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与世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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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能否详细说明我们应该重新设计哪些方面？
　　希勒：包括三部分，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二是扩大金融市场，三是扩大针对公众的零售金融产品。这三部分统称为营销金融，意思是以顾客、以每一个人为导向进行金融活动。金融理论是一项强大的技术，但它并不会自动地为民众服务，除非我们令它为人民服务。
　　记者：您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三部分吗？尤其是第二部分？
　　希勒：第二部分我已经思考了20年，我们没有充分利用金融技术来控制人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对个人如此，对整体经济也是如此。事实上，次贷危机，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能控制好风险。没有注意到重要风险，因为没有考虑过这点，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解决风险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源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房价下跌，许多个人或机构无力应对这一风险。另外，银行的资产组合使得它们对不动产风险尤其敏感，当房价下降，房贷违约时，它们就破产了。银行本来可以保护自己的，可它们没有。更重要的是对家庭的影响，我们有超过1　200万户家庭借钱购置了房屋，现在却发现自己资不抵债。很多情况下，人们把自己一生的储蓄都放在房产上，现在却被社会抛弃，一无所有，这都源于风险控制的失败，这一点本不应该发生的。
　　记者：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您是否觉得此次危机源于人与人之间的过度信任？
　　希勒：乔治·阿克尔洛夫和我认为信任和信心是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动物精神”一词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使用推广。“动物精神”就是让人或动物不断前进的动力。狗不愿躺着，整天跑来跑去，兴奋不已。人也同样如此，很容易兴奋，也很容易沮丧。在经济繁荣与衰退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繁荣时期，人们彼此过分信任，觉得没有审慎的必要。“所有人都富裕了，我也要发达。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谁在乎呢？所有人都富了，我也要成为其中一员。”但在衰退时期，人们变得愤怒，过分小心。他们认为：“有人骗我损失这么多钱，在考察明白之前我什么事都不做。”这就是全球经济危机所要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人们太小心了，企业不愿意雇人，因为不确定性太大。生意不愿意扩张，因为考虑到糟糕的经济，任何的扩张都意味着风险。个人不愿意购买企业销售的产品，他们也认为自己必须要更加小心。整个经济都在收缩，“动物精神”消失不见。
　　记者：个人心理作用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那么如何做才能使人们不再畏首畏尾，重拾对他人的信心？
　　希勒：我觉得调整人类的心理非常困难。我太太是心理学家……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3）
记者：与心理学家一起生活有何感觉？
　　希勒：有时候，当我太太情绪低落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说：“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好起来的。”她就会说：“你说话不像个心理学家。”我不是心理学家，但我的确从她身上学到很多。重获信心非常困难，但有几方面很重要。首要是建立经济仍然在向前发展的意识——我刚才提到的长期方案对此有帮助，因为它告诉人们他们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这不是我的建议，有些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中美两国，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们看到这些行动能够有力地刺激经济。这就告诉民众我们正在做事，政府的确在帮助民众和企业。因此，必须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
　　记者：说到实在的进步，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等方面大量投资。但这类投资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看到成效。那么该如何评价这类支出呢？
　　希勒：首先，它们对信心有立竿见影的积极影响。政府在进行合理的行动时，有理由希望经济会有所改善；其次，这场危机可能持续很多年。情况也许不像现在这么严峻，但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拖累经济。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和房市泡沫破灭（现在仍然一蹶不振），一旦信心被击碎，就很难再找回来。但我们可以采取一定政策，在几年的时间里加强信心，加强经济的活力。所以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严峻的经济危机也许很快就会结束，但它带来的后遗症将会是未来许多年内讨论的主题。
　　记者：您觉得危机令人们丧失信心，这会给未来带来哪些影响？危机会给未来带来哪些变化？
　　希勒：首先是商业领域，资本投资支出的恢复会非常缓慢。将有工厂闲置的时候，不可能兴建新工厂。如果产品最终不能推出，人们就不愿意对其进行研发。另外，企业家精神也深受打击。人们不相信自己能够创办新企业，不幸的是，这一点从长远来看非常重要。因为大型企业都是由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如果你考察某些经济的成功之处——比如说韩国，很大程度上受三星公司的驱动，在其他国家也能发现类似的例子。必须要有人创建新的生意，这个人必须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而在当前经济下，那些原本会开公司的人可能会想：“也许我应该去写诗。”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后者也许更有意义。但从当前经济形势的角度来看，绝非如此。
　　记者：您刚才提到写诗的事，中国人往往不这么想，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谋生，开办公司……
　　希勒：某些经济学家相信衰退也许对经济是有益的。它主要的思想是，如果工作太过稳定，经济太过稳定，人们就会丧失其创新性。而经济形势一旦变差，人们就会思考：“我一直认为自己工作的公司是世界权力之源。但你看现在的情况，公司破产、员工失去工作。也许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是有可能的，黑暗之中总有一线光明。
　　记者：我觉得这对艺术有好处，正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经济情况不佳时，也许能出更多优秀的诗人、音乐家，还有画家。
　　希勒：我们尽量往好的方向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确伴随着艺术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艺术家——当然还有作家。美国政府支持那些记录历史的人走访不同的州与城市，采访民众、拍摄照片。所以，美国对于大萧条有着非常优秀的历史或文化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萧条是件好事。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4）
记者：我现在想结合您的两本书来问一个问题。您提到，管理金融系统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又谈到心理对经济的影响。那么，您觉得我们如何才能管理、评估民众心理因素的风险？
　　希勒：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了。有很多人写书讨论人类本性这一基本问题。当人们集合成很大的组织之后，行为就有不确定性，市场上就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有很多的战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不禁问道：“他们干嘛要打仗？”我们根本想不起战争的起因。历史就是这样，人类本性中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当前许多方面都有影响，例如外交、政治，还有金融市场、监管，此外，它不仅对政府有影响，私人机构也必须认真考虑如何设计自己的程序，它们必须要勇于承担风险，但同时也必须管理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做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从历史中我们得到这些经验，但它们并不意味着结束，我们可以克服它们。我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以便更好地应对经济局势。
　　记者：您觉得在未来我们需要哪些改革？
　　希勒：我们应该让金融*化，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加强金融教育，帮助人们做出财务决策；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防止他们被一些恶意金融产品所欺骗；让信息更容易获取，加强金融部门信息披露制度。只有这样，人们才明白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传递因素，很不幸，总是一个问题引发另一个问题。金融市场的崩溃会导致其他市场的崩溃，这就像是纸做的房子一样，这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把我们引向了监管——我们必须对金融市场进行信息监管，以消除这种不稳定性。
　　记者：我相信有些相应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政府有没有错误的行为，或者说有些措施本应实施，政府却迟迟不动手？
　　希勒：我认为美国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当前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力度还不够。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并没有就如何刺激经济达成共识，所以我担心政策力度问题。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政府要显示出对未来的远见，这件事并不容易。这不仅是对政府的要求，还要求政府与商界通力合作，一起思考如何推进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发展主要的经济风险市场，尤其是不动产风险市场、GDP或股权风险市场。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前危机的根源，我们现在正处于剧烈的衰退当中。许多优秀的企业最终破产，因为它们无法抵御风暴。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发展风险管理机构，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危机。回到经济之舟的比喻，我们希望能设计一条可能抵御风暴的船，如果有更健康的金融体系，我们就可以做到。
　　记者：风险管理机构是仅限于商业领域呢，还是包括其他领域？
　　希勒：我认为有大量的经济风险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它影响所有领域，影响个人、影响银行、影响其他金融部门，也影响非金融部门。其中之一是不动产风险，房屋土地、商业房产的价格非常重要。众所周知，中国、美国还有世界其他国家都经历过房市的繁荣与泡沫，这对承担风险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害的。我谈的是一些设想，一直以来我都希望促进设想的实现。比如，2006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开发了面向个体家庭的期货市场。我还和自己的公司一起努力开发不动产证券风险市场，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我们正努力实现这些庞大的梦想。希望这类市场出现在全世界，风险就可以得到控制。因为我们有期货市场、互换市场、证券市场来实现它。许多人认为是金融界的贪婪导致了这场危机，我觉得的确有贪婪存在，但当前的金融技术是合理的。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必须发展其金融市场。不要关闭它们，而应该让其更好地运作。想想金融理论对此说过什么。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5）
记者：您的意思是我们当前已经有了对应策略，所要做的就是把策略变为现实？还是说我们尚需时日来发展这些策略？
　　希勒：金融数学在30年前首次作为一门科学出现，有着数学的严谨，它告诉你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它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某些金融理论中有所体现，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共担经济风险。如果风险共担机制合理的话，人们更容易发挥自己的潜力，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如果有对抗危机的体制的话，人们更愿意开办新的企业、力求有所作为。这只是个设想，要想让其实现非常困难，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创新机制。我自己发现了这一点，并且自己亲自尝试过，非常困难。你看到有很大一块风险没有得到控制，想唤起别人对此的注意。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动物精神”，不会为此担心。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会问：“你打算怎么做呢？你想让我控制不动产风险，可是没有这样的市场，也没有流动性。这不可能，我们做不到。原则上，我们的确应该控制风险，但在实际中完全无法操作。”想实现这些设想很困难，我们需要金融系统不同部门的人士和政府一起合作。说到此次危机的机遇，如果我们可以做成这类事情，经济就会变得更好，不再需要设立各种各样的新金融机构。人们太过于关注过去，而不是未来。人们总是想大萧条时发生了什么，如何修正、弥补当前的问题，或是救助某些公司。就是这些，也许在短期内是有用的。但我们的确需要把设想变成现实，提升整体金融体系。
　　记者：现在让我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关注一下未来。您觉得伴随着此次危机，人们面对哪些机遇，除了您刚才提到的以外？
　　希勒：应该改革房屋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因为它们没有控制家庭购房风险。人们在购房后，市场风云突变，然后他们就破产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担这一风险，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他人也一样。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现在还没有见到实际应对措施。
　　记者：希望在采访结束之后，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建议。
　　希勒：金融机构逐渐进步，这一点很有希望，但可能需要时间。我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抵押贷款产品，通过提升不动产业或整个经济来消除破产风险。这一产品以房价指数或GDP指数为基础。我花了20年的时间来开发房价指数，我们不用纽约的标准普尔指数，而是开发了凯斯…希勒指数——卡尔·凯斯是我当时的同事。我知道同类的房价指数在中国也有所发展，这是一个开始。金融进步必须建立于技术手段之上。首先，中美两国必须相信自己的房价指数，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发金融产品。但这的确需要时间，人们必须开发出相关指数，理解它的运作方式，这需要一段时间。监管者也需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动——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希望经济危机可以使得这一进程加速，这里的“加速”，我是指在未来的5年里。这就是金融技术领域的“加速”。
　　记者：我希望人们能够更加关注您的这个看法，因为在控制风险方面，这的确非常有用。说到中美两国，要摆脱经济危机，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具体能够做什么？
　　希勒：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长期来看，中国会非常非常成功。很不幸，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减缓的风险。中国经济还会发展，但可能会经历一段缓慢增长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发展协作精神，这意味着要与别国分担风险，也就是说不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任何人而言，保证繁荣的秘诀就是自由贸易。。　最好的txt下载网

行为金融学大师希勒教授：如何阻止经济之舟的沉没（6）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经济有减速风险，请问是如何得到这一结论的？
　　希勒：我并没有单指中国，我想说的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减缓。这也并不是必然发生。如果政策应对及时，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1997、1998两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也担心过类似情况。幸运的是，那场危机没有演变成当前这样的灾难，亚洲经济的恢复速度非常快。希望我们也能同样摆脱此次危机，但当前情况比亚洲金融危机看起来要严峻得多，涉及的范围也广得多。所以，我们有着同样的担心，只是这次情况更加严重。我觉得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衰退，没有理解它事实上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一些心理上的变化使得人们丧失信心，没有了发展的意愿——也许并不是所有人。回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很难相信它持续了那么长时间。大萧条始于1929年股市的崩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才结束，对于美国来说，那是1941年。所以有长达10年的萧条，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1933、1934两年也有强劲的复苏，但势头没有继续下去，没有回归到正常水平。人们总是在问：“为什么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从很多方面来说，经济学的确是一门科学，但它仍然无法预测此类事件。
　　记者：我正想问，您觉得经济什么时候会复苏？
　　希勒：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转机。尤其对美国而言，房价下跌这么多，不再有定价过高的可能了，因为它几乎是一路下跌。另外，股市也下降许多，虚高的部分已经被清除。中国也同样如此，股票市场跌幅巨大。所以看起来，下跌的趋势也许可能终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松对长期经济的警惕。下跌趋势可能终止，但它对民众“动物精神”的心理影响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一切的年轻人，这种伤害可能会伴随其一生。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更多人失去工作、更多机构破产之前，采取行动非常重要。我觉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激励的驱动，人们必须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怀疑的困扰。谈到商业，你马上就想到有那么庞大的国际性公司，有成千上万的专业员工，我怎么可能独树一帜，最终取得成功？这种情绪很正常，人类就是这样。人们并不是浑浑噩噩的，他们有生命，是经济的一部分，也许在为某家公司工作。但他们有自由离开，并能够遇到其他人，说：“咱们可以在一起做些什么。”也许一起为某家公司工作，也许开办自己的企业。如果经济健康的话，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生活，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保持这种精神非常重要。每个人都相信我能够在正确判断商机的基础上，通过参与风险活动，最终实现个人的价值。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我要让它实现。这种精神推动着经济发展。
　　记者：这让我想起了乔丹的一则耐克广告：“我相信我能飞，放手去做吧。”还有阿迪达斯的宣传语：一切皆有可能。现在也许我们需要“动物精神”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希勒：问题是在好时候、繁荣时期、事情好得过分时，有些人变得冒失：“我可以做成任何事。”而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意识到生意可能带来的各种困难。只有保持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成功。但“动物精神”的另一面是，如果你太过实际，你可能会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世界这么大，我这么渺小。我还是随便找个工作，按部就班地过吧。”这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记者：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太理想化与太实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希勒：的确如此。我觉得这是人类成功的关键。我们希望成功，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要准确地评估自己的才能。如果没有美妙的歌喉，就不要去当歌手。但要想到，也许我有另外的才能，应该从事另外一项适合我的工作。与此同时，激励作用仍然在推动着你。
　　记者：您对经济有哪些想象？
　　希勒：我对经济最大的想象是，希望50年以后回过头来看，21世纪上半叶是人道主义的转折点。许多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成现代化国家，没有国家被抛在后面。现在仍然有许多人饱受痛苦，许多人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医疗。每个国家都有富人或成功人士的圈子，我希望这个圈子会扩大。相应的，这类扩张能够解决当前的一些严重问题，比如说全球变暖、污染、环境恶化。因为人们绝望的时候，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进步。这是令人激动的半个世纪……人口规模扩大，不久以后，我们可能在月球或者在火星上定居。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代。如果一切运行良好，如果我们没有被经济的失败击倒，我觉得不太可能……但经济失败有可能引发社会的紧张情绪。大萧条终止于二战，不能说二战导致了萧条的结束，但它的确是因素之一。我希望所有人都齐心协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我相信未来会是如此，我们将有美妙的半个世纪。
　　

对话金融模型大师阿尔特曼教授（1）
在与新浪财经报道组的交流过程中，他表示通用汽车应该破产，尽管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尽管会有很多人失业，尽管这对于整个美国汽车行业来说是重创。在采访中，他详细介绍了用他的Z…Score分析通用汽车得出的结论，并且对通用为什么应该破产做了详尽的分析，还从他的角度谈了对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看法。
　　爱德华·阿尔特曼（Edward　）教授简介
　　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阿尔特曼被人们称为Z…Man，因为他创建的并以他名字命名的Altman模型非常出名。这个模型主要是用来分析企业破产的。
　　记者：您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阿尔特曼：从某种程度上讲，危机、失业、破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都是极正常的事。事实上，这也是健康的。从经济系统中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企业和绩效不佳的员工，代之以更具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新鲜资本、员工和企业，这很正常。但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危机）是不正常的，它比我能记起的任何一次衰退都更为糟糕。因而苦痛还会加剧，人们要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许多其他机构、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公司、抵押贷款公司都对此负有责任。可当初大家都不这么看问题——不能说所有人，还是有一些人预见到会出事。比如，我曾在2005年和2006年写过几篇文章，指出信贷泡沫即将破裂——尽管我当时并未着眼于次级抵押贷款这个主要问题，我所讨论的是系统内——特别是企业领域——债务杠杆的累积问题。这个危机还没有爆发。经济中的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渗透到企业领域，但这种渗透正在发生。许多公司仍在崩溃的边缘而茫然无知，这让我深信，经济在好转之前必定先变得更糟。
　　记者：对，这其实也是我很想知道的，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一开始没有人阻止这场危机发生呢？
　　阿尔特曼：真正能够阻止这场危机发生的只有那些监管机构，但它们在激励问题上犯了错误。如果企业受到鼓励去开展更多业务——即使这里面有很大的风险，但你确定能够从中获利；当然或许最终会赔钱，但这是不一定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就去冒这个险，再说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OPM——其他人的钱，借给你钱的那些人的钱。拿别人的钱去冒险获利，这种激励机制是违背常理的。如果你很快就赚了不少钱，那往后怎样就是别人的问题了。但很不幸的是，这也就意味着你丧失了风险容忍度，再没有兴趣去进行风险控制了。因此，这种激励机制需要改变。然而，我们的监管机构，尽管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债务杠杆的大幅增加，却被增长和就业的双重目标束住了手脚。一方面，要想预防通货膨胀，就得放慢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想增加就业，就得刺激增长。当权者，即执政党，总是希望经济增长越快越好。韩国在1995年、1996年和1997年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它们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大家都很高兴，政府为一切做担保，向金融系统大量注资，但它们却没有意识到在债务不断累积的情况下金融系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然而，我们没能从韩国人身上吸取教训，我们也没能从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遇到的问题中吸取教训。所以说，问题就出在激励机制和监管上面。美国的监管机构，特别是本届和上届政府，它们的政策非常保守，称得上是放任自流，也就是说，它们完全让市场自己决定，而不是提醒市场走得太远了。看看2006年和2007年的信贷情况，市场的确已经脱离正轨了。　。　想看书来

对话金融模型大师阿尔特曼教授（2）
记者：您认为这要怪格林斯潘吗？
　　阿尔特曼：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记者：您认为这是格林斯潘的过错吗？
　　阿尔特曼：当时的每个监管者都有责任。我想，格林斯潘也注意到金融系统的信用扩张过度，特别是通过那种让人看不懂的衍生证券方式。他是美联储主席，但其他监管者也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这么说。
　　记者：但也有人说，人在犯过错误后就会更加谨慎，所以没必要再进行监管了。您怎么看？
　　阿尔特曼：在金融市场上，只会在短期内如此。但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金融市场是不长记性的。人们不愿意记住不好的年头，只愿意记得好光景。只要危机过后接连有那么几年好光景，他们恐怕很快就会把这场危机抛在脑后了。不过，这场危机实在是非常严峻，估计这次教训不会那么容易被忘记，有可能会长时间地被我们记住。我想大概会是这样，因为这次教训着实惨痛，而且在形势好转之前还会变得更糟。
　　记者：奥巴马2009年1月才上任，您认为从现在起的这两个月内会发生什么？
　　阿尔特曼：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也很难回答。因为一方面，他会给布什总统施加压力，让小布什采取一些他所倡导的变革措施，特别是在汽车行业。但问题是，我认为他们所倡导的事情有一些被误导了，他们认为现在重要的是制止大出血，让消费者恢复信心。但真要实现会比较困难，除非他们能取得现任政府的支持，虽然*党在国会拥有多数席位，这样的话，他们即使没有共和党和现任总统的支持，也许也能顺利通过。除此之外，现任政府还有处理总额7　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援计划（TARP）……
　　在目前的过渡时期，现任政府和新一届政府之间会进行很多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而与此同时，经济形势会持续恶化。目前的失业率肯定还会增加——有人说会上升到，甚至9％。如果上升到的话，那就意味着会增加300万失业人口。这对于经济形势来说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将面临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在其中将看不到多少亮点。还有一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领域就是企业违约，我认为明年失业率一定会增加。
　　记者：所有这些坏消息都是从华尔街传出来的。您认为什么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呢？
　　阿尔特曼：我认为主要还是华尔街，华尔街毕竟是这些用金融衍生品进行融资的新方法的背后推手。这些融资方法所涉及的资产种类繁多，不仅包括房地产次级贷，还包括抵押贷款及其他所有形式的资产。它们被推向公众，赚取了大笔大笔的金钱，收取了大量的手续费。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吸取以前的教训的原因是，经济体系里包含了太多的信贷杠杆，形成了太大规模的债务。我们没有量入为出。有一个词叫“信用文化”，对此我有过很多论述。它意味着你在扩展信用时，不能忘了一些基本原则。在信用文化里，判断信贷风险好坏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不能丢的。信贷通常是有价格的，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范围。当信贷变得极其容易获得时，信贷的价格就会变得很低；而当它像现在这样，变得很难获得时，价格就会突破正常范围。每当出现以上的情形时，你就必须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体系里有了什么新东西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必须承认，信贷轨迹脱离了传统上的正常标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