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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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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石永阶的豆腐房开张,很快,老石头大豆腐以物美价廉远近闻名。在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后的12年中,这已经是石永阶进行的第三次创业。在开豆腐房的同时,他在豆腐房的后面还开了一家饭馆。
做豆腐生意是个本小利微的辛苦活,而这一年,石永阶已经72岁了。不过,石永阶有自己的想法,在当初防爆器械厂破产的困难日子里,石永阶一家生活困难,经常靠吃豆腐度日,豆腐,伴随着石永阶渡过了最初的难关。其实,与石永阶同样困难的中国第一批下岗职工中,与豆腐相伴熬过苦日子的并不在少数。
1997年,中国的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职工下岗,到这一年年底,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到1 152万人。东北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在石永阶生活的沈阳市,国企职工下岗已经成为那一年这座城市最普遍的现象。
1997年6月,沈阳市有关部门对全市6 000多户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需要精减的富余职工总数是436万人,其中下岗职工378万人,而在下岗职工中,还没有安置的达到了249万人,在沈阳市国企最集中的铁西区,3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13万人下岗。每一个下岗职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而他们也许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对当时常住人口600万的沈阳市来说,上述任何一个数字都是沉重的和令人惊心动魄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95年:毅然下海(3)
作为中国第一批下岗职工的代表,石永阶对破产下岗有着切身体会,他希望通过开豆腐房多吸收一些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的低谷。石永阶并不指望靠豆腐房挣多少钱,豆腐在他眼里具有渡过难关的特殊含义,白干还是赔钱,他考虑得并不多。
当时,豆腐在沈阳市场的价格是l元钱一块,石永阶做了“让利下岗职工和老百姓,8角一块豆腐”的招牌。石永阶的豆腐房选用优质黄豆,不添加任何色素与调味品,他做的豆腐块大肥厚,卖得很好。后来,“老石头大豆腐”成为沈阳市“名牌产品”和“沈阳市民放心食品”。
就这样,石永阶的豆腐房坚持了下来。不过,与豆腐房同时开张的饭馆最后却关门了,石永阶说,主要是免费招待的朋友和单位太多,给吃垮了。
石永阶在1990年以后的境遇,实际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国企改革的风雨历程。在石永阶遭遇“三角债”的时候,国有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张希永所在的沈阳市第二变压器厂在这时效益也开始下滑。
1992年,这一年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关键年份,中国的改革在这一年发生了飞跃。年初###的南巡拉开了这一年精彩华章的序幕,这年秋天,随着十四大的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坚定选择,加快改革和开放也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中国人被压抑已久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全世界都感到了这种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的活力。这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4%。
这一年,有12万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辞官下海,继1984年的全民经商热之后,又一个“下海潮”在中国出现了。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市库存的公司营业执照竟然悉数发光,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张以解燃眉之急。很多后来在中国经济领域十分活跃的民营企业,在这一年开始迅速成长。
与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年,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却看不到多少活力。这一年,国企改革的一个亮点是轰轰烈烈、半途而废的“破三铁”运动,所谓“三铁”是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破三铁”意味着企业可以辞退职工,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工人下岗回家的现象。尽管这场运动不到半年就因为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得不中止,但是曾经“以厂为家”的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工厂不再是市场经济大海中永远的避风港了。
1993年,沈阳市第二变压器厂开始裁员,一部分职工下岗。
单位效益不好,张希永开始考虑搞点兼职。这个时候,一种歌舞餐厅在沈阳悄然兴起,曾是业余舞蹈演员的张希永发现自己的业余爱好有了用武之地。他开始在下班后到歌舞餐厅唱歌伴宴,为家里增加收入。每天晚上从七点唱到九十点钟。
1993年,张希永每月唱歌的收入达到了1 000多元,胡百君也在市场里建了一个小商亭,生意越来越忙。
在朋友和熟人眼里,张希永是一个性格活泼、能说会唱的人,平时亲戚、朋友结婚都找到他去主持婚礼,最初张希永只当给人家帮忙,也不收钱。后来,张希永主持婚礼逐渐出了名,找他主持婚礼的人越来越多,从1994年开始,几乎每个周六、周日都有人来找他。那时,张希永主持一场婚礼价码一般是50元,最多100元。
1995年,张希永所在的第二变压器厂开始滑坡,一些车间停了工,很多工人面临着下岗的局面。当时有人用多种方式求领导,希望不要下岗。张希永也找到了工厂领导,却是主动要求离职,他想自己给自己做主,离开企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95年:毅然下海(4)
张希永的第二次下岗没有任何犹豫,这次他离开单位的心态和第一次工厂倒闭时的心态完全不一样。1986年工厂倒闭时,张希永觉得好像掉进万丈深渊。但这次离开单位却没有这种感觉,在他看来,自谋生路并不可怕,而且此时沈阳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建立。下海,对张希永来说并没有多少后顾之忧。
张希永看到,他妻子做生意的市场越来越繁荣,而做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多,他觉得自己的选择不会有错。
1995年,张希永正式告别了工厂,告别了熟悉的工作环境,成了一名个体户。白天帮妻子卖塑料袋,晚上在酒店唱歌伴宴,虽然辛苦,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光做塑料袋生意每年就能挣到四五万元。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几年,从1997年开始,唱歌伴宴这种形式渐渐被市场淘汰,于是张希永专心和妻子一起做了两年塑料袋批发生意。靠着勤奋和敬业,张希永一家的日子开始步入小康。
张希永有时候也和女儿张音谈起以前艰苦的生活,但是年幼的女儿难以理解,总觉得父亲说的是电影里的旧社会。
有一天,正在上中学的张音在语文课上学到了一篇课文《骆驼祥子》,突然想起父亲给她讲过的一段经历:有一年夏天,张希永要赶好几个场子,第一场演出结束后,身上的演出服被汗水浸透,等到第二场演出结束后,演出服几乎能挤出水来。张音觉得父亲和夏天在马路上拉车的祥子很相似,想到这里,张音哭了起来。
张希永说,孩子长大以后,就能理解父母了。
在张音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聊天,张希永心情很好,突然提议全家出去旅游。女儿不假思索地说,上大连呗,我没去过。张希永记得,当时家里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半夜到银行自动取款机上去取钱,一家人半夜坐火车到了大连。
一家人在大连玩了三天,逛遍了大连的著名景点,张音很喜欢这座海滨城市,高中毕业后就考取了大连的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那次大连之行花了2 000多块钱,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这也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外出旅游,此后,全家人各自忙碌,再没有一起到外地旅游。
就在张希永夫妇的塑料袋批发生意逐渐红火的时候,2000年,国家开始治理白色垃圾,他们的生意出现了滑坡。进入不惑之年的张希永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重新操起了老本行,去夜总会这些地方赶场子演出。
2001年的一个晚上,张希永先后跑到四个地方演出,回到家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他已记不清那天是怎么爬上楼的了。还有一个晚上,张希永和他的搭档一连赶了五个场子,回来的时候,他靠着门就想睡觉。
一天,张希永无意中看到了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的小品,赵本山的小品引发了东北小品热,张希永想起朋友们开玩笑说他像老太太,于是从这不经意的玩笑中,张希永开始了全新的尝试——演小品。
让张希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小品一出现就受到了欢迎。同时,张希永也帮别人主持婚礼,名气越来越大。在这几年当中,张希永的交通工具从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夫妇俩在沈阳市铁西区买了一幢100平方米的房子,他们对这一套有厨房、卫生间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很满意。张希永后来回忆说,搬进新居觉得就像到了天堂一样。
1995年:毅然下海(5)
2005年,张希永花了三万多块钱买了一辆当时很便宜的吉利轿车。他解释说,买车主要是业务需要,因为他要经常赶场子。在张希永还没钱买车的时候,有一次坐公交车赶场子,结果手机被小偷偷走,损失了不少生意,这让张希永很是懊恼。
知道张希永名字的人逐渐少了,很多人都只知道他叫阿希。张希永也习惯了别人叫他阿希,偶尔听到别人叫他的全名,反而觉得不习惯。
对于成为一名个体演艺人员,张希永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张希永以前因为生活所迫,也和妻子一起做过生意。但是,张希永觉得自己不适合做生意,赚不了大钱,于是果断停止了做生意,继续靠演出吃饭。
对于未来,张希永很有信心,他说,做婚礼主持人和小品演员,年龄大一点反而更受欢迎。如果将来彻底干不动了,张希永打算做一个演艺经纪人。
就在张希永四处赶场子的时候,2000年,胡百君也离开了南二市场,成为一名职业股民。
股票对于胡百君来讲并不陌生,早在1988年,胡百君就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股民。那时,对大多数中国普通的百姓来说,股票是遥远而陌生的。当时,胡百君所在的汽车消音器厂是沈阳金杯汽车公司的下属企业,而金杯汽车公司正是东北第一家尝试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国营企业。1988年金杯公司发行内部股票,要求本单位职工认购。那是胡百君头一次听说股票。
股票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很多人将它等同于国库券甚至是捐款。胡百君记得,当时人们纷纷传言,说股票是一张废纸,买股票等于捐献。对于企业发行的内部股票,人们习惯性地抵制,以至于工厂不得不动员干部职工每人购买若干。
胡百君随大溜地买了1 000股,这是她第一次拥有股票这种有价证券。当时,胡百君并没有想到靠股票赚钱。
然而没过几年,人们就开始对股票趋之若鹜,正在试点的中国股票市场迅速升温。1992年,深圳甚至发生了百万股民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的“8·10”事件。此时,胡百君当年认购的金杯股票也开始赢利,她看到了一条增加财富的新路。1996年,胡百君第一次走进了股市。
对于第一次购买股票时出的洋相,胡百君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买股票还要填单子,胡百君来到证券营业厅,对工作人员说,买一股南岭百货的股票。工作人员看了胡百君一眼,告诉她最少要买100股。
胡百君买了100股“南岭百货”。第二天出手时,胡百君赚了几块钱。几乎是历史的重演,当年卖菇茑赚到两块钱让胡百君开始做生意,这回又是从微不足道的几块钱开始,胡百君加入了炒股的大军。2000年,胡百君离开了南二市场走进了股市,从不懂到着迷,从散户到大户,胡百君跟着中国股市的涨涨跌跌,一直走到今天。
从周一到周五,胡百君每天准时到证券营业厅,下午休市后离开,如同原来在单位上班一样有规律。
2007年,石永阶的豆腐房面临拆迁,此时,81岁的石永阶才决定收手,安度晚年。现在除了每天早晨听听歌,白天看看报纸,石永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早晚两次带着老伴出去遛弯儿。
2007年5月,张希永一家又一次搬进了新居,将原来的房子租了出去。张希永说,原来住的房子有点偏。
虽然居住条件改善了,不过,张希永对自己开的吉利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小有名气,开着小吉利到外地去演出,让他这个“大牌演员”比较没有面子。有时候碰到盘山公路,汽车动力不够强劲,也让他感到难堪。
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罕见的大牛市,胡百君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十多万,富有经验的胡百君怕再炒下去赔钱,和张希永商量之后,决定把钱提出来买车。这一年10月,张希永买了一辆宝来。张希永说,过几年条件再改善了,还要换更好一点的车。
张希永的父亲是沈阳变压器厂的职工,1976年退休,张希永没接上父亲的班,这成了老人一生最大的遗憾。张希永的父亲临终那年在本子上写道:今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带我孙子孙女回家乡,让父老乡亲看一看。但是,这个心愿没有实现。
每年9月,张希永都要带家人回老家给父母扫墓,以完成父亲的心愿。
如今,张希永的女儿张音已经从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成为沈阳市一名公安民警。
张希永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他觉得心里踏实,生活稳定。他和胡百君都很知足,夫妻俩从不吵架。
想想过去30年的人生经历,张希永认为自己是最爱感慨的人。他不太愿意提起当年的困难处境,回忆一次,记忆深处的伤痕就要裂开一次,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张希永更愿意回忆和妻子一起经历过的风雨和岁月深处的感动,他总是想起妻子对自己的支持,和夫妇俩曾经为这个家共同付出的艰辛。
对张希永来说,苦难是他们的一笔财富。他说,如果现在再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他们还能从头再来。张希永自信地说,通过这些年的打拼,他们对战胜生活中的困难有绝对充足的信心,任何大风大浪都能挺过去。
现在,张希永虽然没有任何单位,但是他对未来却没有什么忧虑,他和胡百君都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张希永说,这几年越干越火,他准备再干几年积累点养老钱,等以后闲下来了,老两口出去旅游,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不然真是有点对不起与自己风雨与共的妻子。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次破产,张希永现在觉得这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契机。他说,栖身的树病死了,对小鸟来说,失去的是这棵树,但却飞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森林。
“历史给了我机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改变了历史,是远远谈不上的。”
那一年的冬日还没隐退,犹如一声春雷,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一锤定音。2004年12月8日上午,联想宣布收购IBM全球PC业务,实际交易价格为125亿美元。这场长达13个月的马拉松式的收购过程,在人们震惊、欢喜、诧异、疑惑多种情绪交杂之中落幕。
这一年,联想20岁,柳传志也迎来了自己的花甲之年。
这一刻,柳传志宣布自己将退居幕后。这位被誉为中国IT企业教父的旗帜人物,并未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他转身进入投资行业,继续着属于自己的辉煌业绩。他笑着回应关于他即将退休的传言:“根本没有的事。我还要再干6年,直到2014年,那一年正好是联想30年。” 64岁的柳传志依旧激情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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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后”经历的革命洗礼(1)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切换到20世纪50年代的柳传志。他们全家定居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在那个###的年代,这个从小就对国家大事感兴趣的孩子,已经从家庭的变故中感受到了时局的复杂。他任职于银行系统的父亲,由于喜欢给领导提意见而遭到警告,全家也因为父亲的不顺而弥漫着压抑的气氛。
从小熟读《毛泽东选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政治、古典书籍的初二学生柳传志,对环境的敏感强于同龄人。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已经不那么单纯,大家开始关注彼此的父亲:谁是资本家、地主、职员、工人、干部。孩子们之间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玩伴关系,大家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60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大西洋的另一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酝酿第二次现代化。IBM已经占据了计算机市场80%的份额,并且建立了商用计算机的标准。电子产品对于战后出生的西方人而言,已经成为时髦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在“四清”、“无产阶级###”等一连串运动中度过的,所有人都陶醉在政治激情和狂热气氛中,这样的激情甚至感染到了地球的另一边。《毛泽东传》的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这是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
这个年代的世事变迁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必然会留下更多的烙印。十几岁的柳传志拥有区别于同龄人的冷静,但在那个梦想与激情充斥的年代,他也先后加入了炼钢铁、“除四害”的队列中,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洗礼。
1961年,高中毕业的他满怀憧憬地报考空军飞行员。经过层层考核,柳传志最终成为了全校唯一入围的学生。然而老天似乎已经留意到了这颗聪慧的种子,需要托付给他另一个使命——柳传志因为舅舅是“右派分子”而落选,并于秋天进入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同样由于“政治不够清白”,他不能接触当时最热门的原子能和导弹专业,只能选择去学雷达。正是种种因缘,让他不知不觉慢慢靠近了计算机之路。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种选择,暗示着他日后将会开辟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事业。
经历了挫折的柳传志,开始学习妥协,学习涵养,学习倾听别人说话,学习掩盖自己的情感,学习绵里藏针的境界和技术,也要去学习用极大的热情做自己讨厌的事。他意识到,这些学习都是必要的。
1966年,“###”风潮涌动。22岁的柳传志正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踌躇满志的他,立刻被毛泽东的号召鼓舞起来,成为第一批造反派中的一员。他口才好,说话有极强的煽动性,还善于抓住对手的漏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时的他,俨然已经具备了领导者的素质。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怀疑眼前的一切,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做一个投机者、一个糊涂人,这条造反之路不正当,还很危险。1968年,柳传志从学校毕业,到成都一个研究所做了研究人员。这一年的夏天,一个名叫费德里科·费金的年轻人,设法让极其微量的硅披上一层绝缘氧化物的外衣,然后悬浮在晶体管的表面。他成功了,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创了历史,这一发明不单单使得其副产品——英特尔公司于当年7月16日成立,更重要的是——电子时代的基本逻辑从此改变了。
“40后”经历的革命洗礼(2)
那时的柳传志,正在把缴获的美国雷达弄来,拆开研究,然后设法改进中国的雷达系统,对于此后大半辈子与他纠结在一起的计算机,他还是如此的陌生。几个月后,中南海传下号令,要求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柳传志被分配到了广东一个靠近澳门的农场去种水稻,后又迁往湖南。他从西北到华南,再到中南,在辗转半个中国后,回到了北京,被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历史的时钟指向1970年4月,这一年柳传志26岁。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幸存者”,如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美的的何享健、万向的鲁冠球,都生于20世纪40年代,用现在的话叫“40后”。他们见证了中国自解放以来的60年岁月风云,更是改革开放30年弥足珍贵的“硕果”。
回顾柳传志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那个特殊时代洗礼的“40后”代表,经历了那么久的颠沛流离,他已经善于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在危机中知道怎样从有力量的人那里获得帮助,当然,他也具备了作为一个实业家应该具备的关键素质——不屈不挠和不断挑战的精神。他在忍受了种种不平和残忍后,由一个梦想家变成了一个超级现实主义者。下一个10年正在召唤他,他将在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造就未来的中国电脑王国。
统计学家说,人一生一共有七次机会。第一次真正的机遇出现在二十几岁,其后大约每七年出现一次。第一次机会出现时,很多人因为太年轻还不懂得把握机会。纵向来看柳传志的一生, 26岁的他走进中关村,这是他的第一次机会;几年后,他正式开始进入计算机圈子,或许可以算为第二次机会;以此类推,1984年参与创办公司,第三次……
柳传志回忆说,70年代的中关村实际上是两种地方的结合,一个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周围一块全都是农田。那时候,每到夏天,研究所的成员都要帮农民割麦子,叫双抢。割麦子根本不用走多远,就在研究所附近,用食堂的车运载粮食,吃食堂带来的包子。
那时的计算所已经占据了中关村很大一块地方,队伍规模达到了好几百人。所里研制成功的“104”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让大伙儿鼓起了更大的信心。中南海把计算所从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中抽离出来,归属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赋予他们一个军队的代号:“京字116部队”。柳传志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军人,也算是实现了自己先前的军人梦。
尽管当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荒芜之地,但计算所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计算机科学圣殿。在军事目标的推动下,大批资金不断涌入计算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电子管时代”和“晶体管时代”,柳传志加入这个行列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了第三代。
1976年,柳传志32岁,他进入了计算机圈子,成为计算所第六研究室的一个磁记录技术工程师。然而这却完全出于偶然,他当时只是想找到一个机会携妻女回到父母的身边。至于计算机,他还是一无所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诞生了个人计算机,他不知道微软公司、###电脑公司已经建立,并将开创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计算机的新历史。甚至,他连那时中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如何,也了解甚少。他只是心里憋得慌,事实上那时候的他政治情结依然很大,即使是在30年后的今天,他还是会因为那时政治事件的跌宕起伏而激动得容光焕发。
柳传志回忆说:“刚到计算所的第三天早上,大喇叭广播到大操场集合,揪‘反革命分子’,一个礼拜抓一个,一个月抓好几个,抓完就隔离,很森严很恐怖的气氛。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都是非常大的罪,所以人们根本就没动力。我们更多的时间是拱猪,晚上打扑克,上班就是混俩钟头,工间操过后女的就赶紧回家,捅炉子、买菜;男的就找个屋子打扑克,工间操休息15分钟,一打就打一个多钟头,都是那么在混日子。”那时谁要是说点心里话,不定什么时候漏出去,就很危险。柳传志说,后来终于有了两三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家关着门谈论国事,就觉得舒服了不少。
1976年的春天,在那个沉闷又激昂的年份,他参加了“###”,经历了一次从“反革命”到“革命”的历程。他在天安门广场高声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悼词。
事后,柳传志把自己的诗稿和几张现场的照片拿塑料纸一层层包好了,严严实实地藏在家里厨房的油毡底下。
警察开始搜寻与会的民众,无数人被逮捕收监,柳传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当他和调查人员百般周旋、死不认账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捏了一把冷汗。柳传志始终摆出清白无辜的样子,加上研究室同事的掩护,他逃过了此劫。
柳传志说:“当时搜查得很厉害,抓住就被当做“反革命”。我心里是很希望让后人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有种豁出去的想法。即使抓到我,为了最后一点尊严,为了为之奋斗的事,我也绝不会低头。今天回忆起来,我在1966年就能把事看得比较透,这样的人很少,到了1976年大多数人都看透了,尤其是在科学院,真不明白的就是糊涂蛋。所以打倒“四人帮时,我就觉得也许中国的命运真的要扳过来,果然就扳过来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他开始信奉这样一句话:“既要做点事,又要保护自己”,在他下海创业之后,这句话演变为他的一句格言——“不做改革的牺牲者”。
“40岁下海,我还年轻”(1)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大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次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计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的大会,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时代列车转换轨道的隆隆声响。
这一年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开始重新回到世界,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从此将埋首于经济建设,走向更辉煌的明天。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直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年代。
柳传志依然是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技术人员。但,他已经感觉到要好好干活了。
1978年,他知道中国要变了。他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变,往哪个方向变。
柳传志说:“打倒‘四人帮’的第一年还是把纪念周总理那些人定为‘反革命’,历史还没有翻过来,所以老百姓心里还是非常紧张。但是###上台后,事情一步一步展开了。科学大会是一个信号,而且那一年恢复高考了,这是让人非常震动的。中国要变了,逐渐变成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已经给我们这种感觉。中国真的要向科学的现代化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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