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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无发---蒋介石评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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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庄舞剑
第八章 项庄舞剑 夜幕下的海上景观格外的耀眼夺目。天上星星点点，一弯月牙悬挂高空，宛若天堂里的秋千，令人遐想；海面上灯火点点，停靠于岸边和往来的船舰，轻轻摇晃，宛若婴孩的摇篮，催人进入梦乡。海风徐徐，树影婆娑，海边不愿早睡的情侣，轻声细语；过路行人往来匆匆，没人愿意打破美丽海洋的安宁。 在这样的夜晚里，却有一个人要打破宁静，让大海掀起波浪，惊天动地。他就是蒋介石，他整夜未眠，他要在中国掀起千层浪。 古时项庄舞剑，是在鸿门宴会上；今时蒋介石舞剑，却是在浩瀚无际的大海里。此时彼时，虽然目的各异，但场面是一样惊心动魄的。 1926年3月18日，中国的南海来回行驶着一艘（另有一艘只去无回）军舰，就这么一个来回，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事件中山舰事件。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细心策划，最终设下这一圈套。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即派中山舰、宝壁舰前往。 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 蒋介石走的这招是险棋。要么一举成功，夺得宝座；要么粉身碎骨，不得翻身。蒋介石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勇于冒险。他五岁时，就敢在冰天雪地季节，跳入一人多高的水缸里，九死一生过，现如今更是得心应手，无所畏惧。 3月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蒋介石敢于如此大胆行事，风险有多大呢？他无异于狩猎者闯入狼群之中一样，他的气魄不亚于波涛汹涌的海浪。风险来自哪里：第一，当时共产党的力量很强。有十多万人控制在共产党人手里，也有军队在内。第二，对中山舰事件，国民党内部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少，他们谴责蒋介石。第三，也非常害怕对他进行反击。但是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不主张反击，虽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反击，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蒋介石成功了。但善后工作还得做，他编了一套故事：“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饿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蒋介石的故事还没编完后来又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军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长官。” 蒋介石摆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告诉人们中山舰事件是个误会，他着手释放了一部分共产党人。蒋介石十分清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北方对手又依赖其他势力的话，那么，他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因而蒋介石当时还不能完全和共产党与俄国人闹翻。 另外，右派领袖胡汉民得讯后，立即从苏联赶回国来。谁都知道，蒋介石发动的这次中山舰事件，借助的是右派力量，右派领袖胡汉民自然要回来接收胜利的果实。但胡汉民也过于天真了，蒋介石不会推到一个菩萨，又竖一尊活佛供着。他费了那么大力气从左派那里抓住了领导权，难道要拱手让给他人？胡汉民这一趟白走了，在广东没呆几天，就灰溜溜地跑去上海了。 为稳定局势，蒋介石在采取*行动手段以后，立即表示要改善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4月29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回到广东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晤。5月15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第一次主持了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通过了一项在党内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令人奇怪的是，苏联代表鲍罗廷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任何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利益存在，其所派出的代表只能代表其国家的利益，否则他就是他祖国的背叛者。一味地依赖于这样的代表，而又想全身心地为自己国家效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过于崇拜苏联代表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 蒋介石极为老练地扩大了自己的战果，他甚至通过解散“孙文学会”来表示他的“让步”。然而，共产党人却丧失了许多的席位。毛泽东失去了在宣传部门的职务，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也被解除了重要职务。 但蒋介石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位沛公到底是谁呢？只有明眼人才看得出，他就是掌握了国民党要职的汪精卫。 非常突然的是，汪精卫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 22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介石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介石的行动。 蒋介石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 开完政治委员会之后，汪精卫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精卫在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精卫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介石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飘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受到无形的驱逐。 政治就是如此，胜利永远归属有备之人。中山舰事件，共产党人没有准备，汪精卫之类也没有准备，一旦事件发生，一个个败下阵来。 蒋介石是个深沉之人，在这之前，他对共产党成见颇深，但从来没有流露过，甚至在言行上表现得特别亲共。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有人告诉他，在蒋介石早些时候访苏时，给人的印象是比俄国人所见的其他中国人还要左，还要革命，“3&；#8226；20事件”使俄国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冯玉祥写道：“他们无法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汪精卫也是如此。蒋介石把他当着“朋友”，他也把蒋介石当着“朋友”，相处还算和谐。然而，有了朋友这层面纱，行动起来就方便得多，从中山舰事件可以看出，蒋介石玩弄权术已经非常娴熟。对于这种事件，共产党人无疑十分愤慨，但又无可奈何。而汪精卫呢，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当事件发生之时，他一言不发，束手无策，任人摆布。幸而汪精卫还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才在退离的时候留住了一点薄面。 蒋介石舞剑舞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表面上看来花枝招展，其实暗劲十足，一舞舞倒了一大片人，而且倒下的人一个个一脸无奈的模样，有厌气却无人反抗。蒋介石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伐战争
第九章 北伐战争 蒋介石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但这政权并不牢靠，摇摇欲坠。蒋介石心里明明白白，他的对手们表面上是倒了，可不等于已经消亡，国民政府一样不会风平浪静。要巩固政权，就有必要转移人们的视线。军阀是共同的敌人，扛起北伐的旗帜，人心所向，名正言顺。其次，经过军校锤炼过的蒋介石，打战更能展示他的才能，掩饰住其不光彩的言行。而且能够更加凝聚民心，服务于政治。 这样的举措也不是蒋介石发明的。早在三国时代，诸葛亮就是这么做的。当时蜀国是弱国，国内士大夫对外来的势力敢怒不敢言。诸葛亮就采取了转移视线的办法，去北上攻打强大的魏国，不论胜负，国内的政权是巩固的，民心就此凝聚起来。 迫于形势，蒋介石匆匆准备就开始北伐。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2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陕、翼部分地区；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约35万人，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吴、张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革命军进攻；在南方，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而动。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十万余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辏А⒅炫嗟隆⒗罴蒙睢⒗罡Ａ帧⒊糖薄⒗钭谌省⑻粕欠秩蔚谝恢恋诎司ぁ３诎司ず虾馍健踩实厍谄呔す阄魍猓溆嗔鼍す愣９窀锩诩勇孜椎乃樟鹿宋式ㄒ橄拢莸形宜骄铝α慷员群途е涞拿埽贫思斜Α⒏鞲龌髌频恼铰苑秸耄紫认鹞馀彐诰缓蠹呙鹚锎季詈笙鹫抛髁鼐２渴鹨灾髁妗⒍酰硪缘谝痪⒌谒木饕徊亢偷谖寰蟛苛羰毓阒荨！�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誓师，组织国民军联军约五万人响应北伐。 军阀部队的数目超过75万人，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蒋介石的军队不过十余万人，悬殊甚大。从理论上讲，这种战不该打。但是，要等到蒋介石部队数量能敌过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他给了自己六个月时间准备。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当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敌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蒋介石的自信是有道理的，革命军的初期，士气旺盛，目的明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 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在安仁、衡阳、永丰地区集结后，分三路向长沙进攻。左路军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攻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沈潭，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不战而下醴陵。中路军第八军第三十一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后，第三师进占长沙，俘敌二千余人。叶开鑫残部退守汨罗江北岸。 攻克长沙后，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在直隶进攻国民军，湖北兵力薄弱之机，迅速以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8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进攻。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经过激战，守军由北门退入城内。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猛攻，击退守军，攻入城内。平江守军一个旅被缴械。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向张家牌前进。第八旅猛攻将军山，遭守军反击。第七军使用预备队从两翼投入战斗，击退守军，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未遭抵抗，即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前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在此期间，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等地将革命军击败后，调兵南下，亲率湖北暂编第四师和陆军第八师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湖北暂编第一师和卫兵旅等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并派中央第二十五师第十三混成旅另一个团增援。另以陆军第八师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武卫军占领纸坊，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 虽然吴佩孚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但国民革命军决定乘吴佩孚主力未到之机，发起汀泗桥战役，并获得大胜。紧接着又发动贺胜桥战役，国民革命军不给吴佩孚军以喘息之机，致使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国民革命军顺利占领贺胜桥。 吴佩孚一败再败，只得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凭借长江、汉水固守武汉。国民革命军调整部署，攻占汉阳、汉口，继而围攻武昌。至此武昌已成孤城。 吴佩孚在武昌的余部，第三师吴俊卿投诚，第八师师长、第二十五师师长和守城司令被生擒，武昌被国民革命军拿下。 在击溃吴佩孚军之际，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进军江西。一路由赣南进发，李济深任指挥，攻占赣州后，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另一路由赣西进发，朱培德任指挥，占领萍乡后，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与孙传芳军一部激战三昼夜占领该地后，向樟树方向进击。还有一路由赣西北进发，程潜任指挥，克修水、铜鼓，继占奉新和高安，后占南昌城，南昌城几易其主后，放弃南昌城，撤向奉新地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结三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在于孙传芳军控制南浔铁路主要干线，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各要点之敌，而后再取南昌，并决定从武汉增调第四军入赣作战。南昌守军待援无望，弃城溃逃，被歼万余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 在福建，孙传芳为策应江西战场作战，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粤东。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乘湘、鄂、赣战场节节取胜之机，转守为攻。一路攻克，所向无敌，相继收复失地，占领漳州、同安、泉州、莆田、永泰，进占福州。 为肃清长江下流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介石兼中央军总指挥，率江右军和江左军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助攻南京。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由鄂入豫，牵制北面之敌。 南京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江右军率先到达南京，分路进城，占领南京。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大势已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新成立了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能够审时度势，灵活应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其次采用了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北伐战争的胜利，江浙财团助了一臂之力。行军打仗，粮草先行，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江浙财团在国民革命军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下，眼看北洋军阀要垮台，孙传芳的旗号要更换，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上的靠山，而蒋介石也迫切需要有一个钱库，供给他在军费等经济上的大笔开支。于是，这两者在旧有关系的基础上，一拍即合。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第一笔是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介石垫付了三百万元。第二笔是上海市银钱业垫付了三百万元。第三笔数额更大，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付了一千万元。第四笔是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劵”三千万元。 这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虽然有些不满情绪，甚至出现抵触和不愿承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提供了资助。 一个人的发迹需要有方方面面的基础，不是空中楼阁。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他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时，也在江浙一带频繁活动，不论政界、经济界，时时都有他的身影。甚至，他还与黑帮混得很熟，偶尔还得到黑帮的资助。 成功的高楼就是由无数的土砖一块块砌成的。
星星之火
第十章 星星之火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蒋介石被国民党开除过党籍；毛泽东也被共产党开除过党籍。也许是他们同样的经历，他们都被历史推上了凸显的政治舞台上。 “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这就是蒋介石必须进行清党的说辞。 有了说辞之后，行动也十分迅猛，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全国。蒋介石及其支持者随即成立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三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 轰轰烈烈的清党运动正式开始了。蒋介石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清党运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同时展开。 共产党人受到了灭顶之灾，从合法变为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徒然发生逆转。 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确实如此，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共产党临时改组了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 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不知何故国民党蒋介石要急匆匆地逼着共产党拿起枪来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李立三两年后总结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这次起义失败了。 共产党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独立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在于：善于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善于分析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善于组织发动，特别是发动农民的工作。他十分熟悉和了解农民朋友，也看清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不愿去住高楼大厦，他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还是一个豪放型的人物，他对自己的言行毫不隐讳。有段经历，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笑谈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文章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继续争论等待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有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共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在国民党当局加紧*措施的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秋收季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各自为战的各路起义军一齐进攻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可想而知，这样的进攻战法不堪一击，很快被击溃了。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起义军需要立刻作出抉择：往哪里走？ 对于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毛泽东找准了方向，向江西井冈山进发。 行军途中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一些官长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 面对问题种种，毛泽东从无带兵打过仗，新手一个。不过毛泽东毕竟聪明过人，路是靠人走出来的，问题来了，不是回避，只能迎战。 整顿部队是当务之急，毛泽东着手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官长要受他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也是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 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郁郁苍苍，层层叠叠，望不到头。山涧流水潺潺，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只有几条狭窄弯曲的小路通往山里。走进山中，往上攀登，群山起伏，白云翻腾，犹如进入云中的海洋。 毛泽东带领着三湾改编后的队伍来到了这美丽的地方，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点。不过这里已经有了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这两个“山大王”就是袁文才和王佐，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枪。 毛泽东要在井冈山落脚，得不到袁文才和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袁文才虽是共产党员，但不了解多少革命道理，仍然是绿林好汉式劫富济贫而已。要么火并他们，要么另找山头，都不是理想的办法。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选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做工作首先要摸清对方的底细。毛泽东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了解到，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抓住了袁文才的脉搏，对症下药。 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带了一百条枪和几个随员，前去同袁文才谈判，一谈就妥，损失了一百条枪，换回了两支队伍和六百块银元，得到了立足之地。 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影响十分深远。军队既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铁的纪律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密切注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认真分析总结，提出“三大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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