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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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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失信于下属，柳传志决定采取第三套方案，他让公司财务人员从银行开具现金支票，然后跑到广州找当地的一家企业换了现金30万。没想到，第二年东窗事发，换现金的单位出了事牵涉到了联想。公司受了警告处分，也罚了钱。
这件事到底有什么不合适呢？中关村的其他公司都是真的民营企业，赚了钱是自己的，联想不同，性质上是民营，但当时还被当做国有企业。这件事使得公司的财务制度经受了第一次的严厉审查，也导致了柳传志个人生涯中的又一次危机。经过一番紧张的解释、坦白、私下与公开地承认错误，再加上多方斡旋，事情才算过去了。
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体制约束（2）
但是，柳传志却发现，自己在员工中的信誉有很大提高。大家私下谈论：“柳传志不说就不说，说了的话就是坚决敢做，而且敢担风险。”凡是为企业利益做的事，遭遇当时的政策商业风险时，第一个站出来的肯定是柳传志，敢于承担风险的人也是他。
是的，制度是死的，再怎么恨它，公司还是要继续朝前走。但这时，经历过几次惨痛经历后，柳传志的身体开始“抗议”了。
1987年春夏之交的三个月里，他先是头晕，然后失眠，日夜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又突然惊醒，满心恐惧，心跳不止。有一段时间实在无法支撑，只好住进了海军医院。他在那儿住了三个月，天天跑步，慢慢调养。
医生诊断说他是神经系统紊乱，也许是美尼尔氏综合征的先兆，却无法解释病因。当时，他的老搭档李勤也落下了心房纤颤的毛病，只有他俩知道，彼此的病都是那被挪用的300万吓出来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工资水平。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柳传志的月薪105元，比他资格更老的研究员是115元，而比他年轻的工程师是97元，大家的工资相差无几。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像柳传志这样的家庭仍然需要节衣缩食。他们一家三代住在计算所东院墙边的屋子里，12平方米的房间，从1971年搬进来已经十几年了。刚到这里时，柳传志夫妻俩自己动手把房屋四周糊上报纸，在顶棚架上竹席。尽管他们知道，自己住的地方曾经是一个自行车棚，但相比于之前一家人分居男女宿舍，以及待过的那个大型机房的狭小过厅，已经不错了。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这样描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时代，自由的气息在空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的节奏跳动；在这个时代，在漫长的沉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喷薄而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这样一种气息的催促下，夹杂着种种损人利己、蓄意欺骗、违背承诺的社会现象。柳传志在成功后，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创业艰难，总结出了三个不易：“第一个不易是跟环境去磨合，不要说去改变环境，就说去适应环境，也要受很多委屈；第二个不易是同事之间的同心协力；第三个不易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个困扰非常之大。”
他曾用“42度下孵小鸡”来形容联想创立之初时的艰难环境。42摄氏度下，一个鸡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能，但就那么几个，必须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联想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鸡蛋之一。
公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汉卡。柳传志当年所在的研究室有一项成果——联想汉字系统。要做汉字系统本身，就要把主持这个汉字系统的设计研究人员倪光南请到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需要钱的，倪光南来了以后，公司需要把他的研究成果推广出去，推广需要资金。怎么去挣钱呢？柳传志又研究了一套现实的方法——员工可以给人维修机器、可以给人讲课。
于是，他们就开始了解哪个单位有进口的机器，然后和人家联络，说我们可以做维修。当时刚好科学院有500台进口机器，他们计划着要把这个事抢到手。如愿以偿之后，却是新问题迎面而来——维修机器需要地方。
柳传志当时做了个对比，比如1 000平方米的房子，计算机排开占500平方米，留500平方米做操作空间，维修这活就不累了；如果是600平方米的房子，500平方米摆机器，100平方米做维修，工作量就翻倍了。当时公司选择了第二条模式，所以工作量大得不得了。当时和柳传志一起的同事老蔡，后来是公司的书记，比柳传志大六七岁，天天搬机器搬得腰都直不起来。柳传志也参与了，所有人都在搬，大家一起艰难支撑着。
那时还有很多非常苦的故事，比如大雨天舍不得打的，中关村的窨井没了井盖，公司有个同事到外头去跑业务掉到井里边了。柳传志回忆起当年的穷日子，连连感叹道：“我们因为没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第一年拼命赚钱，积累了有70多万，拿这个钱作为开发汉卡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第一桶金还是非常干净的。”
“海外拓展计划”，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1）
80年代后期，考虑到制度带来的不小的利润损失，柳传志开始琢磨其他路子。
公司要卖SATA电脑，海外订货的通行规则是让中间商留下至少15％的折扣。但是，如果在香港办一家外贸公司，自己控制订货渠道，这15％就能赚下来。
柳传志和张祖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制订了一个“海外拓展计划”，是指从1988年6月到1994年2月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边境以外的地方办一家贸易公司，积累资金和经验；将公司业务由贸易领域延伸到生产领域，大规模地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整合行业，这是第二步；进入香港股票市场，成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第三步。
柳传志选择了两家合作者——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新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前者是一家小公司，但它的三个投资者都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计算机专业、又有海外商业体验的年轻人，这正好可以和柳传志麾下的老派书生取长补短。我们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另一家公司。
柳传志在1988年10月10日召开的“开拓国际市场”的会议上对这家公司是这么描述的：“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
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姓柳，正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先生。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的投资，属于国家所有。柳谷书早年投身银行业，他所累积起来的信誉和人脉都是一笔巨大的资源。63岁那年，这位老人带着80万港元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要让我们国家的专利转让事业从此进入世界市场。在以后的6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人民币。他的能力和品格在同行中获得了极高赞誉，也是儿子心目中的榜样。
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香港联想获得了当地银行业的支持。柳传志在父亲的引荐下，结识了香港商界的人物。他还从父亲那儿学会了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
有一次，他和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他们在约定的时间之前5分钟内到达，但父亲宁可在门外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在公司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就在那一天，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了这样的礼仪——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失礼的行为。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无形之中对柳传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联想”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出炉的，只是较现在多了两个字，叫“香港联想”。“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实在太长了，也没有新意。
其实“联想”的最初雏形出现在汉卡上。随着“联想式汉卡”的销量递增和名声的远扬，用联想作为香港公司的名字再好不过了。
柳传志和两个合作者达成协议，各自投资30万港元作为新公司的资本，并且拥有同等的股权，以及同等的责任和利益。柳传志为公司董事长，吕谭平任总经理。由于父子联手，柳传志对这家公司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
香港联想初创时，几乎就是大陆兄弟公司的复归。公司被贫穷笼罩着。公司用78万港元在太古城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好安置留在香港的全体北京人。房子的首期款是向吕谭平借了18万港元才付清的。柳传志、倪光南、张祖祥都住这里，房间不够了就在小过厅的地板上铺条毯子过夜。
“海外拓展计划”，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2）
当时香港的公共汽车票价1元，有轨电车更便宜，只有6毛。但他们出门一律步行，不肯坐车，也不敢在家招待客人。为了保持尊严和富有的形象，约人会谈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立刻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应邀赴约，则是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车开到门前。这样的日子，大家都挺过来了。
1988年6月23日，星期四，香港联想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并不迷信，但还是照当地的风俗花5万元请了算命先生，挑了个“黄道吉日”。算命先生就公司的家具布置指点一番后，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一切照办，一年至少赚个500万港元。
香港联想一炮打响，在最初的4个月里，每月拿到900万港元的销售额和55万港元的利润，而当时那家公司的员工总共还不到30人。第一年，香港联想利润果然超过500万港元，一切成真，但是不是托算命先生的吉言，倒是其次。我们看到的是，香港联想一天天发展壮大，业务不断拓展。用柳传志的话讲就是，“公司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见几次报，生意越做越兴隆。”
国内的情况也不错，汉卡在国内市场渐渐站住了脚，累计销售超过了1万套，有1 000多个用户分布在全国。合作伙伴几乎都是公家客，所以预示着极大的潜在市场。
柳传志当然没有满足，他寻找到了新的目标——把AST控制在自己手中，并逐步走上AST公司的道路，让公司拥有生产个人计算机的能力。
AST是一家美国公司，实际上是两个香港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办起来的，三个人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组合起来，成了AST。1982年他们做出第一批电脑主板，适用于IBM微机，还适用于各种兼容机，所以在全世界都能卖。两三年后，他们又聘请几位工程师研制个人计算机，并开始组装整机销售到世界各地，到1988年，它已经有1 500多个员工分散在全球，每年大约有十几亿美元的销售额。
1988年10月的一天，“开拓国际市场，掀起销售高潮”动员会召开。柳传志在会上汇报了香港联想的大好形势。他说：“联想公司在香港和AST公司已经签订了1 000万美元的合同，要买3 000台机器，这些机器是向着国内和海外市场的。这一下等于把AST机器全部控制在咱们手里了。”
当时每台AST微机的毛利润大约为1万元，3 000台意味着什么，与会的人稍稍动动脑子就知道。何况还能配套3 000块汉卡和同数量的外部设备。一年前柳传志在深圳相中这个品牌的电脑，似乎就有了一些打算。
“我们要走AST公司的道路。”柳传志最后重重地抛出这句话。
他不是随便说说的，随着微机时代的到来，这已经成为了必要的行动。几个星期后，柳传志用香港联想赚来的第一笔利润，从一个名叫蒋辉国的香港人手里买回一座工厂——Quantum公司。以此为基地，他迈出了“AST之路”的第一步——开发计算机板卡。
当80年代走进尾声时，“联想式汉卡”实至名归地捧回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的过程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复议程序，最终推翻了之前所定的“二等奖”。中国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与联想同岁，都是创立于1984年。这个奖项意味着，联想式汉卡终于得到国家的承认。
随后，“联想286微机”在联邦德国汉诺威国际博览会上首次参展并获得极大成功，并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牌。 。 想看书来
“海外拓展计划”，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3）
1989年11月，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公司花费了大力气请来众多大牌媒体参与报道，刊登的广告词是“联想集团成立志庆，联想与您共创明天”，并套印了大红色彩，旁边印着个人计算机的照片。这幅照片预示着，联想公司的明天将与微机联系在一起。
11月14日，更名大会上，柳传志发表的演讲题目是《创办走向世界的计算机产业》，这为联想90年代的奋斗目标书写了最好的宣言书。会上，他还提出了发展海外事业需要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战略：
“瞎子背瘸子”——这是我们的产业发展策略。
“田忌赛马”——这是我们的研究开发策略。
“茅台与二锅头”——这是我们的产品经营策略。
从此，“联想”和“LX”正式成为公司产品的商标——商标证第334693号。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我们如今熟悉的Lenovo才会定型。
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的12位经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
那时，大陆的人买一台AST/P386，要付33 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还有24％的纯利润。香港联想就是靠这块业务赚的钱。当时所谓的“进军海外”其实就是把AST微机从香港运到中国大陆，然后就忙着点钱。
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AST微机的黄金时代，其80％的产品通过香港联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联想又通过北京联想来占领客户群。联想的汉卡插在AST机器上，AST觉得它和联想的合作天衣无缝，殊不知自己的合作对象已经野心勃勃。联想把代理AST获得的利润拿去弥补自制板卡的亏损，还拿出1 350万开发“联想微机”。
1990年，联想286微机通过检验，还获得了第一年生产5 000台的生产许可证。
柳传志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长年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比高低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他把公司所有销售人员集合起来，举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李勤在会上宣布：“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不再推销AST286机器，我们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到市场上去。只留一小部分还继续撑着AST，而把联想的主力队伍全部转向联想微机，包括生产、采购和销售。”
销售人员其实并不怕推销新产品，联想286除了一块主机板和一块品牌，其他配件和AST微机是一样的，连机箱都一样。他们表示自己会跟客户说，联想机器的运行功能和AST不相上下，价钱却便宜。价格该定多少呢？直到几天后会议结束，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只有一个结论，“我们的机器绝对是高档产品，价钱可不能便宜太多。”
但是大家还是挺舍不得AST这块肥肉的，也有些隐隐地担心到时竹篮打水一场空。柳传志说：“我们可以有三种结局，把自己的做好了，AST也没有丢，这是上局；把自己的做好了，却把AST丢了，这是中局；自己的没有做好，把AST也丢了，这是下局。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
联想式汉卡、代理AST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柳传志的真正目标是“让联想微机成为中国名牌”。这个信念坚定的企业家，阐述了自己的梦想后，也把全体员工的步调统一起来了。
联想的销售收入连续5年翻着跟斗往上涨，1990年已经达到32 680万元，给政府缴的税也在迅速增加：1988年287万元，1989年428万元，1990年达到940万元。
对于全世界的电脑行业而言，1991年是悲惨的一年——恐怕只有英特尔和微软例外。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不是倒闭就是亏损。IBM已经属于“电脑业的泰斗”，对一般的风吹草动是不会在乎的，可是这家公司把30万员工裁减了4万人，才勉强维持住不到1％的利润率。康柏公司的微机销量那一年是世界第一，可它的总裁却在年终被迫辞职，理由很简单，因为公司的股价跌去70％。在香港，和联想一样正在生产电脑板卡一类产品的厂家里，雪崩似的倒闭了至少40家。
香港联想从4月份开始连续亏损，夏天快结束时，财务周转已入不敷出。公司设法通过多年累计的信誉增加信贷，银行却摆出一副情断义绝的样子。一向乐观豁达的柳传志也不得不承认“电脑市场天下大乱，形势非常严重”。
联想20多年历史之中，有过几次“九死一生”的时刻，1991年夏秋之交的香港联想就是一例。
柳传志这个人，常常会在紧要关头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放手一搏。
这一次，他开始大幅度缩减公司的开支，比如规定“招待费人均一次不得超过20元，陪客人数不得超过两人”、“乘飞机出差须经主任经理批准”、“公司员工出差到广州、深圳、珠海每人住宿标准不超过40元”、“出差期间的交通以公交汽车和小巴为主，报销出租车票需注明理由”，都是那年秋天新增的规定。
不过，度过此次“黑色风暴”的最重要步骤，是率领整个公司战略转移，把生产线从香港撤回到深圳，把香港联想的100名蓝领工人全部裁掉，这样能够让公司每个月的开支减少120万港元。
大撤退的决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91年底，新扩建的深圳联想厂房投入使用，面积3 600平方米，正好对应了中央政府将联想微机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面对政府和银行业的官员以及计算机同行发表了题为《什么力量使我们冲过91黑色风暴》的演说。
柳传志看着冲过风暴危机的联想，心情舒畅。然而，1992年早春的一天，他忽然头晕目眩，一头栽倒，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医生说他老病复发，已经演化成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他开始坚持练习长跑，400米的跑道，每天早上起来跑6圈。之后他又迷上了游泳，天天早上起来游泳。柳传志笑言，美尼尔氏综合征倒是让他爱上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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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来了”（1）
1992年春天的新闻格外的多。###的再次南巡，让关于“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反和平演变第一”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讨论响彻整个中华大地。
机电部在北京召开厅局长会议，对于联想竟能把每月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卖到海外去，与会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2月份，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涨了一倍，联想当初为把香港生产基地撤回大陆，在那里买了半公顷土地，现在大家直后悔当初没有多买点。与此同时，财政部在电子行业部分企业中实行的减税政策终于惠及联想——好多年来他们一直被排除在这个利益圈之外。减税条款共计10项，联想可以在未来3年里享有其中4项：免征产品税；减半征收所得税；按销售收入提取10％的研发费用；对重大引进项目免征进口税。
然而，2月20日，政府又决定把公款购买微机列入“专项控制”之列，这将使微机的销售额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机电部又向中南海提出了一份激进的规划，其主旨是在10年内实现大规模的计算机应用。倘若这个规划能实现，那么中国市场上的商用微机的销售额将不是降低5％，而是每年增长50％。
这一个春天，也是国际贸易壁垒的最后崩溃点——中央政府宣布立即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国务院的官员为了缓解国内计算机生产厂商的不安，承诺将给“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具体名单公布了，“保护”的对象是机电部下属的长城计算机公司、长江公司和浪潮公司。机电部的报告还详细列举了国家将在今后5年中对这3家企业投资3亿元，令这些企业的微机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35万台。联想被抛在这个保护政策之外。
从当时的市场情况来看，联想虽然拥有排名第二的销售额，但大部分都是靠销售外国产品赚来的。联想更多的是作为一家代理商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从微机市场的销售排名榜来看，联想并不在前10名。
柳传志和李勤没有停留在是否有国家政策保护这个问题上，他们在中关村联想总部讨论起国内外计算机市场的对比。中国计算机工业已有36年的历史，有了小型机、微机、外设、软件和信息处理服务业的整个链条，有了一个大约7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但与国外相比，中国的计算机制造厂商仍有至少12个月的时间差，200家计算机企业的固定资产加在一起，还不如人家一家大公司，销售规模大约相差100倍——人家以“百万”计，我们以“万”计。
李勤说：“我们要抢占他们的市场，等于从虎嘴里夺食。”
柳传志说：“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从1978年到1992年，历经14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明确的方向。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开始被人们不断提及，并被郑重地写入中国历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头沉睡多年的雄狮。1993年3月，采访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外国记者报道说：“一位资本家成了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他就是中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毅仁，经全国人大选举，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国际舆论评价道：“荣毅仁是中国选择市场经济的象征。”
“狼来了”（2）
跨国公司资本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并逐渐超过港澳成为来华投资的主体。
柳传志也意识到“狼来了”。
在一次银行业的订货会上，银行一向是微机市场的大客户，联想志在必得，于是把“386/33”的性能提升为“386/40”，把“25 000元”的单价降到“20 500元”。柳传志自信地认为这是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主动降低利润，拿卖两台的利润去换取过去卖一台的利润，以求总的利润不要下降。”没想到，柳传志的同事走进订货会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况不妙，他们被来自外国和台湾地区的电脑包围了。IBM、AST、康柏、宏碁、神通。最要命的是，那个价格“根本拿不出手”。
那些外商的报价比联想低了2 000元。
原来，那时宏碁已经在香港建起直属分公司，又在大陆寻求代理商。中关村上也多了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
这是一场必须取胜的战争。如果说当时的联想是一艘行驶在大海上的船舰，那么，已经牢牢掌握着控制权的柳传志，现在显然想要拨正航向。经过了若干次的会议讨论，大家得出来的结论是——销售为王。销售前沿成为了主战场。
如何才能在销售上取胜对手呢？结论是“必须降价”。当时台湾的电脑制造商已经在使用价格策略，而且迅速登上大陆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机构案头。要夺取市场份额，就必须让公众感到联想是最慷慨的供应商，所以李勤说：“把利润率降到最低点，卖出三倍数量的机器。”
以联想曾经的老搭档AST为例，联想微机的价格紧紧盯住AST，总要“便宜一些又不能便宜太多”——大约便宜10％。
随后的几天会议上，还制定了“奖惩的规矩”：卖出一台机器就拿一台的佣金，不论是谁都一样，还要把那些“特殊贡献者”送到国外培训，公司掏钱让他们旅游。至于经理们，完成“及格指标”，按员工平均收入的2倍拿奖金；完成“良好指标”拿4倍；完成“优秀指标”拿5倍。若是完不成指标，就要拿风险抵押金来赔——福利基金加上奖励基金，再乘以2。
那一年，联想新产品层出不穷：联想汉字激光卡、联想电脑刻绘系统、联想汉字喷墨打印系统、智能多用卡、微机安全汉字综合管理系统……
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联想微机的质量已经得到用户认可，公司的市场抽查证明产品的合格率是100％。
可直到1993年，联想还是没能跳出这场战争。AST一年至少卖了8万台机器，联想微机的销量却没怎么上去。
《科技之光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关村面临生死战》的报道，称根据他的调查，当时“电子一条街”上出售的电脑，“98％是美国康柏、IBM、AST、惠普等厂家的产品，国内生产的电脑还占不到1％。”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市场”。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市场正在面临着转折点。1992年冬至1993年春的那段销售淡季，意味着中国的计算机产业正在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柳传志这时开始琢磨联想上市的事。中国大陆的股票交易市场自1991年在上海深圳两地开创以来，在艰难中挣扎了12个月，到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一飞冲天。1993年，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当日募集港币189亿元。柳传志坐不住了。
他开始督促公司把计划中的“上市过程”加快节奏，并找来了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出面帮忙。周给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写了封信，请他对香港联想在港招股一事给予指导和支持，并邀请他到北京联想参观指导。
1994年西方情人节那天，联想与香港股市完美结合。根据当日香港股市的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元。
这一天，对于股市投资者而言，无非是多了一个选择，然而对于联想却意义非凡。
联想的产权原属国家所有，而柳传志却在策划把其中的一部分分割出来，归属企业的开创者及后来的员工，他甚至已经授意属下做出两份详细的计划，起名为“股份制改革的方案”，呈送上级从中选择。
他成功了。中科院对公司的红利做了如下分配：65％留归自己，其余35％归联想员工。柳传志明白，这一天来得不容易。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当即将这35％的“分红权”作出如下分割：
1984年开创者占有35％。
1986年以前加入公司的员工占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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