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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秋凉话中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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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每二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而有自杀意念的则是已实施自杀的六七倍。除自杀死亡者以外，每年尚有10—20倍的自杀未遂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残疾。而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为首位死因。
一个我帮填报考志愿的孩子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后告诉我，开学第一天是校心理医生给上大课。医生把手一挥，指着学生说：“到毕业时，你们中间将有二十人自杀而亡，我的任务是使这个数字降到十……”我听了感到不解，自杀是流行病还是传染病？连北大、清华对学生跳楼都漠然了，一句“忧郁症”成了这些学生该死的充分理由。这种思维如果得到认可，我们就可以漠然对待四分之一学生的死亡？这是多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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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产生这一思维的根源正是西医的界定方式。而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会纠正这一偏差。）
于是，我又看美国的情况。在美国，有500万人服用抗忧郁药，每年自杀人数30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为五分之一，专家推测，约六百万美国儿童患严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看来，美国的情况比我们更加严重，他们才两亿人。世界卫生组织现将忧郁症列为危及人类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忧郁症和癫痫，将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专家们估计，在今后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数将大增。忧郁症导致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生产力下降。据世卫组织统计，一人自杀至少会影响到6名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患抑郁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个多么难以克服的人性弱点？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为这是人性弱点。为了不死，多少人宁可从狗洞里爬出？但想死岂不更违反人性？如果说穷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从统计资料上看，自杀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这么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难道说是富裕和文化杀人？是什么让人患上忧郁症？美国匹兹堡大学精神病学家BorisBirmaher博士发现，有很强家族严重抑郁症史的儿童对一种刺激生长激素产生的物质出现不正常反应。尽管实验没有暗示患抑郁症的儿童无法正常生长发育，但为了解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和深层作用机理提供了资料。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抑郁症是一种遗传性的生物学上的疾病。专家们说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疾病，不是思想问题。说现实生活中有种误解，以为自杀者是“一时想不开”，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专家说自杀是一种病，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并配合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才能医治好。有八成患者通过治疗，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这么说来，亲人、朋友得了忧郁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还帮不上忙了。因为专家说作“思想工作”没用。
从前好象没听说有谁得忧郁症，难道忧郁症象同性恋一样是被“发现”的？据资料统计，同性恋的人数比是百分之四，而忧郁症的人数可近百分之二十。这么一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假如我们单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员。我们朝夕相处，彼此熟悉，关系很好，现在让我想其中有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怕哪？专家说，对忧郁症的最有效治疗方式是电击，把人击昏了，击得在昏迷中抽搐，还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呕吐而窒息。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们工作的紧要关头，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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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犯病了，要去做电击”。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刚击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车回来？如果我说：“你先挺一挺，等把这件工作干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转身就跳楼了怎么办？象对同性恋一样，专家呼吁，传统观念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这一观念要改变，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社会的阴暗面，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自杀者应当被公众理解。按比例，五个人里就有一个忧郁症，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事中就应有几个忧郁症者，我应听从专家建议，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他们忧郁他们的，我乐我的，因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这又被说成是没用的。而这正确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没看到一样————视而不见。他要跳楼呢？我说“请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杀，和招来许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这些人会不会象美国同性恋者一样上街游行，高呼：“我们要自杀！给我们自杀的自由？”好在我们单位没有按比例出现四个同性恋，二十个忧郁症。这使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单位为什么没有按比例出现应有成分呢？”。其实，经过我观察，我单位人员中不是没有相应气质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应的可能成分，但却没有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我认为是集体性的社会生活框正了他们。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集体对个性是抑制的从而加以反对，而我认为社会与个人联系的过于松散也是个体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美国有位临床医生我认为他触摸到了忧郁的本质，他认为忧郁症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那个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没有按照医嘱疗养，做过手术后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当做奇迹，记者也来采访。后来有一位上级领导认真研究了她的情况后得出一个结论并向她宣布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好的集体中，如果换一个环境就不会有你的今天。”有些记者总是不解，再三追问：“你们领导怎么会这么残酷，让一个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上班，难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无菌环境吗？”这样问题让我们一时真是难以回答，让我这位同事上班的确是件十分冒险的事情，而事实上我这位同事又真是三天两头感染，搞得动不动就生命垂危，假如她就这么死了，真要是有人就这件事追究责任的话，这话还真不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既没有遵医嘱，还颇违反科学，又不好解释动机。可如果让她躺在床上静养象和她一起做手术的那些人一样的话，我想，她很可能也象他们一样早不在人世了。到单位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用她的话讲她可以一整天没有机会想到自己的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养病环境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她最有得忧郁症的条件，事实上，她的病友中就不乏跳楼者。她前两天还说到一个病友，在家人商量他的病是否复发时他从九楼跳下，家人还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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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回头却不见他在床上，只有窗户是开着的……想不到自己的病，而只要活着就能品尝到活着的乐趣，这样一来，人就不会忧郁，又怎么会要寻死呢？而做到这一点仅仅通过她个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需要一个集体的共同努力。
小时候不理解我奶奶的很多思想。奶奶无比地强调家族，强调家人的亲情，强调利他和无私，强调责任和奉献，总之，都是老一代人的旧思想。当有人强调为自己而活时，奶奶会蔑视地一笑说：“如果要是为自己而活，可能会活得很好，也可能早就不活了。”小时我只听懂了前半句，因为奶奶为了她的子孙，让自己吃苦挨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可为了自己为什么就可以不活了呢？这后半句是我成人之后才理解的。
我对白血病同事说：“你可别想死，你说你要是死了会造成几大人生悲剧？你儿子是早年丧母，你丈夫是中年丧妻，你父母是晚年丧子。而我们是赌输了钱。你这手术可是我们大伙捐款给你做的，你要死了，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她肯忍受排异反应的巨大痛苦，其精神支柱也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人的一生会撒手多次，一条命可能不够自杀的。
现在的人过于强调自我，心里没有别人，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了，却轻易地就撒手生命了。这说明以自我为中心时，“我”不是扩大了却是缩小了。“我”是一个集团军，你的父母身上有你，你的儿女身上有你，你的兄弟姐妹身上有你，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所处的社会都有你的成分，失去哪一部分“我”你都会感到失去一部分自我生命，如果丢失了太多的“我”，虽然你没有自觉，可你的“我”却不受欺骗，他会不快乐，郁闷，乃至忧郁。把“我”全部回收的思维方式就是自杀性的。无论是人的脑还是人的心发展都是不平衡的，过于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过于强调人的个性对人都是有害的。人的脑和心就是在人的个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寻求平衡。
有专家分析美国孩子之所以抑郁是由于大人换工作和住所比较频繁，许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在搬迁中度过的，致使他们从小就缺少固定的玩伴，加上美国家庭的离婚率比较高，孩子有个心理适应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就是建立不起来稳定的社会关系。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社会学，对这类问题的确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真正的社会学不是建立一套在独立在人心之外的所谓正确的理论，而是谐调种种关系。总有人找我倾诉些什么，求我帮拿个主意。女儿观察久了说：“你帮人出的主意并不是正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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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也不是你的主意，你实质上是告诉了人家内心最想做的。你不是帮人出了你的主意，而是帮人明确了人家自己的主意。”我说，对，算你看明白了。因为我认为是正确的和好的主意对当事人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一个违逆当事人内心情感的主意再好，也不是好主意。大学生为什么忧郁？他们难道不是按父母，按老师的要求考上大学了吗？他们不是成功了吗？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忧郁，还要跳楼？当一个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时候，我们头脑能够理解，可这不代表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归根到底，我们不光是用头脑活着，更是用心活着。再明白的道理，头脑压制着心去接受，一天两天可以，天长日久，这心就要疲惫，要病。
对自杀的研究，仅仅有医学家是不够的，需要社会学家、哲学家、 心理学家等专家的多角度投入，仅仅有西方也是不够的，对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产物，他们恐怕是个人刀削不了个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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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在这种现状下要取缔中医，如同让中国人一天不是吃三顿粗粮而只吃一顿细粮。中国人现在有近一半的病人应就诊而未就诊。有官员说：“中国的经济能力不可能满足所有医疗卫生需求。”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如果我奶奶还活着她会说：穷有穷的过法，穷就不过日子啦？穷就让一半中国人不治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只会过富日子，不会过穷日子了？仅仅讨论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我认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就算西医是百分之百的好，可它在中国占有全部医疗经费，却只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服务，这不是贵族医学？医院总是盖更大的楼，进更好的设备，给更贵族化的人服务。科学在不停的发展，为了追上科学发展的脚步，医院只能一再投资高科技，在贵族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看病和治病在西医这里是分开的，如果治病需要十元钱的话，“看”这个病可能得需要九十元。只要你有钱，把各种检验做一遍，虽然你不是医生你也看到了你的病，如果全部检查完了，你没看到你的病，那么，对不起，医生也没法看到。记得刚有核磁共振时，医生让我做个检查，价格是我两个月的工资。我问，这机器能治病吗？说是不能，只能让医生看到我的“病”而已。医生要看我的“病”让我花钱，难道医生要是看不清我，我还要给他买副近视镜？上医院看病，我的感觉就是我一会掏钱给医生戴上X镜，一会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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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超声镜，还有什么CT，什么核磁共振等等。如果我不投币给医生戴眼镜，医生就无法工作。我觉得我的病很具有观赏价值，我还是留着不给医生看好。我问医生，如果瞧见“病”了怎么治呢？医生说目前没法治。我问，那做这个检查有何意义？医生说可以弄个明白。这让我想起了死后的解剖，对医生和医学有意义，对死人没有意义。我不掏自己的解剖费。“五四”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曾为终能看到“病”，而欣喜，便是治不了，也心里透亮。可现在，花了很多钱，却只是看到“病”，让许多国人不甘。他们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治病上。所以，医院中的检验费是很让人望而生畏的。西医的贵族性表现在离开大医院，离开设备，医生就很难说是个医生。医院中许多有高级职称的医生是只会操纵一种仪器的技术人员。让他们到没有仪器的乡镇医院，到社区门诊，他们就不是医生了。光说医生们拼命往大医院挤，没有可调动的仪器，光杆医生还叫医生？光说百姓趋高，现在医生这个名字不再是个体意义的，而是整体的，是一个大医院中的人和仪器的总称。可这个占有全部医疗经费的大“医生”只能给百分之二十的人治病，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还必须是有钱人，因为这个大“医生”的新陈代谢功能特别强，消耗量很大。于是，恶性循环，大医院之外无医生，百姓进不去大医院就只有等死。我一个同事最近做了胃贲门癌手术回来。他花了近三十万元。他说，病人可以三分，三分之一的人治不起，三五万元钱几天就没了，也就不治了。三分之一的忍受不了治疗的痛苦，或不治了，或被治死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完成治疗。他求我写篇稿子“表扬”一下他妻子。看到我奇怪，他告诉我说，看到许多病人被配偶抛弃了他很感慨，觉得很感谢妻子。他一再感慨治病难，他说“难于上青天”。他这还是能得到医治的百分之二十的人。
我说过，母亲有个绰号叫“于大头”。“大头”，在我们的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这源于母亲给人治病常往里搭钱搭药。可我现在想，母亲为什么搭钱搭药？她这一做法是从她师傅那里承传下来的。我是母亲的药剂师，她赔不赔钱我知道。中医，在社会上可以充当杀富济贫的调剂角色。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不把富人拒之门外？因为富人有点小病就看，平时注意养生，为什么中医有许多补养和调养方剂？那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总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人要无病防病，小病大养，养生保健，母亲把治贵族病挣来的这部分钱用在穷人的救命上，这样就不会出现见死不救，拒医停药这种违反医德的事了。
我在有的城市看到一种公告，公告说，请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果你同情乞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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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往如下号码打电话，救济站会来人提供救济。我想，这救济站提供食宿，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但作为星级宾馆怎么养得起乞丐？要饭到宾馆的乞丐是要被打出去的。如果所有旅店都是星级宾馆让穷人住大街上？所以，母亲为穷人提供救济性治疗，为富人提供贵族式治疗。我没有看到母亲因为病人无钱看病而拒绝给予治疗的，如果病人得的不是不治之症，母亲总是按需舍医舍药。要知道，母亲可是以私人之力在这么做，这绝不是母亲高尚，我说了，我母亲是个极单纯的人，她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是中医的本质决定了她的本质，因为他的师傅就是这么做的。给富人以充分治疗，给穷人以必要治疗，中医在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所以，中医在历史上没有遭过唾骂，中医被骂是在西医东进之后的事。
女儿说她将来就到乡镇卫生院行医，覆盖几万人口，以中医的指导思想，中西医结合的技术，开展医疗工作。追求投入少，效益好，以预防为主，在确保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再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更高需求。就象美式民主我们有点用不起一样，大“医生”我们也不能养得太多。用三分之二的钱养大医生，用三分之一的钱养一些象中医这样灵活机动，平民性强的医生。中医就是在过穷日子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医学，我们还没得到面包哪，先把窝头扔了，来个吃不到面包勿宁死，这是什么逻辑？女儿说，百分之八十的病都可以用普通方法医治，可大医院垄断了人才、设备、技术、价格，却效率低下，普通病到医院去看，往往与其说是去治病，不如说是去受宰割。这就是人们怨声载道的一个原因。虽然医疗本身具有趋高性，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人们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女儿努力学习西医，广交西医朋友，为的就是了解医学前沿的情况，以便给病人提出最佳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培养中西医的通用人才，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五十七）
虽然我是中国人，可我对中国人的研究兴趣还是很浓厚。别人眼里国人的愚昧往往是我眼中的活化石。好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并为此很发愁。可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件好事，中国人真要是信个真主或天主，弄得万众一心，为个什么真理动不动搞个“圣战”的话，那就不是纳粹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简单了。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人睡梦中翻个身。这个世界安排得很有意思。美国高科技，可是人少，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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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他有点占不过来。中国人多，但一盘散沙，也毁不了世界。多亏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世界才好好的。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现存的这些信仰不适合中国人来信仰。碗里的水可以信仰碗，河里的水可以信仰河床，大海里的水哪，它信仰什么？真主，天主对中国人来说是碗，是河床，用来喝水，洗澡可以，想借以下西洋就不行了。
外国人承认个体的中国人聪明，却认为群体的中国人毁于内耗。正如他们研究具体善长，研究整合无力一样，他们无法看到，多亏有这种内耗，使中国人不执着于碗和池。喝过水后放下了碗，洗过澡后离开了池。碗和池这类东西不中我们的意，我们意在更大的东西。
研究中国人的个体并不能达到把握中国整体的目的。所以，我对那些评论中国的言论不怎么在意，能评论中国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哪。
个体的中国人是一滴水，连二十一岁的雷锋都自觉到了这一点，他为什么要孜孜以求把自己溶入到人民群众之中？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研究2HO是研究水性，但这是研究水性的全部？一碗水中会有风浪吗？一池水中会有潜流旋窝吗？一江水会有台风海啸吗？
也许有人会说，台风海啸不能算做是水性。可他们心里也知道，离开了水，众多的水，谈何台风海啸？不了解洋流海浪如何造船航海？
中国不是一碗水，对一碗水所作的研究无助推论中国的事。中国也不是一池水，一池水载不了舟，也覆不了舟。众多雷锋式一滴水的意向，使中国人追求成群，成势，达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求大，求积，求容，“不择细流，以成江河，不择江河，以成湖海”的原因。这不是小算术，而是大数学。
埃及人用金字塔，方尖碑来追求永恒。中国文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铸金字塔和方尖碑。建筑材料是人，建筑结构是人的社会关系。
中国人对水性的研究不仅通过鱼，舟来感知和体现，还用龙来超越性地表达。
所以，中国人不信仰碗，不信仰河床，他们要信就信仰龙。
龙的属性使中国人愿意相信却难迷信。试问，有哪个中国人不相信科学？没有，可又有几个人迷信科学呢？这就造成中国人既上西医院检查，又找中医诊脉的局面。这种看似有病乱投医的盲目现象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百姓的这一兼收并蓄，实际上是把对2HO的研究和对风浪研究一网打尽。所以，又信西医又信中医在老百姓身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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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矛盾，和愚昧一点不挨边，所以，以为生活富裕了，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中医就没有市场了，以为通过对老百姓进行科学教育，在他们觉悟提高后而扬弃中医的想法最终会落空。好多科学和合理的想法总是在一路落空。
对2HO的研究无论怎样深入，也不能替代对洪水，海啸的研究。在社会学上，对个体的研究不能替代对群体的研究。在医学上，对局部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对静态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动态的研究。
中国人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刻体会有助于他们理解中西医关系。人，为什么要结成整体，组成社会？中国人为什么独处一室也要心怀天下？中国人扎堆所求的正是个体所不具有的“势”。这个“势”是个体存在时所不具有的东西，研究个体永远不能抵达到“势”。中医对人的整体研究把握的是“气”，这个“气”也是不可能通过局部研究获得的。
“气”和“势”等是中国数理境界中的东西和常用术语。
爱因斯坦最终追求大统一场，而中国文化是时时追求大统一场。天，道等就代表这大统一场。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必须与大统一场时时校对，验证。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的校对、验证、修正中建立起来的，这难道不科学？系统的观察，提出假说以解释现象，再以假说预测和改变未来，这些科学的要素中医少了那一样？如果中医构建的阴阳五行模式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在预测和治疗疾病上使我们从混沌中超拔出来，你能否认它的科学性？从研究2HO入手和从研究海洋入手，虽然两者看上去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从研究水性这一点看，哪一个更贴近实质的水性呢？
（五十八）
女儿走过一片园林；见其中有一位打太极拳的；看了一会；女儿过去与他攀谈；果然；此人的太极拳是家传。女儿与他切磋，打了一套太极拳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太极操，不是太极拳。女儿不服，此人说，你如此这般打太极拳，定会做下病来，四肢厥冷……女儿跟我叙述到这一节时，我惊了；近两年女儿的确四肢发凉，回家总是先上床，把手脚插在我怀里，我俩探讨几次，我怀她时并没有寒，她小时四肢常温，这寒是怎么来的呢？没想到竟是为参加比赛练太极拳做下的病。我不解道，打的就算不是太极拳，是太极操，也不至于不健身反做下病来，我们作广播体操会做下病吗？女儿说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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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问的。此人道，太极拳是以意带形，形意一致，二者统一，如果只取其形而不得其意，那么有害无益。我听了反驳道，形是形式，为空，取个空壳何至于有害？已经解惑的女儿说，为什么太极拳偏偏是这个形而不是体操那个形？形，难道是空吗？何况还有程式、程序，敢说程序本身没内容？把太极拳的形式一比划起来，这经络就要做相应的反应，这不受控制的反应不给身体造成伤害？女儿想把身体调整过来，向这人请教拳法。这人说他宁可教一点不会的人打太极拳，也不愿教我女儿这样走反路的人。女儿说试一段时间看看，后来，这人对其它学员感慨道：“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没有这女孩悟性高，学得快。”
由此；我想；别说中医；就是一个太极拳；看上去很简单的体操一样的东西；怎么在中国人这就这么玄呢？自从女儿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以竞技方式练太极拳后；用她的话说对体育就有点伤了；这使她意识到运动猝死是否也是一种“伤”的后果？现在搞体育的人的伤如此普遍； 包括写《慢跑大全》的美国作者自己也死于运动猝死，这不有违体育健身的初衷？西式的太极拳会对人造成伤害，推而广之，用西医的方式运行中医，是不是中医体衰的一个原因？
女儿用功，用心学习太极拳。我说，不用下那么大功夫吧？女儿说，功夫，功夫，要的就是功夫。她说在做太极拳中体会中国文化，很多东西都能对上，不仅是医学，还有军事，比如可以细细体会三十六计……我说一个健身的东西跟三十六计有什么关系呢？女儿说，这是拳啊，拳是武，武不是军事？太极拳讲的是绵软，绵，要绵里藏针，软，要软中有硬，太极拳是可以直接交手打仗的。这是有心法，无定法的。女儿说，她由太极拳体会到用药，比如说，甘草，九十三个经方中，方方有甘草，这甘草起什么作用？现在的书上说是调合药性。其实，它在每个方中起的作用都不同，它的药性随与不同的药配伍而不同。我问：“这么说，这甘草有点象我？在不同的群体中所起作用不同？”女儿说：“嗯，有点象。所以，中医的工作不枯燥，总有新体会，总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这是用自已的心体会来的，要想教给别人，别人的心和自己的不一样，就不易传给别人，因为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总是用诱导，启发，总要因人施教……”
张功耀读了33年中医书，曾用中草药治好过他爷爷的病，他妻子就是一名中医；但他却疯狂反对中医。看到他的情况让我想起了我父亲，我就是在父亲对中医声中长大的，所以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攻击在我听来都是我父亲的老生常谈。小时；我是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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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边；因为科学这东西太对年轻人的胃口了；攻击别人太简单，太痛快了，我想；要是没有年轻人和西式思维；这文革能不能搞起来？父亲视我母亲的不反抗，不反驳为中医无理，所以常给我母亲“上课”，想要用真理改造她，母亲微笑地听着，多年之后，父亲向我承认他的改造工程失败，因为我母亲纹丝没动，但他总结出的失败原因是女人不可理喻，认为女人不能接受真理。
现在我想；父亲对中医的不认同；对女人的简单否定，说到底是他的眼光向外而不是向内。男人需要让自己感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感觉自己正义在胸，刀枪不入；武器在手，锐不可挡。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维护父亲的这一感觉，这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深不可测的宇宙，只有让男人锐不可挡，才能为人类辟开一条生死路。所以，当我后来又站在母亲一边时；我象母亲一样维护父亲的男人自尊；我想，张功耀的妻子不驳斥他很可能出于与我母亲同样的心理。当读了33年中医书而不得要领进而恼羞成怒反攻中医，这情感我能理解，也很同情，这不是张功耀个人的错，正象我走的弯路一样，是历史代价。女儿说“我姥姥没让你学中医是对的，你如果不是用心去学，而是用脑去学，这样对中医和对你都没有好处。”估计我当年要是学中医，肯定也是从科学角度入手，那么很可能转不过弯来，不比张功耀好多少。张功耀这样的事只能出在中国，看着他，我只感到亲切，这是中国式的错误。一个中医开玩笑地对张功耀说：“你说人参没有药效，就是个干萝卜条，还不如萝卜条有营养，那我请你吃人参，你敢不敢吃？”我想，张功耀要是西方人，这个赌他肯定就打了，可别看他这么疯狂地反对中医，可这人参他是绝对不敢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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