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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忍细看(非全本)-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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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破居庸关入长城，直捣河北，一路打得明军狼奔豕突，与明军作战56次，攻下12城，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兵败阵亡。与袁崇焕、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百姓坚守高阳，也城破阵亡。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包括山东省府济南，掳男女五十余万和大量牲畜财物，然后出青山关而归。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墙子岭入关，一直打到山东兖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莱州、莒州、沂州（临沂）、海州，共计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掳男女三十六万，掠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
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等路线，横越长城进入华北。当时，拥有60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就是估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也仅仅是起警戒作用。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惊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赶紧向天津撤退，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
通过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10个步兵纵队，将近70万兵力，携带着大量火炮、汽车等重装备，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跨过长城防线，有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华北地区，直指平津。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难想到：明末以骑兵为主，并无重装备需要驮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
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
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蛰伏陕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战斗力，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穷搜民家，“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腐化时间尚短，斗志还没有丧失殆尽，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不顾劝阻，坚持要亲征吴三桂。山海关之战中，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
当时，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在反复厮杀中打出了“关宁铁骑”的威风，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但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关宁铁骑”，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几度陷于危急。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但是，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起义军便抵挡不住。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论者多认为是因与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但应当看到，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交战，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吴三桂军右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万马奔腾不可止”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面溃败。从这一交战过程中，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兵力有10余万人，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蒙、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队，总共有18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由此可知，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
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谋士范文程进谏，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可一战破也”。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从当时的形势看，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出李自成不意，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疾趋北京，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与前三次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李自成内无粮草，外无各路勤王军队，难以固守北京，形势将会比山海关战役严重得多，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皇室后裔确认雍正系篡夺皇位
张星海
有关雍正（胤）继位的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重大谜案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康熙钦定雍正，雍正合法继承了皇位。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雍正是篡位，在康熙病逝前后，雍正精心策划了篡位阴谋，篡夺了皇位。近日，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史林》杂志上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
此前的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八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雍正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雍正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雍正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了八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前几年，台湾学界宣布又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判断，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日后，由胤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遗诏的事实。
“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点左右“宾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而胤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七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七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胤、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就在十日胤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这里面若无隆科多的支持，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中，对胤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疑云重重的康熙大殓
金恒源指出，胤、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九、十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雍正为何诏令驱逐传教士
读书三味
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相当频繁。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雍正元年（1723年），在福建省福安县，有一个生员教徒宣布弃教，与其他人联合向官府指控教士敛聚地方民财，修建教堂，并且男女混杂，败坏风气。
此事引起了雍正的高度重视，并最终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
雍正下达谕旨后，在京传教士上奏，吁请缓行驱逐教士行动。为此，1727年7月21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发表了一番很长的讲话。这番讲话非常有意思，现摘录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洲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你看，雍正给人的印象，俨然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的语气显得和蔼可亲，但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之中所流露出的毅然决然，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雍正如此坚定地驱逐这些传教士，仅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如雍正所说是“欺骗小民”的“荒唐”事吗？或者说，如果仅仅因为某些传教士“敛聚地方民财”的不法行为，何至于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呢？
分析雍正的讲话，我们会感到，雍正的话里，有很多弦外之音。也就是说，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原来，在康熙的晚年，因为选择接班人问题，皇子之间曾发生过一场夺位之争。一些传教士卷入其中，并支持雍正的政敌允。现在，雍正上台了，能不趁机收拾他们吗？再一个原因就是，在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在这个“礼尚往来”关乎国家尊严的问题上，雍正当然也不会含糊。他下令的这场驱逐行动，也可以说是康熙后期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继续。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很关键，那就是基督教宣传人人平等，对君权提出了挑战，而且，这一思想被一些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所借用，这可是属于意识形态里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涉及政权的稳定，对此雍正当然要予以打击和取缔。
显然，在这个时候，雍正接见传教士，可谓正当其时。雍正的讲话无疑就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它表明了清朝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有趣的是，了解了这些历史背景，如果你再回过头来看，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复杂的原因在雍正的讲话里，其实若隐若现地都有所流露，而且，你越品，就越觉得他的话好玩儿。
那么，雍正驱逐西方传教士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不过，这种对待所有传教士“一刀切”的做法，到鸦片战争前，一直被雍正的子孙们所承袭，客观上无疑也加剧了清朝社会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这就难免有些矫枉过正了。
雍正的讲话摘录于《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
白莲教的起源
冰 枫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的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即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会降生，光明最后一定会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百姓，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以及用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百姓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莲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古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嘉庆年间，即清代中叶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在清代时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省，白莲教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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