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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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治病——读赵健伟《教育病》
　许多人都在思考教育问题，即使从事的职业与教育并无干系，也难以规避。　
因为我们多数都扮演着家长的角色，或迟早得扮演这个角色，教育自己的孩子义不容辞，就是想推托也做不到。　
在中国当代的境况中，这无疑是项困难的工作。就算职业的教师，也不一定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大家都关心，都不遗余力，却未必做得好，甚至从开始就注定了做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　
赵健伟的新书《教育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更多从家长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宽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乃至社会教育。　
他忧心忡忡，疑虑多多，很像那位古代的杞人，对于中国教育的评价，他用了“失败”两字，也许结论做得太简单、也太绝对了。但至少家庭教育，身历其境者都有体会，确是大问题，许多家庭矛盾都是由对孩子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处理方法引发的，甚至闹到分道扬镖。　
赵健伟认为，以分数为导向的整个教育体系，忽视了道德建设、意志锤炼、自由灵魂的培育、民主理念的树立以及实用技术技能的学习等等必不可少的要素，严重压抑了孩子身心的成长，正造就出精神上残疾、社会交往能力薄弱、缺乏兴趣、求生无术而又自视甚高的一代。而正是这样一代人，将成为社会栋粱。　
他们撑得起我们正在建设的现代化大厦吗？如果现在再不重视这个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当年邓公为改革做总结，说最大的失败在教育。近些年来，不能说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没有提高，投入没有增加，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某些方面的谬误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大约十年前，赵健伟写过一本书，叫《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以一个摇滚歌手为视域来关照中国流行音乐的历程，其中已经透出他对教育的关注与疑虑，因为叛逆青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问题。　
到了这本书里，他的谈论仍是强烈与感性的，有一种摇滚的味道和力量。他寻求原因，也试图找出结论，虽然最终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近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家庭教育，并深知在当下的大环境中，想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与做法之难，一整套制度与规则像个巨大的滋场，让所有人都身不由己。　
这么一种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它是必要的吗？即使必要，边界又在哪里？　
如果说一个孩子一天用六个小时读书是正常的，十二个小时就有些荒诞了，而现在常常达十四五个小时。如果是成年人，这样的工作强度早违反了劳动法。　
但你去重点高中看看，哪所不是这样？教育法居然没有相关规定，当然更谈不上执行了。而这样的“精英教育”，是多少家长打破脑袋也想让孩子挤进去接受的。　
用赵健伟的说法，长此以往，“很可能整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让人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试图用一本书来说清这么个大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能够梳理清楚一些脉络，多少引起社会关注，让置身其间的人们认真作一下反思，也就善莫大焉。（石久）　
（　赵健伟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8月版定价元）　　
　　　　　　　　　　　　　　　　　　
　教育者的耻辱……代序
　每天，在太阳西下之后的幽暗中，一眼望去，每座楼里那星星闪烁般的灯火开始燃起。如果你闭目冥想，仿佛可以看到无数个孩子在其父母严厉的眼神中；匍匐在写字台前书写着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所谓文化知识作业；如果你再闭目冥听，父母们大声的喊叫和打骂声依稀象动物园里的狮吼一般让那些幼小的心灵颤抖不已。文化，这个原本非常优雅的词汇在其传承的过程中却时常象训兽一样残暴。然而更让人辛酸和悲哀的是，这种训兽般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孩子却没有雄狮般的威武雄壮和傲傲风骨，相反，却是一群群弱不禁风、唯唯诺诺的驯服绵羊。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中国在近几十年中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可以为我们目前所成就的现代科技及生活方式津津乐道，但在近代世界历史文化的总帐目表上，我们不尽缺乏尖端人物的杰出笔墨，而且我们似乎有越来越倒退的倾向。当“诺贝尔情结”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纪梦想时，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产生不了当代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以及大学者？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杰出人才在迈向世界的旅途中被我们自己无情地扼杀？为什么我们的应试教育只能培养出考试高手而普遍缺乏创造力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不具备？　
或许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早在十年前，一场中日青少年的野营生存较量是以中方青少年的惨败而告终的。于是高傲的日本人曾经扬言：中国的下一代人将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一阵喧嚣和叫板之后，我们似乎依然如故。那些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和每天过着“小皇帝”生活的孩子们依然在“爱”的关怀和纵恿下为所欲为。当我们太多的人只关心GDP增长的数目时，有谁想过，当若干年后一代创业者渐渐离去后，由谁来完成这一幅幅金碧辉煌的蓝图？由谁来成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宏伟大业？难道就由那些什么苦都吃不了，一碰到挫折就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的这一代娇男弱女么？因此，关于青少年整体素质教育问题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显得如此严峻。我们的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只培养成一种“单向度的人”，于是就产生了考试一百分而实际生存能力几乎为零的“新残疾一族”。普遍的缺乏责任心和坚韧的性格是这些“新残疾一族”的通病；高智商和低能儿怪胎般的成为这代人共有的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虽智商平平但只是具备了正常生存能力的人却成了这一代人的佼佼者。比如22岁就成为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张驰，这位在他母亲眼里“比较迟钝”，在他老师眼中“非常一般”的普通学生，却在其父母的精心教育下成了一个让众多人为之羡慕的佼佼者。更值得使人关注的是，张驰的父母并非是学富五车的教授学者，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豪门，而只是极其普通的贫民百姓。他们只是不懈地告诫其儿子要做个好人，要本本份份的做人，要有爱心，要善待他人，要好好读书，无论今后做什么，只要努力了，父母都会爱你。　
这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对一个普通孩子提出的普通要求，没有太多的奢求和好高骛远的远大目标，但就因为如此，一种本应如此的做人之道的以及宽松健康的成长环境恰恰成就了张驰现在的成功。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教育理念，也不需要多少财力去支撑这种培养环境，这里的一切都是所有家庭所有父母都可以为之的平常之举。但问题是就在于，如今有太多的父母在教育自己孩子的观念上有严重的认识偏差。与此同时，对孩子过渡的溺爱导致了“爱”本身的严重异化。而这种异化最终导致了是对自己孩子的亲身戕害！这是目前中国很多父母并未认识到的深刻之理。除此之外，我们整个教育环境以及社会价值理念的滑坡实际上促使了这批“新残疾一族”的加速扩展与成长。家庭与社会，当这两个作为人而无法逃离的生存环境已经联手来“戕害”我们下一代的时候，那么离悲剧的正真发生就已经不远了。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危言耸听，不信你就走入每一个家庭去看一看，去看一看那些在外面可以领导千军万马、为人师表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是如何苦不堪言的：去看一看那些每天劳顿终日而筋疲力尽的家长们回到家是如何无可奈何地成为自己孩子“三陪”的；不信你还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社会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才的？我们真正的人才为什么留不住而宁可漂泊四方？当一张证明不了任何实际能力的学历文凭可以让人对真正有能力的人才斜眼藐视的时候，那么教育本身就已经沦落为一种形式而失去它原本的真意了。　
就这样，一种对学历文凭盲目认同的社会病态导致了为了追求这种学历文凭的另一种家教病态，这两种病态的相恋导致了一批又一批怪胎的大量繁殖。我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的话，从微观来看，那种倾其所有精力和财力依然望子不成龙的现象将使众多家庭生活为此暗然失色。从宏观上来看，作为一个民族未来的青年一代，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只强调其学历文凭而不是其综合及实际能力，甚至连有些人缺乏起码的社会生存能力、彼此共存的责任心以及道德观念都漠不关注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如何在家庭教育以及全社会对下一代教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付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十年前，我写作并出版的《崔建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一书，曾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此书曾被评为1993年当时中国的十大畅销书之一。此后的一些年中，我下海经商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对很多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十年来，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时代似乎已经把人物化成了消费的机器，劳作—攒钱………消费，然后再劳作—攒钱………消费。就这样，人类原本自以为是傲的理性能力开始加速进入更年期，思维的迟钝和麻木已经被一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折腾的象痴呆一样，社会很多深层的危机已经虎视眈眈地逼近了我们的生存领地。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抽出点时间来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了，否则我们最终的命运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2003年1月22日，当我听到我儿子站在海南的蜈支洲岛边看着清澈的海水中畅游的鱼群时喃喃自语道“我多想成为一条鱼而不想做人啊”时，我突然被震惊了！在一个幼小的心灵中，为什么人的荣耀在大自然面前会如此不堪一击？我们身为父母的在总以为给孩子带来幸福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孩子究竟要的是什么？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是如此的激动？他们在物质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为什么依然对当下的生存状况不满？他们为什么经常会做出一些反叛的举动来显示一下他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对此全然不知的话，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成为他们的父母？一个没有资格做父母的人又凭什么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又有什么理由来要求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要出类拔萃？　
本书就是试图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富商豪门、成功人士还是布衣百姓，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都将逃不出本书所叙述的范围。　　
　　　　　　　　　　　　　　　　　　
　满腔怒火的仇恨
　2002年4月8日，一个叫甘言春17岁高中生因为没有穿校服而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训话。因为此事，甘言春所在班上的流动红旗被取消了。心情不畅的老师在批评完甘言春以后便把他的父亲叫到了学校。可想而知，被老师训斥的这位父亲回到家以后自然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了儿子身上。甘言春怎么也想不明白，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身为老师和身为父亲会如此怒不可揭。面对流动红旗的被取消所带来的集体荣誉的损失以及父亲责难的双重压力，这位马上就要考大学的高中生于两天后的4月10日，离家出走了，至今未归……　
就在同一天，江苏南通一位叫黄文静的16岁女孩，在《流星花园》的感召下也悄无声息地出走了。其父在事后泪流满面地对着电视机镜头说道：我们为了她能够考上一所好的高中，对她的管教太严厉了。我们没有和她好好地沟通，我们只想她如果能考上好的高中能给家里添光彩。最后这位父亲近乎哀求地说道：女儿你回来吧，爸爸一定不再说你了。或者你看到电视后一定给我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自从你出走后，你妈就病倒了。现在家里每天都笼罩在一片悲伤之中，女儿你回来吧，回来吧……此时，这位看上去两鬓发白的老父已经老泪纵横。　
2002年8月8日，一名叫郭治蓬的青海西宁市中学生，因为学习成绩滑坡遭致父母的训斥而离家出走。整天以泪洗面的父母在给媒体的一封信中写到：孩子你回来吧，我们一定会改变以往的教育方式……　
在上述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后的一个下午，一件更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在哈尔宾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一位16岁的少年许某终于忍受不了母亲长期的冷漠、训斥和打骂，在那个下午的3点左右，他似乎像大义凛然般的英雄，拿起了母亲每天为他做饭用的那把菜刀，向他的那位亲身养育他成长的母亲砍下了30多刀。砍完之后，他解下了他母亲随身携带的钥匙，打开了家里装钱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了家中唯一的500元钱，然后他约了同学去了他们平时经常去的网吧里上网。其间，他若无其事地告诉他的同学，刚才他把他的母亲给杀了。事后公安机关听许某的邻居说，许某是下午三点多一点离开家的，当时许某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衣黄裤，神情镇定自若，丝毫没有作案的迹象。　
这似乎像一部电影中的一个虚拟故事，然而它却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使我们不得不对这场家庭悲剧进行深刻地反思。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杀人者的自白吧：“两年前，我的母亲下岗了，爸爸蹬三轮车，家里的生活虽拮据，我在物质上却没有太大的奢求，但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父母间的吵架、父母的无知。我和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沟通。我的母亲永远不能理解我，有时，我的心情十分苦闷，便独自骑自行车去散心，回家晚时，妈吗不问青红皂白，轻则训斥，重则打骂。让我感到很无助。我恨死他了，我就想杀死她。”　
“因为在家里得不到温暖，一年前，我迷上了上网，开始是打电脑游戏。那时候，我把在游戏里的厮杀当成了我在现实中的生活，觉得非常刺激有趣，每次战争胜利后，我都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那种感觉舒服极了。后来我又迷上了上网聊天，可以在网上交很多很多朋友。我情愿活在网上，也不愿意在那个压抑的家中生活下去。”　
当记者问到你杀了自己母亲后不后悔时，许某从容地答到：“既然已经做了，我就不会后悔，大不了一命偿一命。”　
这就是一个少年杀人犯杀其母亲的全部动机。当然法律只会以一个生命的被害为依据来把这位杀人犯送进监狱或同样结束他的生命以便实现法律的昌明和公正。当一声枪响之后、当众多媒体幸灾乐祸般地大肆报道之后，我们似乎又在等待着下一个相同故事的发生。很多家长在读了类似的报道后都会异口同声地骂到：这个小王八蛋，这个小没良心的，怎么能这么狠心杀死自己的母亲！这种人就应该枪毙！然而人的悲哀就在于，当他的思维只被教导在一种模式中运行时，那么他永远就像一个掉在井中的猕猴，在坐井观天中呆视着头顶上仅有的一片天空。因此他从来不会去想这天外是否还有天。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位17岁的青少年之所以过早的以一个杀人犯的名义而结束了自己本应灿烂的前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于他的家庭所造成的。对此案的发生，黑龙江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委员赵任说道：目前，大多数学校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这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还有最重要的家庭教育，许某的父母中年得子，非常溺爱，同时也想严厉地管教孩子，但由于不注重教育方法，和孩子缺少沟通，导致了孩子的逆反心理，最终酿成悲剧。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的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许某与其父母的难以沟通是因为他的父母缺乏文化所致。是否有文化只意味着沟通双方能否达到一定的沟通深度，但它的前提是，如果没有沟通的基础，如果缺乏沟通最起码的平等，那么一对颇有文化的父母比一对淳朴的农村爹妈对于一个本性天然的孩子来说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当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如果偏执地以命令的方式去强加于另一个并不领情的生命时，那么这种文化就没有任何意义。数年前，在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大学里，有一对具备高文化的教授就是这样被其儿子杀死的。而这场悲剧的起因竟然仅仅是因为两千块钱：一天晚上，儿子向母亲要两千块钱。因为当时已经深夜，家里凑不到两千块钱的母亲于是对孩子说，家里的钱现在不够，等明天一早妈妈去银行取了钱后再给你。这原本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在这位儿子眼里却是意味着妈妈的拒绝。于是，顿然间怒气冲天的儿子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冲向了他的父母。就这样，两个具有教授身份的生命顷刻间化为乌有，一条生命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两条生命。然而，难道这两位教授生命的毁灭仅仅是因为这两千块钱么？全然不是，这或许是迟早的事。因为在他们的家庭中，由溺爱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教育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孩子早已对他们怀恨在心。在法庭上，这位杀人孩子是这样对法官说的：“因为我的父母到死也不知道我真正需要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得怎么科学地教育孩子，他们害了自己，也害了我，所以我杀了他们。”　
都是那么一种大义凛然的气概，都是那么一种满腔怒火的复仇心理。不管父母有文化没文化，他们的生命都毁灭在自己对孩子的溺爱之中；都消失在与自己的孩子缺乏真正理解和沟通的歧途之中。在此，我希望所有的父母，你们该清醒了！你们该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了：问题出在哪里？　　
　　　　　　　　　　　　　　　　　　
　枷锁重重与自由散漫
　有一位网名叫“满天飞翔”的高二学生在网上这样写道：　
“在外面，别人都以为我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而一定自以为豪，别人都以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优越而沾沾自喜，别人都以为我在班上的成绩名列前茅而自鸣得意，别人都以为我长相英俊而情深深雨朦朦。　
在家里，父母都以为我有这么有文化的父母而自以为豪，父母都以为我要什么有什么而沾沾自喜，父母都以为我的成绩优秀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而自鸣得意，父母都以为我如此英俊将来能取个漂亮媳妇而蓬毕生辉。　
可是你们全错了！　
我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我连一个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我没有权利，在家里我没有发言的资格，我必须要按照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未来去实现他们的蓝图。我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我甚至连我家的一条小狗都不如，晚饭后小狗只要一叫，我父母回立刻兴高采烈地带它去花园散步，出门前却板起一张十几年如一日的“酷毖”的脸命令我必须呆在家里看书写作业。　
我每次能上网都是因为他们带着小狗出去的时候才有机会，这是我唯一与世界接触的机会，这也是我唯一能与这个世界交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我的心理没有任何幸福感，尽管我物质生活应有尽有。相反，在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仇恨，我恨我的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非常喜欢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枷锁中。我本应也是生而自由的，我有我的理想，我有我的追求，我喜欢生物学，我渴望将来用各种生命来网织出一个更为丰富而幸福的生命。但是我的父母却给我套上了渴望飞翔的枷锁，他们硬要让我去上MBA，我知道，MBA是管人的学问，我真的不想去管人，我没有这个本事。更何况我从小就被我父母管怕了，我喜欢自由，喜欢飞翔在自由的天空中去领略生命的精彩。对不起，我一想到此，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流泪，我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泪不轻弹，但我的确感到很委屈，因为我根本无法与我的父母沟通，所以我只能在网上与你们这些互不相识的朋友来述说我的苦闷，你们能理解我吗？”　
我是无意中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作为一位父亲，我真的很难过。后来我总在想，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在给予下一代生命的时候，有什么权利去剥夺他们生命合理存在的方式呢？生命的色彩是各异的，人的能量有各种形式的喷发点，只要他们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德，那么任何生命都是精彩的。我们为什么要去人为的扭曲他们？因为这种人为的生命扭曲所造成的后果必将是与“仇”共舞。　
2001年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在这一天，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从国家主席###手中接过了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袁隆平获奖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他发明了水稻杂交技术，由于这种技术的发明，从而使中国的水稻产量有了十分可观的增产，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的来说其功绩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其大学毕业的表格上，其中有两项的填写让我们如今这些当教师或身为父母的人是不敢正视的：袁隆平在“爱好”一栏上填写的是“自由”，而在另一个“特长”的一栏中，这为日后的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竟填写了“散漫”两字。这两栏连起来正好是“自由散漫”。如果这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袁隆平先生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即使是按现在学校的评判标准，那么袁先生也绝不会被视为三好学生而保送读研。然而袁隆平就是袁隆平，他就是喜欢自由散漫。有人问他：“不是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比较严谨吗？”　袁先生是这样回答的：“那就很难说了，我在实验室的时候是严谨的，但是出了实验室，那就难说了。如果一个紧匝咒匝着你，那你的思想就不能解放了，影响思路啊。什么严谨不严谨，我就喜欢自由散漫、无拘无束。”　
袁隆平就是这样在自由散漫和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中完成了他那震惊世界之科学发明的。今天我们要庆贺的是，袁隆平幸亏没有象上文所提到的这样有“文化”的父母，否则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责问时，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无人来应答。　
一百棵大树离开山岗　
带着森林辽阔飞翔　
………　邹静之　
然而，我们如今每一个即将成为大树的孩子们几乎从来都是在山岗的山洞内被浇灌而生的，他们几乎从未体验过“带着森林辽阔飞翔”的心灵自由感。如今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已经把人视为了一种实现某种即定目标的读书工具。受教育者本身的主体性被严重地剥夺了。于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对灵魂的围剿和拷打。孙云晓，这位因十年前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而闻名的教育工作者，如今已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了。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研究员，其对目前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见解丝毫不亚于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的成长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　
的确，中国的很多父母活得真的太窝囊了。毫不夸张地说，自从他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他们的全部劳作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命的成长来展开的。然而在一个自谕为具有几千年教育传统的国家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更不知道如何去与一个幼小的生命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一同成长。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脱贫致富而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从上到下都没有把如何对青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真正放在眼里；我们只顾成年人的各种交易和权力争斗，而根本无视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抚慰；我们有无数个高档酒店豪华舞厅卡拉OK桑拿浴房脚底按摩，而真正为青少年准备的场所却廖廖无几；我们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幼小的时候只顾逗乐玩耍，然而到大了以后又用溺爱和专制的双重刀剑把一个个本应自由茁壮成长的生命裹成了现代的“三寸金裢”。　　
　　　　　　　　　　　　　　　　　　
　“爱心”导演出的悲剧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但愿人人都有爱的影踪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　
平凡的人最能让人感动　
这是李宗盛的《真心英雄》。这首歌之所以被广为传唱，是因为它符合了每一个生命对自我前景的快乐梦想，无论是英雄还是凡人，只要活得真真切切就足以让生命灿烂而美丽。然而，现在的孩子似乎已经没有了选择成为平凡人的可能，他们似乎从小就被刀驾在脖子上并被指定必须以英勇就义般地气概去成为哈佛、牛津或是北大、清华的英雄。如果成不了这样的英雄，仿佛一个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很多仇恨和生命就是在这样的路途中被扭曲或者消失的。然而这一切悲剧的导演者，居然都是由“爱心”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了。像本章所叙述的故事实际上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终成怨仇却血浓于水。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篇文章吧，作者是河南扶沟中学一位叫刘彦杰的高中生写给《中国青年报》的，全文如下：　
某作家说父亲和儿子前世是仇人。这话，我信，而且，毫不怀疑。　
我和他就是这样，见面就吵。他嫌我不争气，我怨他没本事。　我真很怀念小时候，那时自我意识没觉醒，傻啦吧叽的，谁的话都相信，看父亲更像仰望一座高山，崇敬之极。父亲呢，更是把全部心血都浇在儿子身上，儿子是他理想的转化与再生。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可再大些，大约七八岁吧，就不行了，我顽劣刁横的本性渐渐显露，对父亲不再惟命是从，顶嘴抬杠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气极了，抓起一根做柜子用的木棍便向我抡过来，我用手臂一挡，“咔”的一声木棍断为两半，随之，鲜血也顺着衣袖淌下来……我没动，也没哭，只是直直地站在那儿，瞪着他，他没吭声，往旁边一坐，抽烟去了。我依然站在那儿，死盯着他，直到母亲跑过来，紧紧地抱住我……　那时候，我觉得，和他是仇人。小时候做梦，和他打架，不，是和他打仗，我带一班人马，他领一支队伍，你死我活地拼杀，醒来时，却是泪流满面……　
幸好他在家的时间不长，一年到头只有俩仨月。他会做木工活儿，一开春儿，便带着锯子、斧子，拎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被子，出发了。收麦、收秋时再回来收拾庄稼。也许我真的没良心，从来不想他回来，他一回来我便要挨罚，或站，或跪，或打，最多的是罚跪，一跪一天……　
他对上学有着特别的情结。小时他上学，偷了家里两个鸡蛋去报名，竟又被奶奶赶了回来，为这事，他遗憾了几十年。所以，他便把所有希望的颜料涂在我身上，希望有一天我能照亮他的生命。　
他依旧一年年地出去，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