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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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一看神仙出没的大海，心里想的依旧是一件最最要紧的事情，那就是长生不老。
　　这之前他也服了不少丹丸，可能有些效果，但功效不能持久。受道家异术的影响，他还试过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健身法，如有的书上说他甚至接受过采阴补阳的损招。一切极端的方式都试过了，还是不能阻止衰老的脚步，那就得下更加坚定的决心了。想一想以他这样的身体和年纪，坐着一辆马车从咸阳赶到胶东海边，那该是怎样的长途苦旅。可是这在他看来差不多是和死神赛跑。所以这一次他就近与徐福谈论寻找仙山的事情，内心里还是抱了一个很大的希望。
　　徐福不仅有多次出海远航的经历，精通大九洲学说以及诸多方士的技术，还一定会有相当高明的表达力。直到今天胶东都流行一个说法，即“黄县人的嘴”，说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人特别会说话，有超人的说服力。徐福对秦始皇说了求仙之苦、多次不成的症结所在：海里由于有大鲛拦路，根本不能靠近仙岛。他认为要想一举成功，必须再做更周到更严密的准备，把困难和艰险想得更足才行。他提议要打造更坚固的楼船，形成一个浩大的船队，并且要配备最好的弓弩手，还要载上五谷百工和三千童男童女。
　　他提出的船队和粮草武装之类今天倒好理解，但把那么多童男童女拉走就不好琢磨了。这种明显的移民嫌疑，秦始皇怎么就没有察觉呢？这次大王竟然一口应允了，命令从广大地区寻找面貌娇好的男童女童。今天有人推论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即徐福当时要以祭祀的理由说服对方，说既然是一桩伟大庄严的求神使命，那就需要非同一般的仪式，到时候需要最隆重的生人祭。他以献给海神一大批美物为借口，生生把三千青春运到了海外，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可是他真的成功了。
　　秦始皇也许是为了验证徐福的话有多少真实吧，记载中他亲自率人沿大海走了一遭，从古黄县一直走到东邻的福山，然后又去荣城成山头，还亲手射杀了一只大鲛。这使他对大鲛的存在以及拦路一说深信不疑。这次东巡，除了射鲛，他还登上了龙口的莱山，这在当时是一座名山，上面是月主安居之地，建有一座月主祠。他祭了月主，然后又祭了阳主，阳主在荣城成山角，那是海的最东端，是太阳最早照亮的地方。
　　秦始皇登基之初就上了泰山，搞过声势浩大的封禅活动。可见他对于神是多么敬畏。这在现代人看来有些愚昧，觉得他在浪费工夫。其实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有所敬畏总比没有要好。敬畏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修葺自己的内心。毫无敬畏的个人和群体往往是非常可怕的。徐福利用了秦始皇的敬畏之心，而他自己也是充满了敬畏的人。现在胶东一带还有许多当年徐福出海祭祀的地点，一些关于他率船队出海之前举行祈祷仪式的记载。方士本来就是言说鬼神的，这种言说对他们来说不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而是真实的认识、是一种世界观。大海深处出现的海市蜃楼现象，还有无边无际的大水，对他们都是无尽的想象和神秘。
　　有人推测徐福是齐国隐藏下来的学人，是暗中与秦国对立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以方士的身份遮人耳目罢了。他船上真正装载的，主要还是一些思想和政治人物，不过这会儿化妆成了技术人士。这种推测当然也能成立，因为自从焚书坑儒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学术思想人物流散到了各地，他们的生存压力一定很大。秦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在咸阳，它的威慑力自西往东会逐步减弱，于是越来越多的异端人士也就流向了东夷，即胶莱河以东的海角地区。但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早晚还是有个移民海外的问题。
　　可能是秦始皇的第二次东巡，过瑯琊时杀掉了许多方士儒生。这次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极具威胁和刺激性的，于是徐福率人出走，已经是十二分紧迫的事情了。
　　结果徐福在两到三次探索性的出海之后，最后一次终于成功了。正史上记载他的浩大船队逃到了日本外岛，得到了一大片“平原广泽”，于是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故国了。直到今天的韩国济洲岛等地，还有徐福路过的遗迹，而日本的许多地方这种遗迹就更多了，并有不止一处徐福登陆纪念地。一个人就这样成了王子，而且带走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三千个童男童女。这一切都足以引起后来人的羡慕和想象，所以把“巿”字改成了“福”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秦始皇的求仙之道
（见原书第一章之《向东方》）
　　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完成了一些大事，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派遣了这支徐福船队。至于东部沿海的考察、大海风光的绚丽奇异，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不然也不会有接二连三的远行，车马劳顿对他来说已经很不适宜了。虽然当时他的年纪只有五十左右岁，但他这五十年干的事情可不一般，太多太大，足以折寿。古人的寿命要少现在许多，可是他们用来做事情的时间仿佛仍然充裕。这在许多考察历史的人看来常常感到吃惊，因为以古代的人来比今天的人，今天的人不仅成熟得太慢，而且还显得成事不足。关于寿命，有人推论今天的人活得久，主要是药物的发展，是对生命规律的认识提高了。也就是说，“炼丹”还是有用的。现代丹炉仍在熊熊燃烧，不同的是，它经过了几千年的改造之后，已经不需要再架在山野里了。
　　但是也有个说法，即我们寄身的这个地球转速越来越快了，所以从计数上看，我们的七八十年与古人的六七十年相比，在总量上也差不了多少。这只是一种想象，虽然现代科学测量已经断定，地球自转的速度确是加快了。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最后一次从东部往咸阳赶的路上，真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了。与他同行的有丞相李斯和大内总管赵高，这两个重臣就像他的左膀右臂。这样一路上可以商量处理所有的国家大事。他们回程走的路还是靠近大海，大致是顺着渤海湾往西绕行。帝王的心不同于一般的心，令他满足和向往的常常是最辽阔最伟岸的事物，所以面对崇山峻岭或一大片平原会神往，见了浩淼连天的大海更是感慨万千。秦始皇的晚年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但与一种帝王的人格气质，仍然有深刻的联系。
　　大约走到了沙丘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内一处海滩上，秦始皇的生命抵达了终点。他死在了东巡之路上，这大概是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吧。本来为了求长生而来，却连赶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了，时间对他来说就这么突兀地结束了。地球仿佛停止了转动一样，整个东巡的车队都被巨大的恐惧笼罩了。可以想见随行的文武大臣会有多么害怕，其中的李斯和赵高慌得大概不知怎样才好。他们为了遮掩皇帝死去的真相，害怕闷热天气中散发的尸臭泄露了秘密，就在大王的寝车上装满了鱼虾。就这样，一车臭鱼烂虾，陪伴了千古一帝最后的旅程。
　　秦始皇的一生，最险峻难忘的一些经历都与东方连在了一起。首先是他的姓氏，有人追根溯源，说他的祖上其实就是东海人。赢姓来自东部沿海，这对一个西方渭河流域的霸主来说可不是小事，因为这是血缘的追认。所以当秦兵一路向东打过来，他们攻城掠地的时候，秦始皇内心里或许会有极其复杂的感受。这种“打回老家去”的代价真是太大了。但这毕竟是一种帝王的统一大业啊，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他晚年一次次往东颠簸，不顾路途遥远身衰体迈，除了受寻找三仙山、长生不老的念头所吸引，可能还有更深层的血缘的力量，有认祖归宗的奇怪宿命在起作用。统一大业完成以后，已经平定的六国财富异珍尽可以全部集中到咸阳，这时候最让他惊喜诧异的还是齐国，从文化到物产，这个东方大国都让人啧啧称奇。丝绸骏马和最锋利的宝剑，黄金白银，奇装异服，更有高大俊美的齐女。齐国沿海一带是有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她们一个个明眸皓齿，从肌肤到说话的音调都与内地大不一样。早年秦始皇娶的齐妃就是齐国人，这是最受他宠爱的女人，他们生下了一个英俊的公子，就是扶苏。
　　齐国都城临淄的繁荣被无数人说过了，那里有天下最多的富贾，最长的商业街，最大的踢球场，还有名震天下的稷下学宫，有迷人的韶乐演奏，有卖艺也卖身的歌妓。这些在以前都是耳闻，除了少数往东经商的人和出使的官吏，对大多数长安人来说都停留在口耳相传的阶段。不过那些偶尔来到长安咸阳的齐国人也加剧了这种传奇。来到这里最多的是绸缎商和盐商，再就是游学的各类人士，特别是神秘莫测的方士们。
　　从临淄往东三百里就进入了东夷莱国的地界，它才是隐在齐国身后的神秘之地。这里无边的膏壤连着大海，大海又连接了天外，最怪异最费解的事情就在这一带频频发生。其中不可胜数的当然是神仙故事，这是沿海人与另一个奇异世界交往的记录，原来人与神的分界就在这里。秦国有渭河大平原，良田千顷，可是这与大海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大海无边无际，其中有时隐时现的岛屿、有茫茫水雾，那里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关于这些不能抵达之处，一切也就只好听任方士们随口演绎了。秦始皇越是到了晚年就越是知道，齐国虽然被武力征服了，但这其中真正的隐秘还远远没有打开，这里等待他进一步征服的东西，还有许多许多。
　　于是就有了秦始皇晚年的东方之旅。以当年的马车而论，从西到东走上这么一趟，费去的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想象。究竟是一颗多么固执的心、多么巨大的吸引力，才能让年迈的帝王走上这个可怕的旅程，也就只有留给后人去猜测了。就这样他上了路，而且一连走了三次。如果不是最后一次沙丘上的死亡阻止了他，他还会将这种旅程重复多少次呢？谁也无法预料。
　　秦始皇死了。他的遗体被运回咸阳，葬在了渭河大平原上。直到今天，他的巨大陵墓都没能完全发掘，所以今天的人还不知道它的浩大规模，不知道他最后的地下宫殿是怎样的。只不过挖掘出小小的一角，就发现了一大片令人震惊的兵马俑：这些陶俑甲胄在身，神情肃穆，又威严又迷茫地望着一个方向。
　　那是东方，是齐国的方向，是茫茫大海的方向。
　　

究竟什么是齐国人的文化性格？
（见原书第二章之《游走》）
　　半岛东部原住民被称为莱夷人，他们的来路颇费猜详。考古学家认为其中的一部或大部，在更为久远的时代曾经奔走于贝加尔湖以南，直到胶东半岛这样一个极广大的地区，属于强悍的游牧民族。当年辽东半岛以南的老铁山海峡还没有发生陆沉，就是说从古登州到东北，整个这一大片水域是不存在的，那时还是通途。这些人或从南向北，或从北向南游荡，最终从严寒地带一路南下，在四季分明土地肥沃的半岛地区定居下来。新的地理环境让驾驭骏马的民族渐渐收心敛性，植桑种稻，成为精致农业的初创者。考古发掘已经不断证明，与同期相比，这里出土的陶器是天下最为精美的。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莱国，最兴盛的时期地域极为辽阔，不仅囊括了现在的半岛东部，而且西达黄河、南抵泰岳，差不多与后来齐国最强盛时期的疆界吻合。
　　这个莱国在狄戎东进的过程中时有变故，经历了不少残酷的战争，原先与之联合的部族也发生过背叛行为，所以疆土还是一点点萎缩了，渐渐只剩下了胶东半岛部分。最危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一批精锐还曾穿越老铁海峡北上，也许要为一个民族的大撤离做好探路的准备。当然这都是后来人根据考古的推断，只比一般的想象坐实一点罢了。
　　不管怎么说，莱国人比较起来还是不够安分的一类，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农耕民族。他们游牧的野性潜伏在血管里，一经呼唤触动就要蹿跳出来，恢复起游走的老习惯。所以即便经过了许多代以后，当后来半岛出生的人早已忘记了先祖的来路时，血脉的力量还仍然在起作用。这就好比一个人夜里常常做一个相同的梦，梦境在醒来后总是不愿消逝，并且觉得这个未曾去过的梦境之地不知什么时候真的光顾过一样，因为那里的一切实在太熟悉了。这种情形可能就是血脉的作用，是血脉的记忆。
　　莱夷人的骏马后来少了，并非人人都能骑在马上，但是远行的心事却是人人都有的。翻翻史书，会发现这里有这么多的男男女女抵达了四面八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举事不凡，最终青史留名了。秦国统一中国之后，都城不再是临淄，而是远在天边的咸阳。这个西部城郭对大海边上的人而言是多么遥远和陌生，不过就像当年游走临淄一样，他们很快就不畏艰难地一路跋涉到了咸阳。他们总是像孩子一样好奇，想亲眼看一看这个政治经济中心，看看自己能否对这里施加一些影响，多多少少改变它一点什么。
　　结果就是齐国方士的大批西进，是齐国商贾频频出现在咸阳街头。这在当时，对于相对封闭的秦国而言是个不小的冲击。如史书所记，他们当中的不少人直接影响了秦国的政治，与当政人物多有接触，甚至和秦始皇本人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一度还让其言听计从。莱夷的这些人游走成癖，玩耍游戏的心也太重，这就与纯粹农耕立国、严刑峻法的秦国人在脾气上犯冲。所以说后来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也不能完全从政治背景上寻找原因，其中还有一些虽然微小，却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这就是海边的人与西部的人脾气犯冲。
　　不甘寂寞，生性好奇，活泼多动，同时又野心勃勃，可以说是齐国东部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后来真的影响了齐国的文化和政治，以致于可以说，齐国的政治文化观整个就是莱夷人的。看齐国从王子到大臣，一个个都是这样的风格，他们衣袖常舒，甩甩达达，像是一天到晚被海风吹拂一样。这些人虽然身居高位，言行却颇不稳重，有时冲动得很，行为常常有些夸张。比起邻居小国鲁国来，齐国显得水气太重，远没有以土为本的鲁国夯实，可以说不够庄重。齐国越来越像一个游玩的地方，而不是法纪礼仪的严整之邦。当然这是指它的后来，是从齐桓公齐威王一路下来，到了齐闵王这个时期的情状。
　　近代人有一个壮举，就是东北三省的开发。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很难简单加以概括。但有一个事实是难以否认的，就是无论是起初还是最后，走在前边并且人数最多的，还是齐国东部，即被古代称为东莱的这些人，具体点说就是今天胶东半岛地区的那些人。这些人在两三代以前就开始过海，最先踏上了东北阔土，然后一代代接续，使这场规模浩大的移民活动持续了整整两个多世纪。如果我们从更早的氏族血脉和文化上寻找答案，就会想到老铁海峡陆沉以前的那些故事。可以说，没有比半岛上的人再熟悉东北、再想念东北的了。那是他们的祖先曾经反复穿越的一个开阔的空间。
　　除了向北，再就是向东。东方的淼淼大水阻隔了跋涉，却因此而引起了更多的想象。造船业发达起来之后，东莱的渔业国内第一。可是有些连航船也难以抵达的深处，也就只有依靠幻想了。他们以为海市蜃楼只是远处场景投射在这里，更深远处必是仙地了。后来在稷下学宫名声大振的邹衍，就出生在齐国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最有名的学说就是“大九州”说，提出了阴阳五行自然学说的理论模式，但又与道家有所区别。在他看来，中国只是一个“小九州”，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只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他到底是怎么推算出这个比例来的且不论，但其开放的宇宙观倒是令人钦佩。他认为中国之外的九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这种博大和浪漫并非人人认可，比如同为齐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批评邹衍：“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心奢”与“辞壮”尽管用在这里是贬意，但实事求是地说，也算道出了齐人特别是莱国人的某些特征。
　　至今，走遍日本及朝鲜半岛，可以发现当地有许多人的祖先系齐国东部移民。一个游走四方的民族的确发现了不少新奇，他们边走边看，不断寻找新的机会，主要是商机，是肥沃的土地和壮丽的山河。如果有机会从政，可以管理社会和民众，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露上一手。
　　

从对弈看输与赢的关系
（见原书第三章之《棋形不好》）
　　相传东莱自古就有许多高超的棋手和琴师，还有一些擅长舞剑的异士。传说海边上最有名的一位棋手终日面对一个棋盘、两个棋罐，静待高手前来对弈。远远近近听说了有这样一个人，就赶去与他下几盘。都说这位老人棋技高超到了极点，几乎没有人能够战胜他。但到了后来人们才发现，有时候老人赢了棋非但不高兴，还要发出长长的叹息。原来他不仅要赢棋，还要摆出一局好看的棋形：结局时棋子摆出的形状不好看不美观，比输了棋更让他遗憾。对他来说，赢了棋且棋形好看，才是最高兴的事情；输了棋但棋形尚好，也还不错；最糟糕的莫过于出现一个丑陋的棋形了，这时无论赢输都让他败兴。
　　究竟怎样的棋形才算好看，大概局外人没法知道。讲究棋形，对他来说就是重视下棋的全部过程，重视每一个局部，而不仅仅是那个结果。结果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它代替不了其他的部分。这种风格和习惯最后影响到了很多人，不仅是齐国，还有周边一些国家，甚至波及到今天的海外地区。最高明的棋手对棋形有一种苛刻和痴迷，只片面追求赢棋的人，往往是品级较低的。
　　相传那个莱国人由于过分注重棋形，终于导致了连连失败。不少虚荣的毛头小子也拥到老人那里，以赢了老家伙多少盘棋而自傲，到处标榜自己。他们发现老人输棋越来越多，却越来越高兴。这种情形只是到了许久之后，才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老人按下一子的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出手飞快，双眼眯着，似乎不再仔细分辨棋局，却能十有###赢棋。这样的对弈进行下去，不知多少人败下阵来。大家这才弄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老人的棋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出子不加盘算，直奔心目中那个好的棋形，而这个形又随着棋局自然而然地在棋盘上衍生出来，就像一朵花在阳光雨露下自然而然地开放一样。随着一个理想棋形的生成，一局棋也就完成了。老人眼里只有一个完美的棋形，而不知道输赢。老人满脸微笑看着终结的棋盘，这时并不关注也不知道彼此谁赢谁输，而只知道这局棋的形态是美观的，他因此而满意和高兴。
　　世上的许多事情与莱国人的那一盘棋是一样的，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其实都是相同的。手段与结果，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莱国人用一盘棋表述得清清楚楚了。有人为了最终能够取胜，任何手段都不会顾忌，哪里还会在乎什么棋形的美丑。而那种极度追求完美，信守一种义理的观念，会在生活中形成很大的影响，以致于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改变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个宋襄公打仗的故事，今天看就不仅是有趣和可笑了。那是一次楚国前来进攻宋国，宋襄公亲自率军自卫的战役。那一天黎明时分，楚军开始渡河了，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说，敌军渡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杀过去吧，这样一定能够取胜。宋襄公说：我们在人家渡河的时候就开打，这算什么仁义之师！等到楚军全部过了河并开始布阵时，有人又劝宋襄公：趁对方乱哄哄地布阵，我们发起冲锋吧。宋襄公制止道：人家还没布好阵我们便开打，这也称不上仁义之师！一直等到敌军布阵完毕，宋襄公这才宣布开战。他在整个战斗中身先士卒，一直冲在最前头，以至冲到了敌阵中央，身负重伤，英勇无畏。
　　这个故事中的宋襄公被后来人称为“蠢猪”。可也就是这个极其“愚蠢”的人，当时领导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宋国，却能够在春秋时代位列五霸之一。整个故事的确是发人深省的，宋国的军队当时面对的是汹汹来犯的敌军，而不是什么演习和游戏。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信守义理，遵循战争规范，不能不说体现了人性中最为宝贵的一面。这种时候是掺不得假的，人性的尊严或无耻，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从另一个方面检验了人的勇气，即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否维护心中的价值准则。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恒念。这在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人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理解。
　　手段与结果往往会相互弥补和相互映照。以卑劣的手段获取的胜利往往是局部的、暂时的、难以持久的。粗卑的胜利仍然还要以最终的失败作为结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常常得到了证明的、绝不鲜见的。伟大的文化和传统，有时候真的会孕育一次失败，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前面说过，最理想的棋局，当然是美好的棋形与适时而至的胜利双双来临。
　　人在生死之间的选择，的确最能够凸显一种文化的力量。伟大而优雅的文化所具有的决定力，常常会以一些不可思议的、极端的例子表达出来。往前翻一下史书，人们会记得有一个叫嵇康的人，记得他的“广陵绝响”。在即将被处死的一刻，嵇康对刽子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就是让他最后弹一支曲子。他弹了一曲“广陵散”，说此曲从此已成绝响，然后从容赴死。另一个真实的故事离我们稍稍近了一点，就是清末的谭嗣同。他是参加变法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事发后清廷残酷镇压，大举搜捕乱党，谭嗣同本来是最有条件逃脱的人，却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出逃，慨然受死，要“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他的一段话足以惊慄万代：“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瞿秋白，他在行刑者面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此处甚好”，然后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
　　人生犹如一盘棋。可见从最初的一枚棋子落下，直到最后的终局，胜负是一回事，留下怎样的棋形又是另一回事。
　　

从服装看民族与个人的性情（1）
（见原书第三章之《性情和衣衫》）
　　看古代京剧的中外人士常常惊叹于剧中人物服饰的美：那不是一般的美，而是令人炫目的美、历久难忘的美。这种美不是浮泛的华丽造成的，更是色彩的斑斓，剪裁的高超艺术，以及与人的形体性情的全面和谐。它既取得了令人惊艳的戏剧效果，又给人朴素真实的感受。每一场古代传统剧目，又同时是一场成功的服装表演、超级的服装展，所不同的只是没有做作的模特儿走在特别的台子上、迈着矫情的猫步而已。那种猫步走了一遍，会提醒人们这只是一种表演，是并不切实的生活，等于中看不中吃的炫弄艺术。
　　也有人会说，中国古代服饰与戏剧中的打扮仍然不是一回事。当然如此，比如说各个朝代的服装都有变化，而京剧或许没有充分表现出这种变化。还有一个问题鲠在人的心里，就是一般人会认为，戏剧艺术中的一切都是高于生活、比生活还要浪漫的，就是说它必定是给艺术家在舞台上再次完美了一番，实际生活中肯定不是如此的。京剧的写意性质、浪漫精神，会使出现在其中的一草一木都沾上这种意味。一句话，演戏是演戏，真实生活中的着装又是另一回事。
　　但从考古发现以及相关文献记录来看，古代戏剧中展示的服装并没有过多的夸张。这可以从沈丛文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服饰》得到鉴证。沈先生的严格学术态度是足以采信的。总之我们大可以确信那些带有美丽花边的彩色长衫，的确是穿在了古人身上的，那种绚丽缤纷的颜色，也是真实地出现在当时的生活中的。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某种深深的遗憾，它让我们惋惜：这么好看的服装为什么就一下子变换了消失了呢？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暗自比较一下，问一句：现在的服装就一定好于古代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穿戴方面发生了审美上的倒退呢？
　　我们现在的着装习惯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演变，慢慢地形成的。所谓的习惯成自然，渐渐我们就不会觉得衣装改变成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相反还觉得挺合体，合乎性情口味，甚至还在心底庆幸：幸亏没有生在古代，不然就要穿那样肥大宽长、花花绿绿的衣服了。这种认识的同时，还会多少觉得古代人比今天的人笨拙许多，他们也不嫌麻烦，把衣服搞得那么花哨土气，还要多费上几尺布匹。从服装再联想到其他，又会觉得中国的落后也与服装有关，这种不利不索的打扮真够别扭了，当然不利于剧烈的竞争，久而久之也就落后于世界了。
　　反正从哪个方向想似乎都有道理，不是好得很就是坏得很。不过尽管如此，京剧服饰的华美，倒是很少有人不愿承认的。这种美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并非仅仅是为了让人觉得实用。美不完全是实用的，美的这种不实用性，也是美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人对古代服装的不耐烦，也是因为性情决定的。急急躁躁的日子，每天的忙碌和穿梭，频繁的通讯消息，最现代的交通手段等等，这一切都促使了人的性情的改变。孔子时代要坐牛车马车，那时的人也并不觉得慢。今天的人坐飞机轮船特快列车，也并不觉得多么快。埋怨速度不够会是永远的，惊叹和满足于交通工具的快捷总是暂时的。使用惯了电子邮件的人，再让他为一封信跑邮局，一定会让其觉得麻烦极了。可是许多现代人都发现，我们的忙碌和事情之繁多，并没有因为交通工具和其他方面的现代便利而得到缓解，相反是更加忙碌和更加马不停蹄了。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过得更快也更加不够用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从服装看民族与个人的性情（2）
原来我们大家一起坐到了现代的流水线上，我们的一切活动于是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我们必须适应这种机械的速度和节奏，这些可不是我们哪个人说了算的。我们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能够超然物外地打量我们自己被束缚在流水线旁的情形，一定会痛苦和同情自己。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局面。我们真是又可怜又无奈的现代人。
　　这就是我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