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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中国发现世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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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帕劳哈诺人（Paraujano）、马奎塔人（Macoita）的铁传递蛋白进行比较，这些部落是处于灭绝边缘的原始居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民族中的58％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移动缓慢的铁传递蛋白，到现在为止，它仅仅发现存在于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的中国人身上。（12）如报告中所说：“这一发现是在南美印地安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种族联系的附加证据。”周满和洪保船上的大部分船员应该出生在广东，因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它的港口—九龙、香港和澳门—在中国是最忙的，挤满了船只和卖船的人。现在看来，有可能在周满船上的广东船员里的一部分人和委内瑞拉的妇女生育有孩子。
也有中国人到过南美洲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帆船在哥伦比亚称作champan，在中国称作舢板；筏子在南美洲称作balsa，在中国称作筏子；圆木筏在巴西称作jangade，在泰米尔语中称作ziangada。直到19世纪晚期，秘鲁的一个山村里的村民仍讲汉语。（13）满山都是证据—船的残骸，血型，建筑，绘画，风俗习惯，语言学，服饰，技术，人工制品，染料，植物和动物在中国和南美洲之间的迁移—到处都是中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太平洋海岸一带以及内陆的影响。它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和深，人们几乎可以称那个时代的南美大陆为“中国美洲”。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到过墨西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当我负责英国皇家海军鲸号时，我带它穿过南中国海和菲律宾群岛到达苏比克（Subic）海湾，那儿有着许多装有金银财宝的中国船只沉在海底的传说。我用我的声波定位仪来寻找它们，但可惜的是没有收获。然后我发现在1993年6月9日，一个采珠人在潘达南（Pandanan）—菲律宾西南部的一个小岛—西南的珊瑚湾（Coral Bay，在罗茨地图中标了出来）发现过一艘中国舢板的残骸。船骸已结上一层附着物（附着在水下船底或柱石上的贝属动物）外壳，但是由柚木制成的船体的大部分仍保持完好。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部的负责人埃欧塞比奥·第尚（Eusebio Dizon）博士的指导下，船骸在1995年的春天被挖掘出来，4722件人工制品被带到水面上。这些人工制品鲜明地勾勒出中国、东南亚和美洲之间的贸易状况。
船体的木头部分经碳14测定，可以确定为公元1410年，和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处于同一时期。两艘船的长度和使用的梁相同，船有大约97英尺长、26英尺宽，两艘船的控制器都明显的有铁的机件—在潘达南的那些已经在海床上拍摄下来，在萨卡拉门托的则使用磁力计进行了测量，两艘船都装有平常的且是外来的货物。潘达南船装有几百万颗小玻璃珠子，这般大小的珠子常被中国人用作性辅助工具，这一做法马欢和尼科洛·达·康提在关于东南亚的记载中均已提及（参见第三章），其中做法在今天的菲律宾仍然存在。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带着几百万的黑色小种子，其中有些经过临时分析，被认为是仅产于中国东南部的罂粟。如果这一分析可信的话，说明中国人可能进行药品交易。在潘达南发现的舢板也带有“梅塔特斯”（metates—用来磨碎玉米的杵，—这种东西是南美洲独有的，还有看来好像是乔卢拉器皿的容器，乔卢拉器皿是一种产于墨西哥的蛋壳陶。在沉没之前，这艘舢板已在整个东南亚进行了贸易，因为它的货舱里有出自8个不同国家的瓷器，包括越南产的精美瓷器和中国景德镇名窑烧制出的青花瓷器。将这些美丽的瓷片进行修复，可以看出是普通的日用物品，如粘土烧制成的蒸煮罐和盛米、大豆和种子的瓷瓶。还有3个东山（Dongson，今越南）产的青铜鼓和一根青铜刻度秤，那也许是中国水钟—漏壶的补充装置。
在发掘出的4722件物品中，大约有一千件目前仍待鉴别。一旦它们得到鉴别之后，就可以推想这艘帆船当时的航线。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它是顺着北赤道洋流从中美洲返回（和周满当时的航线相同），在潘达南沉没，可能是突然遭遇了暴风雪。由此可见它的毁坏日期一定在1423年9月初，此时接近西南季风的尾声，这段时间有着难以预测的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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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5）
揭示出15世纪早期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航行的证据是非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的，而我所获悉的资料的内涵现在也开始为我所理解。似乎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人不仅和美洲人进行交易，而且在从加利福利亚到秘鲁一带建立了聚居区。他们在欧洲人之前很久就探索了美洲大陆，且看来非常顺利地在东非和澳大利亚以及越过太平洋在美洲建立了聚居区。如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历史将要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修正，但是一个退役的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将成为开始这一进程的人，这看起来似乎过于冒昧了。虽然我对我已经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具有信心，但是想到学术圈中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我就会在夜里噩梦连连。我断定，从学术界去寻找确定的证据势在必行，因为，虽然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在慷慨地帮助我，但我可以想象一些著名的历史教授对一个他们用一生的心血去研究和教学的课题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解释的反应。
虽然所有的中文文献都被毁坏了，但我确信必有像《武备志》和马欢的日记一样的某种材料被遗漏了，保存在某处；官方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毁坏每种记载、每封信、航程中记载发现事物的每一处记录；一本私人的论文集或是说明，或许它们在某处保存了下来。
我去的第一处是南京的郑和博物馆。郑和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心，那里过去是围着郑和府邸的私人花园，建筑呈明代早期风格，由竹林、点缀着花儿的如茵绿草环绕着。主要的展览命名为“郑和航海中的历史文物和物品展览会”。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文物是36英尺高的方向舵支柱。根据传统的轮船设计标准，一艘装有如此巨大的方向舵的船大约有四百英尺长。我在该博物馆发现的最能够引起我的兴趣的物品是郑和的钟，它与在路阿普可海滩发现的非常相似，还有极不寻常的脚爪形锚，和那些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也非常相像。
这些发现物，虽然有趣，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后我写信给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大学中研究中国或是亚洲的系里的教授，他们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世界闻名；写信给牛津和剑桥的有关教授，给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图书馆里的图书管理员们，询问他们的收藏中是否包括不为外界所知的明朝早期书籍。
在大量友好但否定的答复之后，我最终还是很幸运。英国剑桥大学东亚收藏室的馆员查尔斯·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告知我有一本世间惟一的书：《异域图志》—对于陌生国家的有插图的记录—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中国人所知的人们和地方的汇编。这本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因此作者当然是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相信是明朝皇子宁献王朱权所写，印刷于1430年前后大约一年内。它是19世纪晚期魏德教授捐给剑桥大学的珍藏品的一部分，魏德教授在中国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第一位教授。剑桥的本子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哀尔默教授和其他博学的汉学家绝对相信这本书的出处和真实性。
我匆忙赶到剑桥。虽然这本书本身已是非常残破，但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已经安排人将它拍摄成缩微胶片，使它的98页纸张上的内容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书中有中世纪中国的大约八千个人物和132幅由不同画家所绘的插图，有的非常传神，有限的几笔就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神态。书中有植物、动物和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对1430年的世界和世界上人物的认知的非常简练和有说服力的例证——因此该书有此书名。中国人仅将他们所发现的奇异的事物合并起来，因此书中很少有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插图中突出地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有到麦加（Mecca）朝圣的身着长袍的穆斯林；印度教的三位一体神：有着4条手臂的世界创造者和最高主宰梵天（Lord Brahma）、宇宙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毗湿奴神①、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②；加那希（Ganesh），象神；一幅极其生动的群猴围绕着猴神跳舞的图，是印度猴神；佛祖被绘成在圣树下沉思并朝着圣山朝拜。画家把印度锡克教徒画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威尼斯人戴着与众不同的帽子，穿着长靴和飘扬的斗篷，但是所有这一切中最逼真的是动物：一匹喂得很好的斑马，有着多脂的、滚圆的腹部；非洲大象和狮子；印度孔雀和老虎，所有这些都以精湛的技术用简练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有东南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鹿的图画，画中还有使用不同的武器—蒙古人使用的双头弓和西亚人使用的长弓在追捕它们的猎人。还有仅生长在美洲的生物的图片：羊驼，一只在地面上慢走寻找蚂蚁的犰狳③，一只腹部松弛的美洲虎，抽古柯④的人，裸露着身体的巴塔哥尼亚的人，长着狗头的磨齿兽（mylodon），“是在距中国西边两年零九个月的路程处发现的”。（14）
有两件事物使我特别惊讶。第一件是重点放在来自遥远北方的人们身上。有戴着用毛皮做成的头巾拿着鱼叉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和一大群跳舞的哥萨克人（Cossack）。在那时，莫斯科（Moscow）是俄国（Russia）最主要的公国，但是它还没有开始越过亚洲向东方扩张它的领土。可以想象，中国人在阿留申群岛上看见了爱斯基摩人，但是没有看到哥萨克人。虽然没有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俄国（Muscovy）探险的那个时代的任何记录，然而不知何故中国人已经到达某个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港口，这是目前只得搁置一边的另一个神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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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美洲的定居点（6）
第二个令人惊奇的方面是，对澳大利亚的关注是多么地少；我仅仅可以推测那是因为到了1430年，澳大利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到15世纪为止，已经有很多对帆船船队从中国航行到澳大利亚的描述，每艘船都载有好几百人去。总而言之，“焦侥国（Chui Hiao）的广阔南疆”的北海岸被描述成距中国30000里（大约12000英里），且位于南部温和地区，那儿的季节和北半球的完全相反。（15）该地居住着一种矮小（身高仅1米）的黑人，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罗曼·B·汀代尔（Norman B。 Tyndale）将其识别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北昆士兰州凯恩斯（Cairns）的山区。（16）
2002年3月，我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做的报告被澳大利亚现场直播，然后电视局9频道邀请我参加一个现场访谈，众多的澳大利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访谈。郑和船队已经到过澳大利亚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争议，随之，我被持同样观点的几本书所提及。如果我的理论似乎要被澳大利亚广泛接受，那么这一理论在中国是正确的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友好地向我介绍了南京魏教授的###。魏教授毕生的成果是对郑和航海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船队发现美洲的研究。他原打算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对美洲的发现》，但是，他不幸地去世了。虽然魏教授的著作现在才要译成英文（或是在中国出版），但是此书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的书中所提到的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惊讶。
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美洲和欧洲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极力说服世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航行到了美洲了吗？我决定去弄清真相。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有一千多本书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航行到了美洲，这类著作甚至已经被总结成一个两卷的书目。（17）就像乔治·弗·卡特（George F。 Carter）教授（他是研究美洲母鸡的专家，写有几本关于早期中国人的航海方面比较权威的书）所说：“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印地安人文明中的影响，有非常多且深入的证据，这打动了广大的汉学家和亚洲艺术史家。表面上看来，研究美国问题的人不知道中国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中不仅提出中国人发现了美洲而且提到中国人已经在美洲定居了。”（18）卡特教授的用词老练之极，就像他所暗示的，可能那些学者不知道这个证据；可能他们选择忽略它，大概因为它与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相矛盾，而有相当多的职业以那些知识为基础。具有相当开阔思维的学者们将会再次审视这一史实。
当谈及发现这些“新世界”的年代和是谁最先探索并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问题时，中国人在1421～1423年间实际上已探索了整个世界这一论题，也许这会成为与传统看法分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在天文导航术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也使我能够去发现进一步的证据，除非他是一个天文学家，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要承受多重的打击，我自信这一论点可以经受得住考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我将注意力转向周闻将军和他所率领的船队。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1）
豪华而精美的明朝青花瓷碗，碗底绘有凤凰和麒麟各一只，该碗是从菲律宾潘达南岛的沉船中打捞出来的。
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0月），当洪保和周满的舰队由加勒比海的出口向西南，朝南美洲海岸航行时，他们已经偏离了周闻率领的旗舰，而后者正沿着赤道洋流的北支向西北航行。我已经知道这个舰队后来想必抵达了与北京同一纬度的亚述尔群岛，因为早在欧洲人发现之前，亚述尔群岛已经出现在《疆理图》上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探究周闻在两次登陆期间是从何处航行的。
当周闻的旗舰抵达佛得角群岛的时候，他已经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他想必知道了神奇的扶桑之地就在他的西面。在伟大的地图学家朱思本时代（公元1273～1337年），中国已经对太平洋大西洋之间的距离做出了准确的估计，但是扶桑会在西面多远的地方？这取决于周闻对已经航行的距离的估计。疆理图显示，由于洋流的影响，这个中国舰队对他们航行的非洲“突出部分”少估计了2000英里。当他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Santo Ant媜）抛锚的时候，周闻可能猜想扶桑可能在西面4000英里开外，而不是2000英里，但是这一距离仍然在舰队航程的范围之内，途中无须补充供给。
在赤道以北，大西洋是一个椭圆型风和洋流系统终年日复一日地依顺时针方向旋转。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告诉航海者如何利用这些风和洋流：“从马得拉群岛航行，最好的航线是，从佛得角海域西面，在看得见群岛的距离上航行……再从佛得角取直线（向加勒比海航行）……然后……赤道以北的洋流和赤道以南的洋流汇聚，形成一个宽阔的洋流带向西流，平均速度达两海里/小时。”（1）他们带着水手从佛得角群岛向西驶向加勒比海，然后向西北，朝佛罗里达行驶，在洋流迫使其朝向顺时针之前北上美洲海岸，在那里洋流变成墨西哥暖流，载着水手穿越大西洋带向葡萄牙以西1000英里的亚述尔群岛。然后向南转弯，再回到佛得角群岛。已配备足够供给的船长可以扬帆离岛并在暂停行程里无所事事。倘若他的船不被风暴倾覆，他的航程会在他起航的地方最终停下来。这种事在北大西洋常常发生。
从佛得角西行的洋流在迫近与多米尼加群岛同纬度的加勒比海的时候，达到它的高潮。结果导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第二次远航的哥伦布、16世纪初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罗德里奥·德·巴斯梯达（Rodrigo de Bastida）和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以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舰队—都曾经通过多米尼加和瓜德鲁普之间的通道进入加勒比海。如果获得了水果和饮用水的补给，这些中国人可能在10月从佛得角群岛出发并应该在11月初进入了加勒比海。我相信这事有80％的可能性。
周闻将军的舰队穿过加勒比海的航行轨迹应该合乎逻辑地与哥伦布的航线完全相同，因为风和潮汐从那一天到现在都是保持不变的。中国人发现了什么，哥伦布在70年后就应该是重新发现了什么。通过考察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笔记，我应该能够重构哥伦布最可能的航行线路。如果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穿过北大西洋的航线上发现了任何群岛或陆地，我料想这些发现会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在海图上记录下来。正如我已经对南美和澳洲所做的，我现在开始查找一个海图，就像皮瑞·雷斯和让·罗茨地图的出现一样，描述欧洲人未曾发现的大陆。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弗拉·毛罗的基地，为葡萄牙政府工作的威尼斯地图学家领导着西方的地图制造业。如我所料，威尼斯人和卡塔兰（Catalan）地图（加泰罗尼亚为阿拉贡〔Aragon〕王国的一部分；而加泰罗尼亚人都是可畏的航海家）绘制于1423年以前，但是地图就西大西洋部分没有透露任何新东西。而成图于1424年并署有威尼斯地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名字的另一幅地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匹兹加诺海图大约在70年以前被重新发现并于1950年代初被卖给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士·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它的出处和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优秀的历史学家写的好几本书都谈到了它。
1424年的这张海图是地理学史上具有极重要价值的文献。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它是托马斯菲利普先生在19世纪前75年来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中珍贵的（即使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一海图的重要性蕴涵于这样一个我们以前全不知道的事实：它第一次标示了大西洋西部被称为 Saya； Satanazes； Antilia 和Ymana的四个岛屿。有很多好的例证足资以做结论：Antilia 四个岛屿在1424年海图中第一次被标示应该可以看作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地图学的标示。（2）
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我对这个海图做了细致的研究。（参见引言）它与同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它不是像早先的海图那样以地中海为中心，而是穿过大西洋，向西眺望两个大岛屿，到那时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Antilia 和 Satanazes 被描绘出来。另两个较小的岛屿也得到标示：Saya，一个在Satanazes 岛以南的岛屿和Antilia岛以北球形的Ymana岛。同时代的其他记录将这些岛屿放在加那利群岛以西“700大里格”的地方。（3）它们本该把这些岛屿放到巴哈马附近，但是那里没有描绘大的岛屿。这些岛是虚构的吗？其他的海图绘制者清楚地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这些群岛后来被标示在至少19张15世纪的地图和两个地球仪上，所有这些都在哥伦布远航前被绘制成了。（参见第十七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的地图学家们将这些岛画得越来越靠向西南，直到荷属安德列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才停住。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2）
航海图上的葡萄牙语名词使我认为它们是葡萄牙地图学家的原创。而皮瑞·雷斯和让·罗茨 航海图上也以葡萄牙语标示地名，但是他们应该不会是南极洲、巴塔哥尼亚或大洋洲的发现者。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所藏中的葡文记录毫不含糊地说，航海家亨利在接到一份相同且稍后的航海图（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了1428年的世界地图）以后，派遣轻快帆船去探寻 Antilia 岛。（4）还有，1424年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如此精确地勘测这些岛屿—因为在当时地图学的 Antilia 还是个令人惊讶的事物。我认为那只能是中国人。但是我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这是一问题。我又一次发现揭开这一谜底的最好途径是走地图学家们曾经走过的路。当我们在海军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巴伦支海拍摄军事设施以消磨时间。我们的部分训练科目是潜望摄影和在相近海拔构建航海图的模糊技术。当我站在一艘中世纪的船的甲板上，与绘制匹兹加诺海图的地图学家大致相同高度上工作。
当周闻的船队迫近加勒比海的时候，他们可能警惕地迟疑了两天以简短地观察陆地。云、风、天气和海鸟的类型都会变化，最后，在群岛变得清晰前的几个小时，全体船员可能开始去试探潮湿植物的柔软轻薄的气息。由于哥伦布是在一个星期天进入多米尼加海峡（Dominica Passage）的，因此他便把海峡南方的岛屿以西班牙语中的“主日”（dominigo）命名；而按照他的旗舰的名字玛丽·格兰特（Marie·Galante）的名字为以北的岛命名为玛丽·格兰特岛。他首次登上玛丽·格兰特岛却所获寥寥。被洋流向北推移，次日在一个岛登陆。他将那个岛命名为瓜德鲁普（Guadeloupe）以纪念他访问过的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 的同名的修道院。如果那些修士知道这事，肯定会反对他选择这个名字来命名，因为岛上的原住民是加勒比的食人部落。记录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编年史家切昂卡（Chanca）博士，记载哥伦布的船员踏过柔软的沙滩，进入可可树林。在那里他们发现“约三十所房子，以枝条和大苇草编织在一起的木料或杆子建成，遮以棕榈叶，像是方形的乡下小屋……他们用西葫芦做菜……还有，哦！好恐怖！用颅骨来做饮水的容器”。（5）只有妇女留在村子里；当地男人看到哥伦布的船队开过来，都惊恐地逃到山上去了。
死尸把哥伦布的人吓呆了。“肢解的尸体挂在房子里好像是用作储备食物的；一个年轻人的头刚刚从还在流血的死尸上砍下来，而这个尸体的其他部分正在和美味的鹅肉和鹦鹉肉一起在火上烧烤。”（6）当地人用的箭头是用人骨做的。同时：
当他们袭击邻近岛屿时，尽可能多地抢女人，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用她们做情妇—他们吃她们为他们所生的孩子—那些幸存下来的敌方的男性被带到他们的房子，用来制作人肉宴会。而那些被杀死的人则立刻被吃掉。他们说男人肉是多么好吃，世界上没有什么像男人肉这么美味……在一所房子里我们发现一个男人的脖子在锅里被煎熬。当他们抓住任何男孩俘虏时，他们都将他们阉割了，役使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然后当他们将要举办宴会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杀死吃掉，因为他们说男孩和女人的肉好吃。这些人中有3个男孩溜到我们这边来，所以被杀。（7）
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提到，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阉割男孩和年青的奴隶，喂肥他们就像阉公鸡一样”。（8）
在15世纪的人看来，哥伦布遇到的食人者轻易被看作是魔鬼干的事情。这可以说明撒旦一名—撒旦之岛的来历吗？这是中国人所发现的地方吗？瓜德鲁普就是出现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撒旦之岛吗？如果是这样，像70年后的哥伦布一样，中国人想必也从东南方向乘盛行风和洋流靠近过该岛。
我将注意力转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位于撒旦岛东南的Saya 岛。我可以生动地想象中国人靠近该岛时的景象，因为我指挥皇家海军鲸号（HMS Rorqual）潜艇在加勒比海呆过一段时间，我游览并拍摄了很多岛屿。多数情况下，那些山看上去是黑色的，被绿色的丛林环绕。暴雨说来就来，铺天盖地。海鸟常常在大雨到来之前飞翔环聚，尖叫声预示着雨的来临。
我一参考现代地图就看到匹兹加诺地图上的Saya岛与勒桑特斯（Les Saintes）诸岛相对应。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形状且位于与瓜德鲁普相联系的同一位置，正如Saya岛相对于Satanaze 一样。我认为Saya岛确实就是勒桑特斯诸岛，而Satanaze岛就是瓜德鲁普岛。基于我对他们航程和速度的结论，我认为中国人曾经于1421年11月到过该岛。如果考虑勒桑特斯群岛的最高峰（大约一千英尺）和站在中国船甲板上的水手的视线高度。我估计他们在多米尼加海峡时就从25英里开外看到了这个岛。从那个位置，他们应该也看到了在他们以北10英里的玛丽·格兰特高地岛和他们以南10英里的多米尼加山地，但是它们均未出现在航海图上。我的明显的推论认为他们是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通过多米尼加海峡的。当我查阅记录，我发现那月的新月是在1421年11月25日。所以我以为他们可能在1421年11月26日大约凌晨从东南方向靠近勒桑特斯群岛。
第十一章 撒旦之岛（3）
勒桑特斯（Les Saintes） 群岛是由两个大岛巴斯岛（Terre de Basse）①和奥岛（Terre de Haut）②和3个较小的岛：南部的拉科谢（La Coche）和大岛（Grand Ilet），北部的卡布里（Ilet a Cabrit）组成。两个大岛远高于三个小岛，如果从东南方向靠近，较低的大岛（Grand Ilet）和拉科谢（La Coche）在背景衬托下显得很高，像一块大的陆地。从它南面的海岸看上去像一个大岛，正如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所画的那样。知道了他们观察岛屿的高度—一艘货船甲板的高度——我就可以在Saya 岛在航海图上的位置2英里内做一个估算。
中国人从这个方位别的还看到了什么？70年后哥伦布在同一个点上所看到：“黎明揭开一幅最浪漫的图景。一个火山山峰高高耸立，瀑布沿着山坡飞流直下，如水从天降。色彩艳丽的鹦鹉喧闹地飞翔，其他美丽的热带鸟在岛屿间飞来飞去，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9）所谓“火山山峰”是指瓜德鲁普岛上的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 在西北18英里的地方。拉苏富里耶勒在内陆，它的山峰常常被云彩和雨覆盖，7条河从它的东坡流下来，其中最壮观的是120米的卡鲁克拉（Karukera）瀑布。中国船队很可能在海上停留了至少3个星期。我相信他们不会浪费汲取饮用水的机会。他们想必改变航向而朝瀑布驶去了。
我转而注意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地名Con和Ymana。我起初试图请教一位纵横字谜专家来解决这些名词的谜团，他将Con构拟为贝壳（shell）、圆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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