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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无发---蒋介石评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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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畲蟮恼卫婧途率栈瘛＜词故侨铡⒚馈⑺盏呐卸弦膊蛔既罚慰鲆恢辈荒苷莆盏谝皇中畔⒍皇歉萃庀缘募Ｏ蠼信卸系拿蠖� 而另一方面的蒋介石也伤透脑筋，虽然他威风八面，但都是面子上的事，他也是在夹缝里求生存。日本人他不想投靠，也不想过分的得罪；美国人和苏联人既给了他很多的援助，也给了他不少的压力。他的行为并不自由自在。而共产党方面也让他睡不安稳。新四军陈毅部打败韩德勤，开辟苏北的行动给蒋介石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如果不限制*在江南的继续发展，国民党就将在江南无立足之地。黄桥一战使国民党内部的*军人群情激奋，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强令在云岭的新四军总部必须开拔，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么他已压制不住他的部下采取行动。 这个消息是蒋介石当面说与周恩来的，周恩来回去立即电告延安，可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政策。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决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毛泽东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一定的默契，从而腾出手来对付瓮中之鳖的新四军军部。毛泽东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摆脱困境安全北上。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忽视了在皖南的“将相”不和的因素，导致皖南事变的全军覆灭。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在这个问题上，叶挺对蒋介石的了解要深得多，他知道蒋介石不是迫于形势，是不会容忍共产党部队的存在的。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求生存，只能是一时的安宁和幻想，不是长久之计。而项英则恰恰相反，他想借助于国民党军队的保护，而与日本军队作战，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这只是战略上的分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叶、项也格格不入，不可调和。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从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服。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招待各方人士。 正是这些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小节，造成项英的外相印象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从此，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叶挺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需要保密。叶挺象是生活在空中楼阁，无所事事。 正如陈毅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强不知以为知”，新四军得到了灭顶之灾。新四军军部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三时开到夜间十时，长达七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战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决，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可悲可叹呀！ 堂堂的北伐高级将领，名震大江南北，竟然在新四军的军部里没人知晓？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竟然没有人维护？到了这么危机的关头，人的固执竟然如此之根深蒂固？可悲呀！ 但更令人可叹的是，在敌军重重包围之时，竟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召开“七小时紧急会议”！“紧急”二字在这里也用得太不恰当，既如此“紧急”，还能召开“七小时”，这也创造了中外军事战史上的奇迹！ 项英的固执己见，早在1940年10月就让人不能容忍。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七个师八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很不好过。” 可以理解，叶挺跟顾祝同是老同学，跟蒋介石打过多年的交道。他的观察分析可以说比延安甚至更为准确，但在项英的面前，视而不见，所有的意见一概反对。皖南的悲剧可想而知了。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好似天在哭泣。新四军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认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可惜这项命令来得太晚了些。在北进过程中几乎是处处被动的新四军，就仿佛如红军西路军北上时的情景复现。新四军的项英和西路军的陈昌浩几乎一样都是职业革命家而非熟练的军事家。而主要军事长官的徐向前和叶挺都是指挥权严重受限制，确切地说由统帅变成了战地指挥员。面对错综复杂的危机时刻项英、陈昌浩都表现得慌乱不知所措，甚至连在最后放弃大部队，自行潜逃也如出一辙。 在皖南事变中毛泽东失败了，他以为：“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11月30日）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这样的口吻于事无补，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建制团被消灭了。毛泽东怒不可遏，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的做法似乎也是决裂行动。 但在皖南事变中蒋介石也失败了。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采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毅）刘（少奇）主持新四军军部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日本人得到了最大的收益，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或者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国际国内的同情也将被淡化，至少政治上失去正义的一面，军事上也捞不到什么便宜。至于说皖南事变中蒋介石得到什么？得到政治上的骂声，军事上的隐形的巨大的威胁。蒋介石一无所获，区区几千人的战果在战争史上微不足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延安政权
第二十二章延安政权 蒋介石起初是限制外国人到延安那边的边区去，后来迫于压力，只得一批批地批准进入。其实限制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存在的东西，越是不让人知道，就越具神秘感，一旦被发掘出来，就具有爆炸性的。但蒋介石不这么想，他只要能掩一时就算一时。其实他害怕什么呢？ 不妨让一个外国人的记述来证实一些人们想明白的道理。 美国海军情报处的海军陆战官员卡尔逊上尉，广泛视察华北的游击战后回到了汉口。卡尔逊上尉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尽忠职守。他在山西和河北北部八路军和其他部队那里呆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同游击队一起走了一千英里，深入敌后，走到距离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地方。他的所见所闻，使他作为一个军人和一个普通人，深受启发和感动。 他第一次看到武装起来的群众。他回到汉口，有许多感想，带回许多事实和图片。他不能把自己的见闻秘而不宣。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里的人民在被“征服”以后起来进行反击。他认为，极其重要的是，所有从事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的人都应当了解他的发现。因为那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如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给大地的光明的希望。 卡尔逊是三个月以前去山西的，因为他听说那里的打法不同于正规的打法，他很想亲自去见识见识。同时，他还想去调查研究一下从事这种战争的经济、社会条件。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控制是否受到了中国人的有效的挑战，通过这个过程，人民群众有多大程度上觉醒了，他想求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卡尔逊在蒋委员长的批准下，动身去华北了。他必须通过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受到该军领导的欢迎。他说：“我发现八路军的将军们都是忠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战线运转得很好，八路军、山西军和中央军充分合作，这使我感到意外。” 朱德对卡尔逊说，敌后中国政权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位上尉立即要求去看看。他被允许前往，但首先得签署一个文件，声明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八路军概不负责。 卡尔逊一路来；日本人说控制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周围700英里以内的所有领土，但是，在卡尔逊眼里，距离北平150英里以外的地方，仍然属于中国人的领土。他穿过了日本人控制的同蒲、正太两条铁路线。亲眼看到，同蒲、正太、平汉、平绥四条铁路线以外的所有地盘也都在中国人的手里。除此之外，游击队还控制了平汉路以东河北省中部的17个县。在五台山，他看到了学校、医院、工厂和无线电台，有关政治的政策性问题都通过电台向汉口请示。 所到之处，人们都各干各的事。身体健康的人都军训，然后分别到正规军、游击队或人民自卫团工作。每个县都有动员委员会，由县长领导。正规军和游击队都穿制服，他们经常袭击敌人。不穿制服的人民自卫团在城镇巡逻，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在田间耕作的农民也会突然盘查过往的陌生人，查看他们的证件。侦探和汉奸无法进入这个地区的。 在河北，卡尔逊看到了群众和游击队是如何共同打击敌人的。一队日本人朝镇上走来。游击队截住他们，打了起来，群众赶快把所有的食品都搬走。等敌人进镇子，已经空空如也，什么吃的也搞不到。在这个时候，游击队又包围了镇子。 日本人不得不饿着肚子打回平山基地去，结果遭到了许多损失。这件事说明，当军民携手合作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华北的游击战不仅仅是偶尔对日本驻军进行袭击，而且还从根据地对日本人发动又计划的进攻。根据地已拥有42个县，500万人口。卡尔逊有幸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大会，政府所在地是五台山。这个政府是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八路军和其他军队的将领。其任务是“以军事力量打击敌人，并在经济上、政治上同他们进行竞争。生产粮食的土地大大增加了，而为日本人工业服务的棉花的种植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实现了一项以实现这个地区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全面经济计划。 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税。政府是按*原则组建的。人民之所以起来打日本人，不仅因为不愿做亡国奴，而且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他们不仅是保卫战争以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保卫他们在抗战过程中得到的东西。即使日本当局答应让他们过上以前的生活，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他们的日子比过去好得多了。这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竞赛”的含义，这也是军事抵抗的最根本的基础，一支人民的军队建立了。这支军队是卡尔逊前所未见的，他起初对之感到惊异，后来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后赞不绝口。 纪律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共同认识到并接受抗战和每个军事行动的宗旨而感到又义务这么做。官兵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们不叫“军官和士兵”，而叫“干部和战士”。战士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思想教育，知道是保卫大家的共同幸福。官兵之间充满信任。每次战役之前都举行会议，详细解释和讨论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性质。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仗打完以后，充分分析胜败的原因和它同抗战的总目标的关系。表现出色的战士被送到五台山的游击干部学院深造。 给卡尔逊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种体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些战士经过最严格的体力训练，认识到每个人作出最大的努力的重要性，因而变得非常坚强，他们往往完成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天，他参加的那个部队行军43英里，爬过了八个山头。每个人携带着35磅的装备。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打仗的办法，他们伤亡的人数只占敌人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卡尔逊目睹了中国战士摧毁30辆日本卡车和缴获大批武器装备的情景。中国人用步枪和手榴弹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40个日本人，而游击队仅死伤4人。游击队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准确掌握敌人的行踪，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往往大获全胜，而中国方面伤亡甚少。卡尔逊在五台山看到了缴获日军的大量武器、装备和食品。他在那里的时候，天天享用日本人赠送的食物。 这不是宣传，而是一个又训练的军事观察家的冷静的报道。“在看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后，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日本侵略尔被割裂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并未失去”，卡尔逊说，“晋察冀边区的新根据地证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规模的进攻。1939年12月份日本人曾派了八路纵队大举进攻，结果全都被迫撤退。这样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象一个人在大海中挣扎一样。” 华北的游击队运动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的一个因素。在抗日的过程中建立了*政权。在敌占区诞生的中国政府，它是彻底按照统一战线原则建立的，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在《三*义》中所提出的民族解放、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纲领。 边区共出版了17份的报纸，告诉人民，抗日战争同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地租减少了25％，所有债务都推迟三年偿还。从战区逃到这个红色地区的所有难民都可以得到土地和粮食。这些土地是逃往北平的地主留下的。共产党保证这些土地仍归原主所有，但在战争期间则有权使用这些不动产。这些难民来到这个地区时，惊魂未定，垂头丧气，处于半饥饿状态。游击队从他们中间吸收了一些人，后来成为最勇敢的志愿战士。 在抗日的烽火中，边区人民不仅想方设法抗击日本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把斗争扩大到其他地区。自从这个根据地建立以来，它就不断扩大。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根据地，而且得到了*自治的权利，从而结束了世世代代官府滥用职权的现象。这种*自治不仅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源泉，而且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过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晋察冀地区的农民喘不过气来，陷入贫穷和被奴役的深渊。过去受压迫的男女现在挺直腰板走路，积极争取建立一个*的新中国，使自己过上更加富裕的新生活。他们是在进行抗战的同时，争取这一切的。他们全力以赴地保卫国家，收复失地，维护和扩大团结一致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权威。晋察冀边区今天已成为保卫华北几省的中华民族主权的战斗堡垒。明天，中国军队很可能以此为根据地，进而收复北平和天津，收复华北的失地，收复东北富饶的田野和森林。 八路军用事实表明了它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后甩掉了自己身上的负担，并深深体会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前，县政府、村政府前的布告栏上总是张贴关于新税收的命令和失踪人员的通告，从来没有人去读它们。但是，现在布告栏前围了许多人，有的亲自读着，有的听人群中识字的人读着布告栏上的内容，那里有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建议、军队作战的新闻和动员会议的通知。晋东北人民第一次说“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地区”。 “我们的政府”的缔造者，毫无疑问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试验区”。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虽然是粗枝大叶的新*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1940年就已经提出，*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策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是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非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延安的政权，不知道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关心过没有，也不知道蒋介石听没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的见解蒋介石有何看法？总而言之，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已令人发指，不可与边区政府相提并论。 延安的宝塔象征着一个冉冉升起的灯塔，照亮了在黑暗里行走的中国人。 。 想看书来
抗战果实
第二十三章抗战果实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不必争执，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让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将军以及美国在二战时的其他领导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蒋介石对消灭日本人反倒不如他们感兴趣。在一段时间里，罗斯福觉得他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对话简直象“对牛弹琴”。 蒋介石说：“就我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我的国家的统一。我肯定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打日本，也许要我动用保留在西北对付共产党的军队帮助，也许不用。在另一方面，如果让毛泽东把他的宣传扩展到整个中国，我们就是在冒险，我们将一无所获，你们美国人也一样。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毛泽东的背后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学说，并且后面还有俄国。” 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 的确，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早期阶段，中国的中央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时的美国人还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地处在中立的状态之中。但是，中国目前已卷入了一场将更广泛的战争，罗斯福将怎样理解中国政府那种消极被动的做法呢，美国人支持这样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府，并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这样做对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那些淳朴高尚而只是名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会利用得更好一些呢？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他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占区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毛泽东预先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1944年，日军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望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当机立断，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惊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灭亡几乎注定，他完全肯定美、英、苏他们会对日作战，他把自己的 军队保存起来，让别人去作更大的牺牲，这也是应该的，因为抗日战争的前期，中国战场的中国人民贡献太大，牺牲也太大，现在作适当的休养生息，也无可厚非。而共产党的军队大举前进，也是应该的，沦陷区的民众迫切需要有人去领导他们，否则社会就会一片混乱。国共的一退一进，对双方都有好处，各得其所。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非常自信，他对南下干部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他还风趣地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做好城市工作，是*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1944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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