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革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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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1）
汪丁丁
　　在我撰写这篇中译本序言的时候，我注意到这本著作的英文版将于2006年4月25日在北美公开发行，一个月之后，我们将读到它的中文版。显然，译本与原作出版的时间差距极大地缩短了。这一特征符合托夫勒在其新著内阐述的三项深层原理——财富生产的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托夫勒关于这些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我觉得，尚未完成。据此，我预期他将继续写作。
　　与托夫勒以前的三本著作均已有了中译本著作一样，这部新著旨在探讨知识社会的“财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权力的转移》。但是，托夫勒对这一“千年变局”的表象分析，又可进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国引发了普遍的阅读兴趣的著作。借用托夫勒的语言，所谓“第一次浪潮”，约始自1万年前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农耕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种植”的知识——这一知识的积累与折旧。所谓“第二次浪潮”，约始自17世纪末并且延续至今，被称为“工业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制造”的知识——以物质资本的形态和以人力资本的形态，积累与折旧。
　　所谓“第三次浪潮”，约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为“服务业的时代”——因为，由各国统计数据表明的趋势是，在这一时代，农业劳动人口将只占总人口的2％以下，工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8％以下，服务业劳动人口将占总人口的70％以上。如此众多的服务业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就表象而言，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管理、法律、会计、金融、电讯、医疗、教育，以及政府部门内的相关服务。更深入的考察表明，与“传统服务业”的那些在洗衣房和货运码头工作的劳动者截然不同，现代服务业的劳动者都是所谓“知识工作者”，他们在第二次浪潮中被称为“白领”。在大约1970年，在美国，他们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的人数。
　　在《第三次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托夫勒被多次邀请访问中国。他告诉我们，中国大约有9亿人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农耕时代的财富创造过程中。同时，中国大约有3亿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制造”。最后，中国大约有1　000多万“第三次浪潮人口”，他们从事现代服务业。在2001年的一次访问中，他被询问“中国是否可以跳过第二次浪潮，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他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所以，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可能有跨越式发展，这一跨越必须以成功的“教育”为前提。就这一目的而言，宽带网络很可能为中国提供成功教育和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的冲击》。他预言，人类心理深层结构难以适应因不断加速的创新而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并因此终将导致一次总体性的危机。这次总体性的危机的降临，被命名为“未来的冲击”。在这部著作面世36年之后，我们回顾这位“未来学家”当时对现在所做的预测，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托夫勒预测的不准确性。例如，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普及和它的革命性作用。因此，他当然也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生活对“数字一代”的人类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不认为这些重要的忽略改变了托夫勒最深切的预见——即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在介绍了托夫勒以往的思想轨迹之后，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试图表述的那种思想——为刻画这一思想，托夫勒使用了一个新词“prosumer”，多达145次；作为对比，被托夫勒当做这本书的标题的关键词“revolutionary　wealth”，在书中出现了63次。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2）
其实，我在这篇中译本序言里能够提供的，只是我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时候受激发而想到的与托夫勒的论题相关但或许更深刻的思想线索。例如，博依索特（M。　Boisot）于21世纪初，晚至2004年底发表的关于“知识资产”概念的一系列作品，德鲁克（P。　Druck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给予系统阐释的“知识社会”和“知识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　Stigler）和贝克尔（G。　Beck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消费者－生产者”概念，以及贝克尔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经济学界响应者寥寥的“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一般知识”问题，最后，贯穿了两千年以来西方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价值”、“财富”。
　　斯蒂格勒和贝克尔1977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捍卫经济学关于“口味的稳定性”假设，为此，他们引入了所谓“家庭生产函数”。几乎与此同时或稍早，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兰开斯特（K。　Lancaster）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了关于“生产者－消费者”　（producer…consumer）理性选择的论文。由此，以往经济分析中的“理性选择模型”被扩展为所谓“生产者－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
　　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要把马歇尔提出的单纯的“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和单纯的“生产者理性选择模型”合而为一，用来刻画那些仅以自己的消费为生产目的的生产者的理性行为。我在为《体验经济》中译本撰写的序言里专门介绍了这一模型，此处不赘。基于经济分析传统内的斯蒂格勒和贝克尔的“生产者－消费者”概念，托夫勒提出的“prosumer”概念应当被译为“生产者－消费者”，但于汉语不雅，故可译为“消费生产者”（本书中译为“产消合一者”——编者注）。
　　托夫勒的“消费生产者”概念特别适用于“知识社会”和“体验经济”。此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和生产都是个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谓“DIY”（由你自己拼装）电脑、家具、住房等商品，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理念，而DIY组件的标准化则表明消费生产者尚难割舍“规模经济”的好处。作为充分发展的“个性化生产”的一个方面，或者，如马克思预言过的，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我们看到，劳动将日益成为“义务的”而不是“雇用的”。托夫勒指出，此处“义务”一词，仅仅表示不收取货币形式的报酬，志愿者从义务劳动可以获得足够丰厚的精神形式的报酬。
　　时光流转，当年与老师一起发表那篇论文的学生贝克尔，与他的老师一样，已成为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82年获奖，贝克尔1992年获奖）。获奖那年，贝克尔与自己的学生联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权威刊物《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似乎与“消费生产者”模型不相关的论文，题目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虽然我不很赞同贝克尔对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解答（参阅我和贝克尔教授的谈话，收录于高小勇、汪丁丁主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朝华出版社，2005年），但我非常赞赏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劳动分工，如果劳动者的自我意识随分工发展而逐渐强化并把社会带入“个人主义的时代”，又如果在个人主义的时代，协调分工着的劳动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并且这一成本的上升最终抵消了劳动分工的全部收益，那么，社会将如何持续发展呢？
　　作为对比，让我引述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里发表的看法：“在某一点上，一体化的成本可能超过这种超级专业化的价值……新的财富体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组合，在整个经济进程中，将越来越临时的技能组合用于越来越临时的用途。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深层、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与贝克尔提出的分工及协调成本将导致的基本问题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途径，即通过分工着的劳动者之间在越来越临时生产过程中的越来越短暂的功能性组合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则是贝克尔完全没有论及的。尽管如此，贝克尔的洞见仍与托夫勒的洞见密切相关。根据贝克尔提供的解释，决定协调分工的总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在劳动者当中的普及程度。根据我对贝克尔思想的解释，此处“一般知识”应当包括：（1）制度性知识，例如语言、默契、行为规范；（2）普及了的技术性知识，例如算术、化学、电子工程学，等等。这些知识的普及，使劳动者们在瞬息万变的分工中保持协调并且保持协调成本足够低廉。否则，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将随分工的协调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终使这一商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3）
因此，贝克尔强调一般知识的获取、积累、扩散，对于降低分工协调成本和扩展劳动分工范围的极端重要性，并相信这一过程是斯密“劳动分工原理”的本质。
　　众所周知，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贡献是最终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3）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场广度。因此，自由贸易被认为是取消对劳动分工的限制从而取消对国民财富的增长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径。
　　贝克尔的分工协调与一般知识的理论则导致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在劳动分工的拓展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化；（2）劳动的专业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识的分离”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因此而发生日益增加的协调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其在参与分工的专业化劳动者之间的分享，可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拓展和财富的增长。
　　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自由贸易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能够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般知识的积累和分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远远超过市场拓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贝克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教育和研发部门的效率及知识的普及程度，是当代国民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对未来分工的协调方式的预测——“临时组合”，并不是单纯基于降低协调成本，而是基于更深层的财富创造原理。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阐释，是由德鲁克在1993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巨著中给出的。
　　德鲁克预言，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消失，或至少发生本质性转化，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转化为无数以个体经验为知识资本的专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随后的10年里，直至生命的终点，德鲁克继续论述这一思想。他指出，这些因知识分工而成为职业劳动者的专家，其实应当被称为“知识劳动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时是体力劳动的和脑力劳动的，例如，典型地，飞机维修师、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员、住房环境污染程度检测员、心理及养生保健咨询师、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和各类医学呈像仪器的操作者。
　　德鲁克的“知识社会”概念所蕴涵的知识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当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是：（1）知识的定价问题；（2）知识劳动者的道德自律问题。
　　又根据我对各项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参阅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6年），德鲁克所论的知识劳动者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正是这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使分工与协调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从而使财富在更大范围的不断创造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培顿·杨最近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著作——中译本书名为《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已经提供了结成社会网络的知识劳动者们的知识交换过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方法。
　　把贝克尔所论的知识扩散过程嵌入社会网络，这一研究议题正凸现为当代经济学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一研究议题，由于涉及远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专业得多的知识，此处不予介绍。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我同样不可能对上述德鲁克提出的知识社会的两大基本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也是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尽可能简短地介绍博依索特的研究论文。
　　博依索特的《知识资产》，最近有了一个出色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绍他在提出了“知识资产”概念之后发表的最新论文——“数据，信息，知识”（《演化经济学杂志》，2004年，总第14卷，第43~67页）。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4）
他在这篇论文里论证，我们对世界分类时使用的那些范畴，借助于情感与理性，已经先验地在各种特定情境内为我们设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论，只有借助于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我们才可能生存到今天。数据之有意义，是因为接收数据的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知识来理解这一意义。数据是低耗能系统，它只改变行为意向。
　　现在，我请读者参照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关于生产函数的部分，想象在只有两种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内，存在一组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等产出曲线”——当生产者沿任一等产出曲线移动时，各生产要素以不同比率被转化为等量产品。为生产等量产品而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要素投入比率，这一性质被称为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物品之间存在足够强烈的替代关系，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分析结论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在诸如“知识”和“网络”这类情形中，物品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不是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则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就将自行瓦解。
　　作为挽救新古典经济分析的一种方式，博依索特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函数，就长期演变而言，应当由一条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出现的各等产出曲线之间跳跃并向原点不断移动的知识路径来刻画。请读者仍然想象只有两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平面，只不过，这两类生产要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而是“数据”和“物质”。
　　托夫勒所谓“跨越式发展”，在博依索特的理论框架内，可被理解为生产者的“知识路径”在各次浪潮的财富生产函数所对应的等产出曲线之间的跳跃——作为这些跳跃的结果，人类的生产从物质密集型日益演变为数据密集型。
　　为彻底理解博依索特的思想，我提醒读者查阅伯格森的一系列著作，经典如《创化论》和《材料与记忆》。通过这些著作，读者能够想象伯格森在19世纪末已经想象过的生物演化与自组织创造的过程。该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当生命从低级向高级演化时，它总是试图在由记忆支撑的日益扩展的想象空间内预期其行动的各种可能后果，而不是让直接行动把这些后果呈现给自己。读者不难判断，伯格森的创造性演化理论已经意味着博依索特的从物质密集型生产方式到数据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演化。
　　有了以上所列的诸家理论，我相信读者将会比较容易地理解和把握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提出的三项深层原理——时间、空间、知识。
　　注意，博依索特的演化生产函数无法表达托夫勒所强调的知识进步的日益加速倾向。托夫勒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已经达到这样一种极限，此时，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现象进行“量子”尺度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获取新的知识。时间与空间不再是割裂的两概念，基于“量子”概念，时间与空间演化为统一的“时空”概念。不同于相对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量子论视角下的时空运动，由于“测不准”，表现出“非严格决定论”的倾向。也因此，托夫勒对中国记者所提问题的回答是：“历史是不确定的，没有谁可以确切预测中国的历史进程。”
　　最后，我希望告诉托夫勒著作的中国读者：如同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位重要作者一样，托夫勒的主要著作，没有哪一部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对托夫勒1995年的著作《创造新文明》，亚马逊网上书店至今保存着一份2002年5月发表的读者评论，十分中肯地批评托夫勒的预测缺乏“建构性”——究竟如何实现与第三次浪潮相适应的政治？另一份发表于1998年6月的读者评论，更直接批评托夫勒：“基于成问题的假设对未来加以预测”。类似地，我推测，许多中国读者会认为托夫勒在这部2006年新著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未必可信。
　　仅以这篇短文，献给愿意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的读者们，并提供一些来自行为经济学、社会理论、知识论与经济学的思想线索。2006年4月24日，初稿于杭州“密云不雨斋”，2006年5月3日二稿于夏威夷瓦胡岛阿拉莫阿娜海滩，2006年5月9日终稿于美国加州圣克利门蒂“Vagabond　Inn　Executive”。
　　

导言（1）
所有的书籍从构思到成书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正如胎儿的成长会受到母亲子宫外事件的影响一样，一部书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肯定也要受到这一时间里给作家思想产生印象的各种事件的影响。因此毫无疑问，即使是一部关于未来的书，也是其形成过程中这一简短历史时期的产物。
　　写这部书所经历的时间就是进入21世纪之前的那12年时间。任何关心世界大事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错过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东京地铁站里邪教徒的毒气杀人事件、多利羊的克隆成功、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人类染色体组的破解、为避免计算机千年虫的发生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艾滋病、“非典”等传染疾病的爆发、“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印度洋的海啸……
　　伴随这些重大新闻的还有经济和商业上的剧变——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网络产业的兴起、金融市场的暴跌和复苏、欧元的启用、飞涨的石油价格、接连不断的公司丑闻、美国财政和贸易的巨大赤字。最后，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崛起。
　　然而，尽管我们的书籍、互联网、电视，以及我们的手机在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报道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剧变，但是所有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故事——财富的历史性的转移——却被那些次重要的报道所掩盖了。我们这本书的任务就是讲述这个被遗忘的故事。
　　财富不仅仅产生于农田、工厂、办公室和机床上，而且革命性的财富也不光指金钱。现在，就连那些最迟钝的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和无数其他的国家正在向高智商的“知识”经济过渡，但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冲击力（其对人民和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大陆的冲击力）还有待于人们去感觉。过去的半个世纪仅仅是个序幕。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进入了一个无限增长、变幻无常、愈加容易接触的全球性的智囊库之中，知识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即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穿越更多的国界。结果，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将生活和工作在这种革命性的财富之中，或者受制于这种革命性财富所带来的后果。
　　今天，“革命”这个词已经被人们滥用到了如此的地步，就连什么新的饮食配方和政治###都被冠以了革命的称号，所以，这个词的主要意思已经变了味儿。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有必要阐明“革命”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
　　我们是以最广博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革命规模相比较，那些诸如股市暴跌、政权交替、新技术的引进，甚至连战争和国家的分裂都算不上是革命。
　　因此，我们书中所聚焦的革命变化有点类似于工业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有震撼力。因为成千上万个似乎毫无关联的变化同时出现，构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与之伴随的又是一种被叫做“现代化”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文明。
　　如果把财富真正看做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东西，那我们不仅要看它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要看它被创造、分配、流通、消耗、储存和投资方式上的变化。此外（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解释），财富有形或者无形的程度必须要得到改变。只有当所有这些层次上都发生变化，我们才能真正将财富称之为是具有“革命性的”。
　　今天，所有这一切真的都在发生着，并且是以一种史无前例的迅猛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我们会提供足够的实例来解释它。
　　至于本书书名中的另一个词“财富”：尽管我们几乎都生活在一种金钱的经济之中，但是我们书中所讲的财富却不仅仅指金钱，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在一种既令人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并行经济之中。在这种经济中，我们不付钱就可以实现许多需要或者想要实现的事情。正是金钱经济和非金钱经济这两种事物的结合构成了我们所称之为“财富体系”的主体。
　　将这两种互动的经济同时进行革命化处理，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强大的、史无前例的财富体系。为了深刻理解这种体系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任何财富体系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财富体系尽管十分强大，但是恕我直言，它也仅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宏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宏观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政治体系，都在不断地与其主体互动，并且彼此之间互动。这些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了一种文明或者生活方式，并且大致上可以和财富体系和谐共存。
　　　。　想看书来

导言（2）
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在这里谈论革命性财富时，我们时刻都在牢记这种财富与其他这些亚体系之间的联系。那么，将财富革命化（我们正在这样做），就是在所有这些体系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的领域中引入变化，而且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抵抗。
　　《财富的革命》正是基于这些核心思想而完成的。我们认为，这些核心思想一旦被我们领悟了，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正在迅猛发生的那些相互冲撞、似乎毫无意义的变化和冲突。
　　尽管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却把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撰写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发战略和商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上。同时，我们两个人就工业经济向高科技、知识型经济过渡这个课题，在无数的大学里做过讲座，在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做过论证，会见过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总裁，并且给世界许多国家的总统或者总理提过参考建议。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需要实际生活的基础。对于我们两人而言，我们青年时期的“实际生活”包括在几家工厂里工作过的难忘的5年。在那5年中，我们干过冲床、体验过生产线，还生产过汽车零件、飞机发动机、电灯泡、发动机零件等产品，在钢铁厂里爬过管道，两手抱过风钻机，还干过其他的体力活。制造业里最底层、最脏、最累的活儿我们都干过。我们也尝到过失业的辛酸。
　　自从我们第一部关于变化和未来的书籍《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问世以来，该书已经在大约100个国家里出版发行。这使我们有了与各行各业人士面对面接触的绝好机会：有委内瑞拉贫民窟、巴西棚户区、阿根廷贫民窟里的儿童，有墨西哥、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亿万富翁，有被囚禁在加利福尼亚监狱里的女杀人犯，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更不用说还有国王和女王了。此外，还有无以计数的金融部长和大银行家。
　　他们代表着众多的人类性格、各种宗教（以及非宗教）、各种政治思想体系、形形色色的贪婪心态，或者说是对社会的关注、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心理。种种的这些经历给经济学的抽象概念提供了真实生活的内涵。
　　当然，关于未来谁也不会确切地了解，尤其是具体在什么时候将要发生什么就更说不准了。因此，在我们的书中贯穿始终使用的词汇“将要”（比如“将要发生”）应该被看做是“很可能将要发生”或者“据我们看，将要发生”的简略表达法。这样我们就不用反复地重复那些累赘的表达法而让我们的读者昏昏欲睡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人们上下调动或者平行调换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个人尽管在书中是甲公司的总裁或者乙大学的教授，可是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可能已经调到了丙公司或者丙大学了。除此之外，读者也不应该忘记最后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所有的解释都是简单化了的。
　　此外，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还有两点值得知道的重要事实。假如没有史蒂夫·克里斯钦森来帮助我们，那么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就不只是12年了。记得这部书写完时，我询问史蒂夫能否向我推荐一个好的编辑来协助我们。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了个毛遂自荐。史蒂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在当时世界上主要新闻机构之一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做过编辑，后来在《洛杉矶时报》辛迪加任编辑和总经理。几乎在3年前就开始和我们合作的史蒂夫证明是一位一流的当家编辑。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逻辑上的严谨、智慧、热情、和善和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他的加入使得这本书的杀青阶段成为了一种享受。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最后，由于我们的独生女儿卡伦的不治之症，使我们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从而减缓了写作的速度。海蒂常年日夜24小时在卡伦的病榻前悉心照料。她不仅在同女儿的疾病做着斗争，而且也在同医院的官僚制度和医学上的滞后做着抗争。因此，她只能是间歇性地为本书做些撰写工作。即使如此，本书中的许多假设、思想和模式都是我们共同旅行、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