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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中国发现世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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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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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7）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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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8）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而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证据。马欢描述宝船从中国开航，经由满剌加到达古里的这段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航海图记下了舰队离开东南非洲的索法拉，我的关于宝船绕过好望角北上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是由那幅在日本的名为疆理图的地图提供的，并且这个证据已为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证实。他们的叙述及两块刻有铭文的碑刻也表明了在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就是马塔迪瀑布，“佛得岛”就是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唐岛。在风和洋流的推动下，中国船队一直向前。它恰好就是从印度起航的海船所必须循沿的航线，如果以中国海船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航行，后半段航程要持续40天，这正如弗拉·毛罗所说。
伟大的中国舰队已经航行了很远，进入了茫茫的未知的大洋。但我现在必须找出他们下一步航驶到哪儿去了。毛罗和达·康提的叙述认为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又进行了7天的航驶，穿过了Le oscuritade—可译为“无名群岛”或“未知地带”（darkness），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指明它们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搜寻中国船队下一部分航线的可靠证据，例如：在另外的一幅航海图中可能会对找到确定“无名群岛”的位置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如果这样一幅地图存在的话，威尼斯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制作地。
我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我说到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媜，死于1557年）的一段话，他说在1428年，葡萄牙王太子敦·佩德罗——也就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
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葡萄牙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Alamine）〔德国Germany〕，并从那里进入圣地（Holy Land）①和其他地方；取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从那里，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dragon’s tail）”；博阿·埃斯佩兰克角（the Cape of Boa Esperanc）被称作非洲（Afrike）的最前方②，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称呼。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Dom Henry）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可以发现得更远。（20）
讲到这里，我就有了清楚的证据：到1428年，好望角（博阿·埃斯佩兰克Boa Esperanc）和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将阿根廷同火地岛分开的海峡）都已经被标绘于地图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简单的说，麦哲伦海峡怎能出现在这一幅我就此简称为“1428年世界地图的地图”上呢？这可比费迪南德·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早了近一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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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9）
弗郎西斯·德·索萨·塔瓦雷斯（Francis de Souza Tavaris）告诉我：1528年，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Dom Fernando），给他看了一幅他在研究“阿尔科巴扎 （Alcobaza ，一所著名的西多会〔Cistercian〕隐修院，葡萄牙国王的传统做法是以其作为图书馆）”的过程中发现的地图。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幅地图的描述，它要比所有东印度的航海者前往好望角时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21）
这幅1428年世界航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价值非凡，因为在1421年12月，也即奥斯曼（Ottomans）围攻拜占庭（Byzantium）的时候，横越中国和香料群岛的陆路交通—从中国开始直穿中亚（centural Asia）抵达中东（the Middle East）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了。在同样气候的月份的12月6日，马木鲁克苏丹（Barsbey）在埃及篡位并将香料生意收归国有。这两次重大变故的后果是毁掉了控制香料贸易的商人，封锁了由埃及边境通向国际贸易的陆路，割断了经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到达丝绸之路西线末端的海路。由于连接红海（Red Sea）和尼罗河（Nile）的运河（竣工于10世纪）因溃坏而无法使用，所有通向东方的海陆路线现在向基督徒关闭了。这样，势必要找出一条新的通向东方的海路来。
从安东尼奥·加尔旺的描述中，我知道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标出了“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今称为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地区）并展现了绕过好望角穿过麦哲伦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在东印度尼西亚的特尔里尼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亚洲和中国的航线。它所包含的这则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并且这则信息由里斯本（Lisbon）的葡萄牙财政部郑重保管了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了出来，其他的人纷纷决定将手伸向这幅至关重要的地图，甚至甘愿受偷窃者将会被处死的处罚。（22）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拥有了一份副本（参见第十八章）。
“虽然1428年世界航海图”已经早已亡佚了，但是它的某些部分所蕴涵的信息却残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要数它标出了南美洲的那块了。一位随同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保存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的一部分，上面还有哥伦布为该图所做的题记。在1501年，奥斯曼人（Ottoman）俘获了那个海员服役的船只；他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份海图。因为哥伦布从来没有航驶到过赤道南端，所以那个海员和其他所有随同哥伦布航海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是这幅海图的始作俑者。这则信息仅能来自于1428年海图。
深知这份被俘获文献的珍贵价值，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Piri Reis）将它合进一幅地图，这就是自那个时代到今天都知名的“1513年皮里·雷斯海图”。这幅精美的海图今天能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旁的托普卡皮·塞赖博物馆（the Topkapi Serai①见到。它基于几幅不同的地图，由海军上将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虽然它的某些地方不太可信，但是地图的西南部分是在哥伦布海员所保存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则又非常精确。在参观了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并拜读了安东尼奥·加尔旺关于一幅秘密地图于1428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里的描述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现在，这将我引向另一幅海图，此图将被证明是揭开中国人航海秘密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在再现中国人的航海路线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这样一条：由于中国帆船的船体形状，他们必须在风到来之前航驶。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之后的航海路线是不难确立的，正如麦金托什上将数个世纪以后描述的那样，因为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方向。而且，在佛得角群岛 “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2海里/小时”。（23）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Caribbean）附近分成两部分：北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湾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
通过对老的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在后一章里将会更充分的论证）周围所发现海船的碎片和人工制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开，舰队司令周闻西北向穿过加勒比海朝北美洲航行，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随着庞大的船队分离开来，这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别离，而风鼓满船帆，船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他们驶入地图上没有标明海域的危险之地，舰队长官和他的部下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
皮里·雷斯地图和季风及洋流的证据很确凿了；从佛得角群岛出发的中国舰队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航驶。也许我会解开“无名群岛”之谜，“无名群岛”或许就在美洲海岸的某处地方。我以后会回来追踪周闻舰队的北向航程，但是，目前我必须沿着周满和洪保朝着“新世界”的西南方向的航迹而行。
第五章 新世界（1）
从非洲送到明朝皇宫当贡品的长颈鹿。面对一个中原地区陌生的物种，长颈鹿在朱棣的紫禁城的建筑中，被赋予了“麒麟”般祥瑞之兆。
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保和周满的舰队已经发现了现今巴西的海岸线。在他们面前，一片延伸、未知的陆地浮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
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Hoei…Shin）的和尚从距中国两万多里（8000海里）的东方的一块陆地返回①他以这块陆地上生长的树命名这块大陆为扶桑。扶桑树长出来的果子像红色的梨，它的新芽可以食用，而树皮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加上慧深这个僧人还提到这个地方不产铁器，可以猜想这种扶桑树很有可能就是只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与慧深所谈到的扶桑树的那些用途也大致相同。除了中美洲，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铁，这一点就和慧深的描述吻合。且不管慧深是否到过中美洲，仅从他的论述被不断地写进年鉴和中国的正史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深信他曾经到过那里。从那时起，不但有历史学家，还有诗人和作家一代又一代写出无数的文章来纪念慧深对这次扶桑的经历和探险。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铜，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渍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②（1）
当郑和和他的海军军官们在出航的时候，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些故事，在发现这片新大陆时，这些中国水手们都聚集在船的扶栏上向这片大陆张望：这片陆地上果真没有铁吗？真有闻名天下的扶桑树吗？毋庸质疑，他们都有些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焦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即将登陆的这片土地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肯定在奥里诺科（Orinoco）三角洲四周，因为皮瑞·雷斯地图非常精确的显示出他们所看到海岸线细小的部分。我对毛罗修士和达·康提描述的中国帆船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航行7天所到达的无名群岛的研究热情，现在高涨了起来。
在这本书就要拿去付印之前，我获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美洲印地安人的DNA和他们的疾病同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是十分一致的。简要地说来，研究涉及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发现的印地安人的一种皮肤病、巴拉圭伦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肠病、秘鲁和墨西哥的蛔虫、墨西哥的十二指长虫。从这个结论里可以推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通过航海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些证据，以及哥伦布到达之前南美洲已经有野生稻和马的证据，将会编入本书的平装本。然而目前，我将不得不继续下面的内容。
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后，中国船队大概会再次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将会载着他们沿巴西的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白角（Cabo Blanco）。我发现在皮瑞·雷斯图的南部有一些字，上面写着“葡萄牙人的无神论者（哥伦布）说到，此地白天和黑夜最短每天都只有2小时，而最长将达到22小时”。（2）因为在冬天，白天只有两个小时，最初绘制这幅图并给这幅图做题记的人肯定已经深入到南纬60°的地方了，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南面。这幅图还显示出联接南美大陆与南极洲的冰桥。
根据皮瑞·雷斯地图的题记和其中绘出的冰的位置，我可以确定图中的南美洲的最南端大约为南纬55°，而南纬55°是这些浮冰能到的最北边的极限。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我可以对此图的南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它和现代的地图作比较。研究结果立刻显示，最初的制图学家已经非常精确地画出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这条海岸线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岬、海湾、河流、入海口和港口—从北面的白角（Cabo Blanco）到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入口，与现代的地图都是很相似的。皮瑞·雷斯地图的绘制者还在陆地上画了一些动物。
正如达尔文回忆的那样，这是一片萧瑟、凄凉、风大的地方，“（这里）无人居住、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山，只适宜一些很矮的植物的生存……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故对它的了解也就很少”。（3）哥伦布不可能是这幅图的最早创作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的南面。他关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的描述，比如白天有22小时—只能来自于他所复制的1428年海图中的题记。
直到皮瑞·雷斯图绘制出了好多年后，麦哲伦才成为第一个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欧洲人。那么是谁最早提供了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信息，使它被绘在皮瑞·雷斯图上呢？而那个绘图人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呢？据我在巴塔哥尼亚的观察所知，这是一片除了动物没有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于是我便开始探寻在那幅图上所描绘的五种动物。
第一种是有非常明显的角的一种鹿，画在现在叫佩里托·莫连诺（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①的国家公园的地方。这种动物显然就是“胡埃米勒”（huemil），它是安第斯山鹿，在地图的文字中对它的头和角都做了准确的描述。在这幅地图标明有这种鹿的地方，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鹿群生活。第二种动物画在现在被称为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的一个地方，在现代的橄榄湾 （Caleta Olivia）以南150公里处。在安第斯山，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给动物拍照，随即我认出这种动物就是南美驼马，它是驼类中的一种。它们的耳朵很奇特，松松软软的。当驼马们兴奋或忧虑时，它们的耳朵就向前弯曲。安第斯山的人用红丝带来装饰驼马的耳朵，就像我们能见到的人们把马鬃编成辫子的方式一样。就外行看来，这弯曲的耳朵倒是像前倾的鹿角。很明显，后来复制这幅图的人把弯曲的耳朵误画为鹿角了。现今成群的南美驼马在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Monumento Natural Bosquse Petrificados）被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正是画在那个地方的。和安第斯山鹿一样，南美驼马是南美洲特有的一种动物。第三种是一种山地的狮子，在图上被置于今天叫列昂山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山地狮子是很普通的。以上的3种动物都精确地标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仍然能够找到这几种动物的地方，而这些都是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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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世界（2）
这幅图上还画了一种光着身体、有胡须的人，乍一看，他的头好像在他身体的中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上的人是画成低头弯腰的姿势的，以便让浓密的胡子遮住他的生殖器。我猜测，那位将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海图的内容复制于皮瑞·雷斯图的土耳其制图学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在裸露身体这一点上很保守，如果该绘图者确实这样认为的话，当他在描绘赤裸的人时，他会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幅原始的图（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的图）绘成之后很久，麦哲伦才到达了巴塔哥尼亚，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儿天气寒冷，而一些土著人在行走时都赤裸着，他们依靠火来取暖，即使是在船上，他们也同样赤裸着。于是，他命名这个地方叫“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有火的土地。（4）
剩下的最后的一种动物需要去辨认一下，这种动物在传说中出现过：一种长着狗头的人。有两条题记是用来描写这种动物的：“此地有如此形状的野兽”（5），“它有七指距（这一个单位距离相当于一只手伸开，大拇指顶端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长，但它的双眼之间只有一个指距的距离。据说这种动物很善良。”（6）皮瑞·雷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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