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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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期待着可以正常走在人群中的时刻。
　　岁月可以磨去许多痛苦，也可以消去许多记忆，人总会有归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晓。历史没有让戴洁天等待50年。就如同一个轮回，1978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正是从农村撕开的，人们采取的方式与当年的戴洁天极其相似。
　　这一年寒冬，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坚定地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同样是“包产到户”，同样被视为胆大包天的举动，这一次成为中国农民的共同选择，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随后的五年中，99％的中国农村都实现了包产到户，这时距离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已经过去了27年。
　　历史给了戴洁天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给了中国一个再次出发的机遇。
　　1979年，一纸###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
　　　。　想看书来

敢为天下先（1）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名句很能代表1979年时戴洁天的心境和举止。那年，摘掉“帽子”的戴洁天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的戴洁天，虽然因为落实政策而喜悦不已。但久不接触书报的他，却随着对时局的了解，又开始担心起来。
　　1979年3月15日，戴洁天看到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上面还附了“编者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一篇文章让全中国的许多人忧心忡忡，一些已经开展包产到户的地方又缩了回去，人们在观望。作为积极推动包产到户的安徽，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省委书记万里表示，“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写了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在安徽省委的力争下，3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附了“编者按”，说明3月15日的某些提法不够准确。风波暂时平息。
　　一年之后，万里调至中央，分管农业。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尤其是包产到户已初见成效，经过反复讨论，###中央通过了一个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没有纠缠于包产到户是“社”还是“资”，只是大谈“包”字诀的妙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穿衣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阳关道和独木桥》，阐述包产到户精神。戴洁天和许多地方的农民一样，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其他地方还在争论“阳关道”和“独木桥”的时候，温州的农民早已把包产到户又“拾”了起来，正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当温州的农民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们不仅把它应用于农业生产，还放到了工业、服务业，一系列劳动密集、生产生活必需品、产量较大的小商品工厂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
　　新的时代给了戴洁天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眼前发生的急剧变革让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看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释放出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他在思考为什么温州就能那么快地将包产到户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相信，土地上的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经过长久的思考和调研，戴洁天认为温州成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包产到户搞得早，为什么呢？其实，戴洁天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包产到户从来没有真正在温州绝迹，只不过从公开转为秘密进行。特别是在“###”期间，温州基层农村有一段时间处于瘫痪状态，于是包产到户又悄悄地展开了。虽然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温州一直都在纠正包产到户，但就是“纠正”不了，常常明“纠”暗“包”。有的干部干脆说，哎呀，纠正包产到户好像水上按浮瓜，这边按下去，那边又冒出来。有的群众也这样说，想纠正包产到户，除非是瓯江的水倒流，不可能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敢为天下先（2）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首往事，并没有沉浸在对艰难岁月的回忆中自伤自怜，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产到户资料，细细回望那些激扬岁月的坚持与奋斗，反思原因和问题。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燎原社的试验定性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1956年的高级化，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与余粮收集制（统购统销）为‘催生剂’的产物。这样一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与劳动自主权，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积累统统被挖走，农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经济转化，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收入减少，购买力衰退，国内市场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戴洁天认为过去都认为包产到户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是农民吃饭、生产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打碎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锁链。包产到户以后，耕种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劳动力，多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总不能浪费，于是剩余劳动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洁天的话说：“这些能人啊，有办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温州政府的管理职能才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高明的“无为而治”。
　　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一界定不清、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温州人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温州人此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得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为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那些变得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80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桥头镇让戴洁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桥头镇原来是很贫困的地方，人均只有两分多土地，但是很长时间里非要“以粮为纲”，劳力归田。解放前，桥头镇的人们已从事做面条、做缸等手工业生产，后来把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完全束缚于土地，富裕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做起了生意。
　　在戴洁天看来，包产到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垮了人民公社，突破性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并最终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
　　仅仅两三年间，在土地匮乏的温州，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诱发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市场。　。。

敢为天下先（3）
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戴洁天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的记者张也平来到温州，同温州政策研究室的人们一起下去调查了解，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上面总结了一个惊动全国的现象。
　　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人们被称为“温州人”。“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州人”还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亮相的中国商人群体。
　　对于戴洁天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着他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的目光。无数的考察团、访问团带着疑问纷至沓来，戴洁天一边研究全新的温州，一边接待无数的访客。1985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来考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当时接待的任务很多。很多时候，接待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的过程。人们带着问题来“挑刺”，戴洁天和他的同事们就依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考察者作出报告。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考察团来之前就对温州有一定了解，是带着问题专门来的。当他们走入企业，与人们座谈的时候，一下子发出一二十种表格，每个企业都要填，包括企业雇多少工、有多少资金、多少收入。人们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人心惶惶，生怕是来找毛病的。
　　一个多月时间里，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但是，即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都相信：历史总是向前走的。何况这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考察团终于表态，金乡镇走的确实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的致富路，金乡镇是靠三分邮票发业务信来联系业务的，正所谓“三分邮票闯天下”。考察团发现只要去看金乡，不分白天黑夜，金乡人都在劳动。这让考察团感慨万千，他们拿出了一面旗，上绣五个大字“敢为天下先”。
　　这是温州市第一次得到外来的调查团、考察团的鼓励，这个表态让大家终于放心了。戴洁天则认为这是对温州人的最高褒奖了。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1）
在温州每一个普通的早晨，无数的温州人会从一个叫麻行（hang）的码头乘坐渡船往返于瓯江两岸，那里是很多温州人财富之旅的起点。近30年前，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每天都从这个码头出发，到对面的银行上班。
　　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戴家全家和亲戚朋友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可以跟别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了。
　　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也想到那个热闹的商海中遨游一番。没想到，最大的阻力却来自一向开明的父母。
　　戴洁天和陈小梅对陈坚下海持坚决反对态度，因为一家人中属陈坚的工作最好。他的哥哥在一个集体工厂做陶瓷，很苦很累，他的姐姐还在乡下教书。在这种情况下，陈坚还要下海，家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对于陈坚的请求，戴洁天感到忧虑。作为父亲，他尤其反对陈坚的想法。刚刚从禁锢生活中走出来的他更希望儿子过得平凡安稳一些。作为一个思想的先行者，戴洁天在儿子的下海问题上表现得有些保守。
　　怜子如何不丈夫，也许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吧。但是，戴洁天没有意识到，儿子身上同样流淌着开拓者的血液。
　　陈坚更希望生活多一些挑战。倔强的陈坚和当时的许多温州人一样，搞起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和哥哥办了一个鞋厂，每个星期都要骑着摩托车去进货，平常一下班还要去进鞋料、钉等辅助材料。
　　后来，陈坚还做了个“小生意”——出生纪念币，用180吨的液压机压出8厘米直径大小的铜片，送到各地妇产科医院，在小婴儿出生以后，每个纪念币打上小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卖给父母们。就是这么个小点子让陈坚赚了不少钱，有十几万。
　　就在这个过程中，陈坚体会到了自己和无数温州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气质。“首先我觉得温州人非常吃苦耐劳，就如大家所说的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种人大有人在，真的大有人在。因为温州没有什么资源，地域又小，人口又多，也不是什么出达官显贵的地方，几乎每个温州老板都是平民出身，所以大家都是想怎么样很勤劳地把第一桶金先赚回来。温州人的特点，一个是吃苦耐劳，另外一个很讲信用，又愿意帮人，因为他在帮助人家的时候又是在帮助自己。”
　　在此后的风风雨雨中，正是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等品质让陈坚最终走向了成功。
　　此时，年过六旬的戴洁天显得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深深地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一直盼望的变革真的来到自己家的时候，反倒会裹足不前了。又或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父与子的传承永远都是一个微妙的情感话题。
　　但是，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戴洁天没有想到，促使儿子走出国门的起因与自己有关。
　　陈坚每天要坐船到银行工作，有一天因为有雾，导致船没有按时开，迟到了。银行负责人就开始批评他，陈坚辩解了几句，结果银行负责人勃然大怒，说：“你爸爸是右派，说不定你将来也会是右派。你有意见尽可去告，有种把我也弄个右派嘛。”
　　从小就有阴影的陈坚如遭雷击，右派子女仿佛是一种永世的耻辱，罩在他身上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对此，戴洁天沉痛地说：“这个‘左’的思想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是看不惯我们这些###的人，也看不惯我们的子女。”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2）
陈小梅知道后也大为愤怒，她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刚刚工作，他向往美好的未来，可是他们总把他爸爸的事情压在他头上，怎么可以这样子做？那次以后，陈坚的心情糟透了，真是太委屈了。父亲那一代已经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了，为什么还要承担这样的罪？于是陈坚要出国去。”
　　陈坚决心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远远甩掉童年时代的阴影。1990年，在戴洁天、陈小梅不舍的目光中，陈坚只身踏上了前往澳大利亚的旅程。
　　踏上了陌生的土地，陈坚和许多出国寻梦的人一样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需要融入当地社会。这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他在初中、高中学的英语根本就用不上，只好从头学习，生存的压力让他的学习速度快得惊人，很快就掌握了简单会话。他以和戴洁天当年一样的韧劲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他曾在澳大利亚每天打三份工，在荷兰的餐馆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活艰难却充满挑战，他的“战绩”和许多出国的温州人一样棒。到了澳大利亚仅仅半年以后，大部分温州人，当然也包括陈坚就有了积蓄。但陈坚并不满足，他需要一个身份，他还要寻找一个人生的突破口。
　　1992年，陈坚得知葡萄牙大赦，这意味着办绿卡会简单一些，于是他来到葡萄牙。　　刚到葡萄牙的第一天，陈坚一下车就找到一位在温州时的邻居，那是陈小梅一个同事的儿子，当时在餐馆打工。但餐馆当时要关门了，他要陈坚先去玩玩，等餐馆再开门的时候，一定介绍他进去。因为没有居留许可，陈坚不敢上街乱逛，只好到电影院消磨时光。可是当时语言不通，只能傻乎乎地一坐两三个小时。陈坚就这样开始了在葡萄牙的生活。
　　在葡萄牙的前8个月里，陈坚没有找到工作，在澳大利亚打工的积蓄即将消耗殆尽。而他请求长期居留的申请书仍没消息。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有人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去练摊卖货。
　　对于开过鞋厂的陈坚来说，摆摊着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第一天他把摊子摆得很远，既怕人围过来看，又怕人不围过来，即使逛街的人凑过来；他也觉得很难为情。可是，生意不开张，今天、明天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陈坚没想到在异国的创业正是从摆地摊开始的。刚开始他只感受到了艰难，当时，陈坚每天拖着一百多斤的货物，挤长途汽车，乘火车追逐市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坚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他每天要把一百多斤的货拉到市场，到了晚上还要拉回去，那段路很辛苦，下雨天有时候会摔倒，一不小心连人带车都会滚下去。
　　吃饭倒好解决，都是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五包方便面泡在一起就吃了。晚上七八点钟有一班火车，到了家都十点多了，匆匆忙忙洗个澡就睡了。跟他的父亲戴洁天一样，陈坚同样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渗入温州人骨髓里的是勤劳和坚韧，一年的练摊生活，更像是一堂商业启蒙课，让陈坚近距离地接触了葡萄牙的市场，知道了葡萄牙人的喜好。他发现葡萄牙人很喜欢手表、首饰、太阳镜、随身听之类的东西。对市场和顾客的把握让陈坚慢慢拥有了自己的积蓄。
　　市场总是特别青睐那些触觉敏锐的人。练摊过程中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环节被陈坚捕捉到了，他把这个环节变成了自己人生的机遇。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3）
那个时候，陈坚每个星期安排一天时间专门去印度人那边买中国人的商品，买回来再卖给葡萄牙人。在买卖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产品一定要由印度人来经营，中国人难道真的连这点事情都做不成吗？
　　1993年拿到了葡萄牙居留许可的陈坚迅速回国，他怀里揣着从大哥和温州老乡那里借来的80多万元人民币，回国的第一站就是义乌。
　　义乌，中国的小商品之都。现在的国际商贸城气派而壮观，每天都有20多万来自国内外的客商汇集在这里。2007年，这里一年的市场成交总量达到了461亿元人民币。
　　过去的义乌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困县，许多讨生计的农民挑着自家的扁担偷偷干着“鸡毛换糖”的营生。1982年，为了解决百姓的生活出路，义乌敢为天下先，首先开放了小商品批发市场。9月5日，第一个批发市场——稠城镇小商品市场诞生了。从那时起，义乌的小商品开始从马路边、从农民肩上的挑担里慢慢向一个大型市场里汇集。
　　其后的20多年时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四迁其址，规模不断壮大。在陈坚回国的那个时候，义乌已被称为“小商品的王国”。
　　在义乌，陈坚把80多万元人民币都变成了工艺品和首饰，上百种商品足足装满了两个集装箱。那是40尺的标准柜，一共上百个立方。那个时候，个体做外贸还不多，陈坚购买的东西中，有龙泉宝剑，他一张口就要50把。内贸那个时候一般批个10把、20把，顶多买一箱就了不得了。因此商家还以为听错了，又见他年轻，实在不敢相信，付了定金还是很怀疑。
　　陈坚第一次进的货都放在老房子的天井里，半夜里发动全家人轮流看守这批货。晚上打包的时候，全家除了戴洁天，全体动手。陈小梅的手指头打包打得都变形了。
　　就在那两个集装箱还在海上漂泊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商业计划已经在陈坚的脑海里成形了，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为什么不可以用中国的商品去开创或者掌控属于中国人的市场呢？
　　不久，两个集装箱到达葡萄牙波尔图，全部货品在一周内一售而空。陈坚赚取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桶金，他再次将收益变成了中国商品运到葡萄牙，如此几个来回之后，物美价廉的中国货帮助陈坚动摇了印度商人的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2000年开始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开始大规模出口到了国外。而中国小商品的丰富多样，也就成为了陈坚从事国际贸易最好的助推剂。
　　2000年世纪之交，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陈小梅曾骄傲地说：“那时候，讲得难听点，葡萄牙是我们的天下。”
　　陈坚的企业规模发生了质的飞跃。从零售店、仓储超市起步的陈坚在里斯本开办了他在葡萄牙的第一个中国城。这个占地1　000多平方米，共分两层的中国城，成为当时中国和葡萄牙民间贸易最为重要的一个市场。
　　中国城的开业典礼非常隆重，里斯本市长和中国大使，以及葡萄牙很多政界人士都应邀而来。里斯本市长很惊奇，因为他10天前就曾来过，那时中国城还是空的，当时他希望由市政府把中国城作为旅游文化的载体来推广。可仅仅10天之后，45家商店居然同时开张了，而且环境干净、漂亮、整齐。市长觉得中国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距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40公里，有一座小镇叫波尔图奥图。葡萄牙国内贯穿东西、南北的两条交通大动脉在这里交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4）
波尔图奥图拥有西方城镇所有的典型元素：教堂、广场、古老的街道。
　　在贯穿小镇的公路旁，耸立着一座高大的中华门。鲜艳的色彩，独具东方气质的建筑造型，明白准确地告诉路过的每一个人，这里有中国人的身影。
　　2002年，陈坚看准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将自己的中国城二期商城建在了这里。中国城二期的面积达到了4　800平方米，拥有80家商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中国的各式各样的商品。
　　生意好极了，每天人来人往。一到周末，里边全是黑压压的人群，陈坚后来没办法了，只好在门口安排四个人看着，只要顾客不直接把货物拿出去，就任人进进出出。
　　随着陈坚这样的中国商人的出现，中国商品开始进入广阔的世界市场，而中国商人也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走得更远。陈坚曾自豪地说，现在只要是4　000人以上的村庄，都有中国人的商店，除了大型的零售业，比如家乐福这些公司以外，小型的零售店几乎被中国人垄断了。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现在在葡萄牙的零售店大概有3　000多家。
　　戴洁天的家庭也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但又不可或缺的环节。地中海、太平洋的波涛直接连通了中国东海边的瓯江。陈坚的货物早已发展到海陆空立体运输了，有时候从宁波港出港，有时候从温州港出港，有时候干脆从广州直接空运。
　　戴洁天的老伴陈小梅现在成了家庭的主角，一家人有着明确的分工。陈坚在国外了解市场需求、组织销售，母亲和大姐负责在国内采购，形成了一道别具中国特色的“生产线”。　一个温州普通家庭，在全球化的大潮中焕发出了无限的活力。
　　为了让陈坚更好地看到样品，陈小梅在1997年时成了温州市第7个登记上网的人，那一年她64岁。陈小梅开始学习电脑，甚至学会了使用电脑视频，让陈坚通过网络看货。只是那时的网速还很慢，只要鼠标一动，画面就一格一格的，不太连贯。但这足以让许多人都竖起大拇指，“这个老太太了不起呀，居然会用电脑”。
　　陈坚说：“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温州最时髦的一个老太太，她有一个司机，有一辆汽车，有个大哥大，所以不管她去哪里，大家都说你这个老太婆在温州是最时髦的。”
　　在中国义乌，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隐藏着陈坚商业链条上最为细小、最为敏锐的一只触角。一头联系着中国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制造工厂，另一头延伸到了万里之遥的欧洲大陆，中国的商品随着浩瀚的波涛涌到地中海、欧洲。就像一幅写意的画卷，描绘了中国与世界最本质的联系。
　　陈坚属于回国频率最高的一群华侨，每年起码五次以上，但即使回国如此频繁，还是觉得国内变化很快，每次回国都有新发现。特别是那些工厂，如今的规模、员工素质、设计能力一年比一年强。陈坚感到如今欧洲市场想要什么东西，在国内随时都能找到，要想生产什么东西也都能生产。
　　在世界的另一端，陈坚同样有自己的商业触角。每次当装满中国商品的集装箱到达葡萄牙，陈坚都会亲自开箱验货，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这样严谨的商业态度不仅让陈坚一次次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也赢得了合作者的尊重。
　　佩德罗是一位葡萄牙商人，陈坚的商业伙伴，他从陈坚身上了解了中国和中国商人。“陈坚先生人非常好，而且很能干，很有人情味，令所有的员工十分尊敬，是个非常懂得做生意的人，在技术层面来说，我从来没遇到过如此谨慎又富有经验的人。”
　　陈坚不仅赢得了佩德罗的尊敬，他在葡萄牙华人社会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还成为葡萄牙华人商会的副会长，进入了葡萄牙主流社会。如今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出席各类社会活动，为华人的利益奔走呼吁，人们对于这个成功的中国商人印象很好。
　　家里人认为是商人就好好做生意，不要参与政治。但已经完全从童年阴影中走出来的陈坚有了自己的思量：“我觉得一棵树长得多高，完全在于它的根有多深。根不深的话，这棵树也长不大。我觉得假如想在葡萄牙好好发展，或者说想在任何一个地方好好发展，必须很好很深入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只有跟当地社会融入好了以后，才有大发展的可能。”
　　就这样，戴洁天那一代人撒播的市场种子，在陈坚这一代以不可阻挡之势破土生长。
　　

陆地在此结束，海洋由此延伸
在里斯本郊区的一座高档别墅区里，住户皆是银行经理、律师、政府官员，陈坚的家就在这聚集了葡萄牙精英的小区里。
　　2008年的传统节日中秋节，陈坚要为大哥大姐准备一桌好菜。对于曾在澳大利亚和荷兰餐馆打过工的陈坚，这并不算一桩难事。陈坚的大哥13岁时就随戴洁天在农村做农活，如今在中国城二期经营自己的服装商店。大姐陈明丽曾经是一名乡村教师，如今在中国城一期拥有一家手表商店。
　　在夜幕降临之前，陈坚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给远在温州的二老报平安。
　　戴洁天和陈小梅牵挂着异国他乡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