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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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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中也时有处方互相赠与。一些和尚道士赠给苏东坡的验方，被他当成了最宝贵最慷慨的付予。
过去的文人常有治世的责任，其中的大多数本身就是一方官吏。治世与治病的原理，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这等于说在用两种语言表述着同一种道理。写一篇大文章也差不多像是治理一个大社会，词汇即是众生，结构即是组织形式。阴阳关系，辨证施治，这些医家的基本理解方式，也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方法。一篇文章的完成，需要面临无数次的判断和斟酌，作者的器局见识都反映在其中了。而对于整个社会的复杂情形，人的治理也面临着类似的决断和思索，都需要相当严密的运思，需要有全面把握的能力。在传统文化中，中医、文人、官吏，这三者的身份虽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开的，但内在的一致性却是从未变过的。
一个糟糕的治理者，在施政中或者是一刀切简单化，或者是取其一端不计其余的片面化，都不是好医家的特征。文章有启承转合，有逻辑的周密，有文气文采，这些都恰恰像医家手中的百草调剂。传统文章不是今天学来的西文格式，没有那样的洋八股的腔调，好文章与大地气脉总是息息相通的。现在的一些文论，即便是谈诗论艺的，也满是机械化学的气味，是现代工业的说明书性质，没有生命的肌理脉动，也没有人性的温热。像古人的以诗论诗，品味和欣赏，中医把脉式的思辨和感知，现在已经极其罕见了。
好中医的缺失与好文章的缺失，在步调上其实是一致的。如同医家表面上的深刻化和逻辑化，实际倒是一种简单和粗陋；至于一些手术器械的强求和使用，对于文章的肌理只能造成破坏和割伤。中医对于卫气营气、任督二脉的理解，运用到文章里也是一样。现在的时髦文章则完全不讲文气，只想学点西方的理论皮毛，搞出一套机械的浮浅的临床论证之类。
古代文人喜欢丹丸的故事很多。除了一些人的贪求长生急不择食，吃了一些急进的丹丸发生了不测之外，许多人都是顺应天然。他们很能炮制一些滋补的吃物，这其中也包括秘不示人的丹石。炼丹曾经在魏晋时期成为部分文人的时尚，以致于有人因为热衷于此而耽搁了诗文。大诗人李白是一个求仙心切的人，其丰富和趣味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对一些金石丹丸专家、一些道士的迷恋，在行踪之间处处透露，也屡屡被诗章记录下来。“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馀嚣嚣真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另有一诗说：“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下来。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可见他对东海里的三仙山、对于神仙如何向往。这种追求仙境与寻觅仙药的心情都是一回事，所以才有一个叫徐福的人率船出海，求的就是长生不老之药。李白也挂记着徐福。
有些文人吃过了丹丸，按要求披头散发在花草树木间行走，说为了使凡丸发散。这种情形多么有趣。食丹的人并非因为生病，而是依据中医“治于未病”的原理，追求超强的体魄。个别误食了丹丸的人在地上滚动，那是体内的丹丸热力烧灼起来。巨大的化学能量把他们几近摧毁，会给他们一个教训。但最终他们仍然还是迷恋于炼丹，因为那时还未能分得清百草组合的美妙与金石冶炼的区别，在不知不觉中将中西医结合了一下，结果化学变化发生了：一股陌生的力量将人击倒在地。
总之中医与文章难分难解。在有的人那儿，可以说是医随文生，文助医传，二者之间互为襄助。可以设想近代文事的繁荣与传统医术的复兴，或许该走一条统一的轨道，因为它们的思路看来十分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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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书生难言说？（1）
（见原书第五章之《书生》）
“书生”通常是指读了很多书的人，可仔细推敲起来，人们并不一定这样认为，更多的意思倒是指那些食书不化的人，与“书呆子”的称谓有点接近。但二者仍然有细微的差别，书生在“愚”的程度上，可能要低于书呆子。观察读书人是有趣的，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虽然也把许多时间用来读书，却要将一生中的极多精力用来攻击读书人。这样的人最后就不会被称为书生，更不会被称为书呆子。李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当年在秦国，一开始并不如意，当地人就把他看成不折不扣的书生，他因此也饱受冷落，在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即便是后来发达一些了，也仍然被定位于一介书生。他的文采和笔力是不容怀疑的，眼光和气度也非同一般，这由那篇《谏逐客书》即可证明。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应该是能够应付极复杂世界的，算是一个智慧人物。果然，他后来成了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一个人，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名字与千古一帝秦始皇连在了一起，分也分不开。不过他也没有逃过人生的大厄，并在身后留下了可怕的坏名声。作为一个饱读之士，他彻底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层，由此而发达而显赫，也由此遭到了最残忍的杀戮。
李斯在秦国的经历似乎说明，一个读书人无论受到怎样的压抑和屈辱，或享受到怎样的荣华富贵，都不必以读书人的身份为耻。从表面上看，秦国是以战争取得政权的，而战争又要依靠野蛮的力量，所以依附秦国政权的知识人往往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情。这感情鲠在心里，会让其造成深刻的自卑和误解，从而在人生道路上做出最愚蠢的选择。知识人当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超越这种情感的局限，能够依靠自己的心智和知识来一番俯视。像孟子到了齐国，虽然也曾想借助齐威王齐宣王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实在只是把对方看成工具而非大脑，视其为二流人物，内心里的正气是非常浩大充实的。他的那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并非是一句华丽的大话。
在孟子前面的当然还有孔子。从一生的行迹上看，孔子比孟子的颠簸多了十倍，坎坷也多了十倍，可是孔子的内在强度和气概，并不亚于孟子。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要超过孟子，所以说孟子只是亚圣。那种在权力面前极度的困顿甚至尴尬，正好反衬出一位理想人物的强大。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治理，智识人物有一种顽强的主导性观念，这观念超越了一般的集团利益，更超越了眼前的好恶和冲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与权势人物对不上口。思想的强大，有时会让人望而生畏。表面上却正好相反，那些被武力簇拥的庙堂倒令人恐惧。其实没有比这些庙堂再脆弱的了，因为世界上还找不出一座屹立千年的庙堂，孔孟等人却不可摧毁地存在了一两千年，看样子还要存在下去。
从战争的局部看，野性和勇力是制胜的首要条件。可是从战役和战略、从决定权力根本性转移的暴力行为上来看，也仍然需要战争的艺术家，他们也是书生，只不过是另一种书生而已。齐国的马陵之役、围魏救赵，倚仗的主要还不是大将田忌之勇，而是孙膑之智。在戏曲中被反复吟咏的三国故事，其中的赤壁之战也倚仗了一个通达阴阳的书生，而不是刘关张。现代战争是怎样进行的似乎更无须多说，生猛和强膂更不可能是制胜的主要条件了。再说勇气和力量这些东西，它们的呈现方式也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或主要不是在战场上。一种心志的坚守和实践的韧性，倒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首先就是在勇气和意志方面，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
自古书生难言说？（2）
一般人认为生活中的“书生”是可爱的，而“书呆子”是令人惋惜并多少可笑的。其实要把握好这二者之间的微妙分寸，可以说太难了。做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令人发笑的人，实在也由不得个人去选择，而只能由植于心头的文明去决定了。一种文明种植到心上，也就会终生携带，在关键时刻会左右他，决定他的荣与辱、生与死。一些现实人士最愿嘲弄的就是智识人士，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六十年里才巩固起来的一个奇怪传统。文人既然可笑，那么它所对应的野人又该如何呢？其实离开和抽掉了文化和文明的质地，其他还能够成立吗？
文明对人的制约力是惊人的。一个古登州人叫王懿荣，就是因为发现了甲骨文而声名显赫的那个人。一般人还以为他是个学者，其实他是清朝的高官，曾三任国子监祭酒。他身为高官却厌倦官场，当时一肚子的好学问没处投放。加上生逢乱世，心里充满了矛盾，不知该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更好。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在这两难之中过完，最后画上了那个惊人的句号。在近代史上，大概登州人，或者说莱国人，最让世人震惊和骄傲的，就是这个大学者大勇士大官员了。这三者在他身上得到了多么完美的结合。
当时清廷腐败之极，面貌俊美的好皇帝光绪受制于太后，不能一展抱负。一些有志的知识人对光绪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最后却落个失败的惨局，连光绪本人也郁郁而终。王懿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生存着。当登州一带外寇入侵民生涂炭的时候，王懿荣竟然辞职还乡，与黄县的一个亲戚筹集资金兴办团练，要与敌人决一死战。这在清朝将领多有畏惧的情势之下，一介书生却显示了超人的凶猛。那些办团练的艰苦卓绝，感人肺腑的故事，在胶东一带搜罗不尽。最后的日子来到了：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太后和皇帝都跑了，可是王懿荣等人却进京顽抗，拼死一挣，并提前挖好了一口大井，准备在最后的关头跳井自尽。这个关头真的来到了，他于是写下绝命书，尔后毅然跳了下去。他的妻子随后，紧随的还有大儿媳。
这种忠信勇敢大半来自所谓的“书生”。能够逃脱却甘愿受死的，还有以前说过的谭嗣同。他们这些人可能不仅被后来人看作“书生”，还要看作“书呆子”。连同要求弹一曲广陵散再死的嵇康、唱罢国际歌再死的瞿秋白，都会被看成同一类“书呆子”。然而，人类历史、中华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呆立不动以致于化为顽石和钢铁的人物，这个民族不是太可怜了吗？人类相信和向往一种文明，当然是向往它所具有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大到不可思议，大到让人临死不惧，这才称得上文明啊。
而所有的野蛮人，他们的勇气就是无畏地破坏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内心里百无禁忌。他们的到来，从自然环境上讲，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让树木全毁，绿色不再；从社会环境上讲，可以用各种借口杀戮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和大肆嘲弄文化，甚至蔚然成风，让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以知识为耻。
人类创造了文明，从而生活在这种亲手创造的成果里，这就是一种规范和安全的生存。理想的生存其实应该首先让每个人都成为书生，而后再说其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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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说管仲（1）
（见原书第五章之《商人举贤》）
齐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个大繁荣时期，有人认为是三次，也有人认为是两次，即姜姓统治的齐桓公时期、田姓统治的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姜太公初封齐地的时候，地域狭小，好在他能够因势利导，与莱国人相处得融洽，尊重他们的礼数和风俗，这才站住了脚跟。齐国建国后与莱国人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争夺和斗争，但主要是做了许多融合的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报告，说已经完成了初步建国。而同时受封的鲁国，却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向周公报告建国。二者建国所用的时间相差悬殊，却并不说明齐国面临的局面有多么简单，实际上倒有可能更复杂。当时占据东部半岛的莱夷族经济与文化都极其发达，渔盐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远非初来乍到的姜姓政权所能匹敌，所以后者只能走一条沟通合作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只是迈向繁荣的第一步，还不能称之为齐国的繁荣。
第一个繁荣期当是齐桓公时期，他终于成为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谈到齐桓公的霸业和齐国的繁荣，就不可能不谈谈一代名相管仲。可以说没有管仲的才能得到全面的、淋漓尽致的发挥，也就不会有齐国的强大。关于齐桓公与管仲的恩怨与合作，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齐桓公曾中过管仲射来的一箭，巧的是这一箭恰好射在了衣服的扣环上，等于是拣了一条命。齐桓公非但不记这一箭之仇，最后在他人的力荐之下，竟然任用管仲为相。后来齐桓公对管仲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小事情一概由他去料理，自己倒也省了不少心。齐桓公是个有名的淫乐之徒，这样就可以拿出大量的时间玩耍了，把治国理政的一沓子繁琐全部交给了管仲和一个叫鲍叔牙的人。当时他把管仲的地位提得很高，称其为“仲父”，朝内所有事项，只要有人来禀报和请示，他只回一句话：问仲父去。
齐桓公的放任与信任，既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管仲。管仲的聪明智慧不容置疑，从他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步骤上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齐国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去经营的，并最终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往往将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作为惟一的成败标准，所以也就更有理由将齐桓公的政权给予极大肯定。至于齐国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惨重失败，齐桓公后期的惨状，却很少从管仲一手料理的繁荣中寻找原因。其实任用管仲的开始，既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开始，也潜伏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有点像大学者黄炎培所谈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败亡的种籽是由齐桓公和管仲一路播下去的。
管仲出身商人。他当初与鲍叔牙合伙经商，获利后总要比对方多取一些利益，其他人厌弃这种做法，鲍叔牙就替他打圆场，说他穷怕了，多拿就多拿吧。后来管仲又与鲍叔牙一起从军打仗，一遇到危险就躲到后面，逃得最快，这势必引起其他士兵的怨怒，鲍叔牙又为他找了条理由，说他家有老母，他是害怕自己被打死没人养活母亲。就是这个管仲，不久之后在两个争夺君位的公子之间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然射了其中的一个，只差一点就把这个公子射死，而这个公子正是后来的齐桓公。可以想见新即位的国君该是多么痛恨这个管仲，而这时又是鲍叔牙为其说情，这才免其一死。鲍叔牙是最了解管仲的人，就是他后来倾尽全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的。
千秋功罪说管仲（2）
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谓不巨，其重点始终落在发展经济上。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没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强固的国防，其他事情也办不好。但问题是获取财富的同时还要有更长远的政治规划、有对社会全局的把握，谋财的手段也要正当。粗鄙的财富既不光彩，也不能保持长久。管仲所倡导的方法睿智而果断，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治世良方，它们都属于历史智慧的结晶。所有繁巨的改革计划虽然一时不可尽述，但需要冷静反思的方面也实在不少。
首先是“女闾”的设立。“女闾”就是妓院。在春秋时代由官方公开设立妓院，可以想见是多么大胆的一个举措。而且当时的妓院规模非常大，据记载大约有近两万家之多，按当时稀薄的城市人口和较小的社区规模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历史记载西方最早设立官方妓院的国家是雅典，那是公元前五百九十四年的事情，而管仲却远远走在了前边，至少比雅典早了五十年。管仲设立妓院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充实国库；另一个目的是讨齐桓公的欢心，因为这个淫乱的国君总是难以餍足。第三个目的则是为了延揽人才。管仲认为齐国要兴盛，必须招集一批头脑活络的人士，而凡是这样的人士大多放荡不羁。管仲的改革措施中，规定了布衣可以为卿，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施政所需要的人才，一概不讲出身，皆可委以重任。
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都需要一批相应的人才去推行。出身商人的管仲最初在贵族集团中不受欢迎，他必须尽快纠集自己的行政力量。他设置的一项广受注目、令后人大加赞赏的政策，就是“举贤”制度。这是在广大地区展开的大范围的人才搜集活动，并且形成了一个制度：地方官员在每年正月参加朝会时都要做两件事，一是报告政事，二是举报贤能。地方官如果没能按时举荐本地的贤能之才，就要治以“蔽贤”之罪。这就打破了贵族垄断政事的世卿世禄制，为当政者根据实际政策的需要任用官吏，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但是通道既宽，行走的人物也就非常驳杂，选取什么样的人，将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管仲设立女闾以及举贤制的操作中，可以想见他获取利益和选取人才的急切。后者当然是为前者服务的，要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有力的推行，就必须拥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得力执行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大批经营型实用型人才得到了使用，导致了齐桓公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这繁荣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那就是过分张扬了物欲声色，使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遭到了破坏，国家自上而下大面积腐败，拥有无限财富的齐国政权竟然摇摇欲坠，开始崩塌。
思想家和诗人是给民族“镶金边”的人吗？
（见原书第五章之《民族镶了金边》）
我们怀念和想象曾经在半岛地区以及其他地区里生活过的一些人。这是一部分特殊的人物，他们或者特别执着于一种思想，或者有着奇异的幻想，所言所行实在太与众不同了，所以怎么也难以消失，最后也就被记录下来了。有了他们，很久之后或从相隔遥远的地方回望这个地区，首先就会想起他们的言与行，他们的身影。比如孔子孟子，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有了他们，有了他们的思想和诗章，这个民族就变得熠熠生辉了，仿佛被镶了一道金边似的。
任何民族都是如此。有人说“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诗是广义的，它也包含了思想与各种艺术门类。列举一下我们的邻居，那个地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吧，一想到那片辽阔的土地，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到这一串长长的名字。有这些人的吟哦和沉思放在那儿，这片土地也就闪烁出金色的光泽。不仅是俄罗斯民族如此，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当远处的人、另一个时空里的人回望它们时，都不可能忽略这闪闪的光泽，因为这是耀眼的光，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整体，它正透过其边缘放射出自己的光辉。色泽即精神，这是投射到远处的一种能量，是包裹之物，也是她的形象即面容，她的气质和风采。
无论孔子当年有多么奔波和懊恼，他的鲁国都因为他而光芒四射了。后来大一统的国家包含和消化了鲁国，孔子也就成了偌大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人物。每逢谈论起几千年的历史，民族自豪感一旦洋溢起来，我们就会脱口说出一句：诗书之国。正是如此。一个诗书之国无论遭受多少困顿和挫折，还有什么好自卑的？还有什么不可能克服的？一个民族的巨大难测的张力，难道还不能让人从中感知？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一切，能够更充实更集中地传递出她的全部信息？
他们的哀伤也是一个民族的哀伤。他们代表了同时代的人，甚至是不同时代的人，在一起经历时光的奥秘。民族的道路曲曲折折，几千年过去，难免会出现各种奇迹，他们本身即是最大的奇迹。任何国家都难免遇到各种灾难，各种动荡，各种荒唐和愚蠢，各种善良的人和正义的人。比如那些曾经分割大地执一方牛耳的所谓国王们，一个个有的残忍，有的荒淫，有的宏图大略，有的昏庸无能；有的仁慈，有的粗暴，有的还像孩童一样有趣；有的杀人不眨眼，有的多愁善感儿女情长。反正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人，那个时代都得忍受下来，与之相处。时光之母生下一些孩子来，就得眼含热泪扶养他们，无论她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其间只有一些特别的观察者与思想者，他们才稍稍具有超越的目光，并且正在用这目光去打量一切。他们当时的各种言说和感慨叹息留下来，让后来人能够真实地回返到过去，如临其境。无论是怎样的风格和气质的不同，这些沉思者或吟唱者都能隐隐透露出心底的怜惜。他们怜惜苦难的大地和人生，虽然生逢其时，对自己的时代却像对待一本不忍卒读的大书。正是这种出自人性深处的怜悯，才使一部纷繁的民族史有了生命的体温，有了人的气息和灵魂。
我们读到当年淳于髡对齐威王用心良苦的一次次规劝，读到孟子对一个个君王臣子们不厌其烦的剖示和辨析，更有孔子对那些寡人们的引导，都会产生出一种蕴含了幽默感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古今共通的，而幽默却是后来人才能读得出的。除了淳于髡之外，一般的智者和哲人都是庄重深邃的，而国君们由于拥有决定权和采纳权，所以在交谈的现场就显得有些放松了，有时还咿咿啊啊的心不在焉，即“王顾左右而言他”，胡乱搪塞，有时又权作繁忙政事之余的休息和另一类娱乐，就像找人下棋差不多。他们不知道在胸藏万壑的圣哲们眼中，这一番心思就像孩童一样单薄浅近。圣哲是在怜悯中与之周旋的，没有这深长的怜悯，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或者去做一个山中隐士也说不定。
一部《楚辞》和《论语》，差不多从两个方面概括了中华的心。绮丽完美和花团锦簇，更有忧愤和狂喜，有越乎凡众的放肆和想象，这就是屈原啊。而孔子强大的探究力和强大的克制力，一种永不妥协的固守和实践精神，又是另一条道路了。这两条道路都通向了一个追求，那就是真正的浪漫和完美。一个民族竟然会发生这样的大奇迹，这样的大拥有，那么其他任何困苦可能也就不在话下了。
关于这金光闪耀的镶嵌，可以一直历数下去。民族与民族之间是不同的，但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荣耀。这当然不是惟一的荣耀，但我们说过了，它是金边，它是这个方面的惟一。伟大的国学家王国维曾经列举了四个大文学家，说的是屈原杜甫苏东坡和陶渊明。如果把陶潜换成李白呢？如果再列举下去呢？如果除了文学再加上思想和哲学呢？这样扳着手指数下去，就会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它们连接起来，会像一条金链那样，能围着我们的民族绕上三匝。
这是多么美好的回望。我们有时也的确需要生活在这频频的回望之中啊。
文人的才情、友情与真情（1）
（见原书第六章之《踏歌声》）
有一首轻快的古诗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小诗明白如话，却绝非单薄浅直的游戏作。诗人乘舟马上就要离开桃花潭了，忽然听到岸上传来了“踏歌声”。这声音不仅让李白，也让一代代读者为之回眸，想看看歌声响起处的那个汪伦的样子。什么才是“踏歌声”，读者多有解释，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当年民间流行的那种“踏歌舞”，有其相对固定的舞姿和表演程式。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拘泥于一个词语的考证，倒是简单些更为近乎诗情辞意，即那个可爱天真的汪伦踏着节拍唱着歌送行来了。
不知这位古人汪伦的年龄，只知他以好酒款待诗人，两人结下了淳朴的友谊。李白的性情已经从他诸多的诗文中泄露无遗，他是那么浪漫天真，喜欢结交一些异人，心比天高，豪放不羁。而这位汪伦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发现朋友已走，竟然唱着歌赶来，一个人在岸上啊啊唱起。这一幕不像实际生活，倒像是今天戏曲中的一个场景。但这又是真实的再现，不可能是李白的虚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大男子高抬腿脚踏出节拍，还啊啊有声，甩动着胳膊，煞是有情有趣。这情已被李白直写出来，并以深达千尺的桃花潭水之不及做比。文字画面韵致之间透露出的信息太多了，让人想起两个男子的彻夜长谈，把盏畅饮，更有潭边景色与人相谐，一个漂泊之人的知遇和感慨；这其中的意蕴之深，真是一言难尽。爱酒更爱山水和寻访的李白，一生写了多少天真可人的诗句，从诗中看，他结交的大多是一些趣味盎然的人，如果遇到一个声气相投者，两人必会有一场好饮。这个汪伦没有留给人更多的文字资料，我们对其也就无法知道得更多。但是他会“踏歌声”，这已经足够了。李白记下的是他们分手时的回眸一望，所见所闻也就是一个大男子的踏之歌之。烂漫的情致，令今天的人心向往之。
古人的纯洁质朴以及率性可爱，几乎总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怎么也无法遮掩。即便是以诗与思被后世称仙论圣的李白和孔子也不能例外。另一个例子是孔子，他曾问弟子，什么才是最高的理想？记载中四个弟子各有一番不同的回答：其中的三个弟子都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颇大的抱负，如用三年时间振奋国家精神的子路；用三年时间使一个小国经济繁荣的颜回；愿充当一个体面的外交官和司仪的公西华。惟有一个叫曾点的弟子，他回答得好像有所怪异和不同，似乎有点出人意料。这个曾点竟然说他只希望在天暖和起来的时候，邀约几位好友，再带上六七个小孩子，到沂河里洗澡，然后再登上高处吹吹风，一路唱着小曲回家转。这位曾点回答老师如此重要的提问，不仅没有一丝豪志表达出来，而且尽是玩的心思；玩倒也罢了，他玩得别出心裁，既要有好友相伴，又要带上一群小孩子，还要登高唱唱小曲之类。这真是孩子气太重，不像有出息的圣人弟子。谁知孔子听了这四个人的明志之言，直接就表态说：曾点的理想和我一样啊！
这儿的孔子多少有点像那个“踏歌声”的汪伦。但他们的身份有多么不同啊，一个是周游列国的夫子，一个却是村夫。两人相同的惟有真与趣，有那种不可泯灭的自然之态。这种学问的至深与情趣的至纯，二者竟然结合在一起，这种境界才叫高呢，只可惜愈是到了现代愈是难以一遇了。仿佛像模像样的人都要庄重起来，把自己的角色一演到底，稍稍离开不苟言笑的呆板也就完了。全是这样的角色，全要适应着这样的舞台，那么天地大戏场也就变得虚伪冷酷了，人与人之间开始丧尽了温情趣味，弄到最后，一个人连正常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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