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职者的圣经·职场篇-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人在担心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让他们的良知丧失，沦为社会的败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记者的尴尬：“无冕之王”今安在？（1）
记者节，与护士节、教师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行业节日”，记者本身又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称号，他们是人民的喉舌，关注民间疾苦，肩负着启蒙公众的重任，是荣耀、道德、良知和正义的象征。曾几何时，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的人少之又少，其从业者也开始戏称自己为“新闻民工”。
　　记者的尴尬境地
　　“无冕之王”说法最早见于19世纪的英国，当时《泰晤士报》掌握着英国的舆论导向，其主笔在辞职以后多供职于政府，并且地位很高，因此，著名的主笔开始被称为“无冕之王”；之后崛起的美国《时代周刊》等著名媒体的名流记者把这一称呼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据一份权威机构的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现在还认为记者是“无冕之王”，大部分人认为记者的荣耀地位已经不再。
　　做记者一个字“累”。这是得到大多数人公认的。很多记者也认为“要东奔西跑的，很累；年轻时做做还可以，一上年纪，就要考虑转行了。”记者一天的工作基本上是：白天在外面采访，收集资料，下午三四点回到报社，或者晚一些五六点回来。一回到报社，又开始马不停蹄的趴在办公桌上赶稿子，再晚也要赶出来。而且，要通过编辑的审核才能见报。
　　工作的成就感减少。王梅是某大报的驻站记者，同时兼顾新闻采写、发行和经营，她说工作量倒是不大，可以轻松完成。但是她觉得有些遗憾，“做记者缺乏尊重，很多时候，记者和被采访者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别人请你去，就是想发个稿子，你要不发，他们就会立马很冷淡，表面看起来很热闹，但本质上都是利益说了算。”
　　待遇一般，取得编制的人占少数。总体来看，国内媒体从业人员收入一般，据北京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对平面媒体业所做的一次薪酬福利调查显示，北京普通媒体的记者收入在2000元左右，主流媒体的记者收入在3000…5000之间。调查对象中的没有和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他们的主要收入就是稿费。
　　苏瑞供职的报社是日报，他没有单位的正式编制，和正式员工相比，他什么都没有。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想都不敢想，加班到凌晨两点是常事，虽然每天都拼命的工作，但工作以来还从未生过病。“真不知道哪天倒下了，会有怎么样的后果。”他现在已经考虑转行了，“记者这个工作干不了一辈子，就是吃个青春饭。”
　　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媒体产业化以后，各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媒体行业主要实行“末位淘汰”制，一般是连续2或者3个月的考核成绩最差就要被辞退，这让记者群体面临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有人说记者是除了保险和推销外，人员流动最快的一个行业。
　　这几年，在调查性采访中，采访对象对于记者的打击报复行为不在少数。被黑社会以“500万买其人头”的著名揭黑记者王克勤被称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记者已经入选继警察、矿工之后的第三大危险职业。
　　记者吃力不讨好，公众并不买账。人们对记者的尊敬和崇拜之情日益减少。有位资深记者说，20年前他去《解放日报》工作的时候，记者是个受人尊敬的岗位，他们代表正义，代表改革开放，那时候记者的报道推进了改革。90年代初，都市类报纸竞争白热化，大量吸收各色人等进入记者队伍，记者素质参差不齐，行业潜规则盛行：“不给红包就不写，或者不好好写”。在群众眼中，记者的职业操守越来越淡漠，百姓中竟开始流传所谓的“豺狼虎豹”（财政、穿制服的、水电煤老虎、报纸）之说。

记者的尴尬：“无冕之王”今安在？（2）
中国记者现状的分析
　　媒体处于转型期是记者素质日益下降的大背景。
　　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变化，开始从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变为企业式的自负盈亏运营模式，除了极少数媒体，由政府划拨经费的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已经步入市场化阶段。上世纪90年代开始，都市类报纸开始大行其道，各家为了生存展开激烈竞争，表现在记者身上的是，如果没有“跑到”有价值的新闻，写不出稿子，就面临失业的威胁。于是一些记者为了保住饭碗，力图挖掘各类吸引人眼球的新闻，在没有爆料和线索的情况下，就挖空心思编造新闻。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七届新闻奖评选中，又有人指出三等奖获奖作品《千年古城捧回“联合国人居奖”》是《扬州晚报》记者伪造的新闻。
　　媒体本身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动机。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许多媒体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为了争取发行量，往往会剑走偏锋。众所周知的是，许多戴着“中国、中央”帽子的散布在各地的记者站，其实还担负着创收的任务。如果创收搞得好，也可以得到一本记者证，这也让记者队伍里鱼龙混杂。
　　记者的门槛很低，记者队伍良莠不齐。
　　由于中国媒体的蓬勃发展，市场对于记者的需求量很大。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是记者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导致了记者平均年龄的下降，而一个合格的记者要以理性、成熟观点看待社会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社会事件可能缺乏认识，采访对象说的言不由衷的话甚至谎言，就被记者不加分辨的报道出去了，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打黑第一记者”王克勤说，“我看了很多年轻人的稿子，很偏激非常不理性，并且擅自定义话题，滥用话语权，对公众实行媒体伤害”。
　　近年来，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假记者，到处以记者的名义坑蒙拐骗。在山西活跃的一批假记者常用“要曝光煤窑黑幕”来要挟煤矿主，很多业主本身理亏，为了不扩大事态，往往会采取给“车马费”或者“茶水费”来息事宁人。另有一些真记者，热衷于“红包”和排场，没有好车接送不去采访，没有好吃好喝不认真写稿，这些人低劣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所作所为损害了公众眼中的记者形象，败坏了记者的名声，使得“记者”这一曾经无上光荣的职业光芒逐渐黯淡。
　　行业法律的缺失使记者工作陷入尴尬甚至危险境地。
　　有一位著名的调查记者受聘于一家媒体后，他根据工作安排去某地调查“公安干警殴打嫌犯致死”的事件。这名记者刚到采访地点就被当地机关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当地公安机关接着向新闻出版管理机关举报说，抓获了一名“涉嫌敲诈”的假记者。当新闻管理机关到他们单位核实身份时，单位的负责人怕影响单位名声，干脆一推了之，不承认他的记者身份。在这种情况下，这名记者被以“冒充记者进行敲诈”之名关押。虽然，事后检查机关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敲诈”，但是由于报社不承认他是本单位记者，他也无法为自己洗清罪名。

记者的尴尬：“无冕之王”今安在？（3）
除此之外，记者因为报道黑幕而被恐吓，甚至报复的事情很多。广州记者赵世龙领衔报道了广州长洲戒毒所“将戒毒女强行卖与鸡头被迫卖淫”的黑幕后，竟被参与贩卖戒毒女的所长罗贤文，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赵的刑事责任。据了解，赵世龙是没有编制的记者，甚至连正牌记者拥有的记者证都没有，靠报社发的工作证采访。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赵世龙无法采取法律措施保护自己的权利。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境地后，只有决定出去避难。
　　有人说，社会是航行在大海上的一艘大船，记者是那船上的瞭望者；也有人说，记者是新闻事实的忠实记录者，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曾几何时，为民伸冤、掌握着舆论喉舌的记者连自己的合法权利都无法维护？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有能力、有勇气、有保障的去工作，去深入调查事实真相？
　　殷谦后话：
　　为什么记者在民众心中的威信会一落再落？为什么记者的生存状态会越来越糟糕？记者为什么会被打被恐吓？揭露“富士康超时加班”后，记者王佑和翁宝的资产被银行冻结，同时面临富士康公司3000万的巨额索赔；有了王克勤揭露“出租车垄断”等黑幕，人头被悬赏500万的事情后，人们似乎发现一个理论，有正义感的记者弘扬了社会正义后，很可能受到打击报复，这样看来，记者表现的“无为”甚至堕落，除了媒体自身的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外，除了一些人低劣的职业操守外，也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法规法律的缺失。在中国，新闻自由历来是比较敏感的话题。《新闻法》在*国家被称为三权分立外的“第四种权利”，它的天职是监督政府，制约执政党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少犯错，犯错后积极纠正，由此不难看出其重要性。那位权威人士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是很片面的，保证新闻舆论的自由是为了支持政府更有效的为民众做事，而政府也在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二者殊途同归。相反，如果只是一味的打压，那么舆论根本不可能起到帮助政府舒缓社会压力的作用，那样结果是不可预料的。
　　“中国需要《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中国法学界前辈江平说，“这样的三部法律，不能只看作是某一部门的法，或是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法，它是涉及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即‘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示威的自由’怎样具体落实。”现行法制对于媒体的采访曝光权利、公民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等尚未进行明确的界定，致使记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常常遭遇闭门羹，甚至更严重的状况，而缺乏这样几部法律对于社会法治进程的影响绝不亚于对记者工作的影响。
　　

中国“航空小姐”职业真相揭秘
空姐的高薪吸引了大批人士的眼球，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份十分光鲜闪耀的职业。只要提起空姐这两个字，大家的印象可能就是漂亮端庄，所以它吸引着很多女孩子的心。
　　在刚刚过去的大韩航空在华招聘中，场面异常火爆。大韩航空开出的条件比较高，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未婚女性，身高162cm以上，容貌端正、大专（含）以上学历毕业生，外语能力优秀，英语CET…4级以上，或PETS…3级以上，或TOEIC　550　分以上，或　PRETCO　A级以上。此次招聘的200人是在广州进行第一轮的面试，招聘消息一发布，报名者就超过千人，竞争相当的激烈。据我了解，很多女孩子能熟练地用英语进行交流，外形条件也不错，有些已经是“面霸”，为了自己的空姐梦，到多个城市参加应聘，积累了不少经验，希望这次能够走点好运录取通过，拿到过万的月薪。
　　我走访了此次大韩招聘中的女性，为什么要报名做空姐？对这个职业有多高的期望值？除了谈到月薪非常乐观之外，很多女孩子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服务行业，在飞机上会有比较多的艳遇机会，“说不定啥时就碰上个大腕了”，一位女孩子悄悄告诉我，流露出她真实的想法。如果我们细数一下国内有哪些足球明星娶了空姐当妻子，马上找出几个例子来，马明宇，范志毅，巩晓彬等。　相比起一般的服务行业，酒店、旅游、促销职员等，空姐的收入是非常高的，也正因为如此，对空姐的外貌和素质就有比较高的要求，而她们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高，飞长线航班的时候要离家好几天，并且要快速适应时差带来的不适应，休息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早，有时候晚等等。
　　对于空姐来说，最大的困惑是生了孩子就不能再飞了。空姐到了一定的年龄，30岁左右是最困惑的阶段，如果再不生孩子，则面临着高产的危险，如果生孩子，则面临着不能飞又不能转做地勤的为难。国内航空公司没有耐心和必要等待一位空姐生产完毕还保留着她的空缺职位，因为国内总是有充足的人力资源，不用发愁找不到年轻的女性，所以，那些梦想着飞到40岁以后的年轻女性，还是趁早为自己另做打算，或者锻炼好外语和各方面的实力，去欧洲的航空公司。曾经供职于某省航空公司的美娟，在国内飞了两年的时间，毅然辞职考取了德国汉莎的空中乘务。她说，欧洲公司的管理人性化，汉沙航空公司会批准女员工两年的产假，孩子两岁，可以放心地交给托儿所，并且为公司服务五年后，可以得到绿卡。
　　空姐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是高薪、年轻漂亮、还有四处旅行的好处，其实并不是想象得那样美好。空姐的生活是没有规律的，比如早晨七点的航班，则需要四点就起床进行飞行前的各种准备，每天起飞前有两个小时的专业知识提问，这需要超强的体力和耐力，并且因为对于外在展示形象的要求严格，空姐必须时时保持着充沛的体力。所以，一般来说，空姐飞到30岁出头，体力已经开始严重的下降，如果再去勉强坚持，恐怕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我现在29岁，已经停飞了两年了，做了六年的空姐，除了休假，没有睡过安稳的觉，有时候一天会飞6段，累的头昏眼花。”一位曾经就职于海南航空公司的空姐告诉我，她还补充到，“飞到30岁以上的不多，有一位同事35岁退役怀孕，生出来的孩子有缺陷，那阵子大家都挺担心的，怕以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高龄产妇、电波辐射、长期作息不规律，成为空姐生活的潜在威胁。
　　能在退役后晋升或者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全职太太对空姐来说是不错的结局，但是由于空姐工作的特殊性，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能和家人在一起，很多年轻的空姐飞来飞去，接触了各行各业的精英，却没有成立家庭。很多空姐面临着退役之后转行，因为空乘本身是服务行业，不需要什么技能，所以转行就比较困难。“我们现在只能到企业做文秘或者助理之类的工作，好一点的能做到高级酒楼的客户服务部经理。”从某航空公司退役的小莫这样讲到，“一切学习都要从新开始，非常难，做空乘这几年给我留下最大的财富是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调查中，也有一些空姐自主创业，比如融资开个服装店或者精品店，一开始做并不顺手，因为这和以前从事的行业没有什么联系，所以空姐对于个人的发展应该有长远的打算，不要等到退役后再开始做转行的准备。
　　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现实面前，空姐这个职业对于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来说是很光鲜的，不需要太高的门栏，大专（含）以上的学历，但这并不是人人可以渴求到的职业。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内航空公司的招聘中，有的中介公司联合航空学校和航空公司向学生收取5——10万的中介费，去最好的航空公司要交15万，对于这种不需要特别技能的专业，用钱招人的黑幕随时都在上演，所以，除非你外貌不差，又非常的有才华，各方面的能力过硬，你可以最终获胜，否则还是趁早别有太多的希望。小于在9月份参加了一场空中乘务后备人员的招聘会，这场招聘会是国内首家外资航空培训学校受新加坡国际航空互联会委托在贵阳举行，她告诉我，她已经先后参加了今年的东方航空招聘、海南航招聘、四川航空招聘，都是无缘无故没有了面试的结果，如果这次外航招聘连培训都不能去参加，她将放弃从小都想飞向蓝天的梦想。“我知道国内航空公司的招聘有猫腻，但是我家里没有什么资本，只有凭借自己的实力，希望这次我流利的英语能够给我带来好运气。”我看到小于手中拿着英语6级证，为她前几次面试的失败感到可惜。
　　相信每一个女孩子都有将自己美的一面展示给他人的愿望，从事空姐这个行业的确是给女性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对于很多梦想飞上蓝天体验生活的女性来说，这个“想说爱你不容易”的职业真得可以不必太执着。
　　　。　想看书来

政府强制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的背后（1）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维权意识的增强，人道主义的关怀，人们将目光投向了那些“金字塔下的基石”。湖北省在八月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人事厅、民政厅、财政厅联合宣布，全省的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至此，湖北省所有用人单位的员工，都被纳入工伤保险范围，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这是中国首次将事业单位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此后，安徽芜湖市出台政策，规定凡建筑企业在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和管理工作的所有人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工，自10月1日都要参加工伤保险，否则不予发放建筑工程许可证，并将强力推行高危行业职业工伤保险制度作为该市二十三项民生工程之一。广州市则发布《关于广州市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通知》，强制要求广州所有建筑工地在年底前为其工人缴费，参加工伤保险。从这三条信息中不难看出，三个地方政府对入“工伤保险”的态度都很坚决，对企业做了硬性规定，是什么导致了三个地方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
　　“工伤保险”遭遇到什么样的尴尬？
　　1。“有钱没地方花”
　　这句话出自劳动部工伤保险司司长陈刚之口，“现在我们是有钱花不出去，现在工伤保险的全国平均缴费费率不到1％，工伤保险基金一年大约有130多亿的收入，并且随着参保人群覆盖面的扩大，还在不断增加，如今已有200亿的累计节余，”而另一方面，一些用人单位唯利是图并不给劳动者参保，特别是一些高危行业的从业者，有数据显示，广州市全市约有40万建筑工人，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不到1/10，这就导致了工伤保险的大量积累，而容易发生工伤的高危人群却得不到救助，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这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工是工伤者中处境最困难的群体，其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无人抚养，极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2。高危行业入工伤保险的人数少
　　最迫切需要工伤保险的是那些高危行业的就业者，其中以建筑行业者与矿工居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在工伤事故中农民工占了八成。而截止到今年9月底，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亿，其中农民工3500万，根据估计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总数在5000－6000万之间，尚有近半的农民工未纳入工伤保险体系。
　　3。用人单位管理不规范
　　有的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双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事实劳动关系，而且这些用人单位也不会让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双方就会发生争议。或者有的老板即使买了工伤保险，其中也藏有猫腻，如建筑工地有一百名工人，老板只向劳动部门买了十份工伤保险，如果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就会让这名工人改名，改成已经买了工伤保险的工人名字，让工人冒名顶替，骗取工伤保险，这也是某些行业的工伤参保秘密。
　　4。认定工伤赔偿“路漫漫”
　　认定工伤赔偿要经过11道关卡，据中国工伤赔偿网的站长黄乐平计算，在正常情况下（不含强制执行），在法定时效内走完维权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约三年半），如果用人单位存心设置障碍，这个时间可能长达1932天（五年半）。本身农民工就属于弱势群体，让弱势群体走完这漫长繁琐的程序，不能不说这是工伤认定制度的尴尬。

政府强制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的背后（2）
为参保采取了哪些措施？
　　1。政府的强势
　　虽然以前也有参加“工伤保险”的规定，但并未得到强有力的实行，以至于参保的高危行业就业者只有一半多的人数，如今政府有了一个强势的态度，如安徽芜湖规定建设单位在申办建筑工地许可证时，应当提供工伤保险费一次性支付凭据和经办机构出具的建筑施工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证明，未提供的，不予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次政府的强硬态度，保证了“工伤保险”的顺利推行。
　　2。跟用工单位算好经济账
　　工伤保险交费率只占职工工资的1％左右，一名农民工一年的费用算下来也就200元左右。交上这200元保险费，如果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工伤保险基金就会给予伤者相应的补助，而没有入保，相应的费用就需要用工单位承担。那些建筑行业的劳动者，一旦受伤，轻则伤筋动骨，重则残废丧命。医疗费用与善后费用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精明的老板不难看出入保与不入保，哪个的好处更多。
　　3。实行单独参保工伤险
　　实行单独参保工伤险，是一种在社会保障体系上新的探索，也表示了对高危就业者的关注。广州是第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城市，它规定农民工可单独参保工伤险，这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再以养老、失业、工伤三项险种捆绑参保缴费太高为借口而不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了。
　　4。出台工伤康复标准
　　以前对工伤者康复标准、住院时限、出院标准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因此导致工伤者与用人单位常常在是否康复、什么时间出院等问题上发生争执。现在，全国工伤康复专家咨询委员会在从化于10月21日正式成立，经过专家论证后，将出台我国首个工伤康复标准，对住院诊疗病种、康复介入标准、住院时限、临床检查、出院标准等予以明确的规范，使参与保险的工伤者享受规范科学的免费康复医疗服务，提供政策依据和制度平台，这对工伤者无疑是个福音。
　　强制参加“工伤保险”谁是赢家？
　　1。政府——利国利民
　　让社会上的劳动者都有保险可倚，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是一个政府的职能，是一项利民事业，民心工程。同时它也是利国的，孤助无依的人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给工伤者以足够的保护，保障他们的生存权，让伤者愈后能重返工作岗位，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强制参加工伤保险对政府来说利国利民。
　　2。企业——貌似破财
　　每个劳动者要交几百块的保险费，一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因此想方设法的“不交、少交”，但一发生事故，企业就要几万几十万的赔偿。比较缴纳的那点保险费用，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工伤保险”，貌似破财，实则获利，更是一种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芜湖新出台的政策中有一条是：工伤保险费用作为不可竞争费用列入工程项目造价，并在招标时单独立项，在工程项目开工前，由建设单位一次性支付给建筑施工企业，并不要求分包单位和参保者个人承担工伤保险费。芜湖的这项“工伤保险，建设单位埋单”政策，将增加建筑施工企业的投保热情。
　　3。农民工——获益匪浅
　　在这次强制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中，农民工是实实在在利益的获得者，特别是那些工伤者。一旦工伤认定，就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工伤待遇至工伤保险参保期限。参保农民工因工伤残1…4级及因工死亡农民工供养亲属，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可在申请核定待遇前选择定期领取，或选择一次性领取。而且等工伤康复标准制定之后，每年上百万的工伤职工中，大约有50％的可以进入康复治疗。但不要以为农民工就是最大的赢家，这只不过是他们应享受的权利而已，而且这份权利还“姗姗来迟”。
　　政府、企业、农民工在博弈的过程中，三方都得到了利益，政府赢得了民心，规范了保险机制，企业貌似破财，实际上是减少了不规范管理而缴纳的赔款，农民工得到了本应早得到的实惠，因此这场博弈中三方都是赢家。
　　强制参加“工伤保险”的背后，体现了政府对劳动者安全的重视，是建立和谐安定社会的需要，同时也向用人单位表明了政府的决心，它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用人单位不按规矩办事，将会得不偿失。
　　

雅迪尔与百安居纷争引爆卖场“潜规则”（1）
七月，对雅迪尔与百安居来说，日子肯定都不好过。雅迪尔与百安居的商业纠纷再度升级。6月29日，54岁的崔寿官，这位上海雅迪尔居饰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面对十几家同行和数十家媒体，再次将矛头对准曾与自己有过　“蜜月期”的百安居，追讨后者拖欠的563万元货款和1200余万元不合理扣款。雅迪尔与百安居的商业纠纷再次将商业领域的零售商、供货商矛盾推向前台。而一直隐匿在商业纷争背后的卖场“潜规则”被全面曝光……
　　零售商利用优势地位向供货商收取包括进场费在内的各种费用、拖欠货款等现象时有发生。去年9月9日，新华社曾以“超市收费多如牛毛”为题披露过西安供货商想进入超市的潜规则：必须交节庆费、店庆费、修缮费、广告费、进货返利、新店开业赞助费、配送费、合同续签费等数十种费用，甚至超市工作人员的胸牌费、服装费也要供货商埋单。类似现象，在各地都非常普遍。　典型案例还包括上海炒货行业协会抵制家乐福收取进场费，供货商追讨普尔斯马特、盛兴超市欠款等。雅迪尔与百安居从亲密合作走向公开决裂，只是零供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的最新例证。而潜规则的形成，却有着自我培育的“　温床”　。
　　潜规则形成原由
　　多年的竞争、淘汰，在商品生产到流通的食物链上，大卖场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少量有实力的市场宠儿，它们往往居于行业近似垄断的地位，处于食物链上端，据有地利之便，受到众多竞争得头破血流的经销商、供货商追捧。那些由于实力较弱，货品名气、质量、规格、品种、价格、产能等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经销商、供货商，为了让产品打入客流量巨大、信用较高、回款风险较小的大卖场，往往会采取给卖场回扣、赞助其开业、庆典等不正当竞争的方式获得入场机会，或在卖场获得更好的专柜位置。而一些有实力的供货商、经销商，由于自设专卖店、连锁店的巨大市场成本，也往往“入乡随俗”，加入向大卖场提供入场费、赞助费的客户之列。久而久之，一些百货类和家电等专业大卖场，便与供货商、经销商之间形成一种摆不到桌面上、但彼此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潜规则。对零售商的收费行为，供应商们往往显得很无奈。不少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