，孔子在七十三岁的那一年故去。他于逝世前做了一个梦，醒来依据梦境做了一个判断，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是迷信也罢，巧合也罢，反正一切真的如他所料，一代圣人如期告别了人间。有意思的是孔子给人庄严神圣的宗师感觉，自己却风趣了一辈子，连最后的告别都充满了这个色彩。他曾对弟子叙说了那个死亡的预言，并且在梦后一个人唱了起来，唱的是：“泰山将要崩塌了，梁木将要毁坏了，哲人将要凋谢了。”他的弟子当时正从外地赶来，还没见人，只听了这歌就知道事情坏了，老师的身体将有大问题。
孔子一生是谦谦君子，可他在最后的歌里还是透露出自己是一位“哲人”。他在告别人世的关键时刻，竟没有守住自身的秘密，童言无忌般地将自己的谢世与泰山崩梁木毁的大事连在一起，做出了最严重的比喻。
其实孔子以及许多类似的古代圣哲，一生奔波的都是质朴的事业，是求真求实的工作。也正因为这样的质朴无华，反而要被物欲化的世界给深深地误解。他们的一生都像是在率真地“踏歌声”，他们的一生都是热情好客、与孩童般纯稚的人，可以说一直都属于汪伦一族。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1）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夷之东》）
如果不是因为极特殊的原因，孔子的那辆木车在长达十四年的奔波中，一定会驶向东方。过了临淄再一直往前，进入齐国的腹地，也就到了东夷的大本营；甚至我们盼望这辆车子再继续往前，驶过古登州地界，直到抵达最东边，直到扑扑海浪那儿再停下来才好。就像当年的秦始皇，他由一种神秘的想法驱使着，直到晚年还往东去了三次，一直走到了天地的边缘。秦王终于来到了荣城市的成山角上，这里是深入茫茫大海的一块巨石，他认为这一来就到达了“天尽头”。
我们渴望孔子的木车也深入到东夷之东，内心里其实是有一个隐隐的想法，就是想看到“内圣外王”的老人和他的弟子，来到一个文化风习完全不同的大海边上，会有怎样的遭遇和冲突？这种极大的不和谐也许将造就极有趣的故事和细节。很可惜，他老人家直到最后也没有去过，于是我们渴望的故事也就一下子中断了。
孔子往东好像只去过临淄，在这座天下最繁华的都市里有过最大的精神享受，这就是那次得到广泛流传的美谈：听了韶乐，而后“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使孔子的陶醉，可能只是让他兴奋的诸种事物之一，因为当年的齐国都城正处于强盛时期，市相斑斓，种种奢糜且不论，一座人气鼎沸的城郭在长途跋涉的孔子眼里，一定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触。齐国的临淄如果是东行的最后一站，那么又是什么让一辆辚辚之车在这里停了下来？这些只可以让我们想象，并在想象中去惋叹了。
那个发明了炼铁术、丝织术的渔盐稻米之乡，是隐在临淄身后的一块美地，它就是所谓的莱夷。莱夷人将自己最好的特产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交易前沿，占居了那个大都市里的主要市场。不仅是物产，还有人物，一些莱夷的代表人物这时已经活跃在齐国的文化和外交舞台上了。不知孔子在临淄盘桓的日子里，是否和莱夷籍的人交谈过？从记载上看，孔子很少与弟子谈过那个边远的东部，但他在心里真要完全将其忽略掉，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从行政隶属关系上看，西周将齐国封给了姜姓，国都设在临淄，国界在东部并没有明显的确认，而齐国国君对于强大的莱夷也采取了极灵活的态度，并非以###为首要选择。尊重莱夷风俗，甚至沿袭旧制不变，是齐国得以立足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孔子所抵达的齐国，愈是往东，就愈是远离西周的文化，愈是一派夷地风光。而孔子是一直要恢复周礼的，他的东行，等于是离心中的那个周礼越来越远，而离无可奈何的悲伤却是越来越近了。
可是面对奢华的物质，特别是以盛大的韶乐演奏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孔子又不能不为之所动。在这道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屏障面前，多思的孔子似乎没有继续东行的决心了。他有一句流布甚广的名言，即“礼失，求诸于野”。整个中原地区都礼崩乐坏了，哪里还有礼呢？于是要找到佚散的礼，也只有到四夷蛮荒之地了。这有点像今天的学人所倡导的“民间”学说，将再造的生机寄托于边缘，而不是高高的庙堂。依据这个观念，那么莱夷恰好属于四夷之一，那里真该贮藏有孔子寻觅和推行的礼啊。于是我们就更加企盼那辆不倦的木车能够一直迎着海风往东驶下去了。
孔子到底是否见识过齐文化？（2）
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是因为上述理由的话，那么起码有些现实的因素可能也在阻止他的成行。这就是齐国与东莱境内的一些小国冲突趋于频繁。这些小国各自为政，相互联系松散，但似乎都不愿死心塌地归附齐国。齐国随着自身的强大，对这些小国的威慑也就加强了许多，齐国与它们也就常有打打谈谈的事情发生。为了安全起见，或许有人劝阻孔子和他的弟子不要再往前走了，说那里地区冲突很尖锐，域情十分复杂等等。孔子和他的弟子会考虑这些因素，但他们心中更为明晰的可能还有其他，比如夷人与周礼的关系。他们怎么会相信东夷之东，那个完全的化外之地会有礼的存在？不仅没有礼，就是齐都目前这个花花绿绿的样子，其责任还要东夷人来负呢。那里是幻象频生的怪异不测之地，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但就是没有西周的礼。东夷没有礼的渊源。关于那里的一切，最好还是交给想象，而不是一次实际的探求。让自己的木车在东部最边缘轧上一道辙印，这大概还为时过早吧。
于是历史就错过了这样的机缘。直到今天，古登州地区的人说起来还是感到深深的不满足，那就是周游列国的孔子竟然没能于百忙之中到这里走上一趟。这真是历史的大不公。虽然当时齐东地区的莱夷人与周礼没有什么缘分，但这里毕竟靠近大海，而大海可以海纳百川啊；说不定莱夷人能让半生奔波的孔子安顿下来，为他和一群弟子端上一碗鲜美的鱼羹和白米饭呢。他们甚至想象这种当地的莱夷文化与周礼也能亲近起来，一旦这样，二者的嫁接又会生出什么来？有人说其实这种嫁接早就发生了，比如在齐国都城临淄，那里靠近鲁国，孔子的思想比他本人早到了许多年，不少人也会说几句“仁义”，说“礼义廉耻”，可那又怎么样呢？临淄是结合的典范吗？这后一种说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齐国的文化与鲁国还是差异巨大的，鲁国的文化就像其国家的弱小一样，在齐国根本就扎不下根来。齐国的一切仍然是以莱夷文化为主导的，它的文化如同它的物质一样，有一个半岛作为繁衍生长的基地，正在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来。
那一次孔子没有继续东行，一生也就再无机会去看那个海雾弥漫之地了。他年纪大了，再也不宜于远行了，这时正好他的母国鲁国的当政者怀念起他来，让人将他隆重地接了回去，并封他为受人尊敬的“国老”。从此孔子以这个身份多少参与了一些国事，并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和编纂典籍，给我们留下了现在的《五经》。他还在晚年接收了更多的弟子，所有弟子加起来大约有三千多个，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七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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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谁更强大？
（见原书第六章之《东方与西方》）
在当时，人们的地理文化视野还没有充分打开的情势下，东方即齐国，西方即秦国。这二强分别代表了战国时期大戏落幕前的两极。两极文化差异巨大，民俗民风和治国理念一大沓子全都不同。在春秋战国的几个历史阶段中，这两极都有过此消彼长的不同运势，它们各自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起伏伏，一会儿好得称兄道弟，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国与国的关系，仍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毕竟是在人性奥秘的大范围之内演绎的。两个国家就像两个人，或交好或反目为仇，都是正常的事情。
齐地东抵大海天尽头，而秦国处于最西部，二者相距遥远，它们之间直接摩擦的机会很少。但是挟在二者之间的国家却要频频变动和移位，这些国家的屁股坐在哪里，与东西两个大国干系甚大。所以这两个大国就不能抱定不干涉的信条，也不能不结盟。如果恪守这样的国家原则，不仅不合于现实，而且别人也不会相信。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也就多得不能再多了，一个国家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说翻脸就翻脸。本来正与齐国好着，中间经一个能说会道的游士劝说挑拨一番，一夜之间就会倒向了秦国。在著名的“合纵连横”时期，那些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的摇摆屡见不鲜，从而也就对东西二极的命运有损有益，最终有了个结局，尽管这个结局来得很缓慢。
齐国因为政治经济的格局和独有的东方特征，大海的性格颇重，波浪起伏浩浩荡荡，冲动而夸张，十分浪漫。而秦国地处大平原，背倚山地，深沉内敛，脚踏实地，冷眼向东。比起齐国都城临淄，同一时期的咸阳生活还算朴素，或者干脆说就是简陋一些。这种不同却不完全是经济发达或落后等差异造成的，而同时还包括了文化性格的区别。就是说，秦国咸阳的钱虽然不如齐国临淄多，但就是有，也不会花在那些地方。守住一种清苦和简单，在咸阳的统治者看来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起一身的精气力量。
在齐国歌舞盛宴不断、时有韶乐可闻的时候，秦国的音乐又是怎样的？说来今天的人不会相信，记载中堂堂的君臣宴饮歌舞，竟然是击着瓦罐拍着大腿，和着它们的节拍唱起来跳起来而已。可是这些参加宴会的人感到简陋了吗？非但没有，还照样处于兴奋激越和陶醉之中。按理说奢华之风是极有浸透力感染力的，从东往西一吹，几十年过去，咸阳人也就会扔了瓦罐的。可是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一切也就尤其理性整严，农业立国的保守性和坚固性，海风是难以吹进去的。
秦国在节制享乐的同时，精力财力也就更多地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改进农业和加强国防两个方面，用了极大的力量。商鞅是一个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封建理性主义者，考虑问题始终围绕了怎样强大秦国这个中心，从不分散注意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兴亡的周期的局部，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实用主义更有力量？实用主义的切近性通俗性，都决定了它是最强有力的。特别是它的通俗性，可以使上到君王下到民众的迅速接纳和理解，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尽快从中得到实惠。对比更辩证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筹划，实用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成本就要小得多了。
实用主义的反面是高瞻远瞩和华而不实，是近利远收和全局筹措，是瞻前顾后和情理双赢。比如同期的齐国正是威宣盛世，奢糜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富得流油并且因此傲视天下，不要说王公贵族，就连跻身临淄城的普通市民都极不谦虚，沾沾自喜，仿佛成了天下最阔绰最时髦的臣民了，其他地方都土得掉渣。这种情形，那个叫苏秦的燕国使者观察后有过一段美文，它将其好好描述了一番，其中有一句说临淄市民：家家都有多年积蓄，财富充实；人人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即所谓的“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有了这样的城市与这样的市民，一个国家的道路也就由不得个别智者的筹划了，它会固执地沿着自身的轨道往前滑行，最终到达一个可怕的地方。
齐国养士成风，建立有稷下学宫，那里集中了天下各种流派的大学者，又怎么会缺乏满腹韬略和眼光高远的人物？问题是这时候的齐国有了钱也有了势，已经极不冷静了，逆耳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矗立起来，国中还有一些富可敌国的王公贵族，这些人挟潮流之勇，是很能藐视礼法和成规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仅孔子不能久留，后来连孟子也要离去，再后来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消失了。虽然稷下学宫还在，但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变质了，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花边、一种用来观赏的点缀品罢了。这时的稷下学宫与刚刚建立的时候，规模上看也许并没有太大的衰减，但内容上却早就掏空了。
这期间很快活跃起来的就是那些纵横家了。他们积极在两个大国之间游说，不是主张合纵攻秦，就是设法连横，打破这种联合，以便让秦国各个击破。反正有点像下棋一样，这时对手倒没有看棋的人焦急了，这些人没有观棋不语的雅致，恨不得纷纷上去移动那些棋子。站在齐国的立场上看，那个张仪也就不义了，他本来是魏国人，竟然入秦做相，将许多人辛辛苦苦做成的对秦国的包围圈打破，最后连横成功，让秦国在大国搏弈中胜了关键的一局。在秦国发展扩张的历史上，可能张仪的功勋仅次于变法的商鞅。
西方的秦国经历了商鞅的强盛之期，又有了后来张仪的连横功成，已经是一个雄踞西部的不折不扣的大国。而东方的齐国因为远离了秦国与其他诸侯国频频争夺的战场，有了更多喘息的机会，也就迎来了最后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似乎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奢糜的物质主义也就大肆泛滥起来，如火如荼，达到了空前的境地。就此，齐国也即将迎来一个盛极而衰的历史阶段，走到自己命运的拐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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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强国之道还是祸国之道？
（见原书第六章之《冰冷的实用主义》）
终于说到了商鞅。这个因变法而强大了秦国，从而名闻天下的一代名相，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言说“儒家”“法家”成风的时期，有人就尤其推崇商鞅，大概也想在新的时代效法这个变法者，推行一种现代的严厉吧。商鞅的崇高地位是由变法而确立的，新法施行的结果就是让秦国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但是那个时期的秦国，有人非但不感激商鞅，而且还充满了仇恨。结果一代名相死得很惨，被车裂。秦国的另一个名相是更后来的李斯，他的手笔也不亚于商鞅，协助秦始皇搞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但后来的结局也与商鞅差不多，被腰斩。
秦国的复兴依靠严刑峻法，这始于商鞅。在他变法之前秦国还很弱小，无法与其他六国相比。这时的秦国亟需一个铁腕人物，所以可以说商鞅是应运而生的。从变法的内容以及实施的过程上看，商鞅称得上历史上真正的铁血人物，其心肠之硬、手段之酷、效果之巨、结局之惨，都难以找到超过他的第二人。因为其出发点的确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为了使国势振兴，所以当时的秦孝公全力支持他，也像他一样铁了心。在商鞅来说，改革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因为那些世袭利益集团全是凶猛的拦路虎，会把他吃掉。那么或者是将改革之车越开越快，碾死这些拦路虎，或者是成为他们的腹中餐。商鞅横下一条心，果决异常，有点像赴汤蹈火。他使用的方式实在残酷，以至于被描述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然而这描述却并非夸张，记载中，反对变革者最轻者也要在脸上刺字，或者割去鼻子。他颁布的法律中有一种连坐法，是典型的轻罪重刑，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谁告发了“奸人”，就与斩杀敌人一样受到犒赏，不告发的就要腰斩。一家藏“奸”，什五同罪；如果客店里收留了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那么店主人也要与“奸人”同罪。当时实行了户籍制，农民不得外出，不得经商，一旦经商，妻女就得充为官奴。结果触犯新法的人比比皆是，有时一天就要处死七百余人。
所有法律条文直接而实用，毫不含糊，如关于军功爵位，开列了二十等，军功的大小则简简单单十分明了，就按战场上斩获的人头计。农业方面按收获粮食布帛计，凡从商和荒地破产者，妻女一律没收为奴。要求百姓以官吏为师，焚烧诗书；鼓励层层告发；只要议论政令的，全都视为非法之徒，放逐边疆。
由此可见，后来李斯所做的一切，实在只是学了商鞅。不同的是李期在统一了六国的更广大的土地上实行峻法，还可以让更加威猛的始皇帝为自己撑腰。所有这些残酷的、不可稍稍变通的法律，在治理国家方面当然是极度有效的。国家只要富强了，经济和军事搞上去了，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人也就得到了根本的肯定，被封为伟大的变法楷模，民族英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谬误和偏见，其结症主要是因为判断标准出了问题，它过于单一、原始和简陋。在这里，经济和军事以及政权的巩固成了惟一的标准，而更为重要的一些指标，如民众的实际感受等等，却根本不屑一提。如果用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贵民的信条来看，民众是远远高于社稷和君王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的强国之道也是祸国之道。民不聊生，伦理丧尽，酷法无情，这就使秦帝国灭亡的种子在强盛的同时，也深深地播于地下。而商鞅这个改革者的目标也过于简捷，可以说是目无旁视，直取利益，一切以秦国的兴盛、以巩固国君的统治为准则。从《商君书》中可以窥见商鞅的铁石心肠，其中写道：一个读书的聪明人就会使一千个普通人不听话，怠于农事倦于战备；民众不推崇学问就会愚钝，愚钝了就不会外出交际，不外出交际联络，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等等。他设置了农村户口制，从此也就将农民永世固定在土地上。他甚至赤裸裸地说：农民一心一意种地才能朴实，朴实了就会老老实实住在一个地方，不再喜欢到远处去了。商鞅对于国家的专制和安定可以说花尽了心思。只可惜，这种机关算尽忠心耿耿，巩固的是一个家国，残害的是一个民族。
秦国自商鞅开始的冷酷刑法，已经成为这个西部农业国的一种文化，干燥生硬可怖，流布和发展下去，又有了后来的焚书坑儒、大造阿房宫的苦役、耗尽民力的长城。更不可不提的是秦二世时期，当时国内基本上已废除了殉葬制，可是残忍的秦国统治者竟然将那么多征调来的青壮修墓人全部活埋。他即便对于皇室内部也同样残忍，竟然下令杀尽后宫所有无子女的宫女，以及宗室诸公子、公主或大臣。
世界上的变法者代代不绝，凡变法就会有利益的重新分配，就会有流血。但如同秦国的变法那样残酷无情的，还不多见。同样，像秦国的变法者那样视民众如草芥、极度残忍的辖制者，也不多见。如此变法，国家之强大可以预期；但这种强大会付出难以言喻的代价，而且也绝不会长久。在其强大的表层之下，包裹的正是满目疮痍。原来这貌似强大的外壳很薄也很脆，是极容易被击破的。
残酷作为一种文化的蔓延和流传，是颇为历代统治者所喜好的。但凡是残酷也就会有同样猛烈的回报，就像秦帝国的灭亡一样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结局一样凄惨。这似乎也较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伦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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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和精神的积累，哪样更难些？（1）
（见原书第六章之《积累之难》）
国势的强盛，财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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